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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我國古代劃分行政區域時，往往會掌握“山川形便”的原則，就是按照山脈、河流等自然地理特征劃分出來的地理區域，再進行行政區域的劃分，這樣一來能夠使行政區域與地理區域一致，有利于經濟和社會發展。這一點在我國很多省、市的某段分界線上都有明確體現，比如江西、山西、陜西等省的部分省界，都是又山脈中脊線、河流為分界線。其中又以山西省最為明顯，在其南部、西部是以黃河與河南、陜西為界，在東部是以太行山脈與河北省為界。  陜西北部、西北并沒有按照“山川形便”的原則 說到陜西省，它除了與山西省以黃河為東界、與四川省以大巴山為南界、與甘肅省以六盤山為西界之外，其西北界、北界如果按照“山川形便”的原則，就應該一直到達黃河形成的大“幾”字之內，也就是包含了歷史上的河套地區，隔黃河與內蒙古自治區為界。但是事實上陜西省與內蒙古自治區的界線卻是在黃河大拐彎的東北角向西南的走向，省界和黃河之間就是鄂爾多斯高原、鄂爾多斯市。  陜西與內蒙古省界， 并且如果再細看的話，兩省邊界雖然走向和明長城相同，但是省界和明長城并不重合，而是由長城向北方延伸了一段距離。 那么為何陜西北部的省界沒有沿用“山川形便”的原則以黃河為界，也沒有以與現省界走向相同的明長城為界，卻是選擇了離長城和黃河說遠不遠、說近不近的地方當作省界呢？其實這個問題要分成兩部分來說。 一、為何不以黃河為省界如果逆著時間向前追溯，我國秦、兩漢、隋唐等大一統王朝都曾經擁有過河套地區，其北部邊境線一般在陰山一線，所以在秦、兩漢、隋等朝代，甚至還把河套（包括前套、后套）設置成為一個整體的行政區域，為九原郡、朔方郡、五原郡。 到了對現在省級行政界線影響最大的明朝，在朱元璋時期，其北方的邊境線也是在陰山一線，并且為了防范北元勢力的再次崛起和進犯，明朝在今天的長城以北地區相繼設立了東勝衛、大寧衛、開平衛等衛所，構成了相對完整的防御體系。但是好景不長，朱棣發動靖難之役時，為了防范背后的心腹之患，先是綁架了寧王放棄了大寧衛，又內遷了東勝衛，明朝北部的防御體系已經被打破和瓦解。 由于沒有了衛所的防御，北元勢力也趁機不斷在河套一帶南侵，明朝則是步步退縮。到了明憲宗朱見深的成化九年（1473年），余子俊擔任延綏巡撫，興建起了東起黃甫川、西抵鹽場堡的長約一千二百余里的長城，共建城堡三十四座，屯兵以守。這是陜西北部明長城的開端，也是明朝憑借長城防范北元等游牧民族入侵的開始。對于余子俊的貢獻，史稱“盡心邊計，數世賴之”。  明朝延綏鎮的長城  明朝前后兩個時期的區別 為何余子俊要選擇在這一線修筑起長城呢？這既是當時形勢的選擇，又是人們多年在那里生活、生存習慣的選擇。在今天看來，用科學的術語來說，明長城在陜西北部一段是恰巧建設在了我國400毫米等降水量線上，這一線是我國半濕潤與半干旱區分界線。在古代則是游牧、農耕兩大文明的自然分界線。  400毫米等降水量線 由這一界線向北、向西北，是草原及荒漠地帶，適宜游牧，而向南、向東南則是黃土高原，適宜農耕。這一線就天然的分界線，即使是中原王朝在強盛時期能夠攻占下來，但在國力衰弱的時候，也無法守住。所以，明長城建在那一線是當時明王朝最科學、最現實和最無奈的選擇。 當然，因為有了這樣的選擇，陜西的北界注定就無法到達黃河邊上，所以在清朝時陜西和內蒙的邊界就以明長城為界。 二、今天陜西和內蒙的省界為何沒以明長城為界，反而是明長城向北擴展一定距離的位置？就像上面所說的，在清朝的時候，陜西和內蒙的確是以明長城為界的，但是后來出現了一點小小的變故，使得從民國時候開始，兩者的界線就不能以長城為界了，一直到今天。  明朝長城 造成這個情況的原因就是清朝時“禁留地”制度。 明朝結束以后，清朝為了避免河套地區的蒙族像明朝的時候那樣，不時向南入侵掠奪物資，就想到了采取了“隔離政策”，即在沿明長城以北的鄂爾多斯地方，東從府谷黃河岸邊墻頭的紫城砦，向西經神木、榆林、橫山、靖邊、定邊與寧夏的花馬池交界處長一千七百多里的地帶，劃出寬五十里范圍，由清皇室掌管，蒙、漢民人均不得入內耕種、放牧或滯留其間,即為“禁留地”。這些禁留地也就是今天陜西省界并沒有以明長城為界的基礎。  清朝陜西北部 康熙三十六年（1697年）二月，康熙親征噶爾丹時，在沿明長城西行時，對長城之外經過五十多年休耕的“禁留地”內草木茂盛、土地肥沃的情景極為驚嘆，而長城內的陜北沿邊六縣內卻因為長期經歷戰亂、災荒等原因土壤貧瘠、難事耕耘、人多穴居，在沿途官員的請求下，康熙在征剿噶爾丹回京后，允許百姓出口種田。 陜北沿邊六縣的官員在接到這個命令后，積極組織所屬貧困民眾到禁留地進行墾殖，并且附近晉西北的偏關、河曲、保德等各縣也被獲進入“禁留地”，所以山西、陜西兩地貧苦百姓紛紛到長城關口之外耕種，人越來越多，這就是后世所稱的“走西口”。  清朝的陜西北部 清廷雖然允許漢民在規定的界限內耕種，但不準他們長期居住，更不準他們與蒙人結婚生子，出邊的人必須持有印票，每年春出秋歸被稱為“雁行”，出邊的農民在開墾地邊暫時搭棚伙聚盤居,稱為“伙盤”。 到康熙朝末年出邊耕種的漢人越來越多，漢蒙糾紛以及漢人越界耕種之事也越來越多。后來雖然在康熙、雍正、乾隆等朝分別采取不同的措施進行規范，甚至采取課以重稅進行約束，但還是抵擋不住農耕民族對土地的熱愛，內陸漢民耕種土地面積更大，而蒙古游牧地越來越窄。后來隨著鴉片戰爭的爆發，清朝國門洞開，清政府忙于應付外敵，無力顧及內陸流民進入蒙地開墾種植。 此外隨著戰事頻繁，清政府財政開支加大，對蒙古王公的剝削也日益加重。蒙古王公生活日益窘迫，為解決財政虧空，他們對漢民越界耕種也采取默許態度，以收取租銀，到清末放墾蒙地時沿邊各縣漢民已遠遠超過50里界限，深入到蒙旗腹地。這些涌入的農民與蒙古族雜居相處，經過二百多年的經營，已經把沿邊一帶有些地方開發成肥沃的良田。  1939年時候的陜西省與綏遠交界處 其實自清初開禁以來，雖然有著多年的開墾耕種，但禁留地卻一直沒有明確的界限劃分，或者即使規定了界址的大體走向，也缺乏明確的可以恒久的標示物。沿邊各縣和蒙旗王公札薩克都有對土地的管轄權和征稅權，就出現了“一旗之地有歸兩省縣管理者，又有一省四縣管理者”的紛爭。 民國六年（1917年）十月，蔡成勛任綏遠都統時發現了禁留地的的重要性，在民國二年向國務會議提出，應依據清代鄂爾多斯與陜西省以邊墻為界的標準，把越過長城的陜西省所設立的禁留地內的村莊歸綏遠管轄。但是陜西沿邊各地農民堅決反對。  1948年兩地交界處 如果從歷史和實際歸屬的角度來看，這一地區的確應該屬于鄂爾多斯各旗，或者是劃歸綏遠特別行政區，但是由于這一地區長期被漢民開墾耕種，并且由陜北各縣代為管理，所以在事實上和從表面上看，這一地區又應該屬于陜西方面管轄，這也成為后來長城之外土地被劃到陜西方面的一個重要理由。 由于時局不穩和日軍的大舉入侵，蔡成勛提出的劃界問題被無限期地拖了下去，在整個民國時間，陜西北部的省界并沒有最終確定下來，紛爭一直不斷，直到新中國成立之后，內蒙古自治區建立，將沿邊大部分土地劃歸陜西。但最終確定兩地的邊界已經到了2001年。 2008年兩地交界處 您了解的情況是這樣嗎，歡迎在文章底部討論。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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