嚴黨的忠與奸

《大明王朝1566》作為國產歷史正劇巔峰之作，從改稻為桑入手，描繪了大明王朝中期以后，圍繞著帝國存續而產生的財政矛盾：

隨著中國古代經濟中心在北宋時期完成南移之后，華夏帝國的財政收入對東南各省的依賴程度越來越深。與此同時，華夏帝國為了維護北方的統治與中原的安定又不得不投入大量的人力物力財力。

因此才有了劇中第一幕將浙江作為大明王朝的經濟特區進行經濟試點改革的事情。

經濟改革并不是一朝一夕就能完成，可以說是百年大計甚至是千年大計也不為過。但是大明卻等不來：南邊平定倭寇需要銀子，北邊防御韃靼人需要銀子，大明的皇室以及附屬于皇室的王爺要花銀子，大明的官員和軍隊要花銀子。

這么多要花銀子的地方，肯定是等不來百年大計的。因此，為朝廷增加稅收就成為了大明王朝考核官員的首要目標。要增加稅收，就要搞活經濟，因此就有了改稻為桑的政策，畢竟農業生產的生產力極限是比不上種經濟作物的。

改稻為桑已就緒的劇情發展卻成為了本劇的一個瑕疵，那就是為朝廷籌措銀子的嚴黨到底是忠還是奸呢？因為劇中大量的權謀以及帝王之術，更是讓嚴黨的忠與奸難以分辨。

在之前的文章《大明官員的幾種面相》中，分析了楊金水執掌的織造局是大明三桶油，作為大明天字號第一央企的織造局的目的就是為嘉靖皇帝找銀子。

如果織造局直接參與絲綢的具體生產又需要投入大量的成本，因此最好的辦法就是織造局把一部分業務承包出去，具體的生產由外包商來做具體的生產，織造局靠著資質來賺銀子。既解決了織造局經費、朝廷的銀子，同時又增加了就業崗位，盤活了浙江的民營企業，其樂融融，何樂而不為呢。

俗話說，食君俸祿便要替君分憂。朝廷要在浙江搞經濟改革的試點，那么作為地方官的嚴黨成員鄭泌昌、何茂才就必須無條件地配合。

按照大明朝的政治排序，嚴嵩雖然貴為大明朝的三把手，但是實際上他只是嘉靖董事會雇傭的一個職業經理人而已。職業經理人最大的作用就是主人的工具，幫助主人解決問題的工具。

甚至與其說是職業經理人，不如說嚴嵩是嘉靖皇帝的職業工具人。鄭泌昌、何茂才作為嚴嵩、嚴世蕃父子門下的二級職業工具人，自主權進一步削弱，不僅要討好嚴氏父子，更要執行好朝廷的政策，不然惹得龍顏大怒，后果是不堪設想的。

《大明王朝1566》中，劉和平老師把嘉靖皇帝描繪成一位帝王權術極深的人，人在深宮但是卻能把控住大明的政治動向。同時陳寶國老師高明的演技加持下，直接給了觀眾一種不怒自威的感覺。嘉靖的角色塑造的很成功，卻給了觀眾一種媚上的心態：無論嘉靖皇帝是對是錯，按照他的意思辦事準沒錯。

嘉靖皇帝為了自己的享受，要增加稅收，增加稅收的方式就是在浙江搞改稻為桑。為了推進改稻為桑只能是犧牲百姓利益。還好在全大明糊涂之時，有一位明白人能挺身而出，這就是海瑞。

其實像胡宗憲這樣的能臣也不是做不到按照嘉靖皇帝的意思辦事的同時也不至于把浙江這樣的賦稅大省給逼出亂子，奈何這樣的官員無論古今中外，都是難得一見的。

諷刺的是，嘉靖最后發現，自己搞的這一套權術玩到最后，連胡宗憲這么公忠體國的人都用不了。這里頭的酸甜苦辣，怕是只有嘉靖自己明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