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秦朝原是周朝的一個諸侯國，其先人曾為周孝王養馬，憑著他的本事，馬繁殖得很快。周孝王于是把秦谷（今甘肅天水市）一帶分封給他，這就是“秦”的起源。 秦結束了自春秋起五百年來諸侯分裂割據的局面，成為中國歷史上第一個以華夏族為主體、多民族共融的統一的中央集權制國家。秦首創了皇帝制度、以三公九卿為代表的中央官制，以及郡縣制，徹底打破自西周以來的世卿世祿制度，強力維護了國家的統一、強化中央對地方的控制，奠定中國大一統王朝的政治基礎，故有說法“百代猶得秦政法”。 在秦始皇統一中國前夕，秦國相邦呂不韋集合門下的三千“游士”編纂了一部《呂氏春秋》。呂不韋雖然是商人出身，但卻有著遠超一般人的政治目光。他的理想可不是當作家，而是效法周公，融合諸子百家學說于一爐，打造天下歸一后統一意識形態的工具。  奇貨可居，志在謀國 相較而言，秦始皇就有些簡單粗暴，為我所用者留，不為我所用者殺，通過焚書坑儒（并非單指儒家）、嚴法苛政的辦法消除異端，統一思想。簡單粗暴的高壓政策自然不能令人信人心服口服，也就不能長久，所以秦始皇死后沒有多久，天下就又重新陷入紛爭的局面。 首先揭竿而起的是陳勝吳廣的起義。就陳勝吳廣所在的貧民階層而言，按說是沒有造“神”的主觀意識的，但“燕雀安知鴻鵠之志哉”能從陳勝口中說出，可見此人平素絕非“牛二”之類的盲流。況且，陳吳二人起事之前，求卜于一位算卦的高人，高人明白他們的來意后，就說事情能成功，并暗示他們可以借助鬼神的力量。 可惜的是，這個高人只猜中了開頭，沒有猜中結尾，一句話送陳吳二人走上了不歸路。阿偉哥一直疑心高人是一位通曉造“神”秘密的反秦人士，否則就不會慫恿陳吳，并且教給他們造“神”的辦法。 陳吳二人也是人精，一點就透，借助鬼神的力量來增加起義的號召性，搞出“魚肚丹書”和“祠火狐鳴”的把戲。這些把戲現在看起來很低級，但是在那個時代十分有效。這也為后世的造反者做了榜樣，引得紛紛效仿，只不過名目各異，其實都是換湯不換藥的一路貨色。  吳廣以為然。乃行卜。卜者知其指意，曰：“足下事皆成，有功。然足下卜之鬼乎！”陳勝、吳廣喜，念鬼，曰：“此教我先威眾耳。”乃丹書帛曰：“陳勝王”，置人所罾魚腹中。卒買魚烹食，得魚腹中書，固以怪之矣。又間令吳廣之次所旁叢祠中，夜篝火，狐鳴呼曰：“大楚興，陳勝王！”卒皆夜驚恐。旦日，卒中往往語，皆指目陳勝。 ——《史記 陳涉世家》 阿偉哥私下認為，陳勝應當請那位算卦的高人當軍師才對，這樣才有成功的希望，而那位高人也就有可能成為后世“張良”、“徐茂公”、“劉伯溫”之類的人物。此事從側面說明了“筆桿子”和“槍桿子”的重要性，缺一不可。 到了劉邦和項羽爭天下的時候，這個問題的重要性更顯得突出。項羽出身將門，熟讀兵法，力能扛鼎，勇冠三軍，“槍桿子”硬的很，絕非一個小小的沛縣公務員劉邦所比；而項羽自恃武力超人，不重視“筆桿子”，只有一個范增，還不能為其所用；反觀劉邦，既非“筆桿子”，也非“槍桿子”，只是善于利用這兩方面的人才，反而最終獲得了天下。 劉邦開創了由平民而登上九五至尊的歷史先河，這是從夏啟建立“家天下”之后，從來沒有過的事情。為了能夠解釋劉邦獲得天下的合法性和合理性，把他“神化”為“真龍天子”，包括《史記》在內的一干史書集體作假。司馬遷可能是為了發泄漢武帝切掉自己小雞雞的不滿，明褒暗貶，給漢武帝的曾曾祖父，劉邦的父親——劉老爺子戴上一頂大大的綠帽子。 高祖，沛豐邑中陽里人，姓劉氏，字季。父曰太公，母曰劉媼。其先劉媼嘗息大澤之陂，夢與神遇。是時雷電晦冥，太公往視，則見蛟龍於其上。已而有身，遂產高祖。 ——《史記 高祖本紀》 不過，對于這頂綠帽子漢武帝還不好說什么，由此可見，劉氏家族為了提升自己血統的高貴性也是蠻拼的。在以后的歷史中，類似的從父母身上下手的把戲是屢見不鮮，只是為了照顧顏面，大多改為做夢當中，日月入懷，或者出生之時，霞光萬道，異香滿室等等。 只是劉邦是能夠馬上得天下，還沒有來得及下馬治天下，就一命嗚呼，而意識形態的建設大業，到了他的曾孫子——漢武帝劉徹那里才算完成。 經過70年的無為而治，到了漢武帝時期，漢朝已經變成了一個富得流油的大國了。既然有了錢，漢武帝開始思索怎么樣才能讓自己成為 “萬事之統”的絕對權力統治者。于是，在元光元年漢武帝下詔征求治國方略。  董仲舒是儒家人物，漢景帝時曾任博士，講授《公羊春秋》。對于漢武帝拋出的繡球，董仲舒不失時機地呈上了自己的“新儒學”，并深得漢武帝的贊賞。 “天人感應，君權神授”是董氏儒學的“核心”。在他構筑的體系中，“天”重新回到了至高無上的位置，“君”依然是“天”在凡間的代言人。這粗看似與周公版沒有太大差別，但是當中卻蘊含著巨大的不同——在董版當中，“天”既有至高神的性質，又有著自然的屬性。“天”在人的眼中，不再是高高在上，神秘莫測，它的行為舉止都是有章可依，有道可循；而天人之間的交流，不用依靠神靈作為媒介，只要通過天人之間的相互感應就可以進行，人的“神”則是感應的工具。 天以終歲之數成人之身，故小節三百六十六，副日數也；大節十二分，副月數也；內有五臟，副五行數也；外有四肢，副四時數也；乍視乍瞑，副晝夜也；乍剛乍柔，副冬夏也；乍哀乍樂，副陰陽也。 ——董仲舒《春秋繁露》 按照董氏理論的理解，人之所以能夠和天相互感應，就在于人和天之間存在著相互一 一對應的規律性。全身的三百六十六塊骨頭與一年的日數對應，十二節肢體與十二月對應，四肢與四時對應……由此推論，人的“神”自然與至高無上的“天”對應，因為它們都是各自的中心和主宰。 如何，有木有似曾相識的感覺。這種東西學過中醫的都很熟悉，這不就是中醫學中的“天人相應”和“取類比象”嘛。這樣的理論，絕非來自于孔子，恐怕更多取材于當時最流行的陰陽家、五行家、道家以及各種神仙方士的學說。這些東西到底有沒有科學性，一直到現在還有爭議。反正，以它為指導的中醫學屹立兩千年而不倒，時至今日仍然發揮著巨大作用，而在漢代，這些東西妥妥地算是“時尚科學”。 董仲舒似是而非的新儒學之所以成功，就在于他的與時俱進。董仲舒以儒家為外殼，裝進來大量當時最流行的學說，按照統治者的要求重塑了天的形象和天人之間的關系，構筑了一個合政治、倫理、哲學、神學為一體，涵蓋社會方方面面的意識形態體系。 應當說，從西周建立到西漢建立，中間間隔了一千年，從周公制定禮樂制度，到春秋戰國的”禮崩樂壞“，再到漢武帝的“罷黜百家，獨尊儒術”，時代在變，但是“圣人以神道設教"的形式和方法沒變。歷史車輪滾動了一個周期，又重新回到了原點。 中國歷史上很少出現政教合一的政權，或者將神權至于君權之上，原因就在于早在春秋戰國時期，中國就已經完成了從神權社會到人文社會的轉變，到了西漢時期，更是通過獨尊儒術，使整個國家的意識形態徹底全盤儒化，董氏儒學這種改頭換面的儒家學說影響到了社會的方方面面，起到了“國家宗教”的作用，這也是算作儒教的真正開端。 幾家歡樂幾家愁，相較于儒家的得寵，道家則明顯有些失意，從漢初的短時間流行之后，由于獨尊儒術的原因，受到了刻意的打壓，除了那些歸隱山林的修道之人以外，只能向下層社會發展，到了東漢后期，逐漸聚合成實體，一些民間原始教團相繼成立，并在后世逐漸形成道教。而東漢明帝時期，“漢明感夢，初傳其道”，佛教就此傳入中國。因為最初被視為與黃老神仙方術同類，僅通行於少數的王公貴族之間，到了漢末三國時代，佛教才逐漸由上層遍及民間。  至此，猶如風云際會，英雄聚首，儒道佛三教同時出現在中國人精神世界的舞臺上，爭奇斗艷，各展風采。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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