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李瑩律師說，在走過一遭法律程序后，這些明明是受害者的人總會滿腹困惑地發問：“錯的人不是我，為什么警察和法官對我這么兇？”5月8日，一篇題為《被強奸后是否應該報警》的網帖出現在豆瓣和微博的熱搜中，小Y（作者用戶名縮寫）在文中訴說了自己不幸被熟人強奸后報警的經過。她表示，在整個報警過程中，非但沒有受到隱私保護和關懷，反而遭到了一些男警員的嘲諷和歧視，形成二次傷害。幾位男警察的出警，被小Y形容為“大型社死現場”——他們不但在小Y家門前不顧受害者隱私，大聲吆喝惹得鄰居圍觀議論，還在審訊過程中當眾對小Y多番訓斥、嘲諷，用露骨而輕浮的話語追問一些性侵細節，并且質問小Y“為什么把他帶回家”等問題。文章在社交媒體引發了大量討論。有人憤怒，有人安慰，有人支招，也有人對作者所述的真實性提出質疑。不過，該帖作者小Y未透露具體的個人信息和地點。在之后的回應文中，她表達了對輿論發酵的擔憂，且明確拒絕了媒體的采訪。全現在私信小Y提出采訪訴求，亦未獲得回應。當前，她的兩則相關網帖均已被刪除。北京振邦律師事務所的李瑩是一位長期致力于保護婦女兒童權益的律師，也是源眾家庭與社區發展服務中心主任，經手過許多性侵相關案件。她表示，如果小Y文中所述內容為真，涉事警員的做法確有諸多欠妥之處，令人遺憾。但依照她的經驗來看，這也恰恰是當下性侵類案件遭遇困境的現實寫照，除了反映出公權力機關和社會服務組織功能的客觀缺憾外，也折射出傳統文化土壤里長久存在的種種沉疴，而正是這二者之間的相互作用，似乎循環制造出一個無形的重擔，壓在性侵受害群體肩頭，使得決心報案者的每一步都走得更顯艱難。 01 二次傷害的利刃：檢視、詰問與責難 “性侵受害者遭二次傷害”的問題并不是個新鮮話題：當性侵發生后，受害者很容易在偵查階段因“不完美人設”而遭檢視和責備。而這種檢視和責備往往會變成二次傷害的利刃，不僅刺痛受害者，反過來也會干擾辦案的公正。辦案過程中，受害人的衣著、性生活史、性品格等隱私常被視為案情相關放在放大鏡下審視。李瑩的很多當事人亦曾在相似的詰問和責難中飽受二次傷害。她說，在走過一遭法律程序后，這些明明是受害者的人總會滿腹困惑地發問：“錯的人不是我，為什么警察和法官對我這么兇？”  美劇《unbelievable》中，女孩Marie遭性侵后報警，受到幾位男警員的輪番逼問。圖源：IMDb劇照女權活動者鐘小雨（化名）對此有切身體驗。5月8日，當她看到小Y的帖子時，兩年前陪同受害女性吳菲（化名）在派出所報強奸案的經歷立馬回到了她腦海中——她目睹了一些和小Y遭遇類似的場景：受害人同樣在派出所大廳內接受審訊，同樣屢次被男警察嘲諷和數落，同樣被細細追問過程中的細節。鐘小雨回憶，錄筆錄的過程瑣碎、重復、令人抓狂和痛苦。吳菲不斷被警察質問著“為什么約炮”、“約過幾次”、“為什么不反抗”等問題，還被懷疑是不是“收錢了”。過程中吳菲一直抽泣，全身發抖，并且幾次因不認可警察的預設提問而憤怒大喊。類似的案例還出現在2018年7月底：舉報媒體人章文性侵案的被害人小精靈也曾去報警，也稱自己經歷了長達十幾個小時的“車輪式審問”，同樣，每個細節都被反復提及，每一句話都被懷疑，也不斷有人問她“為什么不反抗”。李瑩認為，辦案人員在處理性侵案件時常常忽略此類案件的特殊性，所以對待受害者依然維持著平時嚴肅、粗暴的審訊模式。但提問的態度和內容是需要審慎的，“涉及整體案情，性侵案的部分細節是需要問的，但小Y所言經歷的那些，就太過了”，個中邊界，恰恰需要辦案人員秉持極強的專業性和克制。同時，李瑩分析，一些辦案人員囿于成見，似乎也很難從“為什么把他帶回家、為什么沒做好自我保護、你也有問題”等受害者有責的質疑推論中跳出來。在這種認知的前提下，自然更不會講究詢問的態度和方式，更遑論同情和理解了。 02 誰來保護受害者？ 在小Y帖子的評論里，許多網友展開了討論：遭遇性侵后，如何報警才能得到更友好的對待？各種建議涌現。有人說可以直接提要求讓女警官審訊，也有人說最好找個專業的律師陪同報案。李瑩認為，在當下社會里，這兩個建議都欠缺可行性。首先，真正能介入性侵案件偵查工作的女警察資源非常稀少。從國內警校招收學生的比例來看，女性比例就嚴重低于男性，例如山東警察學院2020年計劃招收的一千余名學生中，招收各市女生人數比例均不超過 15%。  2020年3月15日，廣東佛山，一名女警在工作崗位上。圖源：CFP一位來自湖南的基層女民警向全現在坦言，她所在的派出所中，總共有6個男民警和1個女民警。由于刑偵工作強度等原因，女民警在一線工作的意愿通常也低于男性，現實中數量也確實少，即使在派出所，工作內容也常以文職、內勤為主。辦理性侵案件的，絕大多數還是男警察。不過，李瑩發現，警方人員配備等條件已在逐年改善：“前些年做案子，可能每個派出所配備一個女警都沒法達到。現在如果點名要（女警），應該都能提供”。然而，她傾向認為，問題的根本也并不在警察的性別比例上，“如果一個女警只是干站在那兒，沒發揮作用，又有什么意義呢？本質上還是要求辦案人員有性別意識、同理心和專業性，真正給受害人以理解和寬待。”上述基層女民警告訴全現在，入警時她們并未受系統的處理性侵類案件的專業培訓，也沒有確切的規范和制度。因此，辦案人員即使遇到這類案子，更多時候依靠的是“經驗”和“直覺”。至于“律師陪同報案”這一建議，李瑩認為過于理想化——性侵案件往往事發緊急，為了留下更多證據，必須第一時間報案，而此時的受害人常常陷入了極度慌亂與緊張的情緒中，除非已經有比較相熟的律師朋友，否則很難及時找到專業的律師陪同。更何況，在偵查階段時，律師能發揮的作用也是受限的。李瑩介紹，此時求助能為性侵受害人提供專業協助的社工機構，不失為更好的選擇——專業社工能夠起到全程陪同的作用，包括且不限于陪同報案、驗傷、找律師、做心理咨詢等。遺憾的是，目前國內各地的社工機構質量良莠不齊，很多受害者也并不知道還有這樣的求助途徑。2010年，西南政法大學副教授袁錦凡曾在《性犯罪被害人權利保護的域外經驗》一文中說：由于在我國的立法、司法中并未根據性犯罪的特點來設置相應的保障體系以及進行相應的實踐，客觀上導致性犯罪被害人沒辦法獲得來自官方的有效救濟。但歐美等其他國家及我國的港澳臺地區，已經很清楚地意識到性犯罪的特殊性，相繼建立了較為有效保護性犯罪被害人的特別機制。這些機制首先體現在偵查階段對性犯罪被害人的權利保護。例如日本，每一地方警察分局會任命“性犯罪偵查指導主任 ”和 “性犯罪偵查指導人員 ”，并對專業人員開展培訓；為保護性侵被害人的隱私、減輕其精神負擔，日本要求警察第一次出現場時不著警服、不使用警車，詢問被害人或勘察現場時注意對被害人應有的關心，在警察局也設專門用于詢問的房間。在中國臺灣，1997 年已頒行“性侵害犯罪防治法”，并于 2015年做出了最新一次修訂——規定了各地應設配置社工、警察、醫療及其他相關專業人員的性侵害防治中心，以為被害人提供二十四小時緊急救援，協助就醫診療、驗傷及取得證據、心理治療、緊急安置及法律服務等，并規定了相關人陪同被害人在場并陳述意見等權利。警方也專門制定了 《警察機關辦理性侵害案件處理原則》。在具體的判例里，社工往往從案件發生初始就介入，用專業經驗協助受害者走完司法程序全程。  利用法律武器反擊性侵的伊藤詩織。圖源：cfp而在中國大陸的刑訴法中，當前仍缺乏針對性侵受害者的特別取證方式規定。不過，在2013年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檢察院、公安部、司法部四機關聯合頒布的《關于依法懲治性侵未成年人犯罪的意見 》中，已有針對未成年性侵受害者的特殊取證方式。如意見第13條規定：辦案人員應該避免暴露性犯罪未成年被害人的隱私，去被害人學習和生活的地方取證不駕駛警車、不穿著制服等。意見第14條規定：辦案人員和律師應選擇能讓未成年人感到安全的場所進行詢問，并通知其法定代理人到場。同時，還載明了雙向保護、詢問被害人時不傷害原則及一次詢問原則等。2020年，公安部刑偵局副局長龔志勇曾在新聞發布會公開表示，將在部分地區實行未成年人性侵案件“一站式取證”救助機制，一次性完成對未成年被害人的詢問、身體檢查、傷情鑒定、證據提取等工作。在詢問調查的同時，注重對未成年人的心理關愛和隱私保護，避免二次傷害。只是，這樣的保護機制未來是否有可能擴展至成年受害者范圍，目前仍沒有答案。 03 “不報警”有更深層的文化土壤 根據中國計劃生育協會、清華大學和科普平臺“LoveMatters”共同發起的《中國性侵司法案件大數據報告》顯示，綜合2014-2017年的51447份性侵犯罪樣本，全國各級人民法院審理的性侵案數量呈逐年增長態勢。2017年審結的強奸案和猥褻侮辱案數量為2881件和1117件，約為2014年的2-3倍。相較于其他的刑事案件，強奸和猥褻的性侵類案件具有取證難、重復犯罪率高、受害人面對輿論壓力大等特點，也因此，能夠走到法律程序曝光出來的性侵案件，其實只是冰山一角。  中國性侵司法案件大數據報告。圖源：love matters與之相對的，是性侵受害者較低的報警意愿。據中國計劃生育協會發布的《2019-2020年全國大學生性與生殖健康調查報告》顯示，大學生在遭遇性侵后選擇向公安報案的只有3.88%，大多數受害人在傷害發生后往往選擇忍氣吞聲。這和李瑩多年來的觀察一致：“好多人都是一開始沒有報，多年過去后內心受不了才報警。但如果不是及時報警，很多的生物學證據就沒有了，就更難追究對方責任。越拖到后面人就越痛苦。很多人會出現非常嚴重的心理創傷，甚至自殺傾向。”為什么不報警？撇開性侵案本身證據鏈條建立的難點來說，更深層的原因存在于文化土壤中。性侵是一種暴行，這種犯罪的特殊性還體現在對受害人持續而深刻的影響，在犯罪行為結束后，性侵受害人往往還伴隨著強烈的羞恥感和創傷心理。這種羞恥與創傷的心態和旁人檢視、責備的目光在某種程度上互通，都根源于自傳統“貞操文化”的影響，離不開人們長久以來對性暴力犯罪的迷思。本質上，“為什么要把他帶回家”、“為什么要約炮”、“為什么沒做好自我保護”和強迫受害人意愿發生性行為的性侵案本身，其實是兩回事情。但在現實中，人們往往對受害者寄以一種守貞的道德期待，偏向于認為性侵案的發生受害者也是有責的、事情發生具有現實合理性等。在吳菲身上，鐘小雨看到了因報案滋生出的更多自責與恥感：“她常常自責自己反抗得不夠明確和強烈”，這種自責在親友們關愛式的責備里達到了頂峰——來替吳菲解決麻煩的表哥告訴她：女生一定要自愛，一個巴掌拍不響，你還沒有意識到自己的錯誤嗎；而另一位要好的朋友，則在心疼吳菲的同時婉言相勸：約炮有風險，你因為內心空虛才一次次傷害自己，建議去做心理咨詢。吳菲因為更多旁人的話語感到痛苦，甚至考慮撤案。李瑩的當事人們出現過更為極端的情況：一位性侵受害者因控訴被強奸，飽受周遭人的指點，甚至連家族的“大家長”直接發話，稱其“丟了整個家族的臉”；還有一個女性被上司性侵，報案后其丈夫越想越覺得難以接受，質問其“為什么不拼死反抗、為什么不大聲呼救”，最終兩人婚姻破裂。李瑩感嘆，對處在極度脆弱狀態的性侵被害者來說，邁出報警這一步，本身就經過了大量思想斗爭，是“豁出去了”：“這正是基于她對公權的信任，所以尤其需要公權部門用專業性和同理心去對待”。“在更新的文化沒有建立起來前，權力機關和配套服務才更應該走在前面，去保護性侵受害者的隱私和權利，做有力的支撐。”李瑩說。——本文由全現在原創，轉載請查看菜單——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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