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要說的是，在《金瓶梅》中，不僅每見明代的制度、風俗、事件等等，而且還有真名實姓的明代人。這些真名實姓的明代人，在小說里大都是一閃而過，又與那些見于《水滸》、見于《宋史》的人物，以及完全憑空虛構的人物混在一起，不易為讀者察覺，似乎也沒有引起許多研究者的注意。我們認為，《金瓶梅》里可以確認無疑的明代人，是判斷其成書年代的重要依據，也是探求其作者的寶貴線索。一方面查考他們的生平行實，一方面通過小說對他們的記敘與描寫，探討《金瓶梅》的成書年代與作者問題。這三個明代人是：狄斯彬、凌云翼、韓邦奇。三個人在《明史》中皆有傳，凌云翼、韓邦奇單獨立傳，狄斯彬附見《楊允繩傳》。 萬歷本《金瓶梅詞話》
在《金瓶梅》中，狄斯彬出現于四十八回、六十五回。四十七回敘述，苗天秀員外被家人苗青與船家陳三、翁八同謀殺害，小廝安童告到清河縣提刑院，西門慶受賄，包庇苗青，只將陳三、翁八問成斬罪；四十八回續寫安童投狀巡按山東監察御史管孝序處，曾御史“取筆批仰東平府府官，從公查明，驗相尸首，連卷詳報”，接云：府尹胡師文見了上司批下來，慌得手腳無措，即調委陽谷縣縣丞狄斯彬，——本貫河南舞陽人氏，為人剛而且方，不要錢，同事糊突，人都號他做“狄混”——明文下來，沿河查訪苗天秀尸首下落。也是合當有事。不想這狄縣丞率領一行人，巡訪到清河縣城西河邊，正行之際，忽見馬頭前起一陣旋風，團團不散，只隨著狄公馬走。狄縣丞道：怪截！遂勒住馬，令左右公人：你去隨此旋風，務要跟尋個下落。那公人真個跟定旋風而來，七八將近新河口而止，走來回覆了狄公話。狄公即拘了里老來，用鍬掘開岸土深數尺，見一死尸，宛然頸上有一刀痕，命仵作檢視明白，問其前面是那里？縣丞即令拘寺中僧行問之，皆言：去冬十月中，本寺因放水燈兒，見一死尸從上流而來，漂入港里，長老慈悲，故收而埋之，不知為何而死。縣丞道：分明是汝眾僧謀殺此人，埋于此處，想必身上有財帛。故不肯實說。于是不由分說，先把長老一箍、兩桚、一夾、一百敲，余者眾僧都是二十板，俱令收入獄中，回覆曾公，再行報看。曾公尋思道：既是此僧謀死，尸必棄于河中，豈反埋于岸上，又說干礙人眾，此有可疑，因令將眾僧收監[[1]]。后來，安童認出死尸正是其主人苗員外，曾御史復審問陳三、翁八，供出苗青主謀，“曾公大怒，差人行牌，星夜往下州提苗青去了，一面寫本參劾提刑院兩員問官，受贓賣法”。到了六十五回，狄斯彬再次出現，已然是以陽谷縣知縣身份，赴西門慶府上“吊問”李瓶兒喪了，書中寫道:那日午間，又是本縣知縣李拱極、縣丞錢斯成、主簿任良貴、典史夏恭基，又有陽谷縣知縣狄斯彬，共五員官，都斗了分，穿孝服來上紙帛吊問。西門慶備席在捲棚內管待，請了吳大舅與溫秀才相陪，三個小優兒彈唱。“彬”，“詞話”本作“朽”，顯為寫刻之誤。這類錯誤在“詞話”本中是很多的。兩度出現在《金瓶梅》里的狄斯彬，與見于《明史》的狄斯彬，姓名完全相同，這難道只是一種巧合嗎？經過查考與分析，我們有理由相信，這并非巧合，而是《金瓶梅》作者有意識地把一個明代人的真實姓名寫進了他的小說里。不僅如此，我們還發現，小說中的狄斯彬與《明史》中的狄斯彬固然不能等同，卻有某些相似之處。在《明史》里，狄斯彬與馬從謙、孫允中并附《楊允繩傳》后。三人之中，所記以馬從謙為主。謂馬從謙字益之，溧陽人，嘉靖十四年進士，官光祿寺少卿時，奏發提督光祿寺太監杜泰“乾沒歲鉅萬”，杜泰“因誣從謙誹謗”嘉靖。又云：巡視給事中孫允中、御史狄斯彬前奉，如從謙言。帝方惡人言醮齋，西從謙奏頗及之，怒下從謙及泰詔獄。所司言誹謗無左證，帝益怒，下從謙法司。以允中、斯彬黨庇，請邊方雜職。法司擬從謙戍遠邊，帝命廷杖八十，戍煙瘴。竟死杖下，時三十一年十二月也。而泰以能發謗巨罪，宥之。……允中，太原人，后屢遷應天府丞。斯彬，從謙邑人[[2]]。此謂狄斯彬為“從謙邑人”，即溧陽人。“溧陽”有二，一在江蘇省，明代屬應天府；一在河南省，明代屬南陽府。狄斯彬與馬從謙，曾為江蘇溧陽人。檢嘉慶《溧陽縣志》，其《人物志·宦績》載:狄斯彬，宇文仲，……嘉靖二十六年登進士第，授行人，擢御史。(據舊縣志)會光祿少卿馬從謙以奏論中官杜泰乾沒光祿銀，坐誹謗；斯彬劾泰，如從謙言。竟下從謙法司，而謫斯彬邊方雜職。(據《明史·楊允繩傳》)得宣武典史。尋擢南京兵部主事，日本入寇，陪都震驚，斯彬面陳方略于某尚書，江上藉無恐。繼而備兵荊、湖間，……擢本省參議。致仕歸，修輯家乘，別撰《山居野志》，實即縣志也。其賦役門，首斥四司重復之稅，并東西南北鄉科斂不均。所駁正，一準巡撫歐陽鐸書冊。萬歷三年，應天府尹汪宗伊見此書，乃毅然照舊改派，……實有功一邑云。……(據舊縣志及鍾于序所作《釐弊實跡》)祀鄉賢[[3]]。原來，他是嘉靖二十六年進士，官御史時，繼馬從謙之后，劾提督中官杜泰，被貶為宜武典史；后擢南京兵部主事，繼而“備兵荊、湖間”(據乾隆《湖廣通志》，任分巡下湖南道[[4]]），升湖廣參議，致仕歸里。 《溧陽縣志》
縣志此傳述及萬歷三年汪宗伊見狄氏所撰《山居野志》，詳其語氣，似為狄氏卒后之事，故狄氏大約是嘉、隆間人，卒于萬歷初。
又，《溧陽縣志·藝文志》列狄斯彬著述四種，除《山居野志》八卷外，還有《地理正傳》八卷、《稽命集》十卷及《明律詩鈔》[[5]]。狄氏這四種著述，今皆未見。
把《明史》《溧陽縣志》記載的狄斯彬，與《金瓶梅》描述的狄斯彬相比較，有幾點值得注意。一是嘉隆間人狄斯彬曾被貶為宣武典史，而小說中的狄斯彬首次出現時恰為陽谷縣丞。在明代，縣丞是縣的佐貳官，地位略高于縣的屬官典史，但一些事簡的縣往往不設縣丞及主簿，而由典史兼管其職務,嘉隆間人狄斯彬的貶謫地宣武，位于“邊方”[[6]],應屬于不設縣丞的縣，其典史實際上即為縣丞。因此，如果說“陽谷縣丞”從“宣武典史”而來，《金瓶梅》中的狄斯彬與嘉隆間人狄斯彬有關系，該是符合事實的。二是狄斯彬的籍貫本為江蘇溧陽，小說卻寫他是“河南舞陽人氏”。這究竟是《金瓶梅》作者對狄斯彬的籍貫不很清楚而出現的錯誤，還是他有意虛虛實實，予以變動的呢？看來，后一種可能性大些。但為什么偏偏說是“河南舞陽”，而不是別的什么地方呢？前面說過，“溧陽”有二，一在江蘇，一在河南，小說作者將狄斯彬的籍貫從江蘇換成河南，其原因或許正在于此。而且，很可能作者原本寫作“河南溧陽”，傳抄、刊刻者因不知“溧陽”有二，誤將其改為“河南舞陽”了。三是小說關于狄斯彬人品的描述，同《明史》、《溧陽縣志》對狄斯彬的記載,既有一致的地方，又有不合之處。小說謂斯彬“為人剛而且方，不要錢”，這以說同史、志的記載是一致的。但小說對這個人物的具體描寫，卻以嘲笑和諷刺的筆墨，表現其“問事糊涂”，錯把無辜者當成了殺人兇手；“穿孝服”給李瓶兒吊喪，并在西門慶家捲棚內坐席，聽“三個小優兒彈唱”。這些具體描寫給人的印象，顯然同史、志對狄斯彬的記載與評價不一致。小說作者把這些諷刺性的描寫，安放在確有其人的狄斯彬的名下，不會是無緣無故的。那么，這到底是對嘉隆間人狄斯彬另一面的真實反映，還是對其人的歪曲描寫呢？如果以史、志的記載與評價來衡量，自然可以認為這是對狄斯彬的歪曲描寫。可是，史、志的記載與評價或許并不全面，我們對嘉隆間人狄斯彬的了解畢竟還不夠深入,因而對上述問題，還難以做出明確的回答。但不管屬于哪種情況，都表明《金瓶梅》作者對嘉隆間人狄斯彬是相當了解的。甚至可以說，他們之間會有直接或間接的關系。這就為進一步探考《金瓶梅》的作者，提供了一條新的線索。《金瓶梅》中出現狄斯彬這個人物，對于判斷小說的成書年代，具有更為明顯、更為直接的意義。首先，《金瓶梅》作者將嘉隆間人狄斯彬寫入小說里，自應在其成年并為人所知以后，故《金瓶梅》成書不會早于嘉靖二十六年，即狄斯彬成進士那年。再看，《金瓶梅》寫狄斯彬為“陽谷縣丞”，實與狄斯彬曾貶滴“宜武典史”有關，而據《溧陽縣志》所記，狄斯彬貶謫宜武典史一事，應在嘉靖三十一年，因此可以斷定，《金瓶梅》成書必在嘉靖三十一年之后。換句話說，《金瓶梅》成書年代的上限，可定為嘉靖三十一年。附帶說明，《金瓶梅》五十三回至五十七回，乃初刻時他人所補入，不能作為討論小說作者與成書年代的依據，而狄斯彬并非出現在這幾回里。同樣，下面要談的《金瓶梅》中另外兩個明代人，也不是在這幾回里出現的。《金瓶梅》六十五回，同時提到了韓邦奇和凌云翼這兩個真名實姓的明代人。在這回書里，寫欽差六黃太尉到淮上“迎取卿云萬態奇峰”，過山東時，地方官員依次參見：為首的就是山東巡撫都御史侯蒙、巡按監察御史宋喬年參見，太尉還依禮答之；其次就是山東左布政龔共、左參政何其高、右布政陳四箴、右參政季侃、左參議馮廷鵠、右參議汪伯彥、兼訪使趙訥、采訪使韓文光、提學副使陳正匯、兵備副使雷啟元等兩司官參見，大尉稍加優禮，及至東昌府徐崧、東平府胡師文、袞州府凌云翼、徐州府韓邦奇、濟南府張叔夜、青州府王士奇、登州府黃甲、萊州府葉遷等八府官行所參之禮，大尉答以長揖而已。……這一長串名單，有的真名實姓，確有其人；有的名姓皆虛，確無其人。而在真名實姓者之中，宋人居多，但也有明人如韓邦奇、凌云翼。正因為真偽相間、宋明混雜，很少有人注意到其中夾有韓邦奇和凌云翼這兩個明代人。凌云翼僅見于這一回，韓邦奇則在七十七回里又提到了一次。七十七回寫山東巡按監察御史宋喬年奏本，“循例舉劾地方文武官”，中云：又訪得……徐州府知府韓邦奇，志務清修，才堪廊廟；……此數臣者，皆當薦獎而優擢者也。《金瓶梅》對韓邦奇與凌云翼都無具體描寫，但小說提到他們這一事實，對于探討其成書年代及作者，已具有不可忽視的價值。韓邦奇和凌云翼，在明代都是有名位的人物，傳記材料比較豐富，除《明史》本傳外，還散見他書。 《明史》
韓邦奇，字汝節，朝邑人，登正德三年進士，除吏部主事，進員外郎。六年冬，京師地震，上疏陳時政闕失，忤旨，不報。……黜為平陽通判。遷浙江僉事，轄杭、嚴二府。……時中官在浙者凡四人，王堂為鎮守，……爪牙四出，民不聊生，邦奇疏請禁止，又數裁抑堂。邦奇閔中官采富陽茶魚為民害，作歌哀之。堂遂奏邦奇四格上供，作歌怨謗。帝怒，逮至京，下詔獄，廷臣論救，皆不聽，斥為民。嘉靖初，起山東參議，乞休去。尋用薦以故官蒞山西，再乞休去。起四川提學副使，入為春坊右庶子。七年，借同官方鵬主應天鄉試，坐試錄謬誤，謫南京太仆丞，復乞歸。起山東副使，遷大理丞，進少卿，以右僉都御史巡撫宣府。入佐院事，進右副都御史，巡撫遼東。……命與山西巡撫任洛換官。……居四年，引疾歸。中外交薦，以故官起督河道。遷刑部右侍郎，改吏部，拜南京右都御史，進兵部尚書、參贊機務，致仕歸。三十四年，陜西地大震，邦奇隕焉。贈大子少保，謚恭筒。……[[7]]本文所談《金瓶梅》中的三個明代人，以韓邦奇生年最早,并最為世人所重。朱國楨在《涌幢小品》里記述：韓邦奇在浙江被逮，押赴北京，途經山東魯橋，官校謁“猿仙神”廟時，“神”告誡他們“小心待之”，滿口稱贊韓氏“好官、好人”，說“浙江民以'青天’呼之，王鎮守無天理也”，又謂京中“科道部寺，無一人不惜其枉”[[8]]。所記大概是流行于山東的民間傳說，可見韓氏的確深得人心。錢謙益也曾說過:“汝節奇偉倜儻，談理學，負經濟，海內稱苑洛先生。[[9]]”這樣一位民呼“青天”、士稱“先生”的人物，出現在《金瓶梅》里，并得到“志務清修，才堪廊廟”的贊譽，可以說表明了作者的進步傾向。至于小說寫韓邦奇為“徐州知府”，雖與韓氏仕歷不合，卻是事出有因的。蓋據本傳，韓邦奇曾先后兩次在山東做官，一次為參議，一次任副使，都是嘉靖間的事。《金瓶梅》的作者應當是了解這些情況的。他之所以不據實寫來，一方面是沒有這種必要，一方面恐怕也為了避免過于顯露。已經用了真名實姓,就在小說內容許可與要求的范圍內,從官職、籍貫等方面多少做些變動。韓邦奇的仕歷中還有一點值得注意，即晚年為官南京，由右都御史升兵部尚書，并參贊機務。據王世貞《弇山堂別集》所載，是在嘉靖二十五年到二十八年間[[10]]。這個問題，下面談凌云翼時再一并說明。凌云翼，字洋山，太倉州人。嘉靖二十六年進士，授南京工部主事。隆慶中，累官右都御史，撫治鄖陽，……萬歷萬元年，進右副都御史，迅撫江西。三遷兵部左侍郎兼右僉都御史，提督兩廣軍務，代殷正茂。……尋進征羅旁，論功，加右都御史兼兵部侍郎，……為南京工部尚書。就改兵部，以兵部尚書兼右副都御史總督漕運，巡撫淮、揚，河臣潘季馴召入，遂兼督河道。加太子少保。召為戎政尚書，以病歸。家居驕縱，給事、御史連章劾之。詔奪官，后卒。此傳對凌氏嘉靖間仕歷敘述太簡，對其“家居驕縱”之事，亦語焉不詳。我從方象瑛《<明史>分稿殘編》中，復檢得《凌云翼傳》一篇。經對照，《明史》本傳即據方氏擬稿刪削改定。現將方氏所撰《凌云翼傳》中兩段文字，摘錄于此，以補明史》本傳之闕略。其一，述凌氏在嘉靖、隆慶間的仕歷云：嘉靖二十六年進士，授南京工部主事，歷郎中，出為浙江僉事，屢遷至江西左參政。連丁父、母憂。服闋，上疏言蘇松財賦，……請專設御史督理水利。詔是其言，命巡鹽御史兼之。是歲，補山東右參政。升浙江按察使，再遷至山東左布政。管密云兵備，以疾請告歸。隆慶末，起河南右布政，未任。升右僉都御史，撫治鄖陽[[12]]。云翼家居頗寬縱。(萬歷)十五年，家人以爭產毆諸生章士偉至死。諸生謝云翼申論，復箠辱張天輔等數人，元輔忿極自縊，吳人為之罷市。提學御史詹事講疏論，給事中徐桓、御史陳奇模復連章劾之。下撫按，案實，革職閑住[[13]]。前一段文字述及，凌云翼曾兩次為官山東，先任山東右參政后為山東左布政。惟均未明言是在哪年。今在《明史·河渠志》載：(嘉靖)四十五年，參政凌云翼請專設御史督蘇松水利，詔巡鹽御史兼之[[14]]。由此得知，方氏所記凌云翼“上疏言蘇松財賦”事，是在嘉靖四十五年。因而，下文“是歲補山東右參政”之“是歲”，亦為嘉靖四十五年，即嘉靖朝的最后一年。至于凌云翼“再遷至山東左布政”，自然是在隆慶年間了。弄清楚凌云翼為官山東的時間，對于考證《金瓶梅》的成書年代，是很有幫助的。因為，《金瓶梅》寫凌云翼為“兗州知府”，應如寫韓邦奇為“徐州知府”一樣，是以其曾經為官山東做藍本的。現在既然知道凌云翼第一次為官山東是嘉靖四十五年的事，那么，《金瓶梅》的成書年代就不可能早于嘉靖四十五年，而只能是在其后了。也就是說，《金瓶梅》成書年代的上限，可以進一步確定為嘉靖四十五年。總之，凌云翼出現在《金瓶梅》里這事實，實際上否定了小說成書年代問題上的嘉靖說，對萬歷說或者隆萬說則提供了新的、有力的證據。如果《金瓶梅》對凌云翼這個人物還有一些描述的話，我們將會從中得到更多的啟示，用以探求小說的作者和成書的具體時間了。遺憾的是，《金瓶梅》作者只讓凌云翼在參見六黃太尉的行列中露了一面，既沒有任何具體描寫，也不曾表明其褒貶抑揚。在七十七回所寫宋御史的奏本里，無論是舉薦或彈劾的名單里，也都沒有提到凌云翼。同小說對狄斯彬褒中有貶的描述、對韓邦奇的稱贊豪揚相比較，作者對凌云翼實在是太冷落了。然而，作者對凌云翼不置一詞、無所褒貶的態度，不也是很值得玩味的嗎？從次云翼的傳記中可以看出，此人仕途順利，在萬歷間更飛黃騰達，但“喜事、好殺戮，為當時所譏”，晚年家居，縱容家人毆辱秀才至死，激起公憤，“吳人為之罷市”，御史、給事也連章彈劾，終于被革職奪官。對于這樣一個既有公憤、又被朝廷削職為民的人，《金瓶梅》為什么反而不置一詞呢？從全書總的傾向來看，對凌云翼這類人物，作者是每予譏刺、頗多貶斥的。正因為這樣，小說對凌云翼無所褒貶的態度，就更使人感到奇怪了。對此，可以做出一種合乎情理的解釋，即：《金瓶梅》是在凌云翼被革職奪官之前寫成的，甚至是在凌云翼“以病歸”之前寫成的。當凌云翼尚居高位的時候，《金瓶梅》作者把他寫進小說而不置一詞，不也是表明了一種漠然視之、不屑言之的態度嗎？如果《金瓶梅》寫于凌云翼被革職奪官之后，就決不會僅僅示之以輕蔑了。據方象瑛所擬傳稿，凌云翼約于萬歷十一年“以病歸”，萬歷十五年被革職奪官。因此，《金瓶梅》成書年代的下限，可以定為萬歷十五年，甚至可以推前到萬歷十一年。在凌云翼的生平行實中，還有一點特別引人注意的地方，即他與王世貞同里、同榜。兩人都是太倉州人，又都是嘉靖二十六年進士。不僅如此，他們還相繼為鄖陽巡撫，凌在隆慶末，王在萬歷初；而云翼官南京兵部尚書、工部尚書時。世貞曾在南京任應天府尹等。不用說，王世貞對凌云翼是很熟悉的。耐人尋味的是，前面談到的狄斯彬也是王世貞的同年，嘉靖二十六年進士；韓邦奇則在官南京兵部尚書時，對王世貞的另一位同年好友楊繼盛十分器重，“盡以所學授之”[[15]]。對這兩個人，王世貞當然也是很了解的。可以說，《金瓶梅》中出現的三個明代人，都是王世貞所熟知的。這些情況擺在面前，不能不便人重新思考王世貞與《金瓶梅》的關系。大家知道，《金瓶梅》的早期閱抄者謝肇淛、屠本畯，從不同的角度都曾說過，王世貞家藏有完全的《金瓶梅》抄本；明末清初以來王世貞又被普遍認為就是《金瓶梅》的作者，不少人還拉扯上《清明上河圖》，渲染出世貞為父報仇而作(《金瓶梅》的故事。到了本世紀三十年代初，吳晗先生著文，推倒了關于王世貞為父報仇而作《金瓶梅》的種種傳說，同時否定了王世貞為《金瓶梅》的作者。此后，研究《金瓶梅》的人幾乎都信從吳晗先生的結論，對王世貞作《金瓶梅》說，一概不予重視。其實，王世貞是否《金瓶梅》作者和王世貞是否為父報仇而作《金瓶梅》，本應是兩個不同的問題。前人往往把這兩個問題混在一起談論，以致吳晗先生的文章也沒有予以區別。我們贊成吳晗先生針對王世貞為父報仇而作《金瓶梅》的傳說所給予的批駁和澄清，但同時認為，在王世貞是否《金瓶梅》作者的問題上，既不可輕易肯定，也不應貿然否定。 《王世貞研究》 鄭利華 著
現在，我們又獲知王世貞和《金瓶梅》中出現的三個明代人，都有直接或間接的聯系，這多少是對王世貞作《金瓶梅》說的支持。當然，目前斷言誰是《金瓶梅》的作者都還為時過早。在我們看來，探求《金瓶梅》的作者和考證它的成書年代一樣，都需要擴大視野，廣開渠道，深入發掘，綜合研究。這也是我們通過查考《金瓶梅》中的三個明代人，獲得的一點啟示。《金瓶梅》中出現的真名實姓的明代人，并不是只有狄斯彬、凌云翼和韓邦奇三位，這里不一一列舉了。此外，《金瓶梅》中還有一些人物，他們的姓名也和某個明代人完全相同，但作者是否有意識地給這些人物取用了明代人的真名實姓，現在還難以確定。比如，西門慶女婿陳經濟的父親叫陳洪，與隆慶年間司禮掌印太監陳洪的姓名一模一樣。更令人驚奇的是，在明代居然還真有一位叫陳經濟的人。沈德符《萬歷野獲編》記曰：“近日陳經濟為湖州太守，酷惡鴉聲，偶聞之，必痛笞其家人，遂目為'陳老鴉’。[[16]]”這位外號“陳老鴉”的陳經濟，字鴻宇，是河南禹州人，萬歷八年進士，任湖州知府在萬歷二十三年，后官至四川副使[[17]]。從時間上看，說《金瓶梅》中的陳氏父子用的都是明代隆萬間人的真名實姓，并非不可能，但畢竟缺乏旁證，不宜遽定。姑記之于此，以俟高明論斷。 一九八七年三月二十七日改定 注釋： [[1]]見《金瓶梅詞話》，下引錄原文，均同， [[2]]見《明史》卷209列傳97。又，馬從謙奏發杜泰事，可參見《明世宗實錄》卷392。 [[3]]見嘉慶《溧陽縣志》卷11。 [[4]]見乾隆《湖廣通志》卷28。 [[5]]見嘉慶《溧陽縣志》卷15。 [[6]]此處”宣武”應系漢代縣名，其地約在山西境內。參見《中國地名大辭典》。 [[7]]見《明史》卷201、列傳89。 [[8]]見《涌幢小品》卷10“猴仙神”。 [[9]]見《列朝詩集小傳》丙集“韓參議邦靖”。 [[10]]見《弇山堂別集》卷53、58、64。 [[11]]見《明史》222、列傳111。 [[12]]見《明史分稿殘編》，收入《振綺堂叢書二集》。 [[13]]同上。 [[14]]見《明史》卷《河渠志六》。 [[15]]見《明史》卷209、列傳97《楊繼盛傳》。 [[16]]見《萬歷野獲編補遺》卷2“士紳怪癖”。 [[17]]參見道光《禹州志》卷5。 本文選自《金瓶梅研究集》，1988，齊魯書社出版。轉發請注明出處。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