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我們中國人對那些有才華的人往往高看一眼，尤其是那些文人墨客，用時下時髦的話說：他們又有什么壞心眼呢？ 但是在北宋末年，偏偏是這些文人騷客引發了朋黨之爭，最終導致北宋政府的政治撕裂，這種撕裂比我們現在看到的美國民主黨和共和黨的撕裂要嚴重的多得多，因為它最終造成北宋王朝的政治失去彈性并間接的導致北宋的滅亡。 為什么這么說呢？在北宋滅亡前期，當面對比遼國更強大、野心更膨脹的金國人，北宋朝廷內部分裂為主和派和主戰派，兩者勢不兩立，沒有可調和的“灰色空間”。面對金兵的施壓，通常是主戰派強硬要求對抗，當戰場上陷入膠著時，主和派又趁勢抬頭，要求宋徽宗采取妥協政策，導致本能堅持一下的軍事斗爭趨于瓦解，而當金人取得一步步軍事勝利并提出更加非分的要求時，主和派又不敢拍板，主站派趁勢占居廟堂“主力”，在軍事斗爭已經面臨不力的情形下，倉促應戰，反而給了金人更多的口實。也就是該戰時，不能“力戰”，該和時不能“立和”，最終鬧出個“靖康之恥”。  北宋初期的政治思路其實非常具有彈性，澶淵之盟確實是一個城下之盟，但承認自身實力不濟，用歲幣換和平的策略給北宋帶來長時間的和平，正是有彈性的政治的表現，而且輸出的歲幣大多通過貿易形勢回流到宋朝手中。 這種彈性政治的轉折點，正是著名的“王安石變法”，其中重要的三個人物分別是宋神宗、司馬光和王安石。 從彈性政治到僵化政治，起始點正是王安石變法。王安石什么人？唐宋八大家之一，所以他干的事當然就是好事，我們一直對此是深信不疑， 但其實王安石獲得這樣的一個形象，是很晚近的事情，在晚清之前八百年的時間里面，王安石可不是這個形象，是個啥形象呢？是一個辦了壞事，闖了大禍的人。  比如說，南宋的高宗趙構，在重修宋神宗實錄時，就將這場變法的名字給改掉了。原來這場變法在宋代的歷史上，官方稱呼叫熙豐變法，什么意思？宋神宗一共兩個年號，一個叫熙寧，一個叫元豐，所以這場變法就是用他兩個年號當中各取一個字，叫熙豐變法。但是在宋高宗修的那一段實錄里就改叫王安石變法，這個詞就是這么來的。為啥？因為當時的南宋皇帝要告訴大家，這一場大禍闖下來，王安石變法那是王安石的責任，不關神宗他老人家什么事情，皇帝本身只是受了蒙蔽。 再比如南宋的大儒朱熹，他對王安石變法的后果有一個評價，說是群奸肆虐，流毒四海。朱熹為什么要對王安石變法做這樣的評價？ 王安石變法的背景——行將垮掉的北宋財政與一位希望一展抱負的君主很多人都說北宋工商業發達，歲入不菲，是中原王朝財富鼎盛時期，但北宋卻在財政上左支右絀，頻于奔命，這是什么原因呢？ 司馬光曾上疏仁宗皇帝：“我擔心國家未來最大的災患，不是別的，而是財力屈竭。”為什么會財力屈竭？各州的錢都被中央拿去了。中央的錢又都到哪兒去了呢？養兵，養官，還有賞賜。宋朝什么多？官多，兵多。真宗皇帝的時候，在冊官員總數是9,785人，仁宗時期就增加到24,000多人，五十多年凈增14,215人。宋太祖的時候全國總兵力20萬，宋仁宗時期是116.2萬，八十年凈增96.2萬人。官多不辦事，兵多要吃飯。再加上1038-1044年間，宋和西夏開了一戰，耗費巨大，契丹又趁機勒索，到仁宗晚年，國家財政已經是不堪重負。而英宗上臺之后，在仁宗的喪事上大肆鋪張，更是把家底兒都折了進去。  仁宗的陵墓規格，完全是比照著真宗的定陵來做的，而定陵的豪華程度遠超太祖的昌陵和太宗的熙陵。可是，修定陵那時候宋朝什么家底兒？“帑藏充積，財力有余”。如今又是什么家底兒?“國用空乏，財賦不給，近者賞軍，已見橫斂，富室嗟怨，流聞京師”。“很多官員上疏反對，但是宋真宗卻固執地堅持厚葬仁宗。為了修筑仁宗的陵墓，一共動用了46780名軍人，調動錢、糧50萬貫、石，實在不夠怎么辦，甚至動用邊防軍的軍需。 所以說，北宋到了宋真宗時期，財政已經捉襟見肘，到了宋神宗繼位，面對的是一個爛攤子，但年輕氣盛的宋神宗偏偏是一個想要有所大作為的主兒。 治平四年正月初八(1067年1月25日)，二十歲的趙頊繼承皇位，史稱宋神宗。  新皇帝趙頊手上有三樣東西：二十歲年輕人的雄心壯志，與二十歲年紀不相稱的無邊權力，以及父親（宋英宗）留下的爛推子。實話實說，神宗接手的大宋朝廷，情況實在不容樂觀。英宗留下的這個爛攤子，首當其沖的是兩個問題：第一是中央財政狀況的繼續惡化，第二是人心亂了，把人心攪亂的，正是濮王（宋真宗的親生父親）的尊崇問題（這是另一個故事）。年輕的皇帝絕不甘心只是簡單地保守祖宗基業，他要乾綱獨斷，力排眾議，大有作為。神宗一上位就打算接納一位西夏邊境將領的投誠，此舉若成功，就意味著宋朝方面主動破壞了宋夏和議，宋夏雙方必將進入敵對狀態，戰端可能因此開啟。他的這個想法當然遭到群臣的反對，而最終沒有實施的關鍵原因，還是因為沒錢。 宋神宗想當漢武帝，就必須找到自己的“桑弘羊”。 《本朝百年無事札子》與王安石的政治手腕1068年5月7日，神宗下詔翰林學士王安石“越次入對”，君臣二人第一次對面長談。之后，王安石奏上《本朝百年無事札子》，鼓勵神宗振作精神，“挺身做一個大有為之君”。神宗讀罷此札，可以說是激賞有加，又再度約談王安石。在第二場談話即將進入尾聲之際，神宗明確表示“朕須以政事煩卿”，而王安石答曰“固愿助陛下有所為”。這表示宋神宗和王安石君臣之間已經達成共識與默契。 就在第一場談話接近尾聲的時候，神宗問王安石：“祖宗守天下，能百年無大變，粗致太平，以何道也？”由于時間已經來不及，王安石決定以書面形式回答這個問題，這才有了這道《本朝百年無事札子》，王安石的這道札子，神宗是欣賞備至的。《百年無事札子》里沒有具體的改革方案，所以，他在第二場談話中滿懷渴望的要求王安石拿出具體的方略，但王安石沒有立即答應。神宗又退而求其次，請求王安石把當天談話的內容記錄下來交給自己。王安石只是嗯嗯啊啊地答應著就退下去了，可是最終也沒有把當天的談話記錄交上來。  王安石的方法究竟是什么？其實從后來的變法措施不難逆推。從1042年進士及第到此時（1068），王安石在職服務國家二十年，兼具中央與地方的工作經驗，對于國家弊病，有著深刻的了解，對于“施設之方”，也早已思考成熟，胸有成竹。而要想把想法變成現實，就必須獲得皇帝的支持。 王安石處理與神宗關系的策略是什么，這足以看出王安石的政治手腕。 為了回答神宗之問，王安石《百年無事札子》的開頭即提出北宋是一個偉大的朝代，這個判斷的基礎是對過往歷史的認識。而最初提出這個論斷的正是最終以史學家名世的司馬光。司馬光曾經歷數東周以來的天下大勢，指出自從平王東遷“王政不行”以來直至本朝，“上下一千七百年間，天下一統者，五百余年而已”。而這五百余年間，又有著數不清的小禍亂，并不太平。只有本朝，自從979年太宗平定北漢，完成統一大業之后，基本上做到了內外無事。本朝的和平安定簡直可與“王政”流行的黃金時代相媲美！司馬光的“本朝無事說”，最早是在仁宗末年提出的，也正是在那個時候，他開始了《資治通鑒》的寫作。  司馬光提出“本朝無事說”的目的，只是提醒皇帝珍惜難得的大好局面，不要破壞，所以，他并沒有論證過“本朝無事”的成因。而王安石在《百年無事札子》中則對此做了簡潔而準確的論證：太祖愛民，太宗“承之”，真宗“守之”。仁宗統治時間最長，而仁宗政治的成功之道恰恰是皇帝保持了對天道人心的敬畏，克制了一已之私欲。對百姓，他不濫用民力，珍惜人的生命，上行下效，因而整個國家的統治都比較寬松。對周邊政權一一遼和西夏，他堅持和平第一原則、寧可屈己棄財，以經濟利益換取和平。在統治集團內部、他維護言路暢通，不偏聽偏信，保持了諫官、御史制度的有效性。王安石的回答，相當準確地揭示了宋朝百年無事的奧秘。 本朝百年無事，成績驕人，何道以致之？這是神宗的問題，但又顯然不是神宗問題的全部。神宗之問，在字面問題之下，還有一個隱含問題，而這個問題才是真正困擾他的。這個問題就隱藏在王安石的答案之中。《百年無事札子》的前半部分重在論述“本朝百年無事”的成因，調子是高昂的、正面的；而后半部分的調子則完全是批評性的，重在論述本朝百年以來的積弊及其成因。逆推回去，神宗的隱含問題應當是：如此偉大的本朝，能夠取得百年無事的成就，卻為何又產生了如此多的問題。即位以來，甚至即位以前、還是繼承人的時候，神宗聽到、看到的有關本朝政治的議論，大半是負面的，比如說財政困難，官僚隊伍和軍隊的冗濫低效。這個有理想的年輕人一直在思考探究解決之道。他向王安石提出這個問題，與其說是希望得到答案，倒不如說是渴望驗證自己的思考是否正確。  王安石給出的答案是： 第一，皇帝的主觀努力不夠，對當世智慧的吸收不夠，“未嘗如古大有為之君，與學士大夫討論先王之法以措天下也”。 第二，朝廷思想不統一。 第三，文官選拔制度，有科舉無學校，只管考試，不管培養，考試主要考吟詩作賦、死記硬背，導致所選非所用。 第四，官僚人事管理太講究出身資歷，對政績反而無所考評，導致整體的不作為。 第五，農民飽受差役之苦，政府失職農田水利不修。 第六，軍隊無戰斗力。 第七，宗室規模太大，享受著優厚待遇，而又對國家毫無用處。 第八，理財無法，所以才會“（皇帝）雖儉約而民不富，雖憂勤而國不強”。 這八點，中間第三至七點指向具體的問題，可能并不新鮮。對于神宗來說，王安石《百年無事札子》最有價值的應當是以下三點： 第一點，王安石說“與學士大夫討論先王之法”的皇帝オ是“大有為之君”，在神宗聽來，就是承認、贊賞和鼓勵。這一點，神宗已經做起來了！神宗的經筵侍講、侍讀官已經囊括了當世最優秀的“學士大夫”，比如司馬光、王珪、范鎮、呂公著、吳申、周孟陽，他幾乎每天都花費大量時間，聽這些士大夫們講書，跟他們一起研習經史，討論政務。如今，又來了一個王安石，神宗怎么能不感到興奮呢？！ 第二點，王安石說朝廷思想應當統一，這其實隱含著破壞寬容的危險，也埋下了朋黨之爭的隱患。這一點，我們后面再說。 更讓神宗興奮的應當是第八點，關于財政。國家所面臨的財政困難，是神宗即位以來的第一難題。如今，王安石卻告訴他，皇帝的個人生活和工作作風與財政困難之間沒有直接關系，財政困難只是因為“理財無法”，而只要理財得法，皇帝是可以“大有為”的。  這個消息讓神宗如何能夠不振奮？！神宗本來就有雄心壯志，與王安石交談之后，更堅定了做一個“大有為之君”的理想。他向王安石“施設之方”，要求王安石以書面形式陳述改革方案，姿態是迫不及待、躍躍欲試的。而王安石的反應卻是出奇的淡定，他簡直是拒絕了神宗，他告訴神宗“施設之方”不是急事、難事。這種欲擒故縱的態度，撩撥得神宗心癢難耐，對王安石的學問和主張更是充滿了景仰和向往。 那么，王安石認為什么オ是當務之急？“講學”“擇術”，確定指導思想。“愿陛下專心講學，講學明白之后，施設之方是不言而喻的。”“在陛下沒有明確選定指導思想之前，我實在不敢具體報告施設之方。” 在開始行動之前，必須獲得皇帝毫無保留的支持，而要想獲得皇帝毫無保留的支持，唯一的辦法就是讓皇帝從思想上跟自己完全保持一致——這就是王安石強調“講學”“擇術”的目的所在。不得不說，王安石才是第一流的政治人物，他洞察人心，而且善用其術，政治手腕高明。這一點，司馬光根本不能望其項背，作為政治人物，司馬光太“單純”了，簡直像一個孩子。不止是司馬光，王安石的政治手腕超過了之前任何一位政治家。與二十五年前的改革者范仲淹相比，王安石從容不迫，雍容大度。范仲淹的改革是被皇帝逼著匆忙上馬的而皇帝卻自始至終都不曾給予他百分百的支持。王安石卻能引得皇帝像學生一樣來請教他乃至請求他。 王安石何德何能,竟有如此魅力？用司馬光的話來說，他“才高八斗，學問宏富，不貪圖富貴”，三十余年來聲名赫赫，道德文章，天下獨步。人人都說，“王安石不出來也就罷了，他只要肯出來，立刻就會建成太平盛世，天下蒼生都會得到恩澤”。他的好朋友韓維又在神宗耳邊極力鼓吹。韓維是神宗的東宮舊臣，神宗即位之后頗得信任，而每當神宗夸獎韓維的想法好、主意妙的時候，韓維卻總是說：“這是我的朋友王安石的想法。”所以說，在宋神宗和王安石相見之前，神宗心目中的王安石已經是頭頂光環，“神一般的存在”了。 這樣的心理預期，現在看來，不是好事而是壞事。 此后，王安石立刻成為神宗“邇英閣”學士大夫中最重要的人物。七月間，呂公著上疏提醒神宗，“君臨天下者應當去除偏聽獨信的毛病，不因先入為主而存成見，才能夠不為邪說所迷惑擾亂”。這份提醒恐怕與神宗對王安石的信任不無關系。也就是在此時，北宋朝廷內的主流士大夫們與王安石的對立愈來愈明顯，而最讓他們受不了的是宋神宗對王安石的全力支持與信任。  那宋神宗對王安石信任到什么地步呢？我們舉兩個例子看一下。 宰相辭恩賞風波與“民不加賦而國用饒”的辯論熙寧元年（1068年）正逢每三年一次的南郊大禮，祭祀天地，大禮之后必有大恩澤、大賞賜，普天同慶，方顯天恩浩蕩。通常于十一月舉行。八月初，宰相曾公亮等人提出國家財政困難，二府大臣待遇本來豐厚，又常得賞賜，本次大禮之后，請不必再賞。這一年夏秋之際，天災不斷。黃河決口，開封地震，影響波及河南、河北的廣大地區，官府民居，房倒屋塌。地震之后，又逢淫雨，糧倉灌水，軍隊的糧食供應發生困難，老百姓就更不用說了。為了賑災，政府不得不出賣度牒（出家名額）和空名誥敕（賣官）。二府辭恩賞，旨在體恤朝廷，共紓時難。皇帝頒賞賜，以示恩出自上，是禮儀制度的一部分，關系朝廷體面。宰相之辭，是否恩準？神宗需要拿意見，他命翰林學士們討論。司馬光主張高官全員減半，王安石等人主張不減不免。  司馬光 圍繞著賞賜問題，司馬光與王安石展開了一場激烈爭論，二人思想分歧的冰山一角浮出水面。熙寧元年（1068）八月，神宗在延和殿接見司馬光、王安石、王珪，商量南郊賞賜方案。曾公亮代表二府大臣推辭南郊賞賜之事，學士們此前已經討論多日，論理，應當已經達成一致，此番上殿，只須拿出一個議定的方案來供皇帝拍板即可。可是，討論非但沒有結束，反而越發激烈了。在延和殿上、皇帝御前，司馬光與王安石之間爆發了一場針鋒相對的辯論。就是在這場辯論中，司馬光頭一次如此清楚地意識到他與王安石之間的深刻分歧。同樣是在這場辯論之中，王安石說出了“善理財者，民不加賦而國用饒”，司馬光說出了“天地所生貨財百物，止有此數，不在民間則在公家”。后來的歷史學者常常引用這兩句話，來論證司馬光與王安石的理財觀念差異。 會議一開始，司馬光首先發言，重申自己的觀點：支持二府大臣辭免南郊賞賜。司馬光話音剛落，王安石隨即反駁道：“我大宋國家富有四海之地，大臣的南郊賞賜，明明花不了幾個錢，卻吝惜不給，省下這幾個小錢，不足以讓國家富裕，只會白白地損傷我大宋體面。”王安石以唐朝宰相常袞舉例，常袞是唐代宗的宰相，唐朝各衙門都有食堂，單位提供工作午餐，宰相食堂的飲食更是格外豐盛。代宗時，皇帝為示籠絡，又給宰相們每天額外賞賜“內廚御僎”，份量之大，足夠十人飽餐，根本就是浪費。這份“加菜”，常袞上臺之后，主動推辭，從此徹底取消。與同時代的宰相相比，常袞所得的評價不高，這件事顯然“減分”不少。 當時的人都說那是因為常袞知道自己配不上宰相的高位，宰相食堂的優厚待遇，既是國家對宰相超大責任與超高能力的回報，又是宰相地位與國家體面的象征，職位、責任與待遇三位一體，不可分割一一宰相之位可辭，飲食待遇不可辭。王安石引用常袞故事的用意也正在這里。王安石的說法，司馬光并不感到驚訝，然而，王安石接下來的句話卻讓司馬光大吃一驚，王安石說，國家用度不足，財政困難，不是當今的緊急事務。這是什么話？宋朝的國家財政早已是捉襟見肘，舉步維艱，這是人人都知道的事實。面對司馬光的奮起反擊，王安石認為國家財政的危機，源于沒有善于理財的人。而在司馬光看來，再高明的理財者也不過是理財者，而非財富的創造者，財富只能來自社會，以目前國困民貧的狀態，能夠把財“理”上來的人，只不過是善于斂財的高手而已。 面對司馬光的質疑，王安石說出了那句著名的話：“善理財者，民不加賦而國用饒。”不給老百姓增加賦稅就能國用豐饒。這就是王安石的理財口號，也是他得以打動神宗的秘密武器。那么，怎樣才能做到“民不加賦而國用饒”呢？王安石當時沒有說。司馬光卻有著自己的理解。這分明是漢代法家桑弘羊的做法。民分四類，“士農工商”。所謂“民不加賦”，只是不向四民之一的“農”民加賦。桑弘羊實行鹽鐵專賣，要求商人、手工業者申報財產以便征稅，一輛小車、一條小船都要交稅；財產申報不實者，發配邊疆，沒收財產；還鼓勵揭發告密。桑弘羊又實行均輸平準之法，賤買貴賣，以政府代行大商人角色。桑弘羊曾經獨掌財權二十三年，為漢武帝的對外戰爭提供了有力的財政支持。從“國用饒”的角度來看，桑弘羊的確是成功的。但是，如果把皇帝、政府和包括“士農工商”在內的社會視為一個整體，追求整體的和諧共榮與帝國的長治久安，那么桑弘羊則是失敗的，他的經濟政策損害了商人和手工業者的利益，擾亂了經濟秩序，造成了整個社會的不安，最終引發了民間的反抗。作為一個純粹的儒家學者，司馬光是瞧不起桑弘羊的。而王安石竟然要走桑弘羊的老路！ 司馬光忍不住嗤之以鼻：天地所生貨財百物，止有此數，不在民間則在公家。桑弘羊能讓國用豐饒，不從老百姓那里拿，又從哪里拿呢？要真像他說的那么好，漢武帝末年怎么會盜賊蜂起，還要派繡衣使者去追捕？這難道不是老百姓窮困不堪，官逼民反嗎？！這樣的話怎么可以當真呢？！ 桑弘羊舌戰群儒 在司馬光的這段回答中，也有一句引用率極高的話“天地所生貨財百物、止有此數，不在民間則在公家”。學者們引用這句話，通常是為了說明司馬光保守，不承認社會財富的可增長性。對于生活在21世紀的中國人來說，鄙視司馬光是很容易的事。我們親身經歷、耳聞目睹了社會財富的飛速增長，四十余年間，小到個人、家庭，大到城市、國家，財富的增長規模和速度是前所未聞的。所以，我們會覺得司馬光真是太保守了。但是，我們有沒有想過，這四十余年財富增長的動力來自哪里？制度革新、科學發展、技術進步，特別是早已走在前面的西方文明的引領。 再往遠地說，英國在18世紀崛起為日不落帝國，國家勢力與財富呈幾何級增長，根源在于工業革命的爆發與資本主義制度的成型。 而這些，在司馬光與王安石討論“天地所生貨財百物”的時候，都沒有發生。沒有上述這些革命性的因素，又怎么可能出現社會財富的革命性增長？而如果財富總量不增長，那么，理財的問題歸根結底還是一個分配問題，不在公家就在民間，是“富國”與“富民”孰先孰后、如何協調的問題。司馬光所說的并沒有錯。 司馬光與王安石的爭論持續了很長的時間，但是誰也無法說服對方。最終神宗做了總結：朕的想法與司馬光相同，也就是說，贊同減免二府南郊賞賜。姑且以“不允”答之，則是例行的政治姿態，究竟還是要推辭一下的，等宰相們的第二通請辭報告打上來，就可以答允了。如此,則雙方皆有體面。可是，哪里還有第二通報告呢？第一通“不允”詔書下發之后，曾公亮等一干二府大臣看罷，便再也不敢提辭讓南郊賞賜的事情了。 這通詔書是怎樣寫的呢？
各位大臣哪一個不是飽讀詩書的？誰不知道常袞的故事？詔書又特別強調賞賜是皇帝控制群臣的手段，暗示對待賞賜的態度即是對新君的忠誠表態，誰還敢辭？只能乖乖接受。這樣一通措辭嚴厲的詔書，與神宗在延和殿上的口頭指示顯然不符。 站在神宗的角度來看，司馬光說的都對，完全符合儒家的禮義原則，跟司馬光“對嗆”簡直就等于自蹈于不義之地。可是合乎禮義的，卻未必合人心意。 宋神宗用這種方式表達了對王安石的堅定的支持，其實宋神宗也被王安石的“民不加賦而國用饒”的口號深深地打動了。 山東登州殺夫案產生的“蝴蝶效應”01 殺夫案——一個死刑犯的“法外開恩”這樁謀殺案發生在山東登州的一個小村莊，時間應當是治平四年（1067）夏天。案發當晚，村民韋阿大睡在了自家田頭的窩棚里。阿大新婚，正該是濃情蜜意的時候，為什么不在家里摟著漂亮媳婦睡覺，卻要睡到田里來呢？可能是天氣太熱，也可能是地里種著甜瓜類可以直接換錢的經濟作物，接近成熟需要看管，以防偷盜一一這在北方農村很常見。總之，那天晚上，阿大睡在了田頭，睡得很沉。到了后半夜，突然有人手持腰刀摸進窩棚，朝著阿大就是一通亂砍。阿大猝不及防，中了將近十刀，雖得不死，卻被生生剁去一根手指，身受重傷，渾身血污，奄奄一息，幸好有起早下地干活的鄰人發現，這オ撿回命來，被人抬回家去。阿大的新婚妻子阿云來開了門，見阿大如此，臉上閃過一絲嫌惡，身體也不由自主地向后躲閃。阿云貌美阿大猥瑣，自從成親，鄰居們就沒見阿云給過阿大好臉色。可是，人都到這般田地了，做妻子的竟然是這般做派，也實在是令人心寒。事情報到官府，縣衙派出縣尉前往勘察。縣尉大人在現場和家里兩處看過，街坊四鄰一番打探，很快將懷疑對象鎖定為年輕貌美的新媳婦阿云。阿云被帶到縣衙，幾句話旁敲側擊之后，阿云防線崩潰，主動承認自己就是兇手。阿云的殺人動機說來簡單得讓人想哭，她不愿意跟一個相貌丑陋、形容猥瑣的男人共度此生。 一時之間，阿云案轟動了登州。按照宋朝國家法典《宋刑統》的規定，謀殺親夫屬“惡逆”，是“十惡不赦”的大罪，無論致死、致傷，均應處以極刑一一斬首。 可是，登州知州許遵的判決結果卻是將阿云流放2500里。這個判決結果一出來，立刻就掀起了軒然大波。登州相關司法官員幾乎全員表示反對。登州百姓更是議論紛紛，說什么的都有。有那好色的，以己度人，認定許遵必是看上了阿云，要討她作小，這才瞞天過海，免阿云的死罪。 許遵，六十一歲，進士出身，當過大理寺（最高法院）的詳斷官和審刑院（中央司法審核委員會）的詳議官，是一位既懂理論又有實踐經驗的資深法律專家。他判阿云不死，自有一套振振有詞的說法，只是無法服眾。 阿云案因此成疑。 按照宋朝制度，疑案須上報中央司法機構復核。宋朝中央負責司法審核的是三個機構：大理寺、刑部和審刑院。首先介入阿云案的是大理寺。大理寺判定阿云當處絞刑一一還是要死的，只是能留一個全尸，比斬首略好。看起來阿云是必死無疑了。沒想到神宗決定施展皇帝的仁慈，對阿云寬大處理，免其死罪，判終生編管（勞改）。神宗的批示，連同大理寺的審核意見，一起下發到登州。阿云可以不死了，可是許遵竟然不服，拒絕執行中央命令。許遵為什么不服？他要皇帝給一個說法，明確支持自己的判斷。于是乎，許遵第二次上訴中央。這一次，刑部介入審核。刑部的審核結果與大理寺相同，判定阿云當處絞刑；而許遵因審判失當，應繳納罰款。判決結果下發之時，許遵已經得到了“判大理寺”的任命。大法官上任的第一件事竟然是遭遇審判失當的指責，這讓許遵情何以堪，又如何服眾？許遵不服，第三次上訴中央，神宗只好命令翰林學士重審此案，于是，司馬光便和王安石一道，接手了阿云案的復審工作。 妻子謀殺丈夫，本來是“十惡不赦”的大罪，按照當時法律，不管殺沒殺死，都應當處斬刑一一身首異處，橫尸街頭，這是死刑之中的極刑。死刑分兩等，斬刑之下還有絞刑，是死刑之中比較輕的，因為可得全尸。死刑之下是流刑，遠離家鄉，在官府的監管之下服勞役，離家鄉越遠懲罰越重。從斬首到流放，是生與死的差別，這中間還隔著個絞刑。那么，許遵是怎樣把阿云的刑罰從斬首減輕到流放的？ 許遵發現了一個非常關鍵的細節，正是這個細節，把阿云謀殺阿大一案的犯罪性質從“謀殺親夫”變成了“謀殺路人”。這個關鍵細節就是阿云與阿大成婚的時間點。這個時間點，正好在阿云為母服喪期間。按照《宋刑統》，居喪嫁娶，屬于非法。許遵因此判定，阿云與阿大的婚姻關系無效，阿云非阿大之妻，阿云“謀殺親夫”罪名不成立。 這個判斷，以事實為依據，以法律為準繩，有理有據，讓人無法反駁，但是，卻很難服眾。它合法卻不合情理，違背了人之常情，不符合社會習俗。根據案情，阿云還在娘胎里就被許給了阿大，阿云母親過世之后，二人成親。在周圍鄉親的眼里，阿云和阿大就是夫妻，怎么可能是毫不相干的路人？阿云模樣俏麗，阿大相貌丑陋，“好漢無好妻，賴漢娶花枝”，的確讓人惋惜。可是，配偶丑陋就能成為殺人的理由嗎？阿云的故事里沒有出現“西門慶”，她一個人策劃、實施了對阿大的謀殺，并且能在事后從容離開現場。這絕不是簡單的激情殺人，而是蓄意謀殺。站在現代立場上看，也無法同意她以殺人求解脫的愚蠢做法。而當時的普通老百姓看阿云案，看到的就是妻子謀殺親夫，而且一開始并沒有自首，是到了衙門里，眼看著要嚴刑拷打，不招不行了，オ招認。犯罪情節如此，有什么值得同情的？阿云謀殺阿大一案，情節嚴重，社會影響惡劣，判決應當從重而不是從輕，因此，司馬光同意大理寺、刑部的判斷，認定阿云難逃一死，當處絞刑。 可是王安石這是卻蹦出來，力挺許遵，主張要免阿云一死。許遵認為，阿云存在自首情節，因此可以獲得減刑。這里有一點需要解釋，阿云是被帶到官府之后招供的，招供之前應當經過了簡單的審訊。按照現行法律，在公安局審訊室里招供是不能算自首的，在宋朝卻可以算，這叫作“案問欲舉”。按照當時法律，阿云自首情節可以成立，這一點司馬光也同意，但問題是，通常情況下，謀殺一類以危害人身為目的的惡性犯罪是不適用自首減刑條款的。那么，許遵、王安石是如何為阿云辯護的？很復雜也很簡單。一般人怎么理解阿云案？謀殺未遂致其重傷，這是一個罪名一一“謀殺未遂”，所以要按照謀殺罪來量刑。而許遵則把阿云的罪行分解成了兩個罪名：一個是謀殺罪，結果未遂；還有一個是人身損害罪，阿云砍了阿大將近十刀，砍斷一指。謀殺是起因，人身損害是結果。事實只有一個，變換的只是說法。 這樣一分為二之后，阿云就能不死了。為什么？因為《宋刑統》里有一條關于人身損害罪的自首減刑原則：由于其他犯罪導致人身損害的，如果自首，可以對其他犯罪免于懲罰。比如說因為劫囚而導致的人身損害。劫囚的目的是把罪犯救出牢籠，如果犯罪得以順利實施，是不需要損傷他人性命的，可是獄卒出面攔阻，犯罪嫌疑人“沒辦法”“不小心”砍斷了獄卒一只胳膊，這就導致了人身損害。在這個犯罪過程當中，劫囚就是“其他犯罪”，而獄卒斷了一只胳膊，就是“由于其他犯罪所導致的人身損害”。假定該犯罪嫌疑人有自首情節，劫囚罪是可以免予追究的，只按照人身損害罪量刑。這就是那條自首減刑原則。 許遵就把這個原則用在了阿云案上：因為阿云謀殺阿大，導致了阿大身受重傷，“謀劃殺害阿大”是“其他犯罪”，而“阿大身受重傷”是“由于其他犯罪導致的人身損害”。現在阿云自首了，根據自首減刑原則，阿云的謀殺罪行可以免于追究，只追究致阿大重傷部分，按照人身損害罪量刑，所以是流放2500里。 這個看上去完美的論證過程，在司馬光看來，簡直是荒唐透頂。這不就等于把“謀殺”分成“謀劃”和“殺害”嗎？如果阿云只是安安靜靜地坐在家里在腦子里謀劃如何殺害阿大，哪怕她想出來一百零八種殺夫之法，只要她不去實施殺人行為，那又有什么罪行需要通過自首來獲得豁免？謀殺就是謀殺，謀殺是人命關天的惡性犯罪，不是寫在紙上的字，沒辦法撕成兩塊兒！憑什么減免呢？！這些原則，以許遵的道行，他怎么可能不知道？！卻偏偏要做這樣的文字游戲，為阿云脫罪！而他只是在為阿云脫罪嗎？皇帝都開恩免阿云一死了，許遵還不依不饒，死活要逼迫司法界接受他的解釋。 許遵走得太遠了。 而王安石卻堅定地站在許遵身后，為許遵辯護。到這個時候，阿云案已經不是一個簡單的阿云生死問題，而是關系到定罪量刑原則的司法大討論。具體說來，阿云案的判決結果，將影響宋朝法律中有關謀殺罪是否適用自首減刑的原則。許遵與王安石主張謀殺自首可以減刑，司馬光反對。王安石說，允許在阿云案中適用自首減刑原則，可以鼓勵自首，為罪人開自新之路。而司馬光則擔心，這種“自首”實在是太“便宜”了，人已經在審訊室里了，眼看著不招是死，招就有活路，是個人都會自首；而自首就可以活一一這絕不是為罪人開自新之路，而是助長殺人者氣焰，讓小人得志，良民受弊。 站在司馬光身后的，是中央和登州的絕大多數司法官員，王安石這邊似乎只有一個許遵一一當然，真理是有可能掌握在少數人手里的。 神宗會做出怎樣的選擇? 第四次復議的結果是贊同王安石和許遵。于是，神宗最終決定按照王安石的意見終結阿云一案。熙寧元年（1068）七月三日，神宗頒布詔書，宣布謀殺已傷犯罪可以適用自首減刑原則。可憐又可恨的登州姑娘阿云保全了性命，宋朝對謀殺案的審判原則也出現了重要調整。王安石的意見上升為國家意志，謀殺未遂已傷自首減刑成為法律新規。司馬光不愿意看到的事情終歸還是發生了。而司馬光終其一生，從未改變自己對阿云案的觀點。而且在其上臺主政后，第一時間重審此案，并將阿云斬首示眾，當然，這些都是后話。 這本來是一樁普通刑事案件的判決，事關一個女人的生死，可是卻引發了一場有關司法原則的大討論，皇帝、宰相、法官、臺諫官…整個國家最有權勢、最有學問的人盡數卷入。最終，皇帝出面做了終審裁判，卻無法說服大多數官僚，包括司馬光在內的很多人繼續抱持反對立場。在這場討論之中，司馬光與王安石針鋒相對，官僚集團發生分裂，皇帝顯出了私心，宋朝政治的走向正在發生著偏移。這就像是現代人熟知的“蝴蝶效應”，那個叫阿云的女人犯下的罪，經過一系列的反應之后，最終影響了宋朝政治的走向。 02 蝴蝶效應的發酵——王安石挑起“朋黨之爭”阿云案結案了，由阿云案所引發的司法討論還遠未結束。皇帝可以用權威對阿云案做出終審裁定，修改司法原則，也可以用行政力量強制推行這一原則，卻無法說服所有官員在情理上接受它，包括司馬光在內的大多數官員對阿云案仍然心存保留。在接下來的日子里，阿云案所引發的司法爭論還將繼續發酵、升級，乃至引發高級官員的對立、分裂。 但在當時，司馬光還是情愿把他和王安石之間的所有分歧都作積極正面的解讀，看作是君子之爭，而君子只要在大方向上一致，通往目標的道路、做法可以不同，這就是孔子所說的“君子和而不同”。 但是宋神宗對王安石的偏聽偏信已經到了無以復加的地步，兩個人單獨談話是常有的事情，一談就是一兩個時辰，宰相們怕皇帝有什么最新指示，竟然就在外面候著，有一次竟然餓著肚子候到了下午三點。要知道，宰相曾公亮跟包拯同歲，年近七十，是接近退休的人了！甚至宰相府上報的常規人事任命案，皇帝都要問過王安石之后才能決定，宰相府的工作竟然要聽翰林學士的指示，這叫什么規矩？！副宰相唐介是個直腸子，壓不住火，當著神宗的面放了炮：“我近來常常聽說陛下遇到事情就問王安石，他說行就照辦，他說不行就不行，這樣一來，還要宰相大臣有什么用？倘若陛下覺得我們沒這個能力，就應當先罷免了我們幾個。讓這樣的話流傳天下，恐怕不是陛下信任大臣的體統！” 但犯顏直諫的唐介后來卻死了，而且唐介的死直接造成司馬光對王安石的態度的大逆轉。 熙寧二年（1069）三月二十九日，副宰相唐介去世，得年六十。很多人相信，唐介是被王安石氣死的。起因還是阿云案一一治平四年（1067）夏天山東那只蝴蝶振動翅膀所引起的氣流波動，兩年之后在開封政壇繼續引發風暴。 熙寧元年（1068）七月，阿云案的判決結果通過皇帝的敕令下發之后，允許在謀殺罪中適用自首減刑原則，已經成為司法新規。唐介的觀點和司馬光一樣，堅決反對司法新規，認為在謀殺這樣的惡性犯罪中適用自首減刑原則是鼓勵殺人，違背了法律懲治犯罪、維護社會正義的最高原則。 性格決定命運，這話放在唐介身上是最合適不過了。唐介的學識、行政能力和政績都算不上一流，他能夠登上參政高位，有一多半是憑了性格中的剛烈正直。神宗提拔唐介做副宰相，便是要借重他的“剛勁之名”來表明尊重輿論的態度。 “天子用我以直，我當以直報之”。身登高位的唐介把性格中的剛直發揮到了極致。他決心跟王安石“死磕”謀殺自首減刑新規。當著神宗皇帝的面，唐介幾次跟王安石爭執不下。王安石的辯論能力在當時無人能出其右，唐介哪兒說得過他？說來說去，唐介就被王安石堵在了墻角，明知道王安石不對，可是又辯不過，唐介氣得滿臉漲紅、渾身發抖。終于，在一場激烈的辯論之后，落了下風的唐介撇開王安石，轉向神宗，直著脖子喊道：“謀殺罪大惡極，全天下的人都認為自首不能減刑，說行的就只有王安石！陛下，陛下！” 就在神宗想著怎么表態時，王安石對他的辯論對手發出了致命一擊：“那些認為謀殺罪不能自首的，都是朋黨！他們是為了反對而反對，他們并不關心法律的真諦和國家的安寧！” 王安石此言一出，所有人都是心頭一震，當年的慶歷新政為什么會流產？就是朋黨之論！若不是反對派用“朋黨”的罪名來攻擊范仲淹、富弼，仁宗怎么會放棄對新政的支持？！王安石如此得皇帝信任，竟主動發起朋黨之議，又豈是國家之福？！ 朋黨是什么呢？結黨營私、不顧大局的小集團。對于高級官員，沒有比這更惡毒的攻擊了。 唐介本人則徹底石化了。“朋黨”這個話都出來了，看來王安石是不許有任何反對意見。你要么聽他的，無條件跟他走；要么反對他，成為“朋黨”！ 當天傍晚，唐介回到私宅，卸去朝服，突然倒地，一病不起，不久，“疽發于背而卒”，后背上長了個毒瘡，死了。這是中國史書里政治上不得志的人十分常見的一種死法。 唐介之死，著實震動了司馬光，司馬光算是徹底要跟王安石翻臉了。 唐介死后，宰相府成了王安石的一言堂：兩位宰相，曾公亮不斷上章請老，表示干不動了，要退休；富弼干脆請了長期病假，撂挑子不干了。三位副宰相，唐介已死，王安石之外，還有一個趙撲，遇事爭不過王安石，只好連聲叫“苦”。“生老病死苦”，中書省算是占全了。 王安石變法失敗原因究考學過歷史的人都知道，王安石變法最終失敗了，為什么在宋神宗這么支持的情況下，變法還能失敗呢？我們粗疏地從上面兩個故事就能一窺究竟。 首先，王安石性格執拗，對變法一味地追求效率，以為搞定了宋神宗，有了最高領導的支持，變法之功就能水到渠成，但是他的一系列做法遭到群臣的反對，王安石提出的“三不足”，即“天命不足畏、祖宗不足法、人言不足恤”更是讓那些文人士大夫敬而遠之，所以北宋朝堂上肯和他一起變法的人非常少。 所以，王安石為了實施他的變法策略，就只能啟用那些小人。說到這兒你可能會說，王安石智力太差了，怎么能夠用小人呢？你還真別把這個問題看得那么淺。一方面，沒有正人君子可用，能用的就是他們；那第二個方面呢？是這幫人好用。這些小人，對于金錢激勵非常敏感，變法的效率就會提高。所以王安石的新法那一派，就是所謂的新黨，這里面充斥了小人，什么呂惠卿、章惇、蔡京、蔡卞、曾布這些人，后來基本上都被寫到了宋史的奸臣傳里面，那第三步馬上順理成章地就出現了，王安石任用這幫人去推行新法，那新法好得了嗎？舉一個例子，青苗法，初衷多好啊？老百姓借高利貸，不要借了，政府以很低的利息借給你。當時王安石定的政府的利息是年利二分，就是你借一塊錢，到年底的時候還一塊二，在今天看來這個利率很高，但在那個時代，這已經是很低很低的利率了。但這些奸臣他只有一個目標，就是對王相公負責。那新法既然說要借錢給老百姓，然后收獲利息，那就要多收獲利息。好，對老百姓，春天借你一道，秋天我再借你一道，你要不要借，我都要強行攤派給你借。所以變成另外一種的賦稅的形式，那當然是怨聲載道了。 再就是市易法，不是低吸高拋嗎？那官員們應該有收益啊。所以這些奸臣小人就找這些官員要錢，那這些官員怎么辦？只好拼命地去壓榨那些商戶。所以到市易法最后被廢除的時候，達到什么情況？有四萬家商戶欠政府錢，執行市易法的機構雇了一千多人在全國進行討債，那當然就是民不聊生的結果了。 這就是朱熹所說的：群奸肆虐，流毒四海。 大奸臣蔡京因《水滸傳》而出名 熙寧七年（1074年）春，天大旱，久不雨，安上門監鄭俠趁機繪東北《流民圖》以告急文件特進。神宗反復觀圖，竟夜不能眠，暗自垂淚，司馬光又上《應詔言朝廷闕失狀》，最終變法最大的支持者宋神宗發生動搖。同年四月，神宗的祖母曹太后和母親高太后亦向神宗哭訴'王安石亂天下'。宋神宗對變法產生懷疑，罷免了王安石的宰相職務，這是王安石第一次被罷相。 熙寧八年（1075年），王安石再次拜相，但已經得不到更多支持，加上新法派內部分裂、宋神宗的動搖，變法很難繼續推行下去。 元豐八年（1085年），宋神宗去世。宋哲宗即位初，高太后垂簾聽政，起用司馬光為宰相，新法幾乎全被廢掉，史稱'元佑更化'。元佑元年（1086年），王安石病逝于鐘山。 變法敗則敗矣，為何說王安石的這場變法造成大宋政治的動蕩，間接導致其敗亡呢？神宗駕崩后，哲宗少年即位，神宗之母高太皇太后攝政，邀請司馬光還朝主政，更化調整。而當時司馬光對國家的實際狀況缺乏調査研究，對政策調整缺乏通盤考慮，無隊伍，無手段，無能力，無經驗，空懷一腔熱血，執政十六個月即抱憾而終，徒留一曲失敗英雄的悲歌。 司馬光身后，官僚集團的矛盾白熱化，陷入“惡性分裂”，宋朝政治跌入“危辱時代”。 高太后一死，宋哲宗親政，立即把司馬光為首的舊黨全部趕下臺，把新黨再召回朝廷。 宋哲宗 可是宋哲宗干了沒幾年也死了，又上來一個向太后，她雖然是宋神宗的老婆，但是她特別討厭新黨。新黨再下臺，舊黨被召回朝廷。 向太后死后，輪到誰親政啊？宋神宗的第二個兒子，就是那個倒霉催的，在歷史上大名鼎鼎的道君皇帝宋徽宗親政。他又是搞宋神宗那一套，舊黨再下去，新黨再上來，等等。 所以說整個北宋的政治就成了“折騰政治”。而且此時新黨和舊黨已經變成了兩個政治符號，沒有什么真實的改革措施了，互相就是指鼻子罵，你是小人，我是君子，你得滾，我得來，所有的朝廷的政治就變成了一個黨爭形的政治。 宋徽宗 在宋徽宗年間，黨爭已經發展到白熱化的程度。宋徽宗搞了一件事情，就是刻了一副叫元祐黨人碑。高太后搞的那一套不叫元祐更化嗎？舊黨上臺，他們都是奸臣，這是宋徽宗的觀點。所以宋徽宗親自用他的瘦金體在碑文上刻下了這些人的名字，包括司馬光、文彥博，所有這些舊黨全都把名字刻下來。刻下來干嗎呢？立在開封，告訴所有人，這些人的子孫永遠不許參加科考，如果你還活著，朝廷永不續用。這個元祐黨人碑剛開始刻了一百多個人，最后名單擴大化，變成了三百多個人。而且這張名單上已經不分什么新黨、舊黨了，所有的政敵一概打擊，包括新黨當中的一些人，也列在元祐黨人碑上。 這場由變法導致的黨爭，讓北宋士大夫因內斗自我消耗，集體迷失方向，失去了制衡皇權的力量。皇帝和宰相將個人私欲與派別利益置于王朝整體利益之上，朝有弄權之相、國無“大忠”之臣。大宋朝廷失去了調節社會矛盾、應對內外打擊的能力。最終，女真人兵臨城下，結束了這個可恥的時代。 王安石與司馬光的故事，可以說是是北宋政治文化由盛轉衰的歷史。 結語：南宋就不折騰了嗎？1142年1月，岳飛以“莫須有”的“謀反”罪名，與長子岳云和部將張憲同被殺害。殺岳飛的命令是宋高宗趙構下的，有史料記載，秦檜甚至替岳云求過情，但高宗不允。 為什么宋高宗一定要自毀長城，殺了岳飛呢？就算想與金人議和、罷戰，只需罷免了岳飛的官職即可，為什么一定要殺呢？有一種說法，認為北宋那種因黨爭而變得僵化的政治風氣，南宋是一點沒拉的繼承了，所以想要議和，就必須干掉主戰派，沒有中間調和路線，而主戰派中誰的名氣最大？非岳飛莫屬。 |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