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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安石因為政治標簽太顯眼，反而讓大家對他在文學上的地位不清晰。一般我們所了解到王荊公，必先稱其為政治家，然后才有文人之名——這與他自身的認知是相同的，與中國古代文人士子的認知也是相通的。 和名聞天下的大文豪比起來，士子們其實更看重的是自己在經國治事方面的成就。王安石的熙寧變法，天下震動，以失敗告終，也成為歷來政治觀點向左的人向他潑污水的理由——但是無論如何攻擊詆毀，王安石一心為朝廷，一心為百姓以及他的生活作風和詩文水平，都無法被抹黑。 因為自己的政治家身份，王安石對詩詞的態度以二次罷相為節點，前后是不同的。在年輕的時候，積極投身官場和民調，其創作主要是做“不平鳴”，注重社會現實，而且輕看文辭修飾，直言“詩詞，末技爾”。在罷相歸隱之后，因為年齡的緣故，加上皇權對政治態度的反復讓他心態逐漸平淡，不再復其推進新法時候的銳氣，詩文內容開始以詠物言志為主，而文字修辭也開始注意平實下的精致，含蓄深沉，大巧若工，詩風直追盛唐。 也正因為如此，他晚期的“荊公體”在宋詩大轉彎走向說理、議論的時候，反而獨樹一幟，傳承盛唐特色，也因此成為宋詩中的最高峰。至于詞牌，當他讀到晏殊的閑情之作時，不禁皺眉：“一朝宰相，居然寫這種調調？”因此即使偶爾為之，風格也和范仲淹的蒼涼大氣類似，在豪放創始人蘇東坡面前亦不遜色。如曾詳細講過的《桂枝香·金陵懷古》，就讓蘇軾擊節稱嘆，是詞牌史上婉約向豪放轉身時期的一代名作。 所謂“詩言志，詞調情”，雖然在王安石、蘇軾時代已經開始了詩詞合流，但“詩詞各是一家”即使到了后來的周邦彥、李清照之時仍然是主流觀點——即使到了今天，我們依舊可以這么認為。所以王安石的文學作品，詩詞雖然都有，但是以詩為主，因為他是一個不折不扣的士大夫，何況他走得更遠，曾將詩文看作一種實現自己理想抱負的能力和工具。 他晚期作品直追盛唐，但畢竟只是追盛唐，所以讀王安石的詩，“荊公體”雖好，也無法塵出李白、杜甫、王維等盛唐諸公，所以反而是他早期那些說理的作品，讀起來更有特色，而且獨樹一幟，思辨能力超強，特別是他的“一曲明妃天下驚”。 在理學開始昌盛，思辨角度不斷生發的北宋，王安石的詩風辛辣，觀點獨特，甚至是遠遠超出了同時代人的思維水平。 很多人因為熙寧變法的激進性認為王荊公是穿越人物，其實讀他的早期詩作，在結合當時柳永、晏殊、歐陽修這些人的文學思路，就會發現王安石確實是個具備現代意識的古人，甚至在政論方面，思維的發達超過同時期，同門路，同風格的范仲淹、蘇東坡。 甚至有時候讀多了王荊公作品，感覺蘇軾的都不夠看——固然才情千古，卻缺乏政治視野的高度。 著名的《登飛來峰》咱們就不說了，就看看他的《明妃曲二首》。《明妃曲》是以王昭君為題材的詠古詩，是王安石早期詩歌水平的代表作品。 放到今天來說，年輕時的王安石就是個杠精，是個翻案文學的斗士。 這和當時的思想發展和文學潮流是相契合的。宋詩步入造景明理的詩學方向，是在唐詩極盛之后的不得已轉型，抓住了新儒家理學的思考潮流，融合成為一種獨有的宋代詩風——更何況還有專門的“理學詩”，即使不是理學詩，其它作品中的說理、議論、思考都是常態。宋人是思辨能力極強的，一方面理學發展起來，就是燒腦的學問；另一方面，宋代文學、史學的發展，大家關注人文歷史，思考問題就深刻。 而整體詩風如此，又如何在大池塘中冒尖呢？這就需要獨樹一幟的思維能力，也就是質疑能力，說通俗一點就是“唱反調”、“翻案”。 遇到傳統思維，你說東，我偏要說西，這就是愛動腦筋的宋人特點，也是杠精的特點。 為什么“一曲明妃天下驚”？因為王安石這兩首作品出來之后，不僅將故事翻了個身，還起身跑得飛快，連愛好翻案、喜歡特立獨行的宋朝文人都覺得受不了——步子邁大了，扯著了。 本來也是，就算是再開明，再善于思考，又如何能與現代穿越者拼思維？ 我們以今天的思維水平去看王安石的這兩首作品，就會覺得說得對啊，這正是我們現代人的思維啊。
這是一首古體詩，四句一韻，分別押“四支”部、“二十五有”部、“五微”部以及入聲字押韻（末四句）。而詩意的安排也是跟隨轉韻分為四個小節，前兩個小節四聯八句是敘述歷史事實，昭君出塞的過程。 “明妃初出漢宮時，淚濕春風鬢腳垂。” 明妃當時初起程出行離別漢宮時，淚濕桃花春風面，鬢腳低垂。 “低徊顧影無顏色，尚得君王不自持。” 即便是姿容暗淡低頭徘徊，卻也讓君王的感情難以自持。 “歸來卻怪丹青手，入眼平生幾曾有。” 漢元帝回來就遷怒于為嬪妃們畫像的畫工，這樣的美貌，生平罕見，居然沒有如實畫呈。 “意態由來畫不成，當時枉殺毛延壽。” 天仙般的氣質從來是無法用畫筆呈現的，畫工毛延壽也算是死得冤枉。 后面幾聯則寫明妃身在塞北的心境。 “一去心知更不歸，可憐著盡漢宮衣。” 明妃心中凄楚，深知一別后再難歸國，因為思鄉穿遍了漢宮中帶來的華麗衣裳。 “寄聲欲問塞南事，只有年年鴻雁飛。” 萬里寄語欲相問塞南家鄉事，卻總是只能等來年年往返的鴻雁。 這兩聯，寫的是昭君在塞北對家鄉親人的思念，卻總是落空。 最后兩聯寫明妃終于等來了家人的消息，卻更加無奈傷心。 “家人萬里傳消息，好在氈城莫相憶。” 娘家人終于來信了，說什么呢？說“好在氈城莫相憶”——你在塞北好好生活吧，不要想家啊。 “氈城”，就是蒙古包連綴而成，如城池一樣。 連年孤身在塞北，等來的消息居然是說“不要想家”，明妃的心結如何順暢？ “君不見咫尺長門閉阿嬌，人生失意無南北！” 這句話有兩種理解，一般認為就是家書內容：“你不要傷悲，你看陳阿嬌就算困守漢宮，依然有著長門之怨，和你現在流落塞北，只不過是南北地域之別罷了。” 也可能是昭君收到家書的感嘆，畢竟家書里用這種比喻來寬慰明妃，顯得情商極低，當然也可能是封建社會中的無奈。 也有可能是明妃讀到“好在氈城莫相憶”時的感嘆——我并不是貪圖深宮生活，我只是想念親人啊。就好像金屋藏嬌一樣，黃金的樓堂館舍，也不如親人見一面心里舒坦。 這首詩實際上說的是家人（漢庭）的冷漠，為了安撫塞北政權，寧可犧牲自己的親人。 我們要注意一點，像毛延壽之殺出自《西京雜記》，實際上是小說手筆。《明妃曲》所寫的昭君出塞固然是歷史事實，但是細節全都是詩人想象編造，這正是宋詩造景、造事說理的創作路徑。 《明妃曲·其一》中翻案情緒并不高漲，只是批評了王昭君親人的冷漠（暗喻朝廷政策），真正驚到當世文人的是其二，就作品細節來說，其二更生動，情感也更動人。
《其二》仍然是四句一韻，分別為“四支”部、“二十五有”部、“十二文”部。這種小節換韻、平仄韻相間的寫法也讓詩作起落有致，高低回環。 內容上來說，它并不是承接其一而來，感嘆和切入角度有不同，得出的觀點也更新穎，也因此更讓人震動。 “明妃初嫁與胡兒，氈車百輛皆胡姬。” 明妃當初嫁給胡人的時候，身邊上百輛氈車上乘坐的都是胡人女子。 接新人的車隊都是外族車，接親的人都是外族人，銜接《其一》最后對親人的怨。胡人風俗完全不同，嫁過去的日子好賴不知啊。這里看上去是寫出塞的狀況，實際上已經開始煽情——這種情狀，不由不讓人心酸，從而奠定了整詩的基調。 “含情欲語獨無處，傳與琵琶心自知”。 她多想找個人說話，但無處可說，只能將自己的心語寄托于琵琶聲中。 這里的“含情欲語”，實際上是滿懷鄉情，想和送親的娘家人說句心里話，可是到處都是接親的外人，自己人找不見，只好彈起琵琶。 我把心里話說給琵琶吧，反正只有我自己一個人知道，無人訴說。這種凄涼，無以言表。 “黃金桿撥春風手，彈看飛鴻勸胡酒”。 黃金桿撥挑動琴弦，彈出美妙的聲音，仰望空中飛鴻飄零，胡人過來勸著胡酒。 明妃彈著琵琶，努力地消解內心的凄涼，偏偏代表著寒冷和孤單的飛鴻入眼，外族人又遞來了“胡酒”。還沒有離開國土，生活方式就已經改變了——處處細節都透露著不適和凄涼。 “漢宮侍女暗垂淚，沙上行人卻回首”。 陪嫁同行侍女都跟著落淚啊，可是送親的娘家人卻回頭了，不再遙望了。 也有理解為“隨嫁的漢宮侍女暗中垂淚，行走在大漠上的返國者頻頻回首。”這當然也有可能，但是并不能因為薄情而引發明妃后面的感嘆。 沒有人訴說離別之情的孤苦，送親之人的無情，才更適合王昭君的心情。 明妃面對這種情況，不由得感慨道：“漢恩自淺胡自深。” “漢恩自淺胡自深，人生樂在相知心。” 漢朝之恩實在是淺薄啊，胡人之恩還要更深，人生的歡樂在于心與心相知。 而“人生樂在相知心”一句則似乎透露出明妃對漢家的徹底失望，逐漸與胡人言歡。 掀起軒然大波的正是這句“漢恩自淺胡自深”，這是直接對皇權、對朝廷政策的抨擊。以前不管怎么寫昭君想家、孤獨、凄涼，都沒有對漢代皇庭有任何指責，王安石則直接把“漢恩自淺胡恩深”寫了出來，這是對和親政策的批判，對皇家做法的抨擊。 即便寫的是明妃，可明眼人都知道這是借古諷今。這是針對現實而作，是對當時宋朝歲幣政策的諷刺，對邊患議和的不滿，對皇家無能的直接觸及。 正因為附著上巨大的時事政治意義，這一首翻案詩才如此的不同，比其它同類詠古作品更有價值、更有意義。一時文壇震動，梅堯臣、歐陽修、曾鞏、司馬光紛紛寫詩應和，卻無一能出其之上。 “可憐青冢已蕪沒，尚有哀弦留至今。” 可憐王昭君的青冢已經荒蕪埋沒，只有悲哀的樂曲流傳至今。 最后一句回到現實，表明是一首詠古的詩，同時也暗示詩歌內容實有所指。 相對于王安石極負盛名的“荊公體”（半山體），他前期的作品別有可觀。這兩首《明妃曲》，從思想性、藝術性上幾近完美，尤其表現了一個士大夫，一個古代知識分子對社會的關注，對政治的評價，其心可敬。 他晚期作品雖詞簡意精，情景相融，畢竟只是“小詩”。罷相賦閑后的王安石，估計受到的思想沖擊比較大，性情突變導致詩風改變，卻另辟蹊徑，寫就一手絕美的，更能得到大眾認同的美妙詩篇——類盛唐，別宋詩。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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