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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的間諜組織 原文鏈接：http://www./a/202003/681439_2.html 日本1881年的“玄洋社”二戰時，偽滿洲國的保衛局，華北、華中、華南的派遣軍參謀部情報科，憲兵隊、警察署的特高科，松、竹、梅、蘭機關，六條公館、魯仁公館，以及汪偽政府的特工總部、華北政務委員會情報局、新民會中央總部調查部等，戰后有了一個強大的間諜組織叫做內閣情報調查室...... 一、特高課。 特高課是日本間諜組織，建立于19世紀末20世紀初，隸屬于日本內務省。最初，特高課是一個特高課首腦應付國內事變的機構，但隨著日本侵略中國和遠東的需要，日本政府開始逐漸轉變特高課的職能。比較顯著的一個標志是：日本駐外國的使領館官員在搞情報工作的同時也配合其他間諜情報機構進行諜報活動。 特高課的當時領導是土肥原賢二，甲級戰犯。  影視中的梅機關  二、梅機關 梅機關是抗戰期間，日本政府和參謀本部于1939年8月22日在上海建立的一個特務機關，主要職責是負責扶植、監視以汪精衛為首的偽國民政府。當汪精衛在1939年5月從越南河內赴上海后，開始籌建偽國民政府。日本的軍部派出了以影佐禎昭為首的一批軍政人員，以上海東體育路7號為據點，謀劃支持汪精衛成立偽政權的各項活動。 影佐禎昭 影佐禎昭擔任梅機關機關長，其他成員包括來自陸軍省、海軍省、外務省、興亞院的代表，并有所謂的民間國會議員、“新聞記者”等三十多人，其中干部階層有犬養健、清水董三、須賀彥次郎、西義顯等人。 擴展資料: 梅機關的辦公場所在上海的僑民區，是1939年成立的，因為那座小樓名字叫“梅花堂”，所以叫“梅機關”，當時這個機關的主要作用是用來監視汪精衛的。 因為當時汪精衛籌建偽國民政府，日本人為了離間我們的國家，就支持汪精衛的各種軍事活動，還給他派了部隊，當時北癢軍閥時期各地就一各種店鋪、醫院掩人耳目，以此來建立自己的間諜網，大家都知道川島芳子這個女魔頭，當時她被派到華北掌管這個間諜事物，以此籠絡國民黨的特務。 日本大特務影佐禎昭——汪偽國民政府的真正幕后主使 影佐禎昭（かげさ さだあき1893年3月7日—1948年9月10日），日本陸軍中將，上海梅機關（負責扶持、監督汪偽政權的特務機構）機關長，日軍駐汪偽政府最高代表，第7炮兵司令，第38師師團長。 影佐禎昭，日本廣島縣沼隈郡柳津村人。祖上是廣島淺野藩士，小學畢業后去了姐姐的居住地大阪，大阪府立市岡初級中學畢業，1914年畢業于日本陸軍士官學校26期炮兵科，1917年11月畢業于炮工高等學校。1923年畢業于陸軍大學35期。1925年4月到1928年3月以大尉軍銜帶職在東京帝國大學政治系研究政治，從此以后對中國有了濃厚的興趣，成為一名中國通，1928年，由參謀本部派至中國，任日本駐上海領事館武官。1931年9月4日，在九一八事變爆發前，他公開演講：“蔣介石忘恩負義，對中國已經不能和平解決，戰爭是唯一的出路，希望大家做好后援的準備。”1932年日內瓦裁軍會議陸軍部隨員，1933年7月任參謀本部中國課課長，1934年8月到1935年8月再任駐上海武官。1935年時候的上海領事石射豬太郎評價影佐“當面態度恭敬，說話輕松，在外是老練成熟的人物了，一點也不可麻痹大意，是個敏銳的謀略家。”以后更是被認為是“民間說他好，官僚說他好，軍部也說他好”的八面玲瓏的人物。 對華謀略：1937年8月晉升大佐，再任參謀本部中國課課長，11月任第8課（謀略課）課長。1938年6月，調任陸軍省軍務課課長。參與指導對華戰爭，11月受陸軍大臣板垣征四郎委托到上海，指導民間人士里見甫（鴉片王）在上海創立里見機關，聯合青幫、紅幫一起販賣鴉片，收取巨額資金補充關東軍軍費。并參與創辦興亞院，和今井武夫一起與汪精衛的代表高宗武、梅思平在虹口重光堂秘密簽訂《日華協議記錄》。1939年奉東京參謀本部之命，專門負責對汪偽集團的策反聯絡。4月護送叛逃至越南河內的汪精衛到上海。隨即進行策劃建立汪偽政權的活動，并在上海北四川路永樂坊設立特務謀略機關“梅機關”，任機關長，同時扶植漢奸李士群、丁默邨成立76號特務組織。11月至12月，作為日方首席代表，在上海與以周佛海為首的汪偽集團代表進行“中日新關系”談判，并于12月30日簽訂《調整中日新關系協議文件》。因為這件功勞晉升少將，擔任支那派遣軍副司令，繼續在板垣手下效力。1940年3月，汪偽國民政府成立后，任偽政府最高軍事顧問。 戰場余生：東條英機擔任內閣總理后，認為影佐和汪精衛談條件的時候讓步太多，1942年將他調任北滿的第7炮兵司令官。同年任中將，1943年6月調任駐拉包兒要塞的第38師團師團長（隸屬今村均的第8方面軍）。可是美軍使用跳島戰術繞過了他的防區，在孤立狀態下等到了戰爭結束。1945年12月被中國政府提名為戰犯，因肺結核暫緩審判，1946年5月復員并住院。后來病情惡化，1948年9月病死，終年55歲。他的長女安紀嫁給了后來成為文部大臣的谷垣專一，現安倍晉三內閣法務大臣谷垣禎一就是他的親外孫。 -------------------  影佐禎昭少將擔任機關長，其他成員包括來自陸軍省、海軍省、外務省、興亞院的代表，并有所謂的民間國會議員、“新聞記者”等30多人，其中干部階層有犬養健（首相犬養 毅的三子）、清水董三（日本大使館書記官）、須賀彥次郎（華北日本海軍特務部代理部長）、西義 顯（“滿鐵”上海事務所南京支所所長）等人。 原文鏈接：http://www./a/202003/681439_3.html  犬養健 三、竹機關。  1938年年中，以陸軍參謀本部的一個課長巖黑秀夫大佐為首的小組終于認識到，如果帝國陸軍要達到它在中國的目的，王克敏和梁鴻志（偽華中維新政府的頭頭）都不足以勝任首腦。尤其是如果打算要把幾個傀儡政權聯合成為某種全國性的政府的話，那就必須有在聲譽和領導才干方面都更勝一籌的人物。所以，巖黑秀夫和他的小組建議成立一個各軍種混合組成的工作小組，來探索搜羅有名望的政治家和領導人出山的可能性。1938年7月26日，五大臣會議同意了這個建議，并授權這個新的小組，根據五大臣當時正在草擬的政策，'制訂出對華的重要戰略’和'建立一個新的中國中央政府’。這個新的小組由五大臣直接領導并正式命名為'在支特別委員會’。它就是后來人們所知道的，以'竹機關’為其代號的機構，通常又稱之為'土肥原機關’，因為它是由典型的政治將軍土肥原賢二控制的。 四、巖井公館。  巖井英一 巖井公館是1938年4月抗日戰爭時期，日本在中國建立了外交口的專門特務情報機構，由駐上海總領事館副總領事（后升任總領事）巖井英一統領，稱“巖井公館”。“巖井公館”的活動，可概括為四方面：政治、情報、文化、武裝。四個部門的工作人員分別在“巖井公館”的四幢樓房內工作，又互相交叉溝通。袁殊對“巖井公館”內外由總負責，翁叢六負責人事和經理部門，惲逸群負責文化、教育事業。 五、“松機關” 日本“松機關”秘密印40億偽鈔，戴笠出手反制，關鍵在一間諜 2019-01-24 19:15 1937年，抗戰全面爆發之后，東方的兩個國家在戰場上展開了慘烈的廝殺。然而除了戰場上的交鋒，一股暗流也在形成。   （一）日本的狼子野心 1938年，剛剛淪陷一年的上海，一群日本人悄然進駐，他們是當時日本民間印鈔廠的技術骨干。他們身上并沒有日本陸軍的軍裝，但是卻受當時日本陸軍大臣“刺刀”東條英機的直接指揮。 原來，東條深知在戰場上日軍無法讓中國人徹底臣服，只能通過經濟上捅刀子，讓中國失血過多而不戰自潰。這些印鈔廠骨干這次來華的主要目的就是制造當時中國市面上主要流行貨幣的偽鈔，并且把它們散布出去，引起中國經濟的崩潰。這群人在日軍內代號“松機關”。松機關在日軍內部保密程度極高，堪比當時日本最保密的間諜機關滿鐵調查部。  日軍發動侵華 當時，重慶方面流行的貨幣是法幣，而丟人的是由于技術落后，重慶方面并沒有制造法幣的技術，所有技術都是來源于歐美。1941年太平洋戰爭爆發后，日本人在港繳獲了一大批法幣的制造模版——這些都是英國人受南京方面委托，用于印法幣的工具。松機關拿到這批模版如獲至寶，立刻開始了印制假鈔工具。一大批印有孫中山頭像的法幣5元和10元從上海制造出來。然后日本人在通過青幫等幫會組織，日控貿易公司和日偽特務把這些偽鈔散布進國統區。很快，國統區市場上就充斥了這些偽鈔。據不完全統計，日本人通過松機關，一共印制了超過40億法幣偽鈔，在戰爭前期從中國掠走了大量財富。  法幣 除了重慶方面，延安也是松機關的目標。在山東河北等解放區，也出現了大量的假冒冀南幣、北海券、邊區幣。1943年，僅北海銀行就在山東的抗日根據地發現了十幾種北海券偽鈔。偽鈔在整個中國大地掀起了一場看不見的血雨腥風。  當時根據地的主要貨幣 然而，魔高一尺，道高一丈。重慶方面和延安方面都有自己對付偽鈔的方法。華北各根據地立刻更換防偽方案，并且派出經濟組嚴查偽鈔，搗毀了日本人掌控的多條偽鈔來源通道。而且當時延安方面的鈔票印制工作十分簡陋，導致擁有高精尖技術的日本人反而對其摸不著頭腦，在這場大對決中敗下陣來。 而重慶方面面對偽鈔的方法就更簡單：自己給自己制造通貨膨脹。當時重慶的各路達官貴人壟斷了美國對華援助通道，導致川滇黔等地區物價飛漲。加上重慶自己濫發鈔票，導致法幣的巨大通貨膨脹。從1937年到1944年，7年間法幣發行量超過1000多倍，日本印制的小額五元以及十元法幣很快就在市場上變成了廢紙。當時主導松機關工作的日本經濟學家山本憲藏看到重慶的巨額通貨膨脹，不禁哀嘆道：“中國真是一個令人生畏的國家。” （二）中國的反擊 來而不往非禮也。既然日本人敢于主導利用偽鈔進行對華經濟戰，那么別怪對方還手了。在國統區破獲了日本偽鈔戰的企圖之后，軍統也很快成立了對日偽鈔戰的小組。小組成員負責人就是著名經濟學家，軍統少將鄧葆光。 鄧葆光 鄧葆光是個不折不扣的“日本通”。他畢業于日本東京大學的經濟系，在中日還沒有全面交戰的1934年就開始研究對日經濟戰。隨后被戴笠收入囊中，成為了駐漢口的軍統經濟組組長。此次，將由他全面負責對日偽鈔戰。 鄧葆光從印刷局也調來了一批印鈔工人，并且利用特工收集流通在日占區的所有種類鈔票，開始在重慶印制偽鈔。隨后，通過駐上海的貝祖貽（著名建筑學家貝聿銘的父親）流傳到日占區。然后，各路軍統特工利用這些偽鈔搶購物資，收買偽軍軍官，希望通過此來打擊日本人和汪偽的經濟。 然而，中國偽鈔技術并不像日本人那么高超，很多制造的偽鈔被松機關的特務們一眼識破，導致了許多軍統間諜和投誠的偽軍軍官被抓。這時候一個雙面間諜出來改變了這一個局面，他就是林頂立。 林頂立是對岸島上的人，當時寶島已經被日本占領50年之久了，不過林頂立卻十分認同自己的中國人身份。他名義上是黑幫老大，日本駐華特務機關的頭頭，但是背地里卻是戴笠埋在日本人心臟的一把尖刀。當鄧葆光因假鈔被屢屢破獲而頭疼不已的時候，林頂立走上了門。 他可以第一時間提供日本查獲偽鈔的情報，使鄧葆光手下的經濟組立刻轉變印鈔策略，使得軍統將損失降到最小。整個抗戰期間，軍統通過對日偽經濟戰獲得了大量的利潤，戴笠也因此養起了包括忠義救國軍在內的大量非正式武裝，鄧葆光和林頂立居功至偉。所以抗戰勝利后，鄧葆光被賦予接受上海敵產的重要任務，而林頂立則成了寶島光復后首任保密局的站長 蘭機關的負責人四知鷹二，日本的中校，他主要是離間推動兩廣推翻蔣介石的政權，并且承諾，只要二人要反抗蔣介石就提供有利的軍事支持，武器和兵力都會提供，但是據說當時四知鷹二的翻譯卻被李宗仁策反成了間諜，只給了李宗仁后來很大的幫助。 竹機關的負責人叫巖黑秀夫，是一個陸軍參謀，他的主要任務就是搜尋中國的有知識有才干有政治謀略的人物，并且策反他，當時成立了一個工作小組，就是后來人們知道的“竹機關”的又一個名稱“土肥圓機關”，是由間諜首腦土肥原賢二掌控的。 菊機關，是在福建的間諜組織，當時策反了閩粵邊防的軍長黃大偉，他成了漢奸，為日本人所用，但是最后也沒有好下場，被槍斃。 --------------------------------- “梅機關”、“松井機關”：諜戰劇中那些特務機關的幕后首腦們 日本侵華圖志/2018-03-22 影佐禎昭(1893-198 )，日本陸軍中將，特務機構首腦之一。參與創辦興亞院，秘密簽訂《日華協議記錄》策劃建立汪偽政權的活動，設立特務謀略機構“梅機關”并擔任機關長。 日本派駐奉天(沈陽)特務機關長土肥原賢二。 日本北平松井特務機關長寺平大尉(右)。 1937年7月29日，在通州事件中被偽冀東政府保安隊擊斃的日本駐通州特務機關長細木繁。 日本北平特務機關主要成員:前排左起中島中佐、松井機關長、櫻井少佐。 河野悅次郎，日本陸軍中將。曾任太原、青島、濟南特務機關長等職。 梅津美治郎(1882-1949 )，日本陸軍大將，曾任關東軍總司令官、參謀總長等職務，后擔任日軍華北駐屯軍司令官。1935年6月，迫使中方簽訂有損中國主權的《何梅協定》。 以上圖文選自《日本侵華圖志》第二十四卷《生態破壞與社會控制》， 武菁編著，山東畫報出版社2015年5月出版。《日本侵華圖志》共二十五卷，南京大學資深榮譽教授張憲文主編。教育部人文社科重點研究基地、南京大學中華民國史研究中心、山東畫報出版社有限公司合作項目，并入選“十二五”國家重點圖書出版規劃項目，國家新聞出版改革發展項目庫 2014 年度入庫項目。 --------------------------------- 講一出80年前“漢奸”小丑領銜主演的歷史鬧劇 原創|發布：2018-03-28 20:46:43 80年前的3月28日，一個漢奸政權“中華民國維新政府”宣告成立，沒有辦公地點，連日本人也不待見，這個偽政權到底有多“苦”，一起來看這出歷史鬧劇~ 大錘給列位講一段舊事，80年前在中國誕生了一出歷史鬧劇，本劇由一個歷史小丑領銜主演。 這就是1938年3月28日，在南京原國民政府大禮堂，由梁鴻志等人領銜的“中華民國維新政府”正式宣告成立。這個草雞政權成立在日本占領下的剛剛經歷大屠殺血雨腥風的南京城中，從誕生那一天開始，就是一個徹徹底底的漢奸政權，只不過這個漢奸政權比較倒霉，它從最開始處于日本人都不太待見的地步，而且其壽命既短、“名氣”也遠不如后來建立的汪精衛偽政府來得大，因此在抗戰歷史中屬于轉瞬即逝的歷史鬧劇。 雖然說這個癟三政權的壽命只有兩年零一天，但是仍舊在歷史中依舊算是上演了一出精彩可笑的鬧劇。本期大錘說史，大錘就為列位看官聽友，講述這個歷史怪胎和其始作俑者的囧歷史。 1938年3月28日在南京成立的“中華民國維新政府”，其動機來源于1938年1月日本近衛內閣發表的聲明，也就是宣稱要在侵華過程中培養漢奸政權。1938年2月，攻占中國上海南京的華中方面軍司令部指令派遣軍參謀臼田大佐出面，尋找漢奸合適人選。 近衛文麿 日本侵華禍首之一 當時日本人選的未來漢奸政權的頭目，本來是當過北洋政府總理的唐紹儀以及北洋時代風云一時的直系軍閥吳佩孚，但是唐紹儀遲遲沒有答應，吳佩孚也沒有動靜，弄得臼田大佐十分尷尬，跑回日本本土的陸軍參謀本部去訴苦，說找不到給力的漢奸，最后萬般無奈只能退而求次，找到了“后起之秀”的梁鴻志、溫宗堯等人，不過比起唐紹儀、吳佩孚，梁鴻志此前最高水平也就是給皖系軍閥段祺瑞手下安福國會的參議長，號召力和名氣差太遠了。 梁鴻志 日本人對這個結果也不滿意，但是日本人也沒辦法，當時國民黨軍統方面對公開的漢奸經常采取暗殺行動，梁鴻志等人能夠主動跳出來當漢奸，已經是把當時操作此事的日本華中方面軍司令官松井石根大將給激動壞了。1938年2月15日，松井石根親自接見梁鴻志等人，“熱情”贊揚了梁鴻志等人堅決當漢奸不怕死的精神。 松井石根進入南京城 終于湊齊了不怕死的漢奸，1938年3月28日，中華民國維新政府正式成立了。不過成立之后馬上這個漢奸政權就面臨無處辦公的窘境。這是因為，由于1937年底日本華中派遣軍占領中國南京之后進行了慘絕人寰的大屠殺，造成了南京城內破壞極大，梁鴻志這伙人成立漢奸政權之后在南京城里根本找不到合適的地方辦公，只能在成立的第三天就全體跑回上海，租用上海新亞飯店的部分區域充當辦公場所，因此這個號稱“中華民國維新政府”的怪胎又被人送外號“飯店政權”。 新亞飯店 “維新政府”無處辦公，正是這個漢奸政權所處窘境的真實寫照——從這個漢奸政權誕生之前開始，有一部分日本人就開始反對它的存在了。 這是因為，早在1937年12月，發動七七事變攻占平津的日本華北方面軍，就拉攏漢奸王克敏王揖唐等人在華北地區成立了一個叫做“中華民國臨時政府”的漢奸政權。對于日本陸軍華北方面軍來說，這個漢奸政權才是正宗的。可是對于力主在南京上海一帶活動的日本海軍以及日本陸軍華中方面軍來說，這就不方便自己的侵略行動了，于是華中方面才自己搞了另外一個漢奸政權，也就是梁鴻志這伙人的“維新政府”。 1937年12月14日 偽中華民國臨時政府在北平成立 由于為了爭奪侵華的主導權，日本陸軍分成兩伙，加上日本陸海軍由來已久的爭權矛盾，華北的王克敏漢奸政權和華中的梁鴻志漢奸政權立即展開了爭權奪利的傾軋互掐。 這一互掐就持續了2個月，一直到1938年5月，兩個漢奸頭子王克敏和梁鴻志都跑去日本東京求主子支持。最后一直鬧到日本陸相板垣征四郎那里，板垣出面支持王克敏，統一了日本陸軍內部華北方面軍和華中方面軍的爭奪，算是暫時平息了兩個漢奸政權之間的爭端。而失敗的梁鴻志一方灰溜溜返回國內，被迫在華北和華中兩個漢奸政權的聯合協議中處于下風。 板垣征四郎 雖然王克敏占據了上風，但是日本人還是嫌棄王克敏這邊的名氣和影響力不夠，只是王克敏在做漢奸方面比梁鴻志強了那么一丁點，所以日本人只是暫時捏著鼻子認了。當時王克敏的最大靠山、日本華北方面軍參謀部內部就流行著一種看法，認為王克敏這伙人毫無能力，只能依靠日軍刺刀，“是一個完全脫離民眾的畸形產物”。 王克敏 作為勝利一方的王克敏都被日本主人這么評價，作為失敗一方的梁鴻志就更慘了。日本上海“梅機關”的首腦、漢奸的重要靠山影佐禎昭評價過，梁鴻志這種人只是過渡，既無治理才能也沒有什么號召力。關于這一點，梁鴻志自己也非常清楚，他曾經私下對朋友說：王克敏在華北，日本人向他要十件東西，他還價只給五件，然后日本人照樣拿了八件東西走；而我梁鴻志在南京，日本人問我要十件東西，我還價給八件，結果日本人拿著十件東西走了。 影佐禎昭 “梅機關”長 雖然梁鴻志、王克敏為了滿足自己的權力欲望競相賣國，但是隨著1938年底國民黨首腦人物汪精衛的叛變投日，梁鴻志和王克敏的行情都不可避免地下跌了。先天不足、后天失敗的梁鴻志“中華民國維新政府”更是首當其沖，成了汪精衛偽政權的兼并對象。1940年3月30日，汪精衛偽政權成立，存在兩年零一天的“中華民國維新政府”宣布解散，其首腦梁鴻志去汪偽政權當了一個冷衙門的監察院長。 汪偽政府成立 到了1945年日本戰敗，舉國清算漢奸，梁鴻志自知大勢已去，不過仍舊心存僥幸，覺得自己在汪偽政權任職期間曾經聯系過國民政府首腦人物孔祥熙。而且在清算漢奸的初始階段，梁鴻志確實被國民政府奉若上賓，雖然關押在上海楚園，但是待遇優厚，不僅在楚園里可以帶著自己的私人廚師，能點菜能散步能娛樂還有女傭伺候，甚至能與自己的夫人相聚，這種待遇讓當時楚園里關押的近百名漢奸有了“楚園若仙境，此處可為家”的感想，梁鴻志也以為自己漢奸罪名算是有了洗白的希望。 但是后來嚴辦漢奸的風聲大起，軍統又將梁鴻志關押進上海提籃橋監獄，隨后法院正式起訴。這下梁鴻志可慌了神。他請當時著名的大律師、也是他在段祺瑞時期的好友章士釗來為他辯護。章士釗也不愿意理這個臭名昭著的漢奸，但是畢竟兩個人有舊，不能不來，結果章士釗給梁鴻志寫的辯護狀，開篇就說了一句“被告雖曾為漢奸”。 章士釗 這篇辯護狀被跟梁鴻志關在同一監獄的金雄白看到了，金雄白自己就是律師，立即提醒梁鴻志說：“這辯護狀第一句，就說你承認自己是漢奸，那你還辯護啥啊？”梁鴻志嚇了一跳，這才明白章士釗也沒心思給他辯護，于是自己又改了一遍辯護詞。 雖然梁鴻志把辯護詞里那句“曾做漢奸”改成了“曾組織維新政府”，但是依舊被判處死刑。1946年11月9日，梁鴻志被執行槍決。 據說，在臨刑前，梁鴻志跟在場的一名外國記者還發生了一小段極為簡短但是卻非常經典的對話： 記者問：死刑嗎？梁鴻志答：死刑！ 記者又問：原因？梁鴻志答：叛國！ ----------------------- 幻想破滅，公開賣國，在漢奸路上越陷越深 2018年01月03日 19:54 麥子說史作者：麥子說史 馬振犢，中國第二歷史檔案館館長、研究館員。南京大學中華民國史研究中心、南京師范大學“侵華日軍南京大屠殺”研究中心、浙江大學“蔣介石與現代中國”研究中心客座研究員、研究生指導老師。國務院特殊津貼獲得者。著有《戴笠傳》《國民黨特務活動史》《抗戰中的蔣介石》等圖書，曾先后11次獲得國家及省市級優秀社科成果獎。 陸軍，中國第二歷史檔案館副研究館員，曾發表民國檔案與民國史論文多篇，主編過《日本侵華圖志》 1939年5月31日，上海機場。 一架轟鳴起飛的日本軍機，載著汪精衛、周佛海、梅思平、高宗武、董道寧等11人，以及影佐禎昭、犬養健、清水董三等人飛往日本。汪精衛在飛機上俯瞰破碎山河，詠詩一首，表達了他當時無限感慨的心情： 疆畝縱橫綠野恢，禾苗如水樹如苔， 老農筋力消磨盡，留得川原錦繡開。 汪精衛 汪精衛的專機在橫須賀追濱機場降落，然后眾人一行驅車前往東京。 日本方面對于汪精衛組織偽政府的決定存在不同意見，在激烈的爭論之后，最終由日本五相會議決定了《樹立新中央政府的方針》，制訂了一系列對汪政策，其中規定： 一、新中央政府以汪精衛、吳佩孚、現有政權、改變主意的重慶政府等為其構成分子，該政府作為中國方面的問題，由這些構成分子作適當協力以樹立之。 二、新中央政府以“調整日華新關系原則”為準繩，正式調整日華國交。構成分子當事先接受上述原則。 三、新中央政府的構成與樹立的時期，適于綜貫全局的戰爭指導上的階段，以自主的觀點處置之，為此，特別需要具備人的因素與基礎實力。 四、中國將來的政府體制，當適應其歷史與現實，以分治合作主義為準則；有關內容依據調整日華新關系方針，華北應是國防上、經濟上的日華緊密結合地區（蒙疆為特別高度的防共自治區域），長江下游地區在經濟上，作為日華緊密結合地帶，華南除沿海特定島嶼設立特殊地位外，內政問題以交給中國方面為原則，盡量避免干涉；在適應新中央政府的體制并尊重其執政者的意向的同時，特別要考慮到我國對現有政權的特殊關系的處理。 五、關于國民黨以及三民主義，在其放棄容共抗日、改以親日滿防共為方針時，當與其他以親日防共為主義者一樣，允許其存在。 六、重慶方面在其放棄抗日容共政策、作必要的人事更替、并接受上述第一及第二項的情況下，即認作為屈服，得成為新中央政府的構成分子之一。 這一決定實際與汪日上海重光堂會談所制訂《日華協定記錄》條款并不一致，日本不希望中國出現統一的強有力的中央政府，只要一個聽命于日本人的各種降日勢力的大雜燴。 但汪精衛卻一廂情愿地做著他重登政治巔峰的美夢，他想要通過訪日，爭取日酋的支持，達到3大政治目的：一是以他為首，成立中國新的“中央政府”，徹底排斥重慶蔣介石政權；二是合并日人已經扶植的南北兩個漢奸政權，以他為黨政軍中心；三是由他來與日本談判，謀取“和平”。但殊不知日人視他為傀儡，這些要求無疑是“與虎謀皮”。 6月10日起，汪精衛相繼與日本首相平沼騏一郎、陸相板垣征四郎、海相米內光政、藏相石渡莊太郎、外相有田八郎、樞密院議長近衛文麿會見，15日，又與板垣征四郎進行第二次會見，并結束與日酋的會談。 汪精衛走馬燈似地與日本政府的首腦們一一會談，但他們除了講些冠冕堂皇支持汪的話語外，全都掩蓋了五相會議方針所規定的內容，僅以表面形式的禮儀來敷衍汪精衛，使汪得到了某些籠統的保證和希望。但在與陸相板垣征四郎的兩次會談中，汪精衛看到了日本人的另一副嘴臉，使他失望地意識到了問題的嚴重性。 平沼騏一郎 6月15日上午8時，汪精衛與板垣第二次會談。 板垣認為：“要在中國建立新的強有力的中央政權，必須爭取重慶方面的要人和軍隊的多數。您對此一定有相當的把握，如果能夠聽到有關這方面的情況，實為榮幸。”1 手中無兵無地盤的汪精衛，乞求日本“給予中國民族生機的機會，保留他們的希望”。希望板垣支持他建立偽政權。 但是，板垣毫不客氣地指責汪精衛的《關于收拾時局的具體辦法》，他要求“新政府成立后，只廢除維新、臨時兩政府的政府名義，而不是取消其內容及其事實”。板垣又說：“華北是日中兩國國防上和經濟上的特殊結合地區，蒙疆是國防上特別為對蘇聯的防共區域，長江下游地區是日華經濟提攜的最密切地區。根據各地區的特征，并參照日華關系緊密的程度，有必要把以前臨時、維新兩政府與日本之間發生的關系以某種組織形式保持下來。華南沿海，必須考慮對南方的國防上的需要，主要是海軍問題在兩國國防上的特殊關系。” 這無疑在告訴汪精衛，不能染指日本已經奪得蒙疆、華北、華中以致華南沿海的權益。 汪精衛自此心頭一涼。 板垣征四郎 汪精衛一直幻想日本能夠尊重中國的主權，而這位手握大權的日本陸相，卻赤裸裸地宣稱要保留日本所扶植的那些傀儡小政權。汪說：“與臨時、維新政府的關系，歸根結底是一個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的權限問題，如果只廢除臨時、維新兩政府的名稱，而照舊保留其實體，則中央政府將有名無實。并且，中央和地方事實上會經常發生權限的爭奪，收拾時局實為困難。如果有把兩個政權的實體保留的必要，只有延期組織中央政府，國民黨在另一個地盤上形成一個政權，準備將來時機的到來，再進行中央政府的組織。” 汪精衛企圖以撒手不干來要挾。但是，參加會談的影佐反問道：“以前協商時你說過，為了收拾時局，組織中央政府，而今你又說可以把它延期。用延期組織中央政府，國民黨再另搞一個地盤進行工作的方法，畢竟不會具有對抗重慶政府的能力。我想問一下，現在提出這樣新的方案用意何在？” 汪精衛無奈地解釋：“所以說組織中央政府并不急，是由于臨時、維新兩政府有困難這番話引起的。因此我想，除了延期組織政府而外，別無他法。” 但日本人不肯作罷，在他們的脅迫下，汪精衛最后不得不同意在華北另設一個“政務委員會”，給其較大的自治權限。但以何種形式處理現在的維新政府，汪精衛則希望根據板垣的意見，再研究具體方案。最后，板垣提醒汪精衛：“關于中央政府的機構、成立的時間等等，必須和日本方面密切聯系后決定較為適當。” 汪精衛被逼得言不由衷地保證：“是，當然應該聯系。” 在這兩次會談中，雙方爭論最激烈的是有關偽政權的“國旗”問題。 汪精衛認為：對國旗的選擇是一件具有象征意義的事，因此力主偽政府應沿用青天白日旗。而板垣強調必須在新的“國旗”和“黨旗”頂部加上印有“反共和平”的黃色三角布片；更為了避免戰爭前線的混淆糾紛，軍隊只用大書“反共和平”的黃色旗。 汪精衛爭辯說：“軍隊如果只用黃色旗，而不使用國旗，作為國家的軍隊，無論如何，體面不好，而且會影響軍隊的士氣和精神上的統一性。”但板垣卻堅持自己的意見：“所以讓軍隊用黃色旗，是現在前線正和青天白日旗的抗日軍繼續進行戰爭，如果現在突然使用國旗，將會發生混淆，引起種種誤解。為了不弄錯，以不使用國旗為宜。” 最后，日本提出了一個折中方案，在國旗的頂部加上寫有“和平反共建國”字樣的三角小黃旗，以區別重慶的國旗。板坦還強硬地說：“這是政府和軍隊充分研究的結果，不能改變。”汪精衛對此無可奈何，只能表示在原則上接受日方的方案。 汪精衛在近20天的訪日中沒有達成預期的目的，臨別前日方又向汪提出了3項條件： 一、在國民黨（指汪記國民黨）最高指導方針中，明確表示日、滿、華三國睦鄰結合的主旨。 二、國民政府于返還南京時，立即確認調整日華新關系的原則，并發表相應的宣言。 三、國民政府根據上述調整日華新關系的原則，正式調整邦交。 汪精衛最終俯首承諾了這些條件，于6月18日黯然回國。 7月9日，回到上海的汪精衛發表廣播講話，公開進行賣國降日活動。10日，由林柏生主持的偽中央機關報《中華日報》出版，為汪精衛等人的“和平救國”行徑大造輿論，搖旗吶喊。 馬振犢、陸軍著，《76號特工總部》，重慶出版社，2017年10月第1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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