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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恩來彌留之際，想聽《長征組歌》，但被拒絕了。他帶著遺憾離開了人世。周恩來牢記長征中紅軍指戰員英勇斗爭的場面；在他病倒處于極端危險之際，是同志們日夜守護他，硬是把他從死神手中奪了回來。他當時身體極為虛弱，連平地走路都感困難，是彭德懷決定組織擔架隊，陳賡自告奮勇任擔架隊長，與蕭勁光、楊立三等指戰員硬是把他抬出了草地。兵站部部長兼政委楊立三的雙肩磨破了，流出鮮紅的血，他咬緊牙關，不讓周恩來知曉，頑強地堅持下來，走出草地后他就病倒了。周恩來看在眼里，急在心上，多次掙扎著從擔架上爬下來，無論如何不讓同志們抬著他。以陳賡為隊長的擔架隊，雖然經過長途跋涉，加上缺衣少食，凍餓交加，體質均已相當虛弱，但他們明白，他們身負重任，必須把周恩來抬出“魔草地”，使其繼續指揮長征的戰斗。他們深一步、淺一步地走在遍地是沼澤的草地上，稍不小心，就會被泥潭吞沒。  20世紀50年代，楊立三去世，身為中共中央副主席、國務院總理的周恩來，無論如何要親自給楊立三抬棺送葬。在抬擔架與抬棺送葬之中充分體現深厚的同志之情。周恩來對長征印象太深，他喜歡聽《長征組歌》，這不僅是他在長征中險些走不出草地，更主要的是他對長征的意義，長征的精神，同志友情等等等等的深切理解。彌留之際還想聽《長征組歌》，重新回憶長征征程。只有參加過長征的人，對長征才有如此的深情。 1937年6月23日，朱德會見美國學者托馬斯·阿瑟·彼森。彼森問朱德有關軍事方面的問題，其中問：“紅軍長征中幸存下來的人還有多少？” 朱德回答：“現在陜甘寧邊區的9萬紅軍部隊，只有2萬到3萬是從江西出來的，其余大部分是在四川參加紅軍的。許多人倒在我們的身后，他們有的累死了，有的病死了，有的被敵人殺害了，還有一些仍在分散的游擊區里。紅軍長征損失非常慘重，可能高達30萬人。1934年，紅軍發展高峰時期，在江西、福建根據地紅軍有20萬人以上。在蔣介石的第五次'圍剿’中，我們的損失很大。這些損失主要不是由于蔣介石有美國飛機的轟炸，而是由于紅軍對優勢裝備的國民黨軍隊，采取了正面攻擊的錯誤戰術。”  朱德在回答彼森的問題時，談了長征的原因和長征中紅軍的損失情況。當時由于剛到陜北不久，對各路紅軍損失來不及仔細統計，只是以紅一方面軍長征為依據，作約略的估計。其實，各路紅軍損失數目之和大大超過30萬人。 毛主席說：第五次“圍剿”，敵以堡壘主義的新戰略前進，首先占領了黎川。我卻企圖恢復黎川，御敵于根據地之外，去打黎川以北敵之鞏固陣地兼是白區之硝石。一戰不勝，又打其東南之資溪橋，也是敵之鞏固陣地和白區，又不勝。爾后輾轉尋戰于敵之主力和堡壘之間，完全陷入被動地位。終第五次反“圍剿”戰爭一年之久，絕無自主活躍之概。最后不得不退出江西根據地。 周恩來認為：萬里長征，就因為紅軍在江西打敗了。硬拼消耗，拼到最后擋不住了，不得不退出江西。他批評當時軍事指揮者李德是戰略上分兵以便敵人消耗，集中以便敵人消滅，短促突擊以逼敵人碉堡靠近，堡壘防御以暴露自己的兵力。  第五次反“圍剿”在“左”傾錯誤指揮下，在“御敵于國門之外”，“兩個拳頭打人”的錯誤戰略方針下，終于失敗了，只好被迫轉移。 紅軍長征前，于1934年7月15日，毛主席以中華蘇維埃共和國中央政府主席名義，和副主席項英、張國熹以及中國工農紅軍革命軍事委員會主席朱德、副主席周恩來、王稼祥的名義，發表《為中國工農紅軍北上抗日宣言》。宣言聲明，為同日本帝國主義直接作戰，中國工農紅軍在反擊國民黨的第五次“圍剿”的同時，決定派遣抗日先遣隊北上抗日。宣言提出五項抗日主張和三個條件。宣言的發表，表明中國共產黨北上抗日的決心和信心。高舉抗日旗幟，實現抗日主張和行動，是紅軍長征勝利原因之一。 張聞天評說長征的目的與意義時指出：中國共產黨與紅軍為了直接領導與組織反日的民族革命戰爭，不但于1934年派出了中國工農紅軍北上抗日先遣隊，而且于同年10月紅軍主力開始了二萬五千里空前偉大的長征，最后到達了抗日最前線的中國西北地區。這篇《擁護蘇維埃政府與工農紅軍的抗日救國宣言》是張聞天于1935年12月1日執筆的。那時紅一方面軍二萬五千里長征才結束一個多月，張聞天已明確表示中國共產黨和紅軍抗日的決心。1935年10月22日，紅軍長征才結束幾天，張聞天在陜北吳起鎮(今吳旗鎮)主持召開政治局會議，討論紅軍行動方針問題。會上，毛主席作報告，張聞天作總結發言。在發言中，他明確指出中央紅軍長征宣告結束，中共中央必須實行戰略轉變，把保衛蘇區變為直接的民族革命戰爭，要把土地革命與反帝斗爭直接結合起來。  紅軍長征勝利，為中國人民抗日戰爭的勝利打下了堅實的基礎。1936年6月至9月，斯諾第一次訪問陜北時，曾問毛主席：“你認為在什么條件下中國人民能拖垮并打敗日軍？” 毛主席回答：保證我們成功的條件有三個，首先是全國抗日統一戰線的形成；第二，是世界反日戰線的組成；第三，是目前遭受日本帝國主義壓迫的人民采取革命行動。當然，最首先的條件是中國人民自身的團結。 斯諾問：“你認為這場戰爭會持續多久？” 毛主席答：這取決于中國人民統一戰線的力量，取決于中國和日本的許多制約因素，取決于國際對華援助的程度和日本國內革命發展的速度。 毛主席回答斯諾問題時，一直把建立統一戰線作為戰勝日本帝國主義的首要條件。事實證明，中國共產黨和中國工農紅軍的革命理想、抗日的決心、信心，在14年抗戰中，使中國共產黨及其領導的抗日武裝成為抗戰的中流砥柱。  徐向前認為三個方面軍會寧大會師，勝利結束了長征，在中國革命史上揭開了新的一頁。他回憶張國燾要紅四方面軍南下，使其遭受重大損失時說：“毛主席同志說過：南下是絕路。后來的事實，完全證明了這一正確論斷。'吃一塹，長一智’。我對毛主席的遠大戰略眼光和非凡氣魄，是經過南下的曲折，才真正認識到的。” 聶榮臻在回憶錄中寫道：“第五次反'圍剿’的失敗，不是偶然的，而是戰略錯誤，路線錯誤。是王明'左’傾分子在中央排斥了毛主席同志正確路線領導的必然結果，是否定了一至四次反'圍剿’制勝的積極防御方針，執行單純防御方針的必然結果。” 1.參加長征的紅軍部隊究竟有多少支 中共中央六屆七中全會通過的《關于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中，在論述紅軍長征時，雖然肯定紅軍長征的意義，但由于歷史的局限性，對紅軍長征只突出毛主席的貢獻，面對其他領導人很少提及，對中央根據地以外的其他根據地，其他紅軍也很少提及。盡管1958年出版的《中國工農紅軍第一方面軍長征記》一書，在“出版者說明”中有這樣一段話：“參加長征的紅軍，除了本書所記載的紅軍第一方面軍以外，還有紅軍第二方面軍、第四方面軍等。關于這些紅軍部隊在長征中英勇奮斗的光榮史績，介紹的文章很少，我們希望參加這些紅軍部隊長征的同志踴躍地撰寫回憶的稿件，以便在不久的將來也能編成專書出版。”但一直到“文化大革命”結束，對其他各支長征的部隊仍未予以重視。紅軍長征50周年紀念活動時，沒有全面論述紅軍長征歷史的現象才有所改變。當然全面論述不能排除突出重點，全面論述與突出重點是一致的。論述紅軍長征的重點，應以紅一方面軍為主來闡述才合適。  一、紅一方面軍是中共中央所在的部隊，也是中央軍委、中革軍委所在的部隊。 二、中央紅軍(紅一方面軍)是最先出發長征的。 三、紅一方面軍是最早到達陜北革命根據地的。 四、先期到達陜北革命根據地的紅25軍，也已編入紅一一方面軍 所以以紅一方面軍為重點闡述紅軍長征是有歷史原因的，但紅軍長征已70周年，再回頭來回憶與研究這段歷史，自然要進行全面論述。談到全面論述，就牽涉到有多少支紅軍參加長征的問題了。 參加長征的紅軍部隊，到底有多少支？一般的看法為四支，即中央紅軍(紅一方面軍)、紅25軍、紅四方面軍、紅二方面軍。其實應是五支部隊參加長征。1934年7月上旬，各路國民黨軍發起向中央革命根據地中心區的全面進攻。在內線打破敵人“圍剿”已不可能，紅軍只能到外線廣大無堡壘地區尋求有利戰機，殲滅敵人。中共中央曾在小范圍內討論過實行戰略轉移的問題，但無結果。中共中央決定派出紅七軍團三個師6000余人，以“北上抗日先遣隊”的名義，從江西瑞金出發，經福建向閩浙皖贛邊挺進，想以此調動敵“圍剿”軍回援，以減輕中央革命根據地的壓力。但由于這支北上抗日先遣隊兵力不大，未能牽動敵人，這支紅軍也因此失利。因此，這支“北上抗日先遣隊”也應算為中央紅軍長征的一支部隊，也是長征的序幕：  第一，1934年7月紅軍北上抗日先遣隊奉命自瑞金出發，向閩、浙、贛、皖等省出動，吸引和調動部分敵人，減輕中央革命根據地的軍事壓力，宣傳和推動抗日斗爭，至1935年1月在懷玉山失敗，前后歷時六個多月，行程5600多里，進行了30多次重要戰斗，震動福州、杭州、徽州、蕪湖，直至南京等國民黨統治中心地區，吸引了國民黨近20萬兵力，策應了中央紅軍主力西征。為此，它應是中央紅軍長征的組成部分，不能因勝敗論英雄。何況紅七軍團本來就屬于中央紅軍的建制，它是奉中共中央、中革軍委命令，作為長征的先遣隊先出發的。 第二，它出發時的名稱是“北上抗日先遣隊”，說明它是作為中央紅軍主力長征的先遣隊，是這支紅軍主力的組成部隊。先遣隊是后續部隊的先行者，根據紅軍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的宗旨和抗日主張，如果這支北上抗日先遣隊不失敗，也會設法到達抗日前線，或與其他紅軍會合共同抗日的。 第三，鄂豫皖革命根據地的紅25軍以“北上抗日第二先遣隊”名義由河南省羅山縣的何家沖出發，然后到達陜北，已算長征的一支隊伍，因此，第一先遣隊也是長征的一支部隊。  第四，紅七軍團和紅六軍團奉命北上和西進，都是中共中央和中革軍委為了調動和牽制敵人，減輕國民黨軍隊對中央革命根據地的壓力，并準備實施戰略轉移而決定組織的兩支部隊。1934年7月，尋淮洲、樂少華、粟裕等領導的紅七軍團改稱北上抗日先遣隊，經福建北上到閩浙皖贛邊區，與方志敏領導的紅十軍會合，組成紅十軍團。11月下旬，紅十軍團分兩路向浙皖邊和皖南行動。由于兵力大大小于敵人，未能牽動“圍剿”中央革命根據地的敵人，反而孤軍深入敵后，陷入同十倍于己的敵人艱苦奮戰的境地。1935年1月底，紅十軍團遭受嚴重損失。尋淮洲犧牲，方志敏被俘后英勇就義。紅十軍團余部在粟裕等領導下，轉戰閩浙贛邊，堅持游擊戰。 與此同時，紅六軍團奉中革軍委命令，于7月下旬退出湘贛革命根據地西進。在中共中央書記處作出撤離中央革命根據地，進行戰略轉移決策的情況下，紅六軍團西進，“文化大革命”后，史學界共識此為紅軍長征的序幕，為中央和主力紅軍探路，同時也吸引敵人的注意力，減輕中央革命根據地和主力紅軍的壓力。故從離開湘贛，撤出革命根據地，這支紅軍既已踏上了長征的征途。同樣是中央決定的，紅七軍團的長征也應作為長征的序幕。  在中央紅軍準備實行戰略轉移的同時，中共中央兩次指示中共鄂豫皖省委設法擺脫困境，開辟新的根據地。1934年9月，程子華到鄂豫皖革命根據地傳達中央指示。11月11日，鄂豫皖省委決定由省委委員高敬亭領導部分武裝組成紅28軍，堅持鄂豫皖邊的游擊戰爭。省委率領由程子華任軍長、吳煥先任政治委員、徐海東任副軍長的紅25軍共2900余人，以“中國工農紅軍北上抗日第二先遣隊”，的名義，開始轉移。他們之所以以“中國工農紅軍北上抗日第二先遣隊”名義，是因為知道中央已派出第一先遣隊北上抗日。他們歷時十個月，途經四個省，轉戰近萬里，于1935年9月15日到達陜西省延川縣永平鎮(今永坪)，16日同陜甘紅軍會師，成為紅軍長征中先期到達陜北的一支隊伍。 第五，方志敏被俘，英勇犧牲，是紅軍長征中紅軍指揮員的楷模。他在獄中寫下的《可愛的中國》、《清貧》、《獄中紀實》等等，抒發了高尚的愛國主義情懷和對共產主義的堅定信念，表現了堅貞不屈的革命氣節，也體現了長征的精神。多少年來，方志敏在征途中的愛國主義精神和革命情操，激勵著革命者勇往直前，也反映出共產黨人和紅軍為什么要北上抗擊日本帝國主義侵略的決心、信心以及紅軍長征勝利的原因。  第六，紅軍長征勝利到達陜北后不到半個月時間，張聞天就肯定紅七軍團北上抗日先遣隊是長征的序幕。張聞天在《擁護蘇維埃政府與工農紅軍的抗日救國宣言》中稱：“為了直接領導與組織反日的民族革命戰爭，不但于1934年派出了中國工農紅軍北上抗日先遣隊，而且于同年10月紅軍主力開始了二萬五千里空前偉大的遠征，最后到達了抗日最前線的中國西北地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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