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各位朋友下午好，我叫朱剛，在復旦大學教中國文學。很高興能夠在這里跟大家分享我的研究。 但我想強調的是，烏臺詩案本身是一個案件。它是當時公開審理的、轟動朝野的一樁大案——御史臺提出了彈劾，然后把蘇軾抓到御史臺，正式立案調查、進行審訊、判決——它完整地走過了當時的規范的司法程序，是一次司法事件。 關于北宋的法制，我們可能有一些感性的印象是來自于戲劇舞臺上的包公戲：「包龍圖打坐在開封府」，他提起一干人犯就審訊了，審完了他就有一個判決，判完了以后好像他就有權力能立即執行。  我可以負責任地說，這完全違背了北宋的司法實際。其實，整個宋代法制有一個基本特點，專業術語叫做「鞫讞分司」：「鞫」就是審訊，「讞」就是判決，也就是說審訊跟判決是由不同的官署來執行的。這也是宋朝的「祖宗之法」。 在這個制度的設計中，它規定，司法部門（即判決的部門）不能介入審訊；負責審訊的那些官員也是不允許介入判決的。這是嚴格分離的「鞫讞分司」的制度。  具體就烏臺詩案來說，御史臺是最初彈劾蘇軾的部門，他們大概六月份彈劾，七月份皇帝命令他們去把蘇軾抓來，八月份就抓到了首都。在當時的開封府，由御史臺成立了專案組，叫御史臺根勘所，對蘇軾的案件進行審訊，當時的說法叫做「推勘」。審訊的結果是一個供狀，就是錄下來的口供。 審訊完成后，御史臺的任務就結束了。供狀會被提交到當時的司法機構，就是大理寺，去進行判決。大理寺的工作叫「檢法」，就是從現行有效的法律條文里面，檢出來跟這個案件相適應的具體法條，說你犯了哪一條法，該判什么刑罰。它會形成一個判詞。 實際上，在蘇軾的案件里，大理寺的判決出來之后，御史臺是有意見的，但是它不能改判，它只能向皇帝提出來說大理寺瞎搞。朝廷本身還有一個更高一級的司法機構，就是審刑院，它負責對有疑問的案件進行復核。 非常幸運的是，我們現在正好能找到分別屬于審訊機構跟判決機構的兩份檔案。一份是我們常見的，署名為朋九萬的，南宋就傳下來的叫《東坡烏臺詩案》一卷。它基本是根據審訊機構御史臺的案卷完成的。 另一個文本是藏在中國國家圖書館的，明代刻的叫《重編東坡先生外集》，也是南宋傳下來的，到明代有復刻。它的第八十六卷就是烏臺詩案的文本。不過它沒有標明叫烏臺詩案，只是說中書門下（宰相衙門）根據審刑院交上來的狀有了這么一個文本。  御史臺的文本供狀非常詳細，審刑院的文本判詞非常詳細。這兩個文本互相補充，正好可以還原出整個審判過程的細節。這樣的案例在史料中也是絕無僅有的。  接下來，我們就順著司法程序來講這個故事。 ?? 審 御史臺的「審」 八月十八日，蘇軾被關到御史臺，審訊過程持續了三個多月。根據朋九萬的本子可以看到，十一月三十號，御史臺審訊了蘇軾、王詵等人的案件以后，「結案具狀申奏。」奏本奏上去，工作完成了。  但這個時候，皇帝派了一個什么人來呢？他派了「權發運三司度支副使」陳睦，就是財務部門的一個官員，來最后記錄蘇軾的口供。 這也是祖宗之法里的一個制度上的設計——最后寫定口供的官員，必須是跟前面的審訊機關以及后面的判決機關都沒有關系的官員。 陳睦是蘇軾的老鄉，他負責最后來跟蘇軾當面敲定供狀。這也意味著，蘇軾這時候有一次翻供的機會。 蘇軾沒有翻供。但按照祖宗之法，如果翻供，案件就要重審。如果是死刑犯，大概有四五次翻供機會，而且重審不能由原來的機構審，要換一個機構。北宋的祖宗之法，效率非常低，但它的初心是比較善良的。 很有意思的一個問題是，御史臺究竟掌握了什么罪證？ 當時的主要罪證，是蘇軾的一本詩集。北宋有雕版印刷術，甚至發明了活字印刷術，這是一個有出版業的時代。蘇軾一到杭州做官，杭州的出版商就看中了蘇軾，馬上出版了他的詩集，叫《蘇子瞻學士錢塘集》。這個詩集顯然賣得非常好，不斷重版，后來增訂叫《續添蘇子瞻學士錢塘集》；到了元豐年間，又再版，叫《元豐續添蘇子瞻學士錢塘集》——這至少是第三版了。 根據這本印刷出來的詩集，御史臺可以一首一首地責問蘇軾：你寫的是什么意思？有沒有諷刺？ 這本詩集是我們所知道的最早的在詩人生前就出版的詩集。這是中國歷史上詩人跟出版業的第一次合作，卻帶來了一次文字獄。烏臺詩案當然不是中國歷史上第一次文字獄，但它是第一次以出版物為罪證的文字獄。它非常具有時代特點。 中國傳統的政權是以儒家思想為指導的，儒家思想恰恰是不主張文字獄的——寫詩去諷喻朝政本來就是《詩經》以來的傳統。經典里面明確地寫著「言之者無罪，聞之者足以戒」，你覺得對你有警戒作用的，那你吸收就是了，如果你覺得沒用，那你不聽就是了。用詩來委婉地諷喻朝政，這是被允許的，當權者也不需要去追究他的罪行。 這當然有一個背景，就是當一個人需要在詩里頭誹謗的時候，他本人應該已經沒有多大的權力和影響力了，如果沒有人告密，皇帝也未必知道。在這種情況下，你對他加以寬容，是容易做到的。 但是，有了出版業這種近乎近代化的傳播媒體，情況變得不一樣了。蘇軾的詩被出版了，它的影響很大，起到了一種「輿論」的作用，會嚴重阻礙當前政策的實施。北宋集權國家碰上了一個前所未有的新課題，朝廷必須對此有所處理。 實際上，在元豐二年之前，蘇軾早就被人揭發寫詩諷刺朝政，宋神宗早就收到過有關官員送來的彈劾，但是神宗皇帝在很長時間里都沒有理會這件事。他肯定也在猶豫這個事情是不是可以立案追究。 到了元豐二年，他決定立案，審訊蘇軾。那蘇軾有沒有招供呢？ 從現在的記錄來看，蘇軾一開始有點抗拒，但是后來陸陸續續地就毫不隱瞞、全部招供了。因為招供對蘇軾來說也不是什么難事，就是解釋他是怎么寫詩的，用了什么典故，里面有什么含義。 我們舉個例子。比如說熙寧六年，在杭州，十月份居然開了一朵牡丹花。牡丹花在那么冷的天開放，是一件奇怪的事情，當時的杭州知州陳襄就寫了一首詩。蘇軾就和了他一首： 和述古冬日牡丹四首 其一 一朵妖紅翠欲流，春光回照雪霜羞。 化工只欲呈新巧，不放閑花得少休。 「化工只欲呈新巧，不放閑花得少休。」就是說造物主整天就想搞些新花樣，不讓這些花休息。他自己也交代，「化工」就是比喻執政、比喻宰相，「閑花」就是比喻一般的百姓。這個是很明顯地在諷刺。 有些詩，你也看不出來說他一定是在諷刺誰。比如說早一年，熙寧五年十二月，蘇軾到湖州出差見到了他的朋友、湖州的知州孫覺，他們之間也有一些詩歌的唱和，有一首詩也在烏臺詩案當中被追究了： 嗟予與子久離群，耳冷心灰百不聞。 若對青山談世事，當須舉白便浮君。 這首詩里面只是寫到，我跟你兩個人已經遠遠離開了京城那些朋友，我們對世事都沒有什么興趣了，現在風景那么好，面對青山我們就應當喝酒。「若對青山談世事」，如果你談到世上的事情，我就馬上罰你一杯，「舉白浮君」就是罰你一大杯。 字面上，你看不出來他在罵誰，但能體會到這里面還是有一些不服的情緒。他自己也交代了：雖然沒有「指言時事是非」，雖然沒有明確地說時事有什么不對，但我的意思還是在說時事都沒有什么好談的，還是不滿意。  這兩首詩都不是蘇軾個人所唱，一首涉及到陳襄，一首涉及到孫覺。實際上御史臺的文本里，一共列了40來篇供狀，每一篇都是「與某某干涉事」這樣的形態，每一篇都會涉及到另外一個人：王詵、陳襄、司馬光、孫覺、黃庭堅等等。 這些人跟蘇軾之間發生了詩歌唱和，或者作為書法家的蘇軾寫了什么條子贈送給他們，或者蘇軾給他們寫了信，等等。反正就是有這種文字交往的作品，才會在烏臺詩案中被追究。  反過來說，如果蘇軾只是寫了詩放在自己家里，沒有傳出去，這種個人獨白類的作品，是不在被審訊的范圍的。 我們現在讀蘇軾的詩集、文集、詞集，實際上可以找到更多的甚至更厲害的諷刺朝政的作品，但是由于沒有跟他人發生關系，沒有發生惡劣影響，它們就不是當時被立案追究的對象。作為罪證的東西，是有一個范圍的。 審刑院的文本可以進一步證明這一點。審刑院本里也有簡化版的供狀，但它把跟蘇轍有關的整篇全部刪掉了。也就是說，司法部門的官員認為，親兄弟之間的唱和，蘇軾對自己的弟弟私底下吐點槽，這是不要緊的，不能作為罪證。 御史臺的文本里還寫到了蘇軾跟他的和尚朋友參寥子道潛之間的唱和。而在審刑院的文本里面，釋道潛這個名字沒有出現，被改成了一個籠統的「僧」。僧人是有豁免權的。審刑院的人覺得，只要知道是某一位僧人就可以了，不需要寫出他的名字。 從這些事里，我們可以看到，司法部門的官員顯示了他們的專業性。 ?? 判 大理寺的「判」 御史臺審完以后，供狀就被交給大理寺去判決。我們現在找不到大理寺的文本，只能在史書里面找有關判決的情況。 記載北宋最詳細的一本史書，叫《續資治通鑒長編》，幾乎是北宋歷史的一部編日史。  在元豐二年十二月庚申，就是蘇軾貶黃州這一天，它回顧說，當初御史臺把蘇軾的口供抄好以后「上法寺」，法寺就是大理寺。大理寺的判決，這里概括為八個字：「當徒二年，會赦當原。」 第一點是說，蘇軾的罪應該判兩年徒刑。第二點是，大理寺認為朝廷當時發放的一些赦令對蘇軾的案件是有效的。根據赦令，蘇軾應該被赦免。 這樣一個判決，等于把前面御史臺做了幾個月的工作一筆勾銷——他們的主張其實就是把蘇軾給放了。 這樣看來，大理寺的部分還是值得注意，不過我們沒有更多的材料，我現在只能找當時大理寺的負責人是誰。根據《長編》，在烏臺詩案發生前一年，就是元豐元年的十二月，朝廷命令審刑院的長官崔臺符（1024-1087），一個比蘇軾大十幾歲的官員轉任大理卿。 判烏臺詩案的時候，大理寺是在這位崔臺符的領導下，我們后面還會提到他。 ?? 反對 御史臺反對大理寺 根據《長編》的記載，大理寺的判決一出來，應該也是在十二月份，御史中丞（就是御史臺的長官）李定就帶下面的御史連續地上奏。  他沒有說大理寺的判決在法理上有什么不對，他只是說這樣判起不到懲戒蘇軾的作用，因為蘇軾他寫這些詩的動機非常險惡，就是「所懷如此」，不能不殺。 我們可以看到御史臺確實有這個目的，要置蘇軾于死地。但是他知道大理寺不能這么判，他就跟皇帝講「乞特行廢絕」，希望皇帝能直接懲罰蘇軾。 這個案件接下來就移交給了審刑院。 ?? 復核 審刑院支持大理寺 在御史臺跟大理寺矛盾的情況下，審刑院的態度非常重要。 審刑院的文本留下了非常詳盡的判詞，它支持了大理寺的判決，并且進一步強調了赦令對于蘇軾是有效的。 審刑院當時也處在一個非常特殊的情況下。史料記載，元豐二年十月，就在烏臺詩案的審理過程中，當時的審刑院長官蘇寀去世，史料上就找不到之后有沒有任命新的長官。 到了第二年，元豐三年八月，審刑院就并歸刑部了——作為一個獨立機構的審刑院，也是「北宋的最高法院」，就不復存在了。也就是說，烏臺詩案是北宋審刑院作為一個特殊機構審理的最后幾個案件之一。 由于找不到蘇寀以后的審刑院長官是誰，我們只能推考，不久前剛剛從審刑院轉任大理卿的崔臺符，可能會是對當時的判決最具有影響力的人物。在這之前，他長期擔任審刑院的長官。 崔臺符在《宋史》里是有傳的，是在北宋神宗朝司法領域里非常具有影響力的一個人，史書對他的評價并不高。在政治上，他屬于支持王安石變法的「新黨」，跟蘇軾的立場是敵對的。 但在審理烏臺詩案的過程中，他卻頂住了御史臺的政治壓力，依法判決，保證蘇軾獲得合法的處置，沒有在法律之外加重對蘇軾的迫害。 遭遇詩案當然是蘇軾的不幸，但他也不妨慶幸他的時代有這樣的司法制度，以及這種制度所培養起來的司法官員的專業精神，即便擁有這種精神的人是他的政敵。 依法判決的內容有三條： 第一個結論是「當徒二年」。它跟御史臺指控蘇軾的目標不一樣——御史臺指控的時候是說蘇軾「指斥稱輿」，就是罵皇上；根據唐律，罵皇上是十惡不赦，是死罪。 被引用的有三種條文，一種叫做「律」，就是從唐代傳下來的唐律、法令。還有一種叫「敕」，指以前的皇帝或者當朝皇帝以前碰到同類的事情的時候，下過一些命令，被朝廷的有關部門編起來了，這個叫「編敕」。「編敕」具有跟法律一樣的效力。第三種叫《刑統》，就是宋代編的一部法律。 從這三種條文里，他們得出來「當徒二年」即罰兩年徒刑的結論。 第二個結論是「會赦當原」，審刑院的文本里有非常詳細的一段敘述了這個赦令。從熙寧四年以來，朝廷經常有大赦天下的命令，舉行特殊的典禮、大祭天地或者皇帝的長輩生病了，都會大赦天下。這一連串的赦令對蘇軾都有效。 按照赦令的規定，「官員犯人入己贓不赦」，凡是貪污贓款的不赦，其他的罪都可以赦。審刑院的結論就是蘇軾原免釋放，這是「最高法院」的終審判決。 當然還有最后一個結論，是由皇帝親自下的判決。這個審刑院本最后記載了中書門下（就是宰相衙門）轉過來的一個皇帝的敕令：「某人依斷」，「某人」就是蘇軾，「斷」就是判決，「依斷」就是皇帝肯定審刑院的判決是對的，在法理上是正確的。 但也許是考慮到了御史臺還在反對，也許是考慮到了政治影響，皇帝給了一個「特責」，就是特別的處罰，把他貶到了黃州去。 「特責」這個詞在史書里面也出現了。史書記載，蘇軾貶黃州是因為皇帝開恩——皇帝真的開恩了嗎？ 這其實是史書的一種曲筆。當然，如果跟御史臺的意志比，御史臺要把他搞死，皇帝把他貶到黃州去、沒有取他性命，這是開恩。 但是御史臺并不是判決機構，判決的是大理寺和審刑院，他們認為蘇軾應該原免釋放。他的罪已經被赦免了，他是無罪之身，貶謫黃州是皇帝在法律之外的懲罰。所以「特責」不是開恩，是加重處罰，這種「特」來自于皇帝的特權。 但是這個「特」字給了這種法制文明一個限制。以「鞫讞分司」這個術語來概括的北宋時期的法制文明，是在君主獨裁的政治體制這個大框架下發展的。 這個大框架并沒有完全限制這些具體領域的發展——我們在烏臺詩案中看到的，可以說是當時11世紀整個世界上最發達的法制文明。但是這個「特」字給法制文明的發展設置了一個天花板。 這個「特」字我們在另外一個案件里面也可以看到，就是南宋的岳飛賜死案。 跟蘇軾一樣的地方在于，最后的處理都有個「特」字，岳飛是「特賜死」，就是來自皇帝，不來自司法部門。 不一樣的地方是，蘇軾沒有被用刑就全部招認了，岳飛被殘酷拷打，但他一句都不認。后來用了「眾證定罪法」，就是找很多人來做偽證，也不怕你不招，以證人的話給他定罪賜死。 在這個過程當中，大理寺的兩位檢法官相繼辭職。這是一件值得注意的事情。這個時候已經沒有審刑院了，大理寺就是最后的司法機關。兩位檢法官都覺得，你這個證據不充分，我不能判他死罪，就辭職了。 在傳統的歷史敘述中，我們更多是從政治史的角度去想這件事，我們認為這兩位法官是同情岳飛主戰的政治立場，想救岳飛。實際上我們并沒有足夠的史料來討論那兩位法官的政治態度，而且在判案的時候，我們也不應該考慮法官跟嫌犯之間的政治態度是不是相同的。 那兩位法官可能是覺得，皇帝、宰相是有特權的，我們審完了以后，最后還有一個「特」字可以對他進行處理，你們要把岳飛賜死，我們也沒有辦法，但沒有必要讓我們來扭曲法律判他一個死罪。 我估計這是兩位法官的態度。他們的政治立場怎樣不可考，但他們守護了司法原則，這跟剛才我們說的崔臺符，那位蘇軾的政敵，是一致的。這是我們看到的一個發達的法制文明被限制在君主獨裁政體這個框架下的情況。 最后我們回到蘇軾——經過烏臺詩案以后，蘇軾會有什么改變？ 蘇軾是一個詩人，他當然還是要繼續寫詩。但是他出版的詩集被作為罪證這件事，對他還是有非常大的觸動。他能夠感受到北宋時期印刷術的普及所帶來的新的傳媒環境的變化。這種變化對他來說有好的地方，他的作品快速傳播，名氣非常大。但也有壞的地方，他時時刻刻都能感受到個體是處在被監視當中的。這是蘇軾作為一個大詩人非常特殊的地方。 前一代的大詩人，屈原、李白、杜甫，他們的成就不下于蘇軾，但他們是感受不到這一點的。那個時候沒有人關心最近李白寫了些什么，杜甫的創作動向怎么樣，但蘇軾就會一直被關心他寫了些什么，如果有問題馬上就會被人告發。 所以，到了黃州以后，蘇軾反復地表示以后要慎言避禍。當他有個侄子從家鄉來看他的時候，他給侄子寫的詩里面就寫到：「畏人默坐成癡鈍，問舊驚呼半死生。」我不跟人見面，不寫詩，默默地坐在這里，都快要成為一個傻瓜了。 但實際上，蘇軾從小就認同儒家的「詩可以怨」的原則，他還是會繼續發揮詩歌的「怨刺」的基本功能。作為詩人的蘇軾，他不會放棄這樣一種正當表達的權利，他還是會繼續在詩歌里面諷喻朝政。 當然結果可想而知，他會繼續被貶。所以直到他生命的最后，他總結自己的生平：「問汝平生功業，黃州惠州儋州。」你這一生做了什么事情，你的功業在什么地方？黃州、惠州、儋州，這三個他被貶謫的地方，是他成就的最值得自豪的功業。 謝謝。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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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自： 呂楊鵬 > 《20210531-2021060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