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節選自《轉型期俄羅斯國家意識形態研究》 意識形態是一個深刻復雜而富有爭議的概念。正如吉登斯所說：“過去二百年間，哲學、政治學和社會學內外一直在辯論著意識形態這個概念。如果說存在有爭議的概念，并且給最有爭議的概念頒獎的話，意識形態概念會當之無愧地名列第一。” 一、意識形態概念爭議的歷史起點——特拉西與拿破侖 意識形態概念是法國啟蒙理性哲學家德斯蒂·德·特拉西于1796年最早提出的。他是當時法國國家研究院道德倫理和政治科學部主管。他創建了一門名為Ideology（直譯為“觀念學”）的新學科來系統分析人們感知現實事物所形成的觀念。特拉西把觀念學應用于政治領域，通過分析源于現實社會的觀念和感知來認識人性和人類需求，為進行社會改革、重新安排社會與政治秩序提供理論基礎。特拉西的意識形態概念具有積極的實證意義，因為他從徹底的感覺主義出發，將道德和政治科學置于對現實和實踐的關注基礎上。這與過去在神秘宗教基礎上尋找道德和政治的理論支撐形成鮮明對比。特拉西的觀念學是從新學科的建設入手展開學術探討與實踐，并沒有主觀價值評判的意味，所以他的意識形態概念屬于“描述意義的意識形態”，也即“中性概念”。 特拉西與共和主義政治有著密切聯系，他本人的政治命運也決定了觀念學的命運。1799年，拿破侖·波拿巴從埃及回國后成為法蘭西第一共和國執政官。特拉西關于共和主義歸屬的政治言論成了拿破侖獨裁野心的潛在威脅。拿破侖創造了“觀念學者”一詞，對特拉西等人采取嘲笑、打擊的策略。他將觀念學批判為一種抽象的、推測性的矯飾哲學，認為以這種學說為基礎的新政治與教育原理旨在煽動反叛。1812年12月，拿破侖經歷了災難性的俄羅斯戰役后回到巴黎，進一步把“觀念學者”當成其政權式微的替罪羊，指責“觀念學者”顛覆國家和法治。拿破侖用“意識形態”這個詞來壓制反對派、維護其搖搖欲墜的政權，后來他幾乎把所有宗教和哲學思想都譴責為“意識形態”。這樣，本來值得尊敬的、承續著啟蒙精神、具有實證科學意義的“觀念學”在人們的觀念中蛻變成備受嘲笑與鄙視的、作為抽象和幻想觀念的“意識形態”。我們看到，作為意識形態概念爭議史上的基本對立之一，即中性意義與負面（或批判）意義的對立，在它生命的頭10年中即已出現。 二、意識形態概念的否定性傾向——黑格爾與馬克思 黑格爾雖然很少提及“意識形態”一詞，但其巨著《精神現象學》通過對人類意識形態發展不同階段的說明，揭示了意識形態在現實世界運動和發展的本質，從而奠定了他在意識形態概念發展史上里程碑式的地位。在《精神現象學》中，黑格爾使用了“意識諸形態”一詞，并把廣義的意識發展分為六個階段，即“意識”、“自我意識”、“理性”、“精神”、“宗教”和“絕對知識”。在“精神”這個第四階段，黑格爾考察了社會歷史的發展階段和與之緊密相連的社會意識形態，提出了“教化”（Building）和“異化”（Entfremdung）的概念。黑格爾認為，現實世界是個純粹“教化”的、與原初實在相對立的世界，教化使人脫離了自己的自然狀態和天性。社會教化的目的是要人們形成社會認可的“高貴意識”，遠離“卑賤意識”。在社會對個體進行教化的過程中個體不斷異化，人們原初的善惡觀念被異化為權力和財富觀。黑格爾認為，人在教化世界中所體驗到的是完全的虛假性，其意識形態觀被劃入“否定性的意識形態”或“批判性概念”之列。 馬克思在意識形態發展史上所居的中心地位是毋庸置疑的。他在多部著作中使用了“意識形態”一詞，并在整體上呈現出一種否定性傾向。在1846年的《德意志意識形態》中，馬克思、恩格斯從否定意義上把意識形態看作“顛倒意識”，他們認為：“如果在全部意識形態中，人們和他們的關系就像在照相機中一樣是倒立呈像的，那么這種現象也是從人們生活的歷史過程中產生的，正如物體在視網膜上的倒影是直接從人們生活的生理過程中產生的一樣。”恩格斯則把意識形態定義為“虛假的意識”。他指出：“意識形態是由所謂的思想家通過意識，但是通過虛假的意識完成的過程。”馬、恩把觀念的產生、發展與階級統治關系聯系起來，“統治階級的思想在每一時代都是占統治地位的思想”。馬、恩認為，這種“占統治地位的思想”是表達特定歷史時期統治階級利益的，實際反映的是統治集團力求保持其統治地位的野心以及謀求本集團利益的關切和思考。馬克思還以鮮明的批判性語言，形象地描述了過往的意識形態（指歷史上的傳統思想和社會習俗）對當下社會變革的壓制和阻礙。他寫道：“一切已死的先輩們的傳統，像夢魔一樣糾纏著活人的頭腦。當人們好像剛好在忙于改造自己和周圍的事物并創造前所未聞的事物時，恰好在這種革命危機時代，他們戰戰兢兢地請出亡靈來為他們效勞，借用它們的名字、戰斗口號和衣服，以便穿著這種久受崇敬的服裝，用這種借來的語言，演出世界歷史的新的一幕。”出于論戰的需要，馬、恩在其著作中并未把意識形態表述為社會生活中一個積極的、進步性的因素，而是站在批判的立場，對德意志意識形態的虛幻性以及統治階級思想對其既得利益的維護、傳統思想和社會習俗對社會變革的阻礙等進行抨擊。因而學者們一般認為馬克思的意識形態概念總體上是“否定性的意識形態”。 三、意識形態概念的肯定性傾向——列寧、盧卡奇與葛蘭西 列寧作為馬克思主義的繼承者，為了應對階級斗爭的緊急狀況和革命實踐的現實需要，對馬克思的“意識形態”內涵進行了改造和弘揚。列寧去除了意識形態概念的否定性傾向，使其展示出一般化特征，即意識形態可以用來表達參與沖突的各主要階級的自身利益，即不同階級都具有自己不同的意識形態，這樣就有效地消除了原來意識形態概念的不對稱性。20世紀初，針對沙俄兩極分化的政治形勢，列寧在《怎么辦》一書中探討俄國社會主義革命如何能夠取得勝利的主要問題時，提出“沒有革命的理論，就不會有革命的運動”。他認為，工人運動由自發斗爭轉變為自覺斗爭的條件是工人要有科學社會主義的理論和意識。這種“社會主義意識形態”是工人階級對抗資產階級意識形態影響的有力武器；同時可以幫助工人階級避免掉入“自發工聯主義覺悟”的陷阱。但是工人群眾并不能在工人運動進程中創造出獨立的思想體系，社會主義學說“是從有產階級的有教養的人即知識分子創造的哲學理論、歷史理論和經濟理論中發展起來的”。社會主義學說雖然不是無產階級自發產生的，但它是無產階級的意識形態，因為它代表和表達了階級斗爭背景下的無產階級利益。這時，列寧的意識形態概念中已經包含了肯定性的傾向。 盧卡奇、葛蘭西延續并強化了列寧意識形態概念的肯定性傾向。他們重視意識形態在工人運動中的重要作用，強調要在無產階級中宣傳、解釋和推廣無產階級意識形態。盧卡奇在20世紀20年代思考工人階級運動面臨的任務和問題時，強調“革命的命運要取決于無產階級在意識形態上的成熟程度，即取決于它的階級意識”。盧卡奇認為歷史唯物主義就是無產階級備戰的意識形態，是這一斗爭中最強大的武器。他還說，無產階級無疑將最終完成其世界歷史使命，“惟一爭論的問題是它在達到意識形態成熟以前，在真正認識其階級狀況和真正階級意識以前，要遭受多少苦難”。葛蘭西進一步清除了馬克思意識形態概念中的否定因素。他在純經濟力量影響之外，強調理性和文化對政治斗爭與階級統治的影響，提出了“意識形態領導權”理論。他把資產階級的統治結構分為經濟社會、政治社會和市民社會三大組成部分，闡明了一個社會集團在贏得政權之前和成為統治者之后如何建立置于政治權力之上的思想、文化和道德方面的領導權。他認為資本主義制度的統治不能單純通過強制手段來實現，對語言、道德、文化和常識等觀念的掌控在其中發揮著決定性作用。他把爭奪意識形態領導權作為無產階級取得政治斗爭勝利的必要和重點環節。 四、意識形態概念的中性化傾向——韋伯與曼海姆 1914年，德國社會學家馬克斯·韋伯在《倫理的中立性在社會學和經濟學中的意義》一文中，集中而系統地論述了他的價值中立主張，并將之奉為科學研究必須遵守的方法論規范原則，他認為：“一名科學工作者，在他表明自己的價值判斷之時也就是其對事實充分理解的終結之時。”韋伯強調，科學研究者要保證研究的客觀性和科學性就必須以客觀的、中立的態度來開展觀察和分析；他的任務是向世人描述或說明科學事實，不能教人或代替人進行價值選擇，即要劃清科學認識與價值判斷的界限。按照價值中立性原則，意識形態研究也應該抽取各執一詞的階級立場，以價值中立的客觀立場為基礎展開。 德國社會學家卡爾·曼海姆在其代表作《意識形態與烏托邦》中堅持了價值中立觀點，系統地闡述了意識形態的中性概念。曼海姆強調思想對群體存在的依賴，希望找到一種解釋方法，不帶黨派偏見地分析實際社會狀況中一切可能影響思想的因素。曼海姆將意識形態分為“特殊概念”和“總體概念”。“特殊概念”用于指代某個論敵所提出的觀點和陳述。這些觀點和陳述總會有意無意地掩蓋了有損于論敵利益的某一狀況的真實性，因而受人質疑；“總體概念”指的是某個時代或某個具體的歷史社會集團（例如階級）的意識形態，反映的是“這一時代或這一集團的整體思維結構的特征和組成”。如果說“特殊概念”的參照點是個體，是停留在心理學層次上的觀念分析，那么“總體概念”關注的是群體，它客觀地描述不同社會背景下各種見解的結構差異，是社會學上功能分析法的運用。這樣，“隨著意識形態總體概念的一般闡述方式的出現，單純的意識形態理論發展成為知識社會學，曾經是黨派的思想武器的東西變成了社會和思想史的一般研究方法”。 當我們沿著歷史發展順序，運用分類研究法考察意識形態概念的流變時，我們不難從中發現先賢們探討意識形態的三重線索。 第一，追尋意識形態客觀基礎的努力。“意識形態概念的歷史是試圖在意識形態討論的范圍之外尋找一個牢固的阿基米德點的各種嘗試的歷史，也就是尋找一個從之能夠觀察意識形態各種杠桿如何發揮作用的不定的點的歷史。”為了避免“所有關于意識形態的觀點自身就是意識形態的”這一令人沮喪的結論，不少學者都試圖在主觀意識之外尋找客觀基石來構建科學的意識形態概念。從上述回顧的意識形態概念史中，我們看到：特拉西把人的感覺作為“阿基米德點”，他繼承了啟蒙運動的精神，試圖以人們從外部世界中獲得的感覺經驗為基礎建立具有實證意義的觀念科學；黑格爾的“阿基米德點”是社會歷史，他在論述意識發展的第四階段時，把狹義“精神”放在特定社會歷史的發展階段來考察，揭示了意識的社會歷史本質；馬克思的“阿基米德點”是社會存在，馬克思主義者認為現實生活是描述人們實踐活動和實際發展過程的真正實證的科學開始的地方；曼海姆的“阿基米德點”是群體存在，他強調一切思想都處在歷史之中，而且是社會-歷史進程的一部分。 第二，超越意識形態價值評價的嘗試。意識形態概念的演進史是以“描述意義上的意識形態”為開端的。特拉西最初把意識形態概念引入西方哲學史時，試圖構建一門新學科來解說人類經驗的所有領域，而這門新學科是不以某種價值觀為標準的、是不帶有主觀意象評論的。隨后意識形態概念以“黨派的思想武器”的身份經歷了從“否定意義的意識形態”到“肯定意義的意識形態”的歷史起伏變遷。韋伯和曼海姆試圖以價值中立原則和總體性概念，在特定的社會和歷史前提下對知識與存在的關系進行全面客觀的描述，試圖超越價值沖突回歸純學術研究，但這種將“生動的政治意識形態吸納進經過消毒處理的社會學的學術訓練”的嘗試最終經不起實踐的檢驗而歸于失敗。意識形態概念歷史流變中試圖超越價值評價的嘗試，是科學的“價值無涉”與“價值負載”之爭的一個現實例證。科學作為一種理論知識體系，是人類對客觀世界的正確反映，同時科學又是為社會實踐服務的。科學研究的主體具有主觀性和社會性，科學知識體系特別是人文社會科學本身也滲透著價值和價值判斷因素。“科學價值中立”的純科學理想基礎是不存在的，“為科學而科學”的純科學研究只不過是一種神話或幻想。 第三，思想論戰與政治斗爭的糾結。“任何'意識形態’概念都必然與一定的歷史背景、學術語境以及政治實踐結合在一起。”從特拉西開始，意識形態學者們就試圖把他們的理論應用到社會政治領域的實踐中，指導革命運動或對政治生活進行科學引導，這種目標能否實現取決于他們的理論能否滿足社會政治的現實需求。特拉西的意識形態因遭受拿破侖的無情打擊而淪落為受人鄙夷的抽象觀念的代名詞；馬克思對黑格爾宗教觀和國家觀的批判、對德意志意識形態的批判，不僅僅是哲學意義上的思想論戰，而且為無產階級政治斗爭提供了“批判的武器”；列寧、盧卡西、葛蘭西的意識形態理論更明確地直接服務于無產階級政治斗爭；連試圖超越價值評價的知識社會學也承認統治集團維護自身利益的政治本能是產生有意識或無意識欺騙或隱瞞的根源。第二次世界大戰后，全球范圍內以意識形態差異而劃分的兩大陣營、蘇聯解體后甚囂塵上的“意識形態終結論”等，都是意識形態思想論戰與政治斗爭密不可分的最佳例證。意識形態概念的歷史流變反映的既是學術思想的發展史，更是政治斗爭的實踐史。 二百多年來，政治家、哲學家和社會學家賦予了意識形態千差萬別的內涵，其差異的本質在于對意識形態與社會現實關系的不同認識。否定派認為意識形態不能反映或不能正確反映社會現實，認為意識形態是抽象的、脫離社會現實的精神現象，或者是對社會現實歪曲、顛倒的反映；肯定派則認為意識形態能反映社會現實并對變革社會現實發揮能動作用；中性派試圖超越價值評判，把意識形態與社會現實的相互關系看作純粹學術研究的對象。 推薦意識形態研究幾本書： 縱論意識形態問題（大字本） 王偉光 國外意識形態新變化對中國的影響及其對策研究 范樹成 轉型期俄羅斯國家意識形態研究 張欽文 中國共產黨意識形態話語權研究 楊 昕 當代中西文化交流中的意識形態問題 劉 洋 意識形態理論研究 約翰·B·湯普森 城邦的世界 一個國際問題深度閱讀空間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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