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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8年12月30日凌晨，在西柏坡無線電總臺的屋內，年僅16歲的報務員蘇采青，準時打開電臺，準備對接來自上海的隱蔽戰線上的同志發來的電文。 雖然未見過面，也不知對方是誰，但蘇采青與上海的這位地下黨同志已經很“熟悉”了。專門負責與他對接兩個多月來，蘇采青技術上也進步了不少，但依然覺得對方是一位老手，發報手法嫻熟，收報時也很少讓蘇采青重復，總是能十分快速地記下全部內容。  16歲的蘇采青 按照往常對接的慣例，信號連通后，發報的一方會先發送“msg”（我有報），待對方回復“please”（請發）后，報務員才開始發正文電碼。 但是當天凌晨，信號通了之后，對面沒有按預定流程走。 滴滴滴噠、滴滴滴噠、滴滴滴噠…… 蘇采青還沒有做好準備，一串信號直接就在耳機里響起，她立刻意識到，這是正文電碼來了，打起十二分精神，生怕錯過了任何一個聲音。 作為總臺的電報收發員，她知道當時上海局勢十分緊張，所以對方可能需要快速將電報發完，然后拆掉電臺隱藏起來。 不過，在收報的蘇采青明顯感覺到，她在1000多公里外的這位搭檔，當天在發報時很焦急，節奏有些亂，信號也出現了中斷，就在蘇采青記錄下第一段電碼后，耳機里突然安靜下來，她只能一只手捂住耳機，一只手將電臺聲音再開大一些，仔細等待著信號。 這是她與對方對接70多天來，第一次出現信號中斷這么長的情況。不過之前在學習電報的時候，老師就講過，隱秘戰線的報務人員，面臨著各種各樣的危險，特別是敵人的信號偵察車一來，隨時可能暴露目標。因此與對方對接的時候，一定要非常有耐心，信號中斷說明對方有危險，也可能是信號傳輸的問題。 當時蘇采青所在的總臺，電臺功率可達上百瓦，而地下電臺為了隱蔽自己，功率只有7瓦。所以信號中斷也很正常。 經過幾分鐘的等待后，信號再次響起，蘇采青松了一口氣，繼續抄錄著電碼。但這次，她明顯感覺對方加速了，節奏快了好幾倍。 蘇采青來不及多想，聚精會神地聽著信號，屏住呼吸，生怕一個小小的聲音都會干擾到耳機里的信號節奏。  “END”（結束）！ 在耳機里聽到這個標志電文結束的電碼，蘇采青懸著的心終于放了下來。只要將抄錄的電碼交給譯電員，她就可以下班了。 就在這時，耳機里傳來十分急促的三個“V”字電碼，這讓蘇采青剛放下的心又突然懸了起來。按照常規電碼流程，在工作完畢后，發報方會發“GB”（再見）的明碼和搭檔道別。而蘇采青收到的三個“V”，代表的是警示信號，表明對方正處于危險之中。 這是也是年輕的電報員蘇采青，職業生涯第一次收到三“V”的信號，這讓她十分緊張，心都提到嗓子眼了，默念著“一定不要出事”。 她仔細聆聽著信號，希望對方還能發來電碼，哪怕是看不懂的亂碼，也能夠讓自己安心不少。 但是，對方始終沒有信號再發來，經過漫長等待后，蘇采青確認，對方今天不會再發信號過來了。 她將抄錄的電碼交給值班領導，并匯報了剛才收到的三個“V”。主管領導聽完馬上向上匯報情況，然后安慰蘇采青，“不一定會有事，你先去休息吧，下次在約定好的對接時間，如果對方還能準時發電，那就可以證明這位同志安全了。” 可是，還沒等到定好的下一次聯絡時間，蘇采青就接到了上級傳來的“任務終止，停止聯絡”命令。 在保密系數非常高的軍事電報系統中，蘇采青作為一個電報員，只負責發電和收電，將電碼數字抄錄下來，對于電文內容，是需要更高級別的人使用密碼解密后才能知曉的。  配圖，非蘇采青 因此，她并不知道當天晚上她抄錄的那份電碼，是一份價值連城的“國民黨軍隊長江布防圖”。 在很長一段時間里，蘇采青都對這位電波那頭的這位戰友充滿了擔憂。因為那是她職業生涯中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收到過三“V”信號，那個只在報務員培訓時學過的信號，讓她陷入了無數疑問中。 他到底怎么樣了？他是誰？他活著迎來上海解放了嗎？或許只有時間才能給出答案。 1958年，電影《永不消逝的電波》上映。作為電報人的蘇采青看了覺得很親切，但她也沒有多想，因為在戰爭年代，電報員在發報時被捕的故事，實在太多了。 時間來到了2005年11月的一天，已經73歲退休在家的蘇采青，在翻看報紙的時候，看到一篇《〈 永不消逝的電波〉原型——李白》的文章。在文章中，李白同志的后人回憶起父親在上海被捕的時間是1948年12月底。  老年的蘇采青 這讓蘇采青有些頭皮發麻，因為這個時間與她接到三“V”信號那天高度重合，她未曾謀面的搭檔難道就是李白？ 作為一位實事求是的共產黨員，蘇采青并沒有馬上公開她的推論，而是將報紙剪下，在旁邊寫道：“這就是我記憶中的那一晚，肯定是那天晚上，1948年12月30日凌晨。” 3年后，蘇采青在《中國電子報》上又看到了一則舊聞，報道中提到，在上海解放后的第三天，李克農就致電在上海的陳老總，讓他查找李白同志的下落。李部長的電文中提到，李靜安同志（即李白）于1948年12月30日凌晨，在與總臺聯絡的過程中發出危險警示，被捕時間可能就是當天。 這一次，蘇采青終于不用再推論，她可以完全確定，當年電波那一頭的戰友，就是李白。  蘇采青與李白的雕像合影 那么，李白被捕當天上海那邊到底發生了什么？這個我黨諜報史上的無線電天才，有著怎樣的傳奇人生？ 1937年7月盧溝橋事變后，全面抗戰爆發，但國民黨反動派，卻依然沒有放棄對延安的圍攻。中央出于對形勢變化及軍情動向的需要，認為我黨必須在全國設立一個秘密電臺網絡，這樣才能掌握一手情報，隨時應對國民黨和日軍的變化。 當時上海可以說是白色恐怖籠罩得最嚴重的地區，但在情報界，上海又是一個信息交匯中心，必須有人在此站住腳跟，建立起秘密電臺。因此，派往上海的人選，必須是精英中的精英，王牌中的王牌。 也就是這時，27歲的紅軍電臺臺長李白，決定親自出馬，坐鎮上海。他在接受這個嚴峻的任務后，于當年10月南下，成為上海隱秘戰線上的王牌諜報員。  李白 李白的原名叫李華初，使用過的化名還有李樸、李靜安、李霞，1910年出生在湖南瀏陽一個貧苦家庭。李白小時候上過三年學，后來家庭困難，13歲就去當了染坊學徒。 1925年，大革命的浪潮席卷全國，湖南更是轟轟烈烈地開展起了各種農民運動。15歲的李白也在這時加入了黨組織，成為當地骨干。后來，李白參加了秋收起義，從此辭別家人，隨著浩浩蕩蕩的紅軍隊伍去戰斗。 1931年6月，李白由紅四軍的戰斗部隊被抽調到中央舉辦的無線電訓練班第二期，從此開始了他無線電天才的起步之路。 在培訓班里，他不僅各項成績名列前茅，還善于鉆研很多技術問題。半年的培訓結束后，他任五軍團十三軍無線電隊政委，并在隨后的長征中，多次利用自己的鉆研精神和技術，讓接近報廢的電臺起死回生，挽救了隊伍。 在到上海做地下工作之前，李白作為紅軍隊伍的一員，他幾乎沒有離開過紅軍，是紅軍內技術最精湛的無線電人才。改裝改造電臺，自己制造電路配件，李白在紅軍的無線電隊伍里是個定海神針般的存在。在數次反“圍剿”中，他負責的電臺通訊聯絡暢通，為紅軍反“圍剿”做出了重大貢獻。 來到上海后，李白立馬投入緊張的地下情報工作。他觀察到當時上海商業發達，生意人需要時刻與外界聯絡，因此很多商人都有私人商業電臺，于是李白利用這些商業電臺，給黨組織傳遞消息。算是初步搭建起了上海的秘密電臺，與中央有了聯系。  但借用商業電臺，終非長久之計。況且經常沒法在固定時間對接，危險性也很大。于是在熟悉了上海的情報工作后，李白和涂作潮兩人開了一家收音機修理店，經營無線電零配件。在這家店里，上海地下電臺工作走向正軌。后來由于工作需要，兩人“分家”，成了不同戰線上的戰友。 當時，李白化名李樸，在上海貝勒路148號的3樓租了一間房，白天在修理店上班，晚上回來睡覺。對于29歲的人來說，還天天孤身一人會有些不正常。于是，組織上派了一位叫裘蘭芬（后改名裘慧英）的青年女工與他假扮夫妻，彌補這個破綻。 跟電視劇《潛伏》里一模一樣，裘慧英成了外人口中的“李太太”。不過假扮夫妻對于23歲的裘慧英來說，有些為難了。別的不說，單就每天晚上必須睡在同一個房間，就讓她很尷尬。 雖然李白很紳士，自己睡地板，將床讓給她，但裘慧英依然覺得很不自在。  李白與裘慧英的第一次合照 終于，有一天，裘慧英實在受不了“富家太太”的無聊生活，提出要離開，要去加入戰斗部隊。李白聽后嚴厲批評了她，并嚴肅地說：“我就是戰斗部隊來的，你知道我們現在做的事有多重要嗎？我們發出去的一個情報，可以讓前線部隊少損失幾千人，幾萬人。我們就是黨的眼睛和耳朵，裘慧英同志，我們現在干的事，也是在戰斗。” 在李白的勸導下，裘慧英逐漸接受了自己的角色，并學習穿衣打扮，在各方面都力求與“富家太太”的角色靠攏。 慢慢地，裘慧英也發現，自己對這個“丈夫”，心態上也在發生變化。最開始，她只是抱著逢場作戲，在有外人的時候假裝一下夫妻，但隨著了解越深入，她對李白的關心也越來越多，這有些出乎她的預料。 當時上海電臺數量多，經常會產生信號干擾。李白經過摸索，發現每天凌晨0點到4點之間，信號干擾最少，同時風險也最小，于是將發報時間固定在這個時段。 每當李白在夜深人靜的發報機前工作的時候，裘慧英也會小心翼翼地起來為他放風。 在一個屋檐下生活的時間長了，兩人的曖昧情愫也在不斷生長。1940年，經過組織批準，這對假扮夫妻也變成了正式夫妻。兩人再次走進照相館，重新拍了一張夫妻合照。  剛開始假扮夫妻時拍的合照，他們倆都有些緊張，手都不知道該放在何處，這一次，他們互相依偎在一起，從表情也能看出幸福的愛情。 當時李白發報為了不讓外面的人聽到敲擊按鍵的聲音，需要將窗子全部關閉，無論嚴寒還是酷暑，他都必須全神貫注，因為他用的秘密電臺功率太小，稍有打擾，可能就會錯過電碼的聲音。 每次在寒冷的冬天遇到幾個小時的發報或收報完成后，李白都差不多耗盡了力氣，身體虛脫，這時候裘慧英不停地哈氣揉搓他的身體，這才讓他慢慢恢復知覺。 不過在地下工作中，惡劣天氣基本算不上什么考驗，最困難最考驗人的，還是面對敵人的搜查。 為了防止敵人搜查，李白提前對電臺進行了改造。他將發報和收報分成了兩個機器，收報機是由一臺收音機改造而成。平時看著很正常的一臺收音機，只要用線圈將內部的兩個觸點連在一起，就能接收到電臺信號。 而這個設備，也拯救過李白和裘慧英。那是1942年7月的一天夜里，李白像往常一樣在收報，窗邊的裘慧英聽到樓下有異動，掀起窗戶一角望去，只見一群日本憲兵朝著他們的住處而來。 她立馬通知李白，李白馬上將收音機上的線圈取下拉直、揉亂后丟在一邊。不一會，日本憲兵和特務漢奸就破門而入，他們一陣翻箱倒柜后，李白還在發燙的收音機被搜了出來。就這樣，李白和裘慧英都被帶到日本憲兵隊。  《永不消逝的電波》劇照 在嚴刑拷問中，李白一直咬定自己是個生意人，收音機是為了聽商業行情。為了搞清楚李白的機器，日本人還找來一個無線電專家，對李白的收音機進行了拆解檢查，但一無所獲，日本專家給出的結論就是，這是一臺普通收音機。 也正因為這臺“收音機”，李白沒有暴露。被關了8個月后，在組織的營救下，他終于被釋放。出獄后，組織將他派往浙江，安排他打入國民黨國際問題研究所做報務員。 抗日戰爭勝利后，李白和裘慧英回到上海，繼續建立黨組織的秘密電臺，將很多重要情報發給了中央。 1948年12月，國民黨在前線節節敗退，他們認為很重要的原因，就是情報泄密嚴重，對電臺的搜尋更加嚴密。在美國的幫助下，新式的信號偵察車也被配到上海特務手里。 12月29日，李白收到了一份地下黨同志傳出來的絕密情報：國民黨軍隊長江布防圖。李白深知這份情報的重要性，它對前線解放軍突破長江防線至關重要。上海組織的領導覺得，當時風聲鶴唳，特務對電臺搜索頻繁，建議李白當天不要發報。  劇照 但李白覺得，情報能早一天發出，就能挽救成千上萬戰友的生命，也能讓中央早一天決策。因此婉拒了領導的提議，并說了一句：“電臺重于生命，有報必發！” 當天晚上回來后，李白準備好電臺。12月30日凌晨到了約定時間，他憑借嫻熟的技術，快速敲擊著電鍵。鑒于當時的形勢，他已經顧不及電臺對接的常規程序，直接一來就發正文電碼。 在發完第一段電碼后，裘慧英發現情況不妙，特務的信號偵察車已經移動著向他們這邊而來。妻子連忙提醒李白，李白也意識到問題的嚴重性，馬上停止發報，并讓妻子將孩子送到樓下，讓鄰居家幫忙照看。 短暫的沉默后，李白開始再次發報，這次，他速遞非常快。他知道電波那頭跟他對接的報務員，應該是個新手，但經過兩個多月的對接，他們對彼此的發報特點都有了一定的了解。 他相信，她對他的手法和節奏，是能適應的。他快速地發完電報，在按完“END”的電碼后，李白已經聽到了特務們上樓的腳步聲，于是直接發出了“VVV”的信號。一般報務員在接到這個信號后，也不會再與自己聯系，讓敵人找不到對接的頻率。 《永不消逝的電波》中，李俠被捕時還在發報 國民黨特務破門而入，在壁柜中找到了還發燙的電臺。李白也沒有任何辯解，直接跟著特務走了。面對連續30小時的審訊和各種酷刑，李白一個字都沒有招。 幾個月后，李白被轉移到蓬萊路看守所，托一位出獄的獄友帶信給裘慧英，要她放心照顧好小孩。 李白最后寫給妻子的信 裘慧英收到信后，于5月7日上午帶著5歲的兒子李恒勝去獄中探望。她有些擔憂地問：“這次會被判決嗎？” 李白想了想，非常平靜地對妻子說：“黎明快到了，天就要亮了，判不判決的不重要了。” 但誰也沒想到，李白在見完妻子后幾個小時，也就是5月7日晚，被特務殺害。 1949年5月27日，上海解放。提籃橋監獄關押的共產黨員全部被釋放，所有人都在慶祝，只有裘慧英抱著兒子在人群中尋找丈夫，看著別的家庭在擁抱，在歡呼，她心里越來越緊張。最終，她沒有等來丈夫。 6月20日，在上海楊思區戚家廟，12具烈士遺體被挖出。裘慧英憑借著那條她縫過補丁的褲子，認出了丈夫的遺體。 那個發送電波，指引著炮火給全國人民帶來黎明的人，最終沒有等來解放的那一天。 2010年，當年在西柏坡與李白對接電報的蘇采青，來到了李白最后在上海居住的小樓，這里已經變成了李白烈士故居。當年兩位靠電波交流的搭檔和戰友，雖然未曾謀面，但看著當年的布局，撫摸著當年李白使用的桌子，似乎感覺李白烈士并沒有遠離我們。 蘇采青在李白使用過的桌前緬懷戰友 2019年，在李白烈士犧牲70周年的時候，87歲的蘇采青在一檔節目中，坐在一臺老式電臺前，用嫻熟的手法，發出了一封時隔70年的回電：“李白前輩，您期盼的黎明，到了！” 希望滴滴滴噠的明碼電波，能橫跨時空，將今天的思念和感謝，帶給70年前的先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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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自： 掃地僧一一 > 《2858、不忘記犧牲的烈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