漢武帝登基之初，漢朝建立已經有六十多年了，天下安定，但直至建元六年（前135年）五月竇太后去世，漢武帝才得以掌握大權。經文景之治的休養生息等一系列的發展經濟與民生政策之后，西漢王朝的國力已蒸蒸日上。漢武帝在承襲這些政策同時，積極準備軍事力量的發展。
在軍事上，漢武帝先平定南方閩越國的動亂。后開始著手以軍事手段代替帶有屈辱性質的和親政策來徹底解決北方的匈奴的威脅。派名將衛青、霍去病三次大規模出擊匈奴，收河套地區，奪取河西走廊，封狼居胥，將當時漢朝的北部疆域從長城沿線推至漠北。
搞到最后，西漢王朝也是民窮財盡，國力衰竭。漢武帝雖然于征和四年（公元前89年）所下的詔書。武帝在其中否決了桑弘羊等大臣在西域輪臺地區屯田的提案，并對派遣李廣利出征匈奴之事表示悔恨，漢朝這架政治機器從“尚武”轉向“崇文”，但是戰爭帶來的一系列后遺癥并沒有快速消失，可以說最后導致王莽能夠作為一顆政治新星迅速躥起，正是得益于漢武帝時期的窮兵黷武。
我們先要糾偏一個觀念
我們以前認為西漢的滅亡在于豪強的崛起，“富者田連阡陌”， “貧者無立錐之地”，好像是政府失去了打擊豪強的能力，但實際上是由于頻繁的對外軍事行動和支出，動搖了農業社會的生產基礎，老百姓徭役過重，出現“天下虛耗，人復相食”的悲慘局面。普通老百姓為逃避日益增長的徭役，或者自動成為流民，或者將田產“賤賣以賈”，“逃”入豪門為奴婢。所以說，豪強的崛起與流民的增加，我們倒置了兩者的因果關系。
最后的南越國——漢武帝征服閩越
公元前138年，即位剛三年的漢武帝劉徹，接到東甌王使者來告，位于浙東南的東甌王國，受到其南部閩越王的攻擊，即將糧盡潰降，故求助于漢帝國。武帝隨即派兵救援東甌王國。兵鋒尚未抵達，閩越即退兵。東甌王要求“舉國徙中國，乃悉舉眾來，處江淮之間”。至此，東亞大陸東部沿海最后的越人王國，只剩下閩越和南越了。
閩越、東甌因在劉邦與項羽的戰爭中，率“百越”助戰有功而獲封。當東甌北遷江淮之間后，事實上，留給閩越、南越王國的空間和時間已經不多了。
公元前135年，漢朝番陽令唐蒙來到南越，南越提供了檳榔子制成的易成癮物——枸醬。唐蒙得知栒醬來自珠江（西江）上游北盤江流城的夜郎王國。回到長安后，他上書武帝：“夜郎所有精兵，可得十余萬，浮江而下，出其不意，此制越一奇也”。
在他的構思中，開通從蜀地到夜郎的道路，然后便能沿著北盤江入西江攻入南越。無意之間，富有探索精神的唐蒙發現，南越國的西部（即五嶺南部）沿著西江一路往西北而去，竟然與蜀地南部接境。如果能從通道的上游順勢而下，而非單純逆湘江侵入嶺南，南越便觸手可得了。
漢武帝同意了唐蒙的戰略設想，漢武帝武帝乃拜唐蒙為郎中將，從巴蜀笮關入夜郎，招降了夜郎侯多同，將其地劃入犍為郡。公元前112年，南越王相呂嘉殺漢使韓千秋，這給了漢朝討伐南越的極佳機會。漢朝派伏波將軍路博德、樓船將軍楊仆、戈船將軍、下厲將軍伐南越，從犍為郡出發的奇兵起到關鍵作用，南越宗室蒼梧王趙光等南越西鄙率先降漢，最終削弱了呂嘉的抵抗，漢武帝平定南越后，首次在今海南島置儋耳郡、珠崖郡，統治了海南島與南海諸島的地區。
從和親到馬邑之圍
公元前307年，趙武靈王“胡服騎射”之后不久，燕、趙相繼筑起長城，和匈奴發生了幾次激烈戰爭。
秦初，秦始皇發兵80萬”北擊胡”和修長城。
公元前200年，匈奴冒頓單于侵入了晉中盆地的太原。劉邦率軍迎戰，遇到了與之前統一道路上完全不同的對手，漢帝國士兵遭受重創。冒頓單于的騎兵將劉邦圍困，匈奴方面據說展現了“精兵四十萬騎”的優勢兵力。是役的結果，雙方罷兵，漢帝國“歲奉匈奴絮、繒、酒、米食物，約為昆弟以和親”。之后的若干年里，匈奴繼續對漢帝國施加壓力，不過最后都淺嘗輒止。
白登山之圍
相比之下，匈奴向西部拓展的道路則顯得頗為順利。先后夷滅月氏，還“定樓蘭、烏孫、呼揭，及其旁二十六國，皆以為匈奴”。對此，漢文帝、漢景帝在攻擊與和親之間，繼續選擇了后者。
而漢武帝明顯并不滿足于此。他和秦始皇一樣，將匈奴視為其北方邊境的威脅，決定舉兵攻之。漢武帝率先在馬邑伏擊匈奴，打破了和親帶來的和平。
“王恢設謀馬邑，匈奴絕和親…兵連而不解，天下苦其勞”，司馬遷如是說。
漢朝的勝利與匈奴的北遁
漢武帝在親政第二年（前134）頒布了一道詔書，表達了準備像周成王、康王一樣，實現“海外肅慎、北發、渠搜、氐、羌徠服”的理想。
他有理由這么自信。首先從漢朝建立至武帝即位的七十余年間，國家積累了大量財富。這種物質產品充足的情況被形象地描述為：“京師之錢累巨萬，貫朽而不可校。太倉之粟陳陳相因，充溢露積于外，至腐敗不可食。”其次，他已經妥善處理了閩越與南越問題。既有經濟基礎的支持，也有軍事動員的經驗，武帝準備實踐他的理想了。
漢朝的攻勢在幾次嘗試收效不顯著后，終于由衛青、霍去病甥舅取得大勝。公元前123年，衛青率十余萬人“出塞六七百里，夜圍右賢王，得右賢王眾男女一萬五千人，裨小王十余人”。公元前121年，霍去病春、夏兩度出兵隴西，在祁連山與戈壁阿爾泰山之間，分獲“胡首虜騎萬八千余級，破得休屠王祭天金人”，以及“胡首虜三萬余人，裨小王以下七十余人”，導致河西走廊的“渾邪王殺休屠王，并將其眾降漢，凡四萬余人”。通過這一系列行動，農業帝國展現了巨大的經濟一軍事優勢，而這是缺乏雄厚糧食生產的匈奴所不具備的。對此，匈奴所采取的策略，則是在漢朝的壓力下，沿著蒙古高原的南緣向西，朝阿爾泰山的北麓遷移。
在匈奴自東向西遷移進入河套位置后，曾面臨兩個選項，南下或是向西北遷。單于首先選擇南下，結果遭遇了強大阻力，進入賀蘭山以東遇阻后，又接著被驅離了賀蘭山以西、祁連山以北的牧地。失敗加速了匈奴向西北方向，即阿爾泰山北麓、蒙古高原西部遷移的趨勢。
單于剛落腳漠北，漢軍就尾隨而至。公元前119年，衛青和霍去病在阿爾泰山北麓與單于展開決戰。事實證明，甫遷漠北的匈奴，并不比輕裝簡行連續多年追擊他們的漢軍更熟悉地利。霍去病擊敗了左賢王軍，衛青破單于軍，單于“西北遁走”。此后，“匈奴遠遁，而漠南無王庭”。在與匈奴的角逐中，漢帝國占據上風，將對手驅離了自己的邊界，但也付出了沉重代價：“漢士卒物故亦數萬，漢馬死者十余萬。”這為漢武帝之后的選擇敷設了軌跡。另一方面，匈奴北遁，在逐漸適應了新的環境的同時，也逐漸增加了漢帝國發動戰爭的軍事成本，用司馬遷的話說，則是漢朝“兵連而不解，天下苦其勞”。
站在漢朝的視角，這個階段性成果并沒有結束的跡象，一切才剛剛開始。幾次追擊匈奴以及張騫歸來后的述職報告，反而激發了漢武帝對西域物品的興趣。
漢武帝的興趣
烏孫位于西天山南麓，“行國，隨畜，與匈奴同俗，控弦者數萬，敢戰”，最先引起了漢武帝的注意。張騫認為在匈奴壓力下自東向西遷移的烏孫“戀故地，又貪漢物”。于是在武帝的許可下，張騫率領三百人的團隊以及“牛羊以萬數，赍金幣帛值數千巨萬”出使西域。張騫帶去的豐厚物質產品，收到了烏孫數十匹馬的回報。這次交換就像是《穆天子傳》的重演。分遣往大夏等國的副使也頗有斬獲，“于是西北國始通于漢”。
天山一祁連山一線雖有沙漠、戈壁相隔，但方才肅清匈奴的河西走廊，讓漢武帝對這條通道中的流通物充滿期待，其中就包括“烏孫馬曰'西極’”、“大宛馬曰'天馬’”、安息“大鳥卵”(鴕鳥蛋)、“黎軒善眩人”。因此，既出于阻止匈奴南遷的實際需要，也少不了來自物質產品的貪戀，漢武帝在北逐匈奴之后，并沒有放松對蒙古高原西緣的控制，而是進一步加強了在天山一祁連山構造帶北段的經營。公元前121年，漢朝設置酒泉郡“以通西北國”。
但物質交換、人員流動漸增，又帶來意想不到的后果。由于樓蘭、姑師等當道諸國和西羌部族承擔著漢使往來供給食物、役畜的職責，以及出現的軍事義務，讓西域諸國也疲憊不堪，當漢武帝對天馬、玉石的欲望更加熾烈，漢使往來這條通道的數量和頻率也大幅增長。西域諸國負擔日深，終于導致西域諸國“攻劫漢使，數為匈奴耳目”，成為（破壞這條通道的）匈奴的合謀者。
為了維持這條物質交換路線的通暢，漢朝越來越多地卷入了河西走廊的事務當中，也令自己與沿途人群的關系日益緊張。面對祁連山北坡河西走廊的軍事補給難題，漢武帝“分武威、酒泉地置張掖、敦煌郡，徙民以實之”。漢朝的移民暫時承擔了那些原本負壓在西羌身上的供給義務后，河西四郡的效果開始展現。
公元前102年，李廣利二度出師，終于獲得了大宛“善馬數十匹，中馬以下牡牝三千余匹”。這次三千多公里的遠征，以出師六萬，“牛十萬、馬三萬余匹，……天下騷動”開始，以“軍入玉門者萬余人，軍馬千余匹”而告終。不過，就在此前一年，漢朝大將趙破奴率領的兩萬漢軍沒于匈奴，僅其父子身免。
而為了滿足武帝的品味，“漢發使十余輩至宛西諸外國，求奇物”，為了保證沿途供應，則在“敦煌置酒泉都尉……而倉頭有田卒數百人，因置使者護田積粟，以給使外國者”。其中“倉頭”，即是以《輪臺罪己詔》著名的“輪臺”。
輪臺罪己詔
公元前110年，漢武帝在勸諭匈奴臣服的公告中，頗為設身處地地移情了匈奴的處境，在漢朝眼中，蒙古高原以北，已經是一派“寒苦、無水草”的想象了。然而，當匈奴從蒙古高原的南部西經阿爾泰山北徙時，隨著緯度的上升，“寒苦、無水草”的高原同樣給漢軍造成了越來越大的困難。公元前103年，趙破奴軍全軍覆沒；公元前99年，李陵降匈奴；公元前90年，貳師將軍李廣利亦敗降。顯然，高原的環境，強化了匈奴在移動性方面的優勢，并阻礙了漢朝的遠征。
李廣利投降匈奴的次年，騎盡了“蒲梢、龍文、魚目、汗血之馬”，已經六十七歲的漢武帝接到桑弘羊等人的上奏。大農丞桑弘羊建議開發天山以南輪臺、捷枝、渠犁等地的土地，通過灌溉方式，可以“遣屯田卒”開墾，在自給自足維系列亭哨所的同時，進一步為漢帝國在天山南北的軍事行動提供可靠的物資供應。從獲得“天馬”至此剛過十余載，桑弘羊有關鞏固前沿的建議在情在理，但走在人生最后數年的武帝，從對李廣利新近失敗以及對太子巫蠱之亂中自殺的反省中，似乎感覺到了自己生命的極限。和三十多年前初征匈奴相比，隨著戰場越來越遠離漢帝國，漢軍的勝率也在節節下降。戰爭使漢帝國社會的生產和供應日陷窘境。
漢武帝否決了桑弘羊的提議，停止開墾輪臺等地，決定“禁苛暴，止擅賦，力本農，修馬復令…由是不復出軍，思富養民也”。這就是著名的“輪臺罪己詔”。
停不下來的戰爭邏輯
由于初遷漠北全新的環境，并缺乏固定的物質交換，遠離漢朝的匈奴也遇到了自身的問題：“連雨雪數月，畜產死，人民疫病，谷稼不熟。”隨后匈奴人對南邊本應為漢偵查匈奴動靜的烏桓的劫掠，導致烏桓也開始侵擾漢朝的邊塞，給漢朝的北部邊境造成了新的緊張。因此，公元前77年，在武帝去世十年之后，漢昭帝采納了桑弘羊的提議，“輪臺屯田”終獲實施。依托這一戰略要地，繼昭帝后即位的漢宣帝，在公元前72年，發“五將軍，兵十余萬騎”，和烏孫共擊匈奴。此時，匈奴面對“丁令乘弱攻其北，烏桓入其東，烏孫擊其西”的殘酷局面，終于北遁。對于漢帝國而言，匈奴的臣服似乎已經觸手可及。
公元前60年，鄭吉成為首任西域都護，都護府正設在輪臺的烏壘城。
王莽的機會——“司農錢盡”
輪臺屯田的實施，對匈奴和漢朝都產生重要影響，漢武帝所擔心的事情也即將發生。鄭吉成為首位西域都護之前一年，在歸義羌侯楊玉的率領下，西羌在青海大通河河谷，擊敗了漢朝的屯兵。這次位于通往西域必經之路河西走廊的叛亂，嚴重威脅著天山南坡屯田軍卒和漢帝國的聯系。
曾任護羌校尉的后將軍趙充國再次臨危受命，但趙充國深知羌人叛亂，根本原因在于“羌人為漢事苦”。在通往西域的道路上，河西諸羌除了負責類似“當道諸國”所承擔的食物供給、支應外，似乎更多擔負了執行軍事行動的職責。因此，當張掖、酒泉騎兵奠定了首任西域都護事業的同時，那些“為漢事苦”的羌騎，很可能接著醞釀了第二年的“絕漢道”計劃一一通過關閉河西通道來減少軍事征發。
先是西羌“為漢事苦”而“絕漢道”，接下來，就輪到漢朝“為羌事苦”了。京兆尹張敞在趙充國出兵之時上書指出，“國兵在外，軍以夏發，隴西以北，安定以西，吏民并給轉輸，田事頗廢，素無余積”，徭役導致的勞動力投入銳減、糧食儲備下降，必將造成“雖羌虜以破，來春民食必乏。”連趙充國本人也對出兵抱以非常審慎的態度。
所以，最好的方法不是貿然出兵，而是分化瓦解。在趙充國的努力下，此次西羌動蕩，由急轉緩，終告平復。
從漢武帝初年的國用充實到漢元帝時期的“大司農錢盡”，西漢王朝已經民窮財盡。
漢宣帝和漢元帝時期，西漢相繼罷除了朝鮮半島中西部的真番郡、臨屯郡，南方的象郡和珠厓郡，蜀地的文山郡。邊疆軍事行動對國內社會生產的打擊顯露無疑。
漢武帝意識到“擾勞天下”而罷輪臺田戍，但正如輪臺屯田幾經議止，又最終設置一樣，戰爭的邏輯一經開啟就將循著慣性緩緩延續，并反饋到漢帝國社會內部。首先是一部分承擔出征和賦稅的生產者，無力承受自身的糧食生產，不得以以奴婢的形式避于豪門大家，而另一部分未及蔭蔽于豪門之下的普通生產者，則“流亡遠去”。然后中等人家繼續承擔賦稅（先逃者的重擔疊加到了既未流入豪門也未流亡他鄉的后逃者身上），而且更快的被越來越頻繁的國家軍事支出壓垮，導致流亡者越來越多，結果“田地日荒，城郭空虛”。雖然國家以減少軍事行動、收縮邊郡設置，緩解了境況，使“流民稍還，田野益辟，頗有蓄積”，然而，武帝所奠基的事業，卻從未停止過對漢帝國的消耗。
不可否認，昭宣之時嘗試調整糧食運輸等手段，減輕了社會內部的生產壓力，還在一定程度上處理了武帝時代遺留的普通生產者流失的狀況。但隨著匈奴在高原以北向東西兩個方向的移動，東壓烏桓，西迫烏孫，使輪臺屯田最終落實，引發了西羌等近邊人群的動蕩，將壓力由外向內傳遞，給漢帝國帶來接踵而至的叛亂威脅。面對無止的軍事動員，“細民不堪，流亡遠去”的局面必將又復一輪。
屯墾戍邊
這種不斷下滑的生產頹勢，使漢朝政府的財政陷入嚴重的收支失衡。公元前15年，漢成帝以“歲比不登，倉稟空虛，百姓饑饉，流離道路，疾疫死者以萬數，人至相食，盜賊并興”的等理由，罷免了丞相薛宣。丞相孔光、大司空何武則提出限制諸侯王、列侯田產，限制奴婢數量，以平衡“豪富吏民”和“貧弱”之間的財富差距。然而，正如前文所說，恰是無盡軍役、徭役造成的“貧弱愈困”才加速造成“富者田連阡陌”的最終結果。
王莽的崛起機緣——積貧積弱的人們對于節儉、孝直美德的渴望
在薛宣免職的前一年，以恭儉聞名的王莽被封為新都侯。漢帝國持續的軍事行動，使國家財政從原本的收入高于支出，下滑到支出高于收入一一在國家搜羅民財應付軍事支出時，貧者相對富者的抗跌性更差，也更敏感一一于是，貧富分化加劇的惡性循環，不斷摧垮農業社會的生產結構。正是這種財政緊張的局面，讓上至皇帝、下至列侯將節儉幻化成某種全能的美德與品質，并視為改善局面的藥方，為恭儉克己的王莽的政治上升并最終成功篡漢，鋪平了道路。
但后面的歷史，我們知道，王莽的諸多節儉、孝行事跡，不過是與社會生產不足密切相關的文化隱喻，這種隱喻把王莽送上農業社會收支危機最高解決者之位后，并沒能為他提供實際的解決之道。
新朝只持續了15年就滅亡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