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寶祐元年、元憲宗三年（1253）秋，元憲宗蒙哥命其弟忽必烈率領10萬大軍，分兵三路進攻大理。農歷十二月，攻占大理。元憲宗四年（1254）春，忽必烈班師北還，兀良合臺率兵東進，攻克昆明，平定三十七部，攻下石城郡轄地。
宋寶祐五年、元憲宗七年（1257），兀良合臺在原行政區劃域的基礎上，設立萬戶、千戶、百戶，改石城郡為磨彌萬戶府，委任各族中的貴族充任頭目。在大理設立元帥府，統轄大理、善闡、北路、中路、南路五個總管府，對云南實行軍事統治。中路總管府駐石城，統轄磨彌、落蒙、羅伽三個萬戶府。磨彌萬戶府駐石城（今曲靖），轄石城千戶、普摩千戶（越州）、納垢千戶和易隆百戶等；落蒙萬戶駐落溫（今陸良），轄落溫千戶、師宗千戶、彌勒千戶；會澤、尋甸屬北路總管府，尋甸南部部分屬善闡總管府。蒙古貴族將全國人民分為蒙古、色目、漢人、南人（南宋人）四等，云南各族人民屬于最低的一等。忽必烈班師北還后，兀良合臺改變忽必烈“止殺之令”，肆意殘殺，草菅人命。在攻占滇東地區、鎮壓三十七部的戰事中，“兵威所加，禽狝草薙，川谷為之一空。”為了加緊對各族人民的控制和掠奪，實行“凡八籍民戶，四籍民田”的政策，云南各族人民遭受了嚴重的壓迫和奴役，不少人在戰爭中被擄淪為奴隸，大量民田被蒙古貴族所霸占。至元元年、南宋景定五年（1264），在滇東地區終于爆發了舍利威領導的云南各族人民大起義，人數很快發展到30余萬。起義軍以滇東、滇中為中心，擊殺各地的蒙古守將，先后攻占曲靖、尋甸、昆明、楚雄、姚安等地。同年秋，舍利威以10萬之師準備進攻大理，在蒙古軍隊和大理段氏武裝的聯合夾擊下，起義軍遭受了嚴重損失，接著，昆明、尋甸、曲靖、楚雄、姚安等城也相繼陷落。起義雖然失敗了，但嚴重地打擊和削弱了蒙古貴族統治勢力。為了加強統治，至元四年（1267），忽必烈封其第五子為云南王，統轄云南軍政事務，造成地方軍政長官與云南王權力上的尖銳矛盾。至元八年（1271）五月，為了分散地方勢力，又把滇東三十七部分為南、中、北三路，設總管和達魯花赤統轄，總管管理行政，達魯花赤統領軍事。中路總管府駐石城，管轄磨彌和落蒙兩個萬戶府。磨彌萬戶府下轄石城千戶（曲靖）、普摩千戶（越州）、納垢千戶（馬龍）、易隆百戶（馬龍古城驛）等；落蒙萬戶下轄落溫千戶、師宗千戶、彌勒千戶；闞畔萬戶府（會澤）隸屬于北路總管府。至元十年（1273），忽必烈立云南行中書省，為了改變云南長期得不到穩定的嚴重局面，在親信大臣中挑選了回回人賽典赤主持云南行政。至元十三年（1276），行政中心由大理遷到中慶（昆明），云南行中書省正式建立，為全國十一個行省之一，云南之名也第一次正式成為云南省的省名。賽典赤改中路總管府為曲靖路總管府，置沾益州，將石城千戶改為南寧州，普摩千戶改為越州，落溫千戶改為陸涼州，納垢千戶改為馬龍州。“曲靖”一名第一次出現，并正式成為行政區劃的名稱，后來作為路、府、州、縣和市的名稱，一直沿用至今。曲靖路總管府下轄南寧州、沾益州、馬龍州、越州、陸涼州、羅雄州、仁德府。沾益州領交水（沾益）、石梁（宣威市）、羅山（富源縣）三縣，馬龍州領通泉縣（馬龍通泉街道），陸涼州領芳華（陸良縣西北芳華鎮）、河納（今陸良縣南大莫古鎮）兩縣，羅雄州領亦佐縣（羅平縣以北至富源縣東南一帶），仁德府領為美（尋甸縣城水北）、歸厚（尋甸縣古城）兩縣，共計16個州（縣），府治設在南寧州。元朝統一全國后，實行軍民屯田，“內而各衛，外而行省，皆立屯田以資軍餉”。元王朝圈出云南一部分土地，同時沒收高氏等領主的土地，撥給駐守云南的蒙古、回回、漢軍進行屯守；云南地方軍（即“寸、白軍”）“自帶己業田”，沒有土地的，則由“官給無主荒田”，進行屯墾，稱為屯軍。行省建立后，清查“漏籍戶”，劃出一部分農戶為“編民”進行屯墾，稱為民屯。民屯除耕種“己業田”外，向地方政府租種荒田、耕牛和籽種，向行省交納租賦。據《元史》記載：云南行省所轄軍民屯田一十二處，曲靖宣慰司兼管軍萬戶府軍民屯田情況為：“至元十二年，立曲靖路民屯，拘刷所轄州郡諸色漏籍人戶七百四十戶立屯。十八年，續僉民一千五百戶增入，其所耕之田，官給一千四百八十雙，自備己業田三千雙。十二年，立澂江民屯，所僉屯民與曲靖同。凡一千二百六十戶。二十六年，始立軍屯。于爨僰軍內僉一百六十九戶。二十七年，復僉二百二十六戶增入。十二年，立仁德府民屯，所僉屯戶與澂江同，凡八十戶，官給田一百六十雙。二十六年，始立軍屯，僉爨僰軍四十四戶。二十七年，續僉五十六戶增入。所耕田畝四百雙，俱系軍人己業。”據統計，元代曲靖戍屯土地4.5萬畝，占當時云南、四川、湖廣三省屯田總數36萬畝的八分之一多。元代軍民屯田，是曲靖屯田史上重要的發展階段，具有范圍廣、規模大、成效顯著和管理完善的特點，開啟了曲靖屯墾戍守的先河，改變了以前歷代王朝進入云南的漢族“變服從俗”的局面，促進了曲靖人口的流動、經濟的發展和民族的融合，形成了民族分布的新變化與新格局，為明代在曲靖開展更大規模的屯田打下了較好的基礎。至元二十二年（1285），改南寧州為南寧縣。至元二十五年（1288）三月，改曲靖路總管府為曲靖路宣撫司，轄曲靖路、澂江路、普安路、仁德府。師宗屬廣西路，隸臨安廣西元江宣慰司；會澤屬東川路，隸屬烏撒、烏蒙宣慰司。至元二十八年（1291）二月，改曲靖路宣撫司為曲靖路宣慰司管軍民萬戶府。大德七年（1303），又改普定路隸屬于曲靖路宣慰司，朝廷任命當地的農奴主和奴隸主擔任“管土管民”的土官，并準許世襲，開啟了云南土司制度的先河。為了徹底達到經略并統治云南的目的，元王朝在云南廣泛建立學校,傳播儒學,進行開科取士。儒學的廣泛傳播，推動了云南文化與中原文化的一體化。漢族移民作為漢文化的承載者和傳播者，落籍云南,成為云南居民的重要組成部分,結束了云南居民無保持漢族特征的歷史。隨著政治、經濟與文化的變革，曲靖城鎮、鄉村出現了人煙稠密，田地盡辟，戶習詩書，士敦禮讓的社會風尚。至元二十八年（1291），賽典赤派愛魯開辟烏蒙路，即東驛道，從勝境關進入云南，至元三十一年（1294）開通。東驛道基本上為先秦時期莊蹻入滇所循之道，改變了歷史上王朝經略云南必以四川為據點的局面。之后，由云南出貴州入湖南的“通京官道”隨之開通，并取代由成都至宜賓入云南五尺道交通線的主導地位。東驛道與“通京官道”開通后，元代又在全國設驛傳。據《經世大典·站赤篇》記載：“云南行中書省所轄站赤七十八處，其中馬站七十四處，馬二千三百四十五匹，牛三十只；水站四處，船二十四只。曲靖路馬站六處，馬一百九十匹。其中：陸涼站，馬四十匹；馬龍站，馬三十匹；不魯吉站，馬三十匹；火忽都站，馬三十匹；蒙古都站，馬三十匹；法納河站，馬三十匹。”云南境內道路脈絡相通，驛傳星羅棋布，保證了朝廷政令的“朝令夕至，聲聞畢達”。元代軍民屯田的實施，促進了資源的合理利用，農耕文化的提升；儒漢文化的廣泛傳播，道路的開辟、驛傳的設置，加強了曲靖與內陸聯系，是曲靖民族融合、經濟發展的新起點，開啟了曲靖文化重大轉型的進程，極大地促進了曲靖經濟、社會與文化的發展。曲靖日報/2017年/10月/20日/第007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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