珍貴的《觀象賦》：張淵兩晉之后，進入南北朝時期。這時仍有不少星象家在活動，如北魏的張淵、崔浩、高允、徐路、晁崇、胡世榮、趙洪慶、孫子良、孫僧化、魏收等人，南朝的劉嚴、顧協、顧野王等人，以下著重介紹張淵、崔浩、高允。 張淵的事跡主要記載在《魏書·術藝傳》內。傳稱他“不知何許人，明占候，曉內外星分。”曾先后在苻堅、姚興父子、赫連昌手下當官，北魏統一北方后，又在魏世祖手下當太史令。當時北方地區通天文星象的專家，都被北魏王朝收羅使用，任命為太史令，如徐辯、王亮、蘇坦、閔盛、趙樊生、趙勝、趙翼、趙洪慶、胡世榮、胡法通、張龍、晁崇等，或其他官職，如容城令徐路、中散大夫高崇祖、散騎常侍孫僧化、中書舍人孫子良等。 一時之間，集中如此多星象家于一朝，可謂人材濟濟。到北魏末年的永熙年間（公元533年到535年），魏孝武帝下詔令孫僧化、胡世榮、張龍、趙洪慶、孫子良等人在門下外省共同校理天文書籍。這次校書活動，集中了自戰國甘、石二家《星經》及漢、魏以來二十三家星占著作，合編為五十五卷。 之后又在此基礎上廣泛搜集各家星象之說，提要鉤玄，以類相從，按日月五星、二十八宿、中外官星圖的類別，合為七十五卷。 這是一次由官方組織一批專家所進行的大規模整理總結活動，對中國星象學的發展起了重大作用。 張淵活動在這一時期，是當時水平較高的星象家之一。《魏書·術藝傳》全文載錄了張淵的文學性星象著作《觀象賦》，并作了注釋，為后人保存了一份可貴的資料，從中可以了解到當時星象學水平及星象家的生活和心理。 張淵在這篇賦中首先引用《周易·系辭》中的名言，以揭示星象學在天人關系中的重要作用。這就是“天垂象見吉兇，圣人則之”，和“觀乎天文以察時變，觀乎人文以化成天下”。用今天的話說就是：上天垂示各種星象，以表現人間的吉兇，圣人能意識到上天的這個意思，并能看懂上天所垂的星象，于是便以這些星象作為行動的準則。這句話充分反映了古人對于天人關系的認識，而這種認識正是古人的天人觀和星象學的理論基礎和根本前提。后面一句，可以看作是對上面一句的進一步解釋和補充。人們通過觀察天文以預測察知將來的事變，然后再觀察人文即人類的活動，分析人文的是非曲直及其與天文的關系，在綜合天文人文的基礎上，采取符合天意和人事之理的措施，以治理天下，使整個天下都化成為合理（天理人理）的社會。 《周易·系辭》這兩句話，不光是古代天文星象家的最高理論原則，同時也是古代政治家的最高理論原則之一。正因為有了這個共同點，古代星象學能與古代國家政治發生密切關系，并獲得高度地位，這為古代星象學的發展提供了優良條件。從另一個角度講，中國古代星象學是根源于中國傳統哲學和文化體系的必然產物。 張淵引述了經典名言后，就發表自己的看法。他說： 天地人三極，雖現象形式不同，但其微妙的原理卻是同一的。三者的現象有的明顯，有的隱晦，相差很遠，但卻契合齊一，如影隨形，如響隨聲，緊密相關。考察它們相互感應的征兆，就能測知幽冥之中相互溝通的機數，于是天人之際的相互關系，就可以明顯化了。 這是張淵對于天人關系及星象學在其中的作用的認識，也可代表古人普遍存在的看法。 接著，張淵用整齊的文學語言，敘述了天空中的主要恒星，然后列舉歷史上一些著名人物運用星象學預測人事吉兇禍福的事例，具體說明了天人關系，最后總結道： 諒人事之有由，豈災異之虛設， 指出天人關系中主要方面還在于人。但由于人有賢愚之分，故在天人關系中有主動被動吉兇禍福的差別，這就是“誠庸主之唯悛，故明君之所察。” 他所以強調這層意思，是要告誡后世君主，切不可忽視自身的修養。同時他也指出，既便是圣德之君主，仍不能置星象學于不顧，強調星象學對于帝王的重要，所謂“堯無為猶觀象，而況德非乎先哲”，這也許就是張淵寫這篇賦的主旨所在吧！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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