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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獨秀（1879年10月9日-1942年5月27日），原名慶同，官名乾生，字仲甫，號實庵。安徽懷寧（今安徽省安慶市懷寧縣）人。中國近現代史上偉大的愛國者、革命家、改革家、啟蒙思想家、民主主義者，新文化運動發起者，20世紀中國第一次思想解放運動倡導者，五四運動總司令、思想指導者，馬克思主義的積極傳播者，中國共產黨創始人之一、第一代領導集體主要領導人，中國近現代歷史上第一個深刻總結、反思蘇聯和社會主義民主政治建設經驗、教訓的人。1896年，陳獨秀考中秀才。1897年，入杭州求是書院(浙江大學前身）學習，開始接受近代西方思想文化。后來多次赴日本留學。1915年9月，在上海創辦并主編《青年雜志》，1916年9月1日改名《新青年》。1917年初受聘為北京大學文科學長。1918年12月與李大釗等創辦《每周評論》。這期間，他以《新青年》、《每周評論》和北京大學為主要陣地，積極提倡民主與科學，提倡文學革命，反對封建的舊思想、舊文化、舊禮教，成為新文化運動的倡導者和主要領導人之一。1919年，五四運動爆發，他是“五四運動時期的總司令，整個運動實際上是他領導的。”（毛澤東主席評價）。1919年五四運動后期，開始接受和宣傳馬克思主義。1920年初潛往上海，在共產國際的幫助下，首先成立上海的共產黨早期組織，同時與其他各地的先進分子聯系，發起成立中國共產黨，成為主要創始人之一。1921年7月，在中共一大被缺席選為中央局書記，后任中央局執行委員會委員長（二、三大）、中央總書記（四、五大）等職務，并任第一至五屆中央委員。他于1927年7月被共產國際剝奪中共黨內領導職務。8月7日，新來的共產國際代表羅明那茲在漢口主持八七會議，禁止陳獨秀參加，在會議上公開批判陳獨秀對國民黨妥協退讓，犯有嚴重的“右傾機會主義”錯誤。1929年因為在中東路事件中反對當時中共提出的“武裝保衛蘇聯”的口號，被開除黨籍。之后，陳獨秀思想開始向托洛茨基靠近，對斯大林進行了批判，并于1931年成立中國托派組織，被推選為中國托派組織的中央書記。1932年10月，被國民政府逮捕，胡適之、傅斯年等人紛紛出來為其說話，德國科學家愛因斯坦、知名的學者羅素、杜威等人去電蔣介石，請求將其釋放，但蔣介石不為所動。大律師章士釗主動免費為其出庭辯護，1933年被判處13年有期徒刑，判刑后囚禁于南京，在南京獄中，他利用國民黨的優待條件，大量閱讀古今中外的書籍，潛心研究中國古代語言文字、孔子、道家學說等，完成了不少有價值的學術論著。于1937年8月提前獲釋出獄。后與王明交惡，王明失勢后，周恩來總理曾多次托人勸說陳獨秀去延安，均被拒絕。他拒絕蔣介石出資讓他組織“新共黨”，拒絕胡適的邀請去美國，拒絕譚平山要他出面組織第三黨的建議。先后住在武漢、重慶，最后長期隱居在四川江津，以教書為生，保持低調，1942年5月，在四川江津（今重慶市江津區）逝世。主要著作有《獨秀文存》、《陳獨秀文章選編》、《陳獨秀思想論稿》、《陳獨秀著作選編》等。 《題西鄉南洲游獵圖》 勤王革命皆形跡，有逆吾心罔不鳴。 李都蔚點評： 這首詩發表于1903年8月17日上海《國民日日報》，是陳獨秀早期作品，那也是中國民族解放運動風起云涌的年代。全詩大意：并不拘泥于保皇或革命的形式格套，只要違背心愿的不平之事都要抗爭吶喊。再微小的正義都要追求，只求身后沒有遺憾，看似長遠的委曲求全只會白白葬送人身自由。奮斗拼搏甘愿吃苦冒險，所遇敵手無非豬羊一樣。男子立身只要斗爭精神，不在乎結果的成敗得失。 從這首詩中我們可以看到，昔日那位安慶的讀書郎，飛騰之象已成，詩中借日本“明治維新三杰”之一的西鄉隆盛，來表達自己的壯志豪情（西鄉隆盛，是日本倒幕運動中的關鍵人物，對于日本建立現代國家具有重大貢獻，同時他也是武士道的捍衛者，一位最后的武士，在日本改革武士階層的時候，他又起來反叛，最終戰死）。甲午戰爭中的慘敗，刺激了中國精英知識階層的猛醒，中國開始從謀求洋務運動的技術強國主義之后，在看到自己亞洲第一的艦隊全軍覆沒，開始醒悟，謀求政治體制改革，康梁代表的維新派給清政府開出的一條比較溫柔的改良藥方，這在當時頑固派那里還是得不到通過，最終戊戌六君子喋血，康梁之后起來的知識分子，開始謀求革命的手段加以解決了。日本既是給中國深重災難的侵略者，同時也是中國改良派與革命派都爭相學習的對象，后來影響中國的一大批精英人物都有著日本留學的經歷，那是中日留學歷史上的一個盛況空前的時期：魯迅、陳獨秀、蔣介石、郁達夫等人。相對于西方，中國與日本距離接近，同時文化接近，日本的迅速崛起對于中國是一個巨大的刺激。陳獨秀也是在甲午戰爭之后迅速在政治上成熟起來的，“勤王革命皆行跡”，他開始了自己對國家未來的思考與探尋。1903年，24歲的陳獨秀已經在家鄉創立了“安徽愛國會”，1904年在那個自由辦報的黃金時代，他也在蕪湖創刊了《安徽俗話報》。一個時代要變了，那些改變時代的人物在痛苦中崛起。 《病中口占》 日白云黃欲暮天，更無多剩此殘年。 病如檐雪銷難盡，愁似池冰結愈堅。 蘄愛力窮翻入夢，煉詩心害猛通禪。 鄰家藏有中山釀，乞取深卮療不眠。 王若水點評： 陳獨秀是中國近現代史上偉大的愛國者、革命家、改革家、啟蒙思想家、民主主義者，新文化運動發起者，20世紀中國第一次思想解放運動倡導者，五四運動總司令、思想指導者，馬克思主義的積極傳播者，中國共產黨創始人之一、第一代領導集體主要領導人。這些說的都是1927年之前的陳獨秀，是大家耳熟能詳的陳獨秀，1927年之后的陳獨秀是一個什么樣的人？我試著從他的一首詩作來還原他的晚年人生。 48歲，人生的第四個本命年，本是多事之秋。48歲的陳獨秀，在1927年的中華大地，更是暴風雨的中心。 1919年偉大的五四愛國運動爆發，促進了馬克思主義思想在中國的傳播，同年8月，威廉斯基?西比利亞科夫向俄羅斯共產黨（布爾什維克）中央政治局提出關于在東亞民族中開展共產主義工作的建議，他被任命為外交人民委員部遠東事務全權代表，其重要使命之一是“堅持在東亞各國人民當中開展共產主義宣傳的工作”。1920年2月前往海參崴(符拉迪沃斯托克)俄共(布)中央遠東局，提議在遠東局下設外國處。1920年3月魏金斯基被派來華后，幫助李大釗等，團結了一大批知識分子和進步學生，在北大組織成立了研究和宣傳馬克思主義的團體——馬克思主義學說研究會。1920年5月，魏金斯基根據威廉斯基的指示，在上海建立了臨時領導革命運動的中心“共產國際東亞書記處”，下設中國、朝鮮、日本三個支部，對馬克思主義在中國的傳播起了促進作用，5月之后，在中國便出現了宣傳十月革命和馬克思列寧主義的高潮。1920年8月在魏金斯基的指示幫助下，陳獨秀、李漢俊、俞秀松、施存統、陳公培等，在《新青年》雜志社開會籌備成立共產黨，選舉陳獨秀為書記。并吸收陳望道、沈玄廬、李達等加入黨組織，討論研究起草了黨章(草案)。至此，中國第一個共產黨組織上海小組成立，名字叫“共產黨”。上海小組的建立，開中國建黨先河。隨后，在全國各地紛紛成立共產主義小組，如北京小組、濟南小組、廣東小組、湖北小組、湖南小組、旅日小組。1921年3月共產國際派遣馬林和尼科爾斯基來華幫助指導。中國共產黨第一次代表大會在1921年7月23日至31日期間，成功召開，中國共產黨早期組織創建工作圓滿結束，宣告了中國共產黨的正式成立。在“一大”期間，具有長期秘密工作經驗的國際代表馬林機警地識破了特務的偵探行動，并將大會地點從上海法租界移至浙江嘉興秘密舉行。自五四運動后，共產國際和俄共(布)及其代表準確地估量并充分利用新文化運動中馬克思主義的聲威逐步浩大的勢頭，他們直接參與、指導并給予理論援助和物質（資金）資助，把中國先進力量匯集起來，形成一股強大的革命洪流，從而使中國共產黨加快了組建的步伐。因此，在中國革命新生政治力量形成中，共產國際和俄共(布)及其代表無疑起了催化劑作用。1981年6月，中國共產黨黨的十一屆六中全會通過的《關于建國以來黨的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指出：“中國共產黨是馬克思列寧主義同中國工人運動相結合的產物，是在俄國十月革命和我國五四運動的影響下，在列寧領導的共產國際幫助下誕生的。”這個決議肯定了共產國際在中共成立中的重大作用。 1922年7月,中共二大決定參加列寧領導下的共產國際，并成為其底下的一個支部，中國共產黨為國際共產黨之中國支部，作為下級支部必須嚴格服從上級的組織紀律。其后中國共產黨在中國的革命事業很多受到了共產國際的左右，直到遵義會議的召開，才開始逐漸走上完全獨立自主的道路，到1943年5月，共產國際解散，中國共產黨完全脫離共產國際的束縛。中共早期在處理與共產國際的關系時，在很大程度上是唯上的，被動服從的，有時甚至是盲從的。之所以產生這種傾向，一方面固然是囿于共產國際的紀律，另一方面，黨在現實的斗爭中確實還需要共產國際從精神到物質，從理論到實踐等方面的支持，這些因素決定了中共被動服從共產國際的不可避免性。共產國際并不完全了解中國革命的艱巨性、復雜性，在領導中共的早期革命中不可避免的發生著錯誤和偏歧。1927年大革命失敗的右傾機會主義錯誤，其后瞿秋白為代表的第一次“左”傾盲動主義錯誤，再后李立三為代表的“左”傾冒險主義錯誤，否定毛澤東主席的在農村實行工農武裝割據的思想（這一思想是實踐證明的中國革命能夠取得勝利的唯一途徑），以至導致第五次反圍剿失敗的差一點斷送中國革命的王明為代表的“左”傾教條主義錯誤，這些使中共領導的中國革命出現巨大偏差的問題，共產國際都負有不可推卸的責任。但是，共產國際不會承認自己的錯誤給中國共產黨和中國革命帶來的巨大損失，而常常是找一個“替罪羊”背起這口沉重的黑鍋。中共的早期領導人無疑是最佳人選，于是，陳獨秀，瞿秋白，李立三，王明就犯了右或“左”的錯誤。 1927年蔣介石叛變革命，大革命失敗，國民黨瘋狂屠殺共產黨人。共產國際迅速將責任推給陳獨秀，他于1927年7月被共產國際剝奪中共黨內領導職務。8月7日，新來的共產國際代表羅明那茲在漢口主持八七會議，禁止陳獨秀參加，在會議上公開批判陳獨秀對國民黨妥協退讓，犯有嚴重的“右傾機會主義”錯誤。這一年的7月，陳獨秀失去了他的長子陳延年，次年的6月，陳獨秀失去了他的次子陳喬年。優秀的共產黨員陳延年、陳喬年被國民黨反動派殺害時年僅29歲、26歲。 在陳獨秀受到共產國際和斯大林的不公正處理后，托洛茨基則表揚肯定他在大革命時期的做法，并認為他不是機會主義者。托氏的話無疑令被人落井下石的陳獨秀十分感動。之后，陳獨秀在感情上開始向托洛茨基靠近，對斯大林進行了批判，成為中國近現代歷史上第一個深刻總結、反思蘇聯和社會主義民主政治建設經驗、教訓的人。陳獨秀的理論主張卻與托洛茨基主義不同，陳獨秀持“二次革命論”，托氏主張“一次革命”，二者南轅北轍。 托洛茨基（1879-1840年）是俄國與國際歷史上最重要的無產階級革命家之一，列寧最親密的戰友。二十世紀國際共產主義運動中最具爭議的、也是備受污蔑的左翼反對派領袖，他以對古典馬克思主義“不斷革命論”的獨創性發展聞名于世，工農紅軍、第三共產國際和第四國際的主要締造者之一。1926年托洛茨基圍繞工業化道路和一國能否建成社會主義問題批判斯大林的觀點。托洛茨基和斯大林的分歧表現也在對中國革命的指導方針上，如斯大林主張共產黨與國民黨實行“黨內合作”，并在遭受國民黨右派進攻時，要求中共妥協退讓；而托洛茨基則“堅決反對共產黨加入國民黨”，中山艦事件后，托洛茨基則主張中共退出國共統一戰線，獨立發展。1927年8月，共產國際執委會第八次全會通過決定，解除了他的共產國際執行委員職務。1927年中國大革命失敗后，斯大林無法解釋他促成的國共統一戰線的優越性，又不敢承擔指導方針失誤的責任，從而導致蘇共黨內和在莫斯科中山大學留學的部分中國學生的強烈不滿。這種不滿情緒終于在1927年11月7日莫斯科紅場舉行的十月革命10周年游行活動中爆發。反對斯大林的群眾和學生突然打出寫有“執行列寧遺囑，罷免斯大林、擁護托洛茨基”旗幟。這場事件最后以托洛茨基被開除出黨、驅逐出蘇聯而告終，那些擁護和追隨托洛茨基的中國留學生也都被開除黨籍和團籍，并于1927年底被遣送回中國。托洛斯基于1928年被流放到阿拉木圖，1929年被逐出國，1932年被取消蘇聯國籍。1934年斯大林集團開始準備一連串莫斯科審判，以托洛斯基為主要清算對象，1936年8月舉行“托季聯合中心”案審判，托洛斯基被缺席判處死刑。1938年9月3日托洛茨基建立世界社會主義革命黨，即第四國際，起草了該黨綱領。1940年8月20日于墨西哥遭斯大林派遣的兇手杰克遜暗殺。（1988年蘇聯當局已經為蘇聯托洛斯基派平反）。 1927年底被遣送回國的擁護和追隨托洛茨基的中國留學生，他們之間由于政見與遭遇相同，私底下便開始醞釀成立托派組織。1928年12月，成立了中國第一個托派組織——“我們的話派”。陳獨秀在苦悶中反思，開始接受國際托洛茨基派的部分觀點，要求中共中央接受托派路線，即反對斯大林主義荒唐透頂的左傾暴動路線，同時也反對盲目向農村發展力量甚至把游擊隊高抬為紅軍（陳獨秀嚴重低估了農民運動的力量，沒有看到在農村實行工農武裝割據，農村包圍城市的這唯一一條符合中國國情的中國革命的成功道路），而主張以國民會議為中心，主張從民權民主斗爭開始重新聚集力量。1929年9月陳獨秀組織的“無產者社”，1930年1月1日由劉仁靜牽頭組織的“十月社”和1930年夏由趙濟等人組織的“戰斗社”，中國一共有了4個托派組織。1931年5月1日，在陳獨秀的號召下4個托派組織在上海召開了統一大會，成立了統一后的托派中央，陳獨秀為總書記。陳獨秀成為中國托派的領袖更多的是反對斯大林的感情因素，而不是理論觀點一致，這種理性與感情的矛盾，導致晚年陳獨秀與托派集團的分手。 1929年，以張學良為首的東北政府，決定用武力收回東北鐵路路權，蘇聯因此派軍隊入侵中國東北，史稱“中東路事件”。為了更快地獲取勝利，蘇聯迫切需要中國共產黨參與進來。面對蘇聯的軍事侵略，當時的中共中央領導李立三按照莫斯科的授意，在損害中國利益的情況下，公開喊出“武裝保衛蘇聯”的口號。這一口號遭到了陳獨秀和毛澤東主席等人的反對。1929年陳獨秀等人因反對這一口號，被開除黨籍。 1932年10月，在上海淞滬抗會戰中，陳獨秀支持抗戰，譴責蔣介石賣國獨裁，而后被國民黨政府逮捕。胡適之、傅斯年等人紛紛出來為其說話，德國科學家愛因斯坦、知名的學者羅素、杜威等人去電蔣介石，請求將其釋放，但蔣介石不為所動。大律師章士釗主動免費為其出庭辯護，1933年被判處13年有期徒刑，判刑后囚禁于南京，在南京獄中，他利用國民黨的優待條件，大量閱讀古今中外的書籍，潛心研究中國古代語言文字、孔子、道家學說等，完成了不少有價值的學術論著。獄中的陳獨秀一直堅持反日反國民黨的立場，因此對中共1935年“八一宣言”后的政策轉變，開始并不理解，曾作文攻擊“八一宣言”是個“丟丑的文件”，“利用帝國主義之間的沖突”而“親英反日”，“是可恥的選擇主人的態度”。“西安事變”蔣介石被扣消息傳來時，陳獨秀像兒童過年那樣高興。他托人打了一點酒，買了一點菜，對同獄的人說：我平生滴酒不喝，今天為了國仇家恨，我要痛飲一杯。他先斟滿一杯酒高舉齊眉說：“大革命以來，為共產主義而犧牲的烈士，請受奠一杯，你們的深仇大恨有人給報了”，然后，他把酒奠酹在地上。他又斟了第二杯，嗚嗚咽咽哭起來說，為二位已經犧牲的兒子酹酒。情景十分感人。1937年“七七事變”后，國民黨在“釋放一切政治犯”的巨大壓力下，被迫在8月23日釋放了陳獨秀。為了保全他們的面子，國民黨政府在宣告陳獨秀減刑釋放的內部“指令”、“訓令”和公布的“明令”中，都強調陳獨秀“愛國情殷，深自悔悟”。陳出獄后發表聲明表示：“愛國誠未敢自夸，悔悟則不知所指”；“我本無罪，悔悟失其對象；羅織冤獄，悔悟應屬他人”。出獄后他公開宣布：“我不代表任何人，我已不隸屬于任何黨派。”以此撇清與托派的關系。 陳獨秀出獄后，面對祖國危亡和國民黨被迫抗戰的形勢，思想發生重大轉變，由打倒國民黨轉變為“擁護國民黨政府領導抗日”；由反對國共合作轉變為擁護國共合作。盡管如此，但要他擁護中共的全部革命理論和路線，甚至回到黨內，沒有可能。因為他思想深處仍堅持歐洲馬克思主義“城市中心論”的觀念，看不起游擊隊和農村抗日根據地，不承認中共是無產階級政黨，譏笑毛澤東思想是“山上馬克思主義”。 抗日戰爭爆發后，在國共兩黨建立統一戰線、一致抗日的時候，托派出于其一貫的極“左”思維，堅守著“教派精神”的立場，左右開弓，批評國共兩黨，否定統一戰線。“中國托派”幾乎成了“過街老鼠”，受到國共兩黨的嚴厲打擊與制裁。同時由于蘇聯斯大林“肅托”的影響，1937年11月14日王明、康生從莫斯科一回到國內，就秉承斯大林對托派從肉體上消滅的旨意，對凡是托派即格殺勿論。“托派漢奸”是陷害任何一個人最厲害而又“莫須有”的罪名。要殺誰，只要說他是托派，因為托派就是漢奸！這樣的看法不僅在中共黨內如此，在國民黨內也如此，因為國民黨政府需要以此來維系它與蘇聯政府的國家利益關系。王明和康生誣陷陳獨秀是每月向日本特務機關領取津貼的“日本間諜”和“漢奸”，并在中共中央機關報《解放》雜志上公開散布這種莫須有的罪名。此舉在社會各界引起強烈抗議，嚴重影響黨的威望。陳獨秀也以為這是中共中央的意見，發表公開信，說了一些很激烈的話語。從此陳獨秀與黨的關系就徹底決裂了。 陳獨秀這時對國、共及托派都失望了。國民黨政府腐敗無能又專制獨裁，不發動民眾抗戰，致使正面戰場一敗涂地，他覺得靠國民黨來奪取抗戰勝利是無望了；對中共又有偏見和恩怨不可能合作；中國托派口頭上支持抗戰，而把主要矛頭攻擊國民黨和共產黨，特別抨擊共產黨再次與國民黨合作是對國民黨“投降”，對無產階級的“背叛”。他們主張直接搬用列寧在第一次大戰中的策略，在戰爭中引發革命，即變國外戰爭為國內戰爭，對本國政府實行“革命的失敗主義”，促使其在戰爭失敗的危機中垮臺，以造成革命形勢，乘機奪取政權，建立無產階級專政。這條極左路線實際上是破壞抗戰，有利于日本侵略，遭到當時全國正派輿論的強烈譴責，使“托派即漢奸”的宣傳在全國流行開來。陳獨秀極端痛恨這條路線，并與推行這條路線的上海托派中央“極左派小集團”進行了堅決斗爭，多次公開宣布自己與這個集團脫離關系。托派中央卻反過來多次作出決議，強烈譴責陳獨秀堅持“機會主義”，背離“托洛茨基主義”。雙方也因此決裂了。托洛茨基得訊后，為了解決雙方的矛盾，曾多次要求格拉斯設法把陳獨秀弄到美國去，參加第四國際的領導工作。但是，陳獨秀表示祖國在危急中，自己應該留在國內為祖國的獨立和解放而奮斗，拒絕赴美。 陳獨秀于1938年7月，帶著幾多怨恨、失望、不滿、挫折和空前的孤寂，沿長江而進入了四川。入川后，貧病交加，生活十分艱苦，唯有傲氣不減。中共王明失勢后，周恩來總理曾多次托人勸說陳獨秀去延安養老，均被拒絕。他拒絕蔣介石出資讓他組織“新共黨”，拒絕胡適的邀請去美國，拒絕譚平山要他出面組織第三黨的建議。蔣介石曾派戴笠和胡宗南去他家拜訪，見面后，拿出那次王明、康生誣蔑陳獨秀是“漢奸”事件時國民黨要人為其批駁的剪報，煽動他起來反共，陳獨秀雖然對中共滿腹怨氣，耿耿于懷，但終不為所動。他在四川江津，以教書為生，保持低調，經濟拮據，生活清苦。陳獨秀晚年，在《實庵字說》和《識字初階》的基礎上，繼續從事文字學研究，寫了一部《小學識字教本》。原定由國民黨政府教育部出版，并兩次預支稿酬共1萬元。但是，教育部長陳立夫認為“小學”二字不妥，要他改書名，如《中國文字說明》。陳獨秀則認為，“小學”是音韻學與文字學綜合的古稱，正反映了他研究文字的特點：形、聲、義統一，而不是別的學派那樣，將三者分裂。因此他拒絕改變書名。于是，該書直到他逝世也沒有出版，他也一直不準家人動用那1萬元；在遺囑中，他還囑咐家人他死后不要拿它賣錢。 這首詩就是陳獨秀晚年百病纏身時所作。冬日天色漸暮，更感慨自己來日無多，風燭殘年。身體的病如屋檐的冬雪難銷一樣不能痊愈，心中的愁緒似池中的寒冰越結越堅。一生的革命，現在已經竭盡全力，只能夢中再翻起波瀾巨浪，現實中唯有做些學問，寫寫詩篇。鄰居家中還有上好的美酒，去多多叨擾來一些吧，喝下它或許可以安然入睡。該詩反映了詩人煩憂集結，百病纏身的痛苦境遇，同時也表達了他對自己曾為之奮斗過的革命事業無限眷戀的情感。1942年5月27日，陳獨秀在四川江津一個偏僻的山村里寂寞病逝。 陳獨秀是一個書生、一個學者，也是一個搞政治的人，一個革命家。他和毛澤東主席一樣，深刻了解中國的革命必須走中國自己的路，他只是沒有找到在當時半封建半殖民地的舊中國唯一符合中國的國情的路——在農村實行工農武裝割據，農村包圍城市，最后奪取全國勝利的革命道路。“何處漁歌驚夢醒，一江涼月載孤舟。”（《對月憶金陵舊游》），他走的早了，沒有聽到這可以驚醒他夢的歌聲，注定了他最后的凄涼與孤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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