講座｜南亞和東南亞的伊斯蘭文學網絡

圖一：講座海報

 整理｜姜應雄（北京大學外國語學院）

伊斯蘭教在南亞與東南亞的傳播

伊斯蘭教在印尼-馬來地區的傳播是一個復雜的進程，學術界對其進行的討論也從未停止。學者們基于考古挖掘、旅行日記和地方編年史提出了許多理論，用以解釋伊斯蘭教在上述兩個地區的傳播及各地居民的皈依過程。約公元7世紀，伊斯蘭教就已經在東南亞出現。10至12世紀，使用阿拉伯語姓名的使節就曾拜訪過蘇門答臘的三佛齊王朝，但該地區卻沒有馬上變成伊斯蘭教國家。直到13世紀，蘇門答臘北部發現的墓碑表明該地已處于穆斯林統治之下。14世紀，伊斯蘭教傳播到馬來半島東北部、文萊、東爪哇和菲律賓群島南部等地區；15世紀傳播到了馬六甲和馬來半島的其他地區。到15世紀，中爪哇和東爪哇的大部分沿海地區都成為了穆斯林聚居區。通過將這些歷史證據綜合，可以發現，伊斯蘭教的傳播是一個緩慢和漸進的過程，并且在一些地區仍處于進行中的狀態。

圖二：從左至右依次為采用阿拉伯語字母拼寫之前的馬來語、爪哇語、泰米爾語

研究南亞地區的學者指出，伊斯蘭教大概從8世紀起直至葡萄牙殖民者到來就一直存在，在馬拉巴海岸（MalabarCoast）、科洛曼德海岸（Coromandel Coast）等地尤其活躍。商業貿易對于伊斯蘭教的傳播具有重要的作用，一些地區的海岸市鎮和港口也因此成為伊斯蘭學習中心。由于伊斯蘭教和重要的朝圣地亞當峰（Adam'sPeak）的關系，斯里蘭卡也居住著眾多泰米爾穆斯林（Tamil Muslim）。伊斯蘭教徒認為，亞當峰是第一位人類先知亞當被驅逐出天堂后墜落的地方。進一步關于伊斯蘭教在該地區傳播的證據來自于游記，尤其是馬可波羅（Marco Polo）和伊本·白圖泰（IbnBattuta）等著名旅行家的日記。

南亞及海島東南亞地區的沿海地區曾是印度洋貿易網絡的一部分，通過海洋貿易，文本和共同的觀念得以通過穆斯林商人、朝圣者、士兵進行廣泛傳播。比如，16至17世紀，爪哇北岸的萬丹蘇丹國與來自科洛曼德海岸（CoromandelCoast）的穆斯林商人有密切的貿易往來。貿易對伊斯蘭教在南亞和印尼群島的傳播具有重要的作用。除了貿易網絡之外，南亞和東南亞的穆斯林還建立了其它聯系，如共同的朝圣地、遵循相同的教法（沙斐儀派Shaffi）。另外，泰米爾納德邦、蘇門答臘、爪哇三個地區的伊斯蘭經學堂也有很多共同點。在殖民時期，這種聯系主要通過殖民地種植園勞工、殖民地士兵、流放人口延續下來。形式繁多的聯系為“文學網絡”（LiteraryNetwork）的出現奠定了基礎。

文學網絡與阿拉伯語文化圈

旅行、商貿、蘇非主義（Sufi Brotherhood）等網絡通常被認為是伊斯蘭教在南亞和東南亞傳播的基本途徑和興盛基礎。然而，里奇教授認為，有必要在此基礎上增加另一層網絡，即一種寬泛意義上的“文學網絡”。該網絡涵蓋了故事、詩歌、編年史、宗譜等文本；包括由聽眾、讀者、譯者、抄寫員構成的文學活動參與者形成的共同體；還包括共享的知識寶庫，即不同地區穆斯林共享的文本、口述材料、詩歌藝術、文體類型所共同構成的知識寶庫，這種知識網絡增強了他們的跨地區身份認同。里奇教授從阿拉伯語的地位和共享的文本切入，強調了這一文學網絡多重要性。

如何思考語言和文學在南亞和東南亞文學網絡中的作用？南亞研究者、梵學家謝爾頓·波洛克（SheldonPollock）在《人世間的諸神語言：早期印度的梵語、文化、權力》（The Language of the Gods in the World of Men: Sanskrit, Culture, and Power inPremodern India）一書中所提出了“梵語文化圈”（SanskritCosmopolis）的概念，為里奇教授思考相似的南亞和東南亞伊斯蘭化以及語言和文學在其中扮演的角色提供了靈感和框架。波洛克認為，公元300至1300年間，南亞次大陸和東南亞區域構成了一個共同的文化圈（CulturalSphere），梵語在其中扮演了獨特的地位，梵語文學作品也促進了地方語言文學作品的出現。里奇教授借用了這一概念，認為在“梵語文化圈”之后，阿拉伯語在南亞和東南亞崛起，成為了一種重要的跨地區語言，形成了一個“阿拉伯語文化圈”（ArabicCosmopolis）。通過阿拉伯語，伊斯蘭教對泰米爾語、馬來語、爪哇語產生了巨大影響，同時，使用這三種語言的地區與之前的“梵語文化圈”是有所重合的。

《人世間的諸神語言：早期印度的梵語、文化、權力》

要思考阿拉伯語在南亞和東南亞的地位，就必須考察阿拉伯語在穆斯林世界中所具有的特殊地位。阿拉伯語被認為是一種完美的語言，通過阿拉伯語，真主的神諭才得以傳達。《古蘭經》在理念上被認為是不可翻譯的，以阿拉伯語書寫的文本具有崇高的地位。南亞和東南亞的穆斯林也不例外，他們對阿拉伯語懷有同樣的崇敬之情，都利用阿拉伯字母改寫自己的語言，建立學習阿拉伯語的機構，借用阿拉伯語宗教術語和日常詞匯，用阿拉伯語祈禱，并接受阿拉伯語的文學。如圖三所示，馬來、爪哇、泰米爾等地方語言中都曾出現基于阿拉伯語字母的拼寫方式。如果我們不熟悉阿拉伯語，會以為它們全部是阿拉伯語。事實上，圖中分別是以阿拉伯語字母書寫的馬來語（Jawi）、爪哇語（Pegan）、泰米爾（Araputtamil）。這種以阿拉伯字母創造性的拼寫地方語言的方式各具特色，不僅使得書寫、拼讀變得更容易、方便、準確之外，還具有重要的象征意義——阿拉伯字母為地方語言賦予了某種權威，使得這種“神圣”的語言可以讓伊斯蘭教徒們感到自己更接近真主。

阿拉伯語對南亞和東南亞地區語言具有深遠的影響，但施加影響的路徑是通過與當地語言的結合而非取代當地語言。雖然在南亞和東南亞地區有許多阿拉伯語文本，當地經學院也開設了阿拉伯語課程，但與中東不同的是，阿拉伯語并沒有成為南亞、東南亞地區的主要語言，也不能認為本土文學（以爪哇語、馬來語、泰米爾語等語言創作的文學）是在阿拉伯語的影響下才得以興起。但是，阿拉伯語卻深刻地影響并重塑了南亞和東南亞地區的語言和文學實踐。除了使用以阿拉伯語字母為基礎的拼寫系統，這三種語言里還充滿了阿拉伯語詞匯、習語、故事。當然，文學網絡不僅僅與使用了多少阿拉伯語詞匯有關，也與傳播的作品類型和形式有關。在這個文學網絡中，常見的傳播作品類型包括各種語法書、道德規范，神學著作等。

圖四：2007年一位印尼藝術家所描繪的阿卜杜拉·伊本·薩拉姆Abdullah Ibnu Salam，其形象和耶穌十分相像

 《千問書》

《千問書》（The Book of One ThousandQuestions）是伊斯蘭教經典文本，在南亞、馬來、爪哇地區廣泛流傳，也為學者們提供了一個絕佳的視角來探討伊斯蘭化、宗教皈依、文學翻譯之間的關系，以及文學網絡在其中扮演的角色等問題。

《千問書》講述了公元7世紀阿拉伯半島一位叫做阿卜杜拉·伊本·薩拉姆（Abdullah Ibnu Salam）的猶太教領袖以一系列關于儀式、歷史、信仰和神秘主義的問題挑戰穆罕默德先知的故事。穆罕默德先知依次對其問題進行了答復，隨后，這位猶太教領袖被先知的智慧折服，并皈依了伊斯蘭教。故事的框架是猶太教領袖提出問題，穆罕默德做出答復。這種一問一答的形式具有較大的靈活性，問題和答案可根據傳播地的語言、文化、民間故事進行改編。如圖四所示，阿卜杜拉·伊本·薩拉姆被描繪成和耶穌非常相像的人物，同時也被描繪成一名新教牧師（馬來語Pendeta），表示在某種程度上和基督教有關。事實上，在《千問書》的許多印尼語版本中，猶太教和基督教被混為一談。此外，這種混淆還體現了伊斯蘭教在印尼傳播的早期，人們對于宗教和宗教人物形象的不同理解，因為印尼歷史上從來沒有出現過任何值得一提的猶太人聚居區。

《千問書》被翻譯成各種語言，最早的版本出現于公元10世紀前后的阿拉伯半島。問答錄反映了伊斯蘭教早期的傳統，因為猶太教領袖向穆罕默德請教問題的故事類型在此之前已經出現在《圣訓集》和《古蘭經》注釋中，甚至可以追溯到伊斯蘭教的早期歷史。這種故事類型表明，伊斯蘭教作為一種新型宗教在阿拉伯半島出現時與猶太教之間存在競爭關系。《千問書》于12世紀早期被翻譯成拉丁文，后來又從拉丁文翻譯成歐洲各種語言，如荷蘭語、德語、法語、葡萄牙語、意大利語等。在被翻譯成歐洲語言時，它常常與《古蘭經》裝訂在同一書卷里，暗示它是一部重要的宗教作品，賦予了它在穆斯林世界所不具備的權威。16至18世紀，《千問書》又被翻譯成其它語言，包括波斯語、土耳其語、烏爾都語、巽他語、布吉斯語等。可以看出，《千問書》跨越了不同的地理和文化空間，被不斷地講述和復述。在所有這些語言中，作品的標題、篇幅、問題數量和一些主題元素都隨著傳播地點的改變而改變。

在南亞和東南亞流傳的《千問書》翻譯版本雖然具有類似的故事、情節、人物，但也有很大區別。比如，在爪哇語版本中，文本上通常沒有日期，也不署名，這反映了典型的爪哇文學的特點。此外，爪哇語譯本特別強調神秘主義的教義，以至于在19世紀末，原作中的猶太教領袖由一名穆斯林領袖（Guru）替換，以指導其信徒。這種轉變體現了宗教論爭內容的變化——宗教形成之初，論爭介于猶太教與伊斯蘭教之間；而到19世紀末，論爭的焦點則存在于穆斯林群體內部，重點討論作為穆斯林和爪哇人分別意味著什么。

在泰米爾語中，只有16世紀基于波斯語創作的一本《千問書》流傳至今。它和馬來語、爪哇語版本的不同之處在于，泰米爾語版本的《千問書》表達了穆斯林少數群體的觀點。這一少數群體在16世紀葡萄牙統治下經歷了一段艱苦的歲月。對比之下，馬來語中流傳下來的《千問書》有許多不同的版本，這說明了其故事在當地很受歡迎。大多數馬來語版的《千問書》把故事的起源歸因于穆罕默德先知的叔叔阿巴斯（Abbas）。另外，馬來語版本的特別之處在于其敘事使用了不同的體裁，比如傳統四行詩（Syair）、宗教經典(Kitab)、傳記（Hikayat）等。

圖五：16世紀泰米爾語版本的《千問書》中的一段詩文

里奇教授分別從三種語言的《千問書》中節選了一段向聽眾展示了不同語言的《千問書》如何在不同的文化背景中傳播，及不同版本使用了怎樣的文體類型，語言中用到了怎樣的意象、修辭等。圖五節選自16世紀泰米爾語版的《千問書》。主題“眼睛”直到末尾才出現，這是泰米爾語詩歌的典型結構。另外，詩中還運用了很多體現南亞文化的比喻和意象，如以蓮花、魚眼比喻眼睛，象征美麗。該版本還反映了當時的審美標準，美麗的眼睛應該是內部泛紅，眼神比阿里（穆罕默德先知的侄子）寶劍還銳利。這個故事描述的是天堂中仙女（Hurlinkal）的眼睛，指出那些生前過著幸福生活并且捍衛信仰的人去世后，升入天堂后就會遇到這些仙女。

圖六中節選的文字充滿了各種樂器的名稱，體現出馬來文化中音樂的重要性，但也可以看出馬來人對于音樂的模糊態度，因為上述所有樂器都和麥西哈·旦扎里（Dajjal）有關。旦扎里是一個邪惡的反宗教者，會誘惑人遠離真正的信仰。在某種程度上，樂器體現了人們在皈依伊斯蘭教的過程中對于音樂的矛盾且模糊的態度。

圖七節選自19世紀末爪哇語版的《千問書》，它以適合吟唱的韻文方式書寫。這種形式的韻文在爪哇語中被稱為TembangMacapat，至今仍為人們所熟知。不同的韻律和不同的情緒、場景相連，因此韻律本身也是故事的一部分。圍繞著唱誦的文本，朗誦者、聽眾、作詞者、抄寫者共同參與其中，形成了一個共同體。他們尊重文本傳統，并與之產生了緊密的聯系。因此，在爪哇語的版本中，大量的阿拉伯語詞匯被保留了下來。

《千問書》在不同的語言和文化背景中被不斷講述、復述，使我們得以更深入地理解其傳播地區的歷史變遷。形式各異的問與答也向我們展示了在特定的時空中，不同的作者將不同的問題視為核心，并通過各種皈依故事指出加入伊斯蘭教的緣由。

在南亞和東南亞，伊斯蘭化是一個持續卻不平衡的進程?！肚枙凡⒉皇俏ㄒ坏囊了固m文學經典，還有其他文本在這些地區廣泛流傳。通過文學翻譯，已皈依的伊斯蘭信眾能夠重溫教義，確保他們的歷史敘事方式符合教義；而對于剛皈依的信徒，文學翻譯則能夠幫助他們理解伊斯蘭教義、歷史及生活方式。而隨著穆斯林群體的壯大，翻譯的文本也不斷增加，進一步促進了伊斯蘭教在世界范圍內的傳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