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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9年，陳璉出生在浙江慈溪老家，出生不久之后，她的母親楊品仙就因為失血過多離開了人世，陳璉的外婆覺得她剛剛出生就失去了母親十分可憐，就把“憐兒”作為她的乳名。 陳璉的父親陳布雷是上海業界著名的記者，在孫中山先生領導革命期間，他撰寫了大量擁護辛亥革命的文章，反對封建主義，倡導民主共和，在當時很有聲望。 辛亥革命推翻封建主義的大山之后，陳布雷在《商報》做編輯主任，他撰寫了大量的文章來揭露北洋軍閥的腐敗統治，贏得了當時不少進步青年的敬仰。  國內大革命時期，國共兩黨第一次合作發動了北伐革命。 這時候的蔣介石需要一名文士來為自己服務，在業界比較知名的陳布雷就成了他的第一人選。 為此，他專門去上海請了陳布雷，陳布雷為蔣介石禮賢下士的風度感動，而且當時國民黨政府在孫中山先生的領導下還沒有出現后來的種種黑暗事件，國民黨內部的看法與他當時的文章內容不謀而合，所以陳布雷就答應了蔣介石的邀請，成為蔣介石身邊的“第一智囊”。 時間一晃而過，很快陳璉就到了上學的年紀，陳布雷當時擔任浙江省教育廳廳長，但是他的教育觀念卻有一些守舊。 在陳布雷心目中，女孩子家不需要接受高等教育，掌握一點知識就足夠在婚后相夫教子了。 但是陳璉卻并不這么認為，她想要像自己的兄長一樣去學堂進行深入學習，為此她不顧父親的反對，考入了杭州高等學堂。陳布雷發現事已至此，也就沒有多加阻攔。  1937年7月7日，日本侵略者發動了全面侵華戰爭，在學堂上學的陳璉總是積極地投身于抗日宣傳的熱潮中， 為一些民間刊物撰寫抗日宣傳稿件。 在此期間她接觸了一份名叫《戰時生活》的雜志，其中的很多文章都是由中共黨員撰寫的，陳璉漸漸被其中的共產主義思想所感染。 當時陳布雷對于蔣介石政府言聽計從，他忠實地奉行蔣介石提出的“攘外必先安內”的反動國策，并且在雜志和報紙上發表了多篇抨擊中國共產黨的言論，這些文章也被陳璉看到了。 于是她以筆為武器，同樣在報紙上寫了幾篇針對國民黨反動派的文章，父女倆都不知道對方是誰，就這樣展開了第一次暗中的交鋒。  1937年底，侵華日軍大肆進攻江浙地區，不久之后南京失守，日本人在南京發動了慘無人道的大屠殺。 國民黨政府見勢不妙，撤退到了重慶，陳布雷也帶著女兒前往重慶地區工作。 當時，由于父親工作的原因，陳璉很早就接觸到了國民黨政府中的黑暗，這與她心目中的人民黨派截然不同，相比之下，她認為中國共產黨才是真正地在為中華民族而努力奮斗，于是便想加入中國共產黨。 在重慶的時候，陳璉就讀于合川國立第二高中，上學期間陳璉參加了當地的抗日救國運動，積極地進行抗日革命文化的宣傳。除此之外，她還多次利用父親國民黨高層的身份獲取一些特殊的信息來匯報我黨。 在重慶地區活動的中共地下黨成員，很快就知道了這個工作能力突出的女學生，在他們的引薦下，陳璉成功加入了中國共產黨。 按照陳璉自己的計劃，她是打算畢業之后在根據地參加抗日工作的，但是周恩來和鄧穎超夫婦給她指出了另外一條路——留在陳布雷身邊繼續從事地下黨工作。 周恩來為她講述了這項工作的重要性，希望她以大局為重，為我黨獲取更多國民黨方面的信息。一番思索之后，陳璉欣然同意。  不久之后，陳璉通過自己的努力考入了昆明西南聯大，離家去上學之前，陳璉到父親的辦公室辭別。父女兩人進行了一番長談，陳布雷給小女兒取了一個學名，陳璉。 璉是古時候中藥用來祭奠的器皿。以此為名字是為了紀念她難產而亡的母親楊品仙，陳璉接受了這個名字。 此時的陳布雷并不知道自己的女兒已經加入中國共產黨，而且為中國共產黨傳遞了許多秘密信息。 昆明的西南聯大活躍著很多進步青年，他們會經常舉行抗日宣傳活動，舉辦讀書會、朗誦會等，利用各種方式進行抗日救亡運動。 當時，西南聯大的中共地下黨支書是年僅二十三歲的袁永熙，他是當時西南聯大革命青年運動的主要領導者，領導學生們進行一系列募捐，義演等活動。 袁永熙是陳璉秘密活動的上級，兩人接觸時間比較多，不久之后兩人就自由戀愛了。  1941年新四軍葉挺部隊在進行轉移的時候，遭到了國民黨約八萬多人的突然襲擊，我黨九千余人在敵眾我寡的情況下與敵人激戰七天七夜，葉挺被國民黨反動派逮捕，其他極少數人成功突圍。很多的中國共產黨干部在這次事件中不幸犧牲，歷史上稱為皖南事變。 皖南事變之后，國民黨不顧國內抗日局勢，竟然派遣反動派特務到西南聯大搜查逮捕當地活躍的中國共產黨和抗日青年。 為了躲避反動派的追查，陳璉在袁永熙的安排下悄悄地離開昆明。 在臨走之前她給家中的姐姐陳秀寄去了一封信：
 這封突如其來的信讓家里亂做了一團，陳璉的姐姐不敢隱瞞，在第一時間趕緊把這件事情匯報給了自己的父親。 陳布雷看過女兒寄來的告別信，趕緊喊來自己的秘書翁祖望一起商量辦法，他們認為陳璉有很大的可能去往了中共陜北根據地，延安。 翁祖望的兒子翁澤永是郭沫若先生的秘書，陳布雷托人給他捎信，希望中國共產黨可以幫忙打聽小女兒的下落，同時他還在重慶和昆明的報紙上刊登了尋人啟事，但是關于女兒的下落還是久久沒有消息。 周恩來接到陳布雷的求助消息之后，就立馬派人尋找，但是十多天以后，各個部隊都回復了電報，表示自己所在區域，沒有發現陳璉的身影。 周恩來經過一番分析之后認為這樣大范圍的尋找都沒有具體的消息，一定是在那些偏遠的地方了，他委托其他地區的地下黨成員多幫忙尋找一下，告知地下黨工作人員，如果發現了陳璉的蹤跡，一定要讓她回家，因為她的父親是陳布雷，有這個身份作為掩護，更方便于隱藏自己。  周恩來的分析果然沒有錯，此時的陳璉和袁永熙等人一起隱蔽在云南一個偏遠的小縣城，在暗中進行地下黨活動。 不久之后，袁永熙向八路軍機關匯報工作，知道了陳璉的父親委托中國共產黨尋找陳璉的事情，而且也知曉了周恩來的具體指示。于是在黨的安排下陳璉再次回到了重慶。 時隔一年，“消失”許久的陳璉再次出現在了重慶的家中，這讓備受煎熬的陳布雷十分激動，心中對于中國共產黨充滿了感激。 陳璉在重慶積極地開展地下工作，雖然和父親對于當今國內局勢的問題上有諸多不合，但是她不再是那個懵懂的熱血女青年，她沒有選擇和父親進行爭論，而是經常在全部人面前閱讀有關抗日的雜志和報紙。 有時候還假裝無意間把共產黨的理論著作丟在家里，想要抓住一切機會影響陳布雷，讓父親利用自己的身份多做一些對中華民族有益的事情。 1945年8月15日，日本帝國主義宣布無條件投降，中國抗日戰爭取得了圓滿的勝利，袁永熙也回到了北平負責地下黨的工作，一年之后陳璉也調到了北平工作，在女子中學擔任歷史教員。  不久之后，陳璉向她的父親提出了要和袁永熙結婚的想法，對于這個備受疼愛的小女兒，陳布雷對于她的感情生活也十分重視，還專門派人調查了袁永熙的個人情況。 在調查之后，他發現袁永熙這個人能力突出，各方面都很優秀，做自己的女婿綽綽有余，于是便同意了兩人結婚的事情。 1947年8月，袁永熙和陳璉在北平成功舉辦了婚禮。這場婚禮十分隆重，由北平市的市長何思遠先生親自證婚，許多國民黨軍政要員和社會各界的名流人士應邀前來祝賀，經過幾年的愛情長跑，他們倆終于修成正果。 結婚之后依舊像往常一樣從事地下黨工作，而且有陳布雷的身份為他們作掩護，兩人周旋于國民黨高層，獲取了很多重要的信息。 好景不長，不久之后北平地下黨發生了“地下電臺案”，地下黨在北平區域活動的地點被意志薄弱的叛徒出賣。袁永熙的身份引起了國民黨反動派特務的懷疑，本著“寧肯錯殺，不肯放過”的原則，國民黨的軍統特務悄無聲息地包圍了袁永熙和陳璉的房子。  袁永熙有著多年的地下黨工作經驗，對于周邊環境有著敏銳的洞察力，他很快發現了房子外的情況，意識到這可能是特務前來進行搜查。 果不其然，沒過一會兒就有幾名國民黨軍統特務翻墻來到家中，還在他們的家中翻出了“民青”的文件，將他們雙雙逮捕，關進了東城區炮局胡同的監獄。 面對國民黨特務的威逼利誘，袁永熙夫婦倆靈活應對，沒有露出半點馬腳，無奈之下的軍統特務只能把他們押送到南京，關在國防部保密局聽候發落。 但是，國民黨軟硬兼施都對他們夫婦二人沒有辦法，夫妻兩人配合得天衣無縫，北平地下黨的其他工作人員和活動地點，在他們的掩護下也沒有暴露。  陳布雷很快也得知了自己的女兒和女婿被關在了政府的國防部，罪名是“共黨嫌疑”，而陳布雷本人多年來一直是“效忠黨國”的關鍵人物。 這件事情讓他左右為難。經過深思熟慮之后，他給蔣介石寫了一封信：
陳布雷一直以來都是蔣介石的心腹，對于跟隨自己二十多年的陳布雷，蔣介石十分信任，而且她女兒的事情，蔣介石早有耳聞，目前只是“嫌疑”，并沒有坐實她中國共產黨人的身份。 對于陳布雷這封“大義滅親”的信件，他知道自己必須在這件事情上做表態了。 蔣介石在黃埔路總統府官邸設宴款待當時的北京大學校長胡適，在宴會結束的時候，他專門把陳布雷留下，語重心長地和他說：
 身為蔣介石身邊的智囊，陳布雷明白自己的女兒沒有什么大問題了，于是為了保釋女兒和女婿出獄開始活動。 陳布雷委托自己的好友，國民黨行政院秘書處的處長李唯果幫忙，打通了國民黨保密局等多個有關部門的各個環節，終于讓自己的女兒成功出獄。 看著為了自己的事情而四處奔波、疲憊不堪的父親，陳璉心中有些愧疚，她只能輕輕地喚了一聲“爸爸”，然后就地站在那里，不知道該說些什么。 陳布雷首先打破了沉默：
經過一番長談之后，陳布雷派人把陳璉送回了浙江慈溪老家，希望女兒可以在家鄉好好地待著，不要再四處亂跑，給自己惹是生非了。 陳璉明白自己父親的良苦用心，但是她有自己的追求，革命事業還沒有成功，她不得不違背父親的意愿。 1948年5月底，由陳布雷和國民黨元老葉公超出面擔保，袁永熙也成功出獄。雖然國民黨特務沒有辦法確定他們倆共產黨的身份，但是在家中翻出了“民青”的文件，坐實了他們民主青年聯盟成員的身份，所以在出獄之前袁永熙被迫寫了一份檢討書。 但是其中涉及中國共產黨的事情，袁永熙都一筆帶過，他不愿意詆毀中國共產黨來換取自己的自由。 陳布雷的好友李唯果親自開車將袁永熙送往陳布雷的官邸，一路上袁永熙忐忑不安，他沒想到自己和岳父的首次見面，竟然是在這樣的情況下。 袁永熙低頭看了看自己目前的狀況，穿著一身殘破不堪的衣服，頭發和胡子由于長時間沒有打理也已經亂做得一團，就像一個逃難而來的難民一樣，袁永熙心中十分尷尬。 在見到袁永熙之后，陳布雷把先前對女兒說過的那番話同樣交代了自己的女婿，希望他們可以在家安靜地待著，不要再卷入現在風云多變的政治局勢當中。 陳布雷在家中擺了宴席，宴請自己的親朋好友來為袁永熙接風洗塵。袁永熙在陳布雷的官邸住了三天之后回到浙江慈溪，和妻子陳璉在這里一起生活了兩個月。 1948年的國內局勢風云突變，原先戰績優勢的國民黨隊伍在一步步倒退，此時的陳布雷察覺到國民黨政府已經失去了民心，得民心者得天下。為此他每天茶不思飯不想，身體情況一日不如一日，身心雙重疲憊讓他突然感覺到很迷茫。 有一天他突然提出讓陳璉和袁永熙陪他到中山陵走走，陳璉心里十分奇怪，但也沒有多想。 他們一行人乘車來到中山陵，沿著長長的臺階緩緩地走了上去，在中山陵孫中山先生的雕像面前，陳布雷待了很久很久。最終他對著孫中山先生的雕像，深深地鞠了一躬，最后懷著沉重的心情，又慢慢地離開了中山陵。 站在身后的陳璉夫婦顯然已經看出了陳布雷有些不對勁，但是他們卻不知道如何安慰。 一個月之后，陳布雷突然給袁永熙打電話，想要與他見面。 此時的陳布雷和袁永熙之前見到的簡直判若兩人，再也不是那個身穿長袍的儒雅文士，他神色凄涼，滿頭白發，看上去讓人十分心疼。 陳布雷對袁永熙說道：
一日，陳布雷的秘書前往他住處的時候，發現他已經服用安眠藥自殺身亡。 陳布雷是一個出生于舊社會的讀書人，他有著“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的宏圖大志，但是他的思想中殘存有很多封建思想的因子，這讓他在從事政治之后不免做出許多錯誤的判斷。 為國民黨政府服務多年，陳布雷慢慢做到了蔣介石的“軍機大臣”，但是他同樣發現了國民黨并不是自己心目中的政府，即使他從來不卷入國民黨派系斗爭，但是現實的黑暗還是一步步蠶食著他的精神世界。 最終，陳布雷陷入了矛盾與糾結當中，選擇了自殺解脫自己。 1949年新中國即將成立，袁永熙和陳璉夫婦在中共地下黨成員的掩護下，經過一個多月的艱苦跋涉，經過硝煙彌漫的淮海戰役戰場，最終來到河北石家莊，再次加入解放北平的革命隊伍。 他們被分配到新民主主義青年團中央工作，為了新中國的事業不懈努力奮斗。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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