研究古代墓葬最重要的是要確定墓主人的身份。首先要弄清楚墓主人的性別和年齡。在沒有墓志的情況下，唯一可以依靠的只能是人類的遺骸。與法醫學類似，人類學家可以通過有限的人骨骼特征判斷死者的性別和年齡，這對認識古代社會的結構和婚姻制度等具有十分重要的意義。考古遺址中經常出現各種形式的合葬墓，其中墓葬主人的性別可能會對認識當時的婚姻制度具有決定性的作用。不同性別墓葬的形制、葬俗葬制、葬式、隨葬品等的變化可能與墓主人的社會地位、社會財富的占有、社會文化習俗等密切相關。人骨反映的年齡問題也是古代人群主要的特征之一，它直接影響不同群體的社會結構和壽命指數，也間接反映不同社會的發展水平和人群的健康狀況。人骨研究顯示，在漁獵采集經濟向農業經濟過渡過程中，人類的壽命普遍呈增長態勢；進入工業社會，人類的壽命又呈現進一步增長的趨勢。不同區域和文化的群體，受到遺傳、環境、飲食等影響，人群的年齡結構和壽命指數也不同，這些數據是不同社會發展水平的直接反映。在缺乏文獻材料的古代社會，性別年齡問題的解決只能依靠發掘出土的人骨資料。古代人類健康狀況是人類學和考古學方興未艾的研究領域，在缺乏文獻的遠古時代，人骨是唯一可使用的研究材料，同時也是研究人類健康史和醫療史的重要材料。人類的很多疾病會在骨骼上留下痕跡，利用現代醫學知識，對比古代人骨標本，可以幫助我們了解不同人群健康狀況的差異，并研究產生這些差異的原因和背景，這對現代醫療體系建設也具有一定的借鑒作用。人骨研究發現，漁獵采集經濟人群口腔疾病的發生率明顯低于農業經濟的人群，農業人群傳染病和慢性病的發生率較漁獵采集人群高得多。不同經濟模式下人群健康狀況的差異可能暗示了，古代人群健康狀況的某些指標在從漁獵采集經濟向農業經濟轉變過程中呈現逐漸惡化的趨勢；但同時，農業經濟的發展，提供了更穩定的食物供應，養活了更多的人口，人口壽命得到延長，社會復雜化加劇，促進了向文明社會的過渡。這些人骨研究成果可以幫我們重新思考不同經濟模式對社會發展造成的影響。現代社會不同人群和種族間的膚色、發色、體型等具有很大的差異，這些外在的差異受到基因的影響。基因具有相對穩定的生物遺傳結構，除非出現種族滅絕或大規模的混血，否則基因會以相對穩定的形式傳遞下去。考古發現，人類骨骼的形態在基因的作用下呈現千姿百態。例如，男性的骨骼相對粗壯厚重，女性骨骼相對輕薄纖細；中國北方人的骨骼相對較為高大，華南地區的骨骼相對較為細小；北方人的鼻孔較高且狹窄，南方人的鼻孔較低且寬闊；東方人的面部多扁平，新疆西部古代人的面部多較為突出等。這些差異有些是種族的差異，有些是不同族群的遺傳差異。對人類體質特征差異的研究形成了人骨考古學的重要分支——體質人類學。考古發現，豫西、晉南、關中地區的仰韶文化人群具有較為相似的體質特征，他們與中原地區龍山文化和青銅時代的主體居民在遺傳結構上具有較強的一致性，甚至與現代華北、華南地區的一些人群較為接近。在某種意義上，現代中國人的外在形態特征在幾千年前就已經基本奠定了，古代中國人與現代中國人在主體遺傳結構和體質特征上具有一脈相承性，這也是中華民族血脈生生不息的根源之一。在這方面，人骨材料功不可沒。多學科考古讓人骨成為無法替代的信息源 現代考古學提倡“無科技，不考古”，提倡多學科、多領域、多角度、多技術的合作研究，通過現代科技手段盡可能多地“榨取”考古材料提供的各方面信息，這是現代考古學發展的要求和必然結果。人骨材料也是各學科、各領域學者爭相“榨取”的對象，對古代人骨的研究也確實為我們提供了其他材料無法替代的信息。幾千年前的人們主要吃什么？TA是原住民還是移民？在《國家寶藏》第三季殷墟專題中，專家們為我們解讀了人骨可能提供的各方面信息。除了性別年齡、形態特征、健康狀況等信息外，人骨資料為我們提供古代人群飲食結構、遷徙、來源、遺傳信息等諸多內容，這對我們全面認識和復原古代社會具有重要作用。不同食物結構產生不同的同位素比值，根據“我即我食”（I am what I ate）的原理，可以復原不同人群的食物結構。人骨的穩定同位素研究發現，史前時期北方地區人群食粟和黍的比例較高，長江流域人群食稻米的比例較高，沿海和內陸地區居民食用海產品和陸生動植物的比例不同；商周時期，高等級貴族肉食資源比較豐富，平民食肉量較低等。食物結構的差異與經濟模式、生存環境及社會地位等密切相關，也是了解古代社會的重要途徑。牙齒和肢骨的不同的鍶同位素比值，可以幫助我們了解不同個體或人群出生與死亡之間的地域關系，是否存在遷徙、遷徙規模大小，以及古代社會的發展程度等。青銅時代早期的二里頭遺址人骨鍶同位素研究發現，作為當時的中心大都邑，二里頭遺址的人群流動性非常高，有超過20%的人群是從外地遷入的，這比我們現在有些中小城市的人口流動性還要大，反映了當時二里頭遺址的社會地位和發展水平。目前，古代人骨的研究重點在古DNA領域，這是新世紀以來新興的研究技術，具有廣闊的發展前景。隨著技術的進步，古DNA研究可以幫我們解決傳統人類學無法解決的問題。可以這樣說，古DNA技術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幫我們從生物學角度解決“世界三大難題”：我是誰，我從哪里來，我要到哪里去。利用微量的古代人骨資料，古DNA技術就可以很快地確定墓葬主人的生物學身份、他與其他個體或群體的關系以及他與相關人群間的遺傳聯系等。古DNA研究的進步也不斷突破傳統人類學的認知。過去我們認為已經滅絕的尼安德特人與我們現代人之間沒有遺傳關系，而最近研究發現，現代人與尼安德特人之間有2%～4%的遺傳聯系，現代人類身上的一些遺傳性生理或心理疾病可能與尼安德特人基因有關。2020年，青藏高原東北部白石崖溶洞的夏河人下頜骨化石古DNA研究，明確了白石崖洞中丹尼索瓦人線粒體DNA，進一步證實丹尼索瓦人曾廣泛分布于歐亞大陸東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