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刻的片面：讀《瘋癲與文明》有感

《瘋癲與文明》一書是20世紀法國著名思想家米歇爾·福柯（1926-1984）的博士論文，也是他的成名作。作為一部人文科學史著作，《瘋癲與文明》全篇滲透著一種批判與悲憫的氛圍：人類主體為何把自己當作知識的對象？要如何講述有關自身的真理？

本書在敘述結構上最為亮眼之處在于，用“考古學”、“系譜學”而不是傳統的“歷史學”來探析瘋癲史。簡言之，本書沒有嚴肅的年代史痕跡，也沒有在每一個細節去求真求實。也即是這樣的似是而非的筆觸，在探討關于“瘋癲”的歷史沿革時，讓這種表述方式具有動人的沉浸感和與討論對象相呼應的“非理性”。此外，每一個敘述節點都用最有代表性的象征物（愚人船、禁閉所、療養院、精神病院等）來牽引，引出在每一個時代中理性與非理性、交流與緘默、瘋癲與文明間的對峙。這不僅僅在畫面感和文學性上充滿生命力，也給了閱讀者廣闊的視角和思考空間。

本書在一開始即明確了瘋癲的討論范圍，“在理性與非理性互相疏離的斷裂，由此導致理性對非理性的征服的時段”，也就是說討論的是理性與非理性斗爭尚未停止，瘋癲尚未被區分開來的時間段。

盡管如此，全書始終沒有給瘋癲下一個明確的定義，反之，倒是圍繞著瘋癲涉及了許多類似或者對立的概念。瘋癲與交流之間有著極其復雜的關系。人類出于致命的自負和壓制的欲望，以理性為指導，相互確認著瘋癲。人們進一步不交流、拒絕交流，甚至只用通過疾病建立的語言關系交流。我認為在這背后支配的早已經不僅僅是理性了，更有一種對異己感的恐懼，和自證自己正確的強烈欲望。失去了平等話語權，瘋癲一直在自我禁閉中發展，即使沒有交流，它仍然一代代地以自己的方式，獨白著自己所信仰的“理性”。

瘋癲與流放的微妙關系一定程度上揭示了其浪漫的一面，有遠居世俗之外的超脫感。在文藝復興“愚人船”一章中，驅除這一行為被賦予了詩意與溫情，縱使被驅除總是被迫的，但是瘋癲者的歸宿確是一個開放的結局。“他是最典型的人生旅客……他一旦下船，人們不知道他來自何方，只有在兩個都不屬于他的世界之間的不毛之地，才有他的真理和他的故鄉。”這讓我想起中國的文官流放，他們與官場不容，進而被驅除，希望在不毛之地實現自己那不被認可的政治理想的人不在少數，比如辛棄疾在下放湖南時積極地建立的飛虎營，蘇軾在杭州時治理西湖等等。在我看來，在瘋癲的早期認知中，也許排除是一種包容和妥協。

接下來的一組概念，讓瘋癲染上了濃厚的黑暗氣息。“瘋癲是已經到場的死亡，也是死亡被征服的狀態”，這里把瘋癲擬制成死亡，是出于對死亡的恐懼還是對瘋癲的恐懼？在15世紀前，中世紀的戰爭、瘟疫、騎士時代的終結，讓人們轉而思考自己的生存，轉而意識到死亡帶來的巨大虛空。“人們一度因瘋癲而看不到死期將至，因此必須用死亡景象來恢復理智”所以說，瘋癲讓人的頭腦變成骷髏，提示著人們死亡將至。

而我們所說的“頭腦變成骷髏”，是人性的喪失和獸性的覺醒。人類在描繪怪異形象時，屢屢出現的是某種人與獸的怪異結合，古希臘神話中的米諾牛等等。這些人獸形象一定程度影射了人潛在的返祖獸性，“動物界逃避了人類符號和價值的馴化，反過來揭示了隱藏在人心中的無名狂暴和徒勞的瘋癲”。此外在這個討論維度上，瘋癲成為可展示的有距離感的奇異景觀，“狂暴發作的瘋女人像狗一樣拴在囚室門上，通過鐵柵給他們遞進食物和睡覺用的稻草。”而束縛瘋癲的收容院則具有囚籠的形象和動物園的外觀。對瘋癲與獸性這個對應概念再進行深挖，我發現其中宗教、神性、人性都摻了一腳。當人們討論基督教十字架上的瘋癲時，原意在于羞辱虛假的理性和歌頌不被塵世間非理性的人所不能辨認的智慧。但是本書提到另一種觀點認為“瘋癲是上帝在肉身中所承受的最低人性，借此表面人身上沒有任何非人性是不能得到救贖的…瘋癲是上帝仁慈的最遠對象。”就這樣，由于神性的在場，瘋癲---這一人類的終極真相，可以得到救贖（在宗教話語中）。

文藝復興時期的“愚人船”到古典時代隔著柵欄的禁閉所到近現代模擬家庭的精神病院。

在文藝復興時期的“愚人船”上，瘋人被囚在船上，無處可逃，他被送到茫茫無際的大海上，被交給不可捉摸的命運，他是最自由也是最開放的囚徒。我們可以說文藝復興時期的瘋癲是最為田園牧歌式的瘋癲：一方面以《唐吉訶徳》和《麥克白》為兩大支柱的瘋癲文學把瘋癲體驗的悲劇性揭示出來，另一方面瘋癲從世界邊緣走到中心。在解放人性的時代里，對瘋癲的詮釋是帶有目的性的多面化和帶有奇異魅力的正面性。時代借助著這種極端的力量，闊開了理性探討的開端（啟蒙時代）。

早期的瘋癲在意蘊上非常豐富，貫穿其中的是借助瘋癲抽象意義的反諷。瘋癲有對知識的反諷；“從長期流行的諷刺主題可以看出，瘋癲在這里是對知識及其盲目自大的一種喜劇式懲罰。”；有道德諷喻的形式；“屬于道德領域的還有尋求正義懲罰的瘋癲。它在懲罰頭腦混亂的同時還懲罰心靈混亂”。這讓我不禁想到炫耀懂“茴”的數個寫法的孔已己、《狂人日記》中吃人的意象、被舊式道德逼瘋的祥林嫂、以及在沉默里爆發的繁漪。在動蕩的近代中國，這種悲劇反諷文學式的作品不在少數。再往前看看那些魏晉時期的風流才子，嵇康擼袖打鐵，阮籍在葬禮上白眼示人（獨對嵇康示以青眼），劉伶酒后裸奔等等，他們都是在用自己在世人眼里看來瘋癲的行為，詮釋著一種內在的禮教反抗和諷刺。

在古典時代，對瘋癲的態度由文學式的探討變為政治手腕的強制隔離。禁閉所與醫療毫無關系，但是卻與王權教權糾葛不清，“總醫院是國王在警察和法院之間，在法律的邊緣建立的一種奇特權力，是第三種壓迫秩序……在150年間，禁閉已成為各種濫用權力因素的大雜燴。”如果說文藝復興時期時代對瘋癲是以文學來馴服，那么古典時代則是用政治來壓制。此外，這個時代對瘋癲的解決措施帶著特殊的經濟意義和社會治安色彩。在禁閉院出現之時，醫療意義微乎其微，使禁閉成為必要的是一種絕對的勞動要求，對游手好閑的譴責，對勞動道德的維護。“在全歐洲，至少在最初，禁閉都有相同的意義。它是應付17世紀波及整個西方世界的經濟危機所采取的措施中的一項。”我們可以得知，在很長一段時間里，禁閉所都被用于收容失業者、懶漢和流民。這其中的經濟意味在于對市場勞動力的控制，就業飽和時，他們是廉價勞動力；失業嚴重時，他們作為騷亂和起義的潛在力量被控制與預防著。如果說，古典時代之前的對于瘋癲的排斥是出于宗教與文化，那么古典時代的對于瘋癲的排斥無疑轉移到了生產商業與政治領域。勞動作為資本世界最為重要的一環，早已成為了一種道德信念。

在近現代，關于瘋癲的的探討被納入了精神層面和家庭層面。首先我們需要注意的是精神病院所體現的審判意味。將瘋癲者單獨置于一種與自己的精神所不容的環境，給他創造一個不受保護大環境，使他不斷地自我爭論、懷疑與感到焦慮。只有當醫生判斷瘋癲者已恢復正常或者接近正常，瘋癲者在壓制自我的痛苦中承諾克制自己，這場審判才告一段落。“瘋人不停地扮演著名不符實的陌生客人的角色……接受無聲地強加給他的某種社會人格……他付出的代價是使自己屈服于這種匿名狀態。”自始自終，精神病院變成了一個有著嚴格獎懲系統的審判世界。

說到審判，自然也離不開法律。一開始，我有一個疑惑，為什么自文藝復興以來，瘋癲的面孔始終模糊不清，而束縛它的對立物卻日漸體系系統化？本書回答了我這個疑惑，在每一個時代，理性都在更迭發展。而瘋癲之所以面目不清，一者在于，每個時代的時代喜惡和時代道德不同。從前穿褲子的女人是瘋子，現在女人的褲子和裙子一樣正常。二者在于，理性的隊伍在壯大，不斷吸收著許許多多被誤解的瘋癲，而瘋癲已經慢慢地被馴服了。本書還提到了一個有意思的論斷，瘋癲者在法律地位上類似于未成年人。這是一個理性成熟與飽和的年代，少數的瘋癲被認為是未成年式的幼稚表現。在這個推斷背后，是未成年人與父母的暗喻，是社會擬制模擬家庭的權力沖動，是家長主義在法律和精神領域的影射。

如果說從中世紀到文藝復興時期，人與瘋癲的爭執是戲劇性的辯論，那么在我們這個時代，瘋癲體驗在一種冷靜的知識中保持了沉默。這不禁讓我思考瘋癲在人類文明發展中的作用。討論瘋癲這一概念離不開對社會秩序的探討：人是各種狼突奔的力量的集合體，瘋癲在一開始也許是被推崇的狀態，這從古代西方世界的酒神崇拜可見一斑。在早期，瘋癲被視作超人入神的表現，那些精神錯亂被看成沉醉于神世界。《紅樓夢》中甄士隱家破人亡后變得神志不清，搖搖晃晃地在大街上唱《好了歌》，隨后便脫塵入仙，也可以視為對這一點的呼應。

奇妙的是，隨著神秘主義的消亡，神話不再主宰人們生活，瘋癲的地位也發生了巨大的變化。各種隔離、驅除與懲罰都表示，社會的現世性在加強，許多力量與信念被凝固為秩序和制度。在這種相信社會，信仰秩序的氛圍下，瘋癲作為一種異常的表現是絕對的壓制對象。我們可以說，知識越豐富，秩序越森嚴，瘋癲受到的壓制越嚴厲。排異感是整個人類和社會無法抑制的沖動。

我們也可以說，整個人類和社會是一個抽象的“自我”，出于對“自我”的愛護，這個整體的部分零件可以犧牲掉（也可以說是一種功利主義的異化）。有些瘋癲一開始就不屬于“自我”，它是站在“自我”對面與之斗爭的一方。而奇妙的是，在斗爭中，一方面，“自我”在被攻擊中變得越來越堅固和確定；另一方面，“自我”在斗爭中驚奇地發現，許多的所謂的瘋癲可以加以控制后收納進來（例如言論自由）。在每一次破與立當中，我們發現文明變得越來越厚重和多面。用一句流行的臺詞說是“一切殺不死我的，必將使我更強大”。

的確，很多時候，我們會忽略一些事物的反面力量。爭鳴之所以可貴，不在于吵吵鬧鬧的爭論過程，而在于:大狗叫，小狗也叫，多數與少數，群體與個人，特立獨行與循規蹈矩之間的平等互動。我們永遠不知道，今天的片面之詞是不是明日的通說。二元的激烈角逐下逐漸溶為更廣意義的多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