歷史時期武漢沙湖的變遷

湖北武漢多湖，其中武昌城（1）近郊有東湖、沙湖等較大的湖泊。學(xué)界對東湖的形成及變遷多有研究，代表性的著作如石泉、蔡述明二先生合著《古云夢澤研究》（湖北教育出版社1996年版）和涂文學(xué)主編《東湖史話》（武漢出版社2004年版）等。而對于沙湖，探研者卻寥寥。1926年，任桐著《沙湖志》一書，所述涵括了武昌東、南兩郊所有湖泊群姑且不論，該書竟將沙湖與東湖混淆，稱今之武昌東湖為沙湖，然而學(xué)者未曾詳加考究，征引者甚眾。筆者不揣淺陋，考諸舊志，并實地踏察，試略述沙湖之形成及變遷，以為東湖、沙湖正名。

                                                       一、沙湖并非“東湖”

任桐在《沙湖志·湖景》中說：“沙湖，舊名東湖，又名歌笛湖。湖方三十里，在武昌商埠東。明楚藩王種蘆取膜為笛簧處。”（2）此說大不確。

武昌之東有東湖。“東湖”之名，始見于《輿地紀(jì)勝》，其書卷六十六《荊湖北路·鄂州·景物上》云：“東湖，在城東四里，湖上有東園，為近城登覽之勝。哣東湖、東園皆因湖、園在武昌城之東而得名，正如其時尚有“南湖”“北園”之屬，東、南、北等皆是指方位。然而此說一開，即為后世志書所沿襲，明嘉靖《湖廣圖經(jīng)志書》卷二《武昌府·山川》即云：“東湖，在縣東四里，湖上有東園，為近城登覽之勝。”清康熙《湖廣武昌府志》卷二《山川志》亦云：“東湖，在城東四里。”直至同治《江夏縣志》卷二《疆土志》仍載：“東湖，在縣東四里，《輿地紀(jì)勝》謂：湖上有東園，為近城登覽之勝。”（3）可見此說不過是轉(zhuǎn)抄《輿地紀(jì)勝》陳說而已。

按《輿地紀(jì)勝》所載，湖在城東四里，此“東湖”應(yīng)大約在今武昌螃蟹岬至紫金山（又名紫荊山）、小龜山之間的狹隙地帶；而東園應(yīng)建在湖之西側(cè)螃蟹岬或湖之東側(cè)紫金山、小龜山上，于此北瞰湖水，才能有“近城登覽之勝”的意境。南宋袁說友《游武昌東湖》詩云：“只說西湖在帝都，武昌新又說東湖。一圍煙浪六十里，幾隊寒鷗千百雛。野木迢迢遮去雁，漁舟點點映飛烏。如何不作錢塘景，要與江城作畫圖。”（4）另，其后戴復(fù)古《杜仲高自鄂渚下儀真》詩云：“鄂渚三千里，南樓看月回。東園花政好，去歲客重來。兄弟皆名士，文章動上臺。傾城傾國色，也用覓良媒”（5），也可證其時“東湖”及“東園”之存在，“東湖”通江，所以才有詩人文學(xué)化描繪的“一圍煙浪六十里”景觀。

《輿地紀(jì)勝》所言“東湖”作為武昌近郊的游覽地，其來有自，似即南朝之曲池水。《太平寰宇記》卷一一二《江南西道十·鄂州》載：“曲池水，在縣東三里。梁太清四年，邵陵王蕭綸為富水郡太守，雅好賓客，樂于詩酒，每慕王右軍蘭亭流觴曲水之興，故以效之。”（6）也就是說，自南朝開始，武昌城東北近城湖山之間，已成文人雅士的游樂之所，并延至唐宋時期。

有論者以為此東湖即是“賽湖”，即今之曬湖；似不確。宋代及此前，武昌城池的主體部分在蛇山以北，曬湖在其東南，稱湖在城南為宜。而且曬湖在武昌城南與江通，夏秋水漲，近旁并未有高地可建“東園”。

除此“東湖”，據(jù)舊志記載，武昌城內(nèi)及周邊名為“東湖”者，尚有多處。《讀史方輿紀(jì)要》卷七十六《湖廣二》記載：“府東六十里有梁子湖，亦曰東湖。”（7）梁子湖因在武昌府東南，也偶被稱為東湖了。但此說僅此一見，似不足為據(jù)。另，康熙《湖廣武昌府志》卷二《山川志》載：“東湖、西湖俱在城內(nèi)”，可見武昌城內(nèi)亦有湖曰東湖。乾隆《江夏縣志》卷之一《山川》則明確記載此“東湖”的位置，其云：“東湖在滋陽湖北，一曰歌笛湖，楚藩種蘆取膜為笛簧，今岸側(cè)猶多蘆。”同治《江夏縣志》卷二《疆土志》因之。按，“滋陽湖”即今紫陽湖，此“東湖”應(yīng)是今紫陽湖以北原“長湖”，湖址原在今辛亥革命博物館之東的區(qū)域。只是長湖已被填沒，今只存長湖正街、長湖南路、長湖北路以及長湖小區(qū)等地名。

而清代以來，則將紫陽湖之西明月湖（亦稱菱湖、寧湖）稱為歌笛湖，其湖在今張之洞路以南、復(fù)興路以西、解放路以東、水陸街以北。“建國初期，湖面約33畝，但湖面多被淤塞。1956年，為武昌造船廠等單位填用。”（8）今僅存歌笛湖社區(qū)地名。

因此，任桐稱“東湖名歌笛湖'一說，乃是將同治《江夏縣志》等志書所載城內(nèi)“東湖”誤作武昌城外之東湖。而有論者強為之解，認(rèn)為“沙湖”即“東湖”不虛（9）。另有論者以為任桐所謂“沙湖”乃“大沙湖”概念，包含今沙湖、東湖、白洋湖、梁子湖等湖泊群，且與長江相通(10)。這些說法都缺乏史料的支撐。

的確，從任桐所總結(jié)“沙湖十六景”的地望看，其包含范圍竟囊括整個武昌東、南兩郊。其中，“寒溪漁夢”(11)“虎巖云嘯”“蘭嶺香風(fēng)”“夾山詠雪”“石壁龍湫”“梁湖放棹”，遠(yuǎn)在城東南今之武漢市江夏區(qū)與鄂州市交界的龍泉山、梁子湖地區(qū)(12);而“九峰晨鐘”“青山夜雨”又在遠(yuǎn)在東郊(13);“金冢桃花”在珞珈山南；廣東山殘碣”在洪山；“卓刀飲泉”“卓亭松韻”在伏虎山西麓卓刀泉，近于今之東湖廣“琴堤水月”“雁橋秋影”“鷗鳥浴波”在今之東湖中；只有“溝口夕陽”一景在今之沙湖西隅。

而在《沙湖志》書末任桐所附“沙湖名勝全圖”中，則具體將今之東湖標(biāo)注為“沙湖”，而將今之沙湖標(biāo)注為“小沙湖”。他在《沙湖志·湖景》述“小沙湖”，云其:“在武昌商埠東，武勝門外，方十余里，通青山港；農(nóng)林試驗場、棉業(yè)廠皆在湖邊。”（14）其描述正與今之沙湖相同。然而將今之東湖名為沙湖，則于史無據(jù)。

任桐在《沙湖記》中自述：“清光緒庚子宦游來鄂，一旦閑步出武勝門外，沿東北行至沙湖，遠(yuǎn)望洪山、靈泉、九峰諸山，星羅棋布，各效其奇，其中有一衣帶水、若隱若現(xiàn)、掩映于諸山之間者，曰沙湖。”（15）由武昌城之北門武勝門北行，確為沙湖，或可遠(yuǎn)望洪山，但以人之視力所及，斷不能望見靈泉、九峰諸山。沙湖與武昌東、南諸湖雖可說隱沒相通，但以諸湖之一隅，以偏指全，當(dāng)是虛妄之言。

今之東湖，是指武昌城東以郭鄭湖（16）為主體的湖泊群，現(xiàn)有面積約22平方千米。乾隆《江夏縣志》卷之一《山川》載：“東湖，一名郭鄭湖，在縣北二十里。”此應(yīng)是將郭鄭湖稱為東湖之始。同治《江夏縣志》因之，其卷二《疆土志》說:“東湖，一曰郭鄭湖，在縣東北二十五里。”該稱謂一直延續(xù)至今。而在歷史上，郭鄭湖從未被稱為沙湖。

綜上所述，任桐關(guān)于沙湖的說法有誤，沙湖并非東湖，更非歌笛湖。

關(guān)于任桐的《沙湖志》，應(yīng)當(dāng)以風(fēng)景規(guī)劃之書看待，該書或可對當(dāng)下城市規(guī)劃、園林建設(shè)和旅游規(guī)劃有一定的參考價值；但如果以史料看待，則恐怕失之妥當(dāng)，援引應(yīng)更加審慎。《沙湖志》并不是“沙湖”的專志，而只是采諸舊志、綜合整理而成的一部復(fù)述武昌城東南兩郊湖泊、山川、古跡、人物等的合集，其中除了任桐自建之園林——琴園的相關(guān)資料外，其他方面的史料價值相當(dāng)有限。

                                                    二、沙湖以北白楊湖的形成

武昌郊外的湖泊，大約形成于全新世初期，該時氣溫升高，降水增多，河流入江處遂壅塞成湖。（17）因長江水盛，且在人類社會早期少有人類活動，武昌城南、東兩郊的大湖均與江通。因此，長江主泓的流向變化對于武昌郊外的湖泊形成、發(fā)育產(chǎn)生了直接的影響。

最初，長江過龜、蛇二山，主泓右側(cè)武昌城以東今之洪山、小洪山、珞珈山、南望山、喻家山、馬鞍山等一線殘丘、階地的北面，推測應(yīng)該是淺湖、河口、沙洲地貌，（18）并與長江呈開放態(tài)勢，江湖連成一片，正是由于長江的河勢變化造成沙洲發(fā)育和湖水沉積，這一區(qū)域湖成堤和沖積平原發(fā)育，水面逐漸走向閉合，遂形成諸多的淺水湖泊。這些湖泊自北向南漸次形成，從大的湖泊看，先是在青山磯以南形成白楊湖，后大約在明代中期，又在白楊湖以南地區(qū)形成沙湖。

長江武漢段在歷史時期頻有沙洲涌出，但從目前的成果看，論者對于龜、蛇二山上游的沙洲研究頗多，如舊新鸚鵡洲、劉公洲、金沙洲、白沙洲等的變遷（19）而對其下游的沙洲研究則相對較少。但是，下游沙洲的變遷對于今之漢口地區(qū)成陸及武昌地區(qū)緣江湖泊群的變遷有著決定作用。據(jù)《水經(jīng)注·江水》，長江過夏口城，“江之右岸頻得二夏浦，北對東城洲”。可見其時龜、蛇二山下游江中即有沙洲形成，因在夏口城之東，故名。張修桂認(rèn)為，東城洲地近武昌江岸，二夏浦當(dāng)即東城洲右支汊道，“大體沿今沙湖、白楊湖至青山鎮(zhèn)西北與左支相匯”，6世紀(jì)以后，東城洲繼續(xù)向上游延伸并和夏口城相連，南宋以前已基本靠岸（20）。這一研究表明，由于江中沙洲的發(fā)育，青山磯以南水面逐漸由北向南閉合。地質(zhì)調(diào)查也支持這一說法，“東湖的湖水來自長江，湖水沉積地形（沙嘴、沙洲等）也是自北向南，尖端所指的方向與湖水流來的方向一致。”（21）

由于長江的水力作用，在長江與今之東湖之間形成湖漫灘的地貌及湖成堤，經(jīng)地質(zhì)調(diào)查，湖漫灘在今之東湖西岸、沙湖東岸都有分布，東湖由北向南至湖光閣還有一條湖成堤，并發(fā)展成為沖積平原。因此，在今之東湖北端直至青山磯附近開始形成繼續(xù)河湖。白楊湖因此形成，該湖在歷史時期成為由長江下游往來武昌城的重要交通孔道。

白楊湖，又作白洋湖（偶作白羊湖，或訛作白揚湖），其入江口為白楊浦，白楊湖似因白楊浦而得名。嘉靖《湖廣圖經(jīng)志書》卷二《武昌府·山川》亦稱：“白楊湖，一名白口湖，在縣東三里，北通大江，謂之白口。”但斷其在縣東三里，應(yīng)不確。郭正域《江夏縣方域志下》則曰：“縣東北五里曰余家湖，南抵郭鄭湖，入江。又白楊湖，一名白口湖。”（22）即城之東北先是余家湖，再是白楊湖。乾隆《江夏縣志》卷之一《山川》也稱：“白楊湖在縣北十里，一曰北湖口。”因武漢地區(qū)方言“白”“北”讀音相近，故此“北湖口”與前之“白口湖”“白口”當(dāng)為一地。白楊浦在青山磯南，溝通長江與武昌城東、北湖泊水系，因青山磯重要的戰(zhàn)略地位，該地也成為兵家必爭之地。（見圖1)

   圖1明代以前白洋湖與長江及武昌城、東湖的位置關(guān)系示意圖

資料來源：本圖根據(jù)清光緒二十七年(1901年)營務(wù)處石印本《湖北輿地圖》第4頁“江夏縣北”草繪。

《讀史方輿紀(jì)要》卷七十六《湖廣二》載：“白楊浦：在府北。志在府治北十里，有白楊壘。”白楊壘，即是軍事工事。南朝齊中興元年，蕭衍攻張沖于郢州，吳子陽援軍將至，“乃命軍主梁天惠、蔡道祐據(jù)漁湖城，唐修期、劉道曼屯白陽壘，夾兩岸而待之”（23）。王僧辯進攻郢城的侯景部將宋子仙，誘其出城浮江赴建業(yè)，乘機掩殺。“水軍主宋遙率樓船，暗江四面云合，子仙行戰(zhàn)行走，至于白楊浦，乃大破之，生擒子仙送江陵。”（24）于此可證。

由江入白楊浦，前行則為白楊湖，即原東城洲右汊北段，初面積稍大，現(xiàn)已約束為青山港（白楊港），與江隔絕。其南與今之東湖亦一線相通，稱為白洋夾、白洋渡，后于其上修橋，即白洋橋，今作北洋橋，仍存。嘉靖《湖廣圖經(jīng)志書》卷二《武昌府·山川》稱:“白楊渡，在縣北三十里”；又稱“白洋橋，在縣北二十里，舊以竹木為橋，每水沖決，民涉病焉。正德丙寅，江夏義民周璽捐貲改造石橋。”其道里雖不一，但仍是指同一處。乾隆《江夏縣志》卷之一《山川》云：“白楊渡，在縣北四十里。”又稱:“白洋橋，在縣北三十里。明弘治中周廷用建；萬歷己丑大中丞常居敬重修，有碑。土埠屬容，故水漲猶有容姓渡舟焉。”

宋以降，由青山磯經(jīng)白楊湖、白洋渡、白楊橋至武昌城下，是重要的交通路線。北宋歐陽修的《于役志》（25），南宋陸游的《人蜀記》（26）都對此路線有詳細(xì)記載。

同治《江夏縣志》卷二《疆土志》云:“白洋渡在縣東北四十里。”又云:“白羊湖在縣東北十五里，一曰白楊湖，西北流經(jīng)青山磯北入江，曰白楊浦。”又云:“白楊夾口在縣東北，陸游記曰距鄂州三十里，陸行止十余里。”比較清楚地標(biāo)明了三者的關(guān)系和位置。

近年在原武勝門積玉橋附近，發(fā)現(xiàn)一個古沙湖船埠頭，船埠頭石墩上有槽痕，推測為當(dāng)年漁民系船的纜繩所勒出；同時還存留部分以紅色砂石砌成駁岸(27)。可以想見，長江下游來船，正是自青山磯通過白楊湖，經(jīng)白洋渡，通過今沙湖地區(qū)水面，直抵武昌城下。

陸游《入蜀記》所云“距鄂州三十里，陸行止十余里”，說明其時白楊橋以南已有沙洲發(fā)育，水路曲折，至武昌城下反而迂遠(yuǎn)，如果走陸路則節(jié)省得多。此陸路當(dāng)是沿今之東湖與沙湖間的一系列低丘崗埠而行，即今武昌南北向之主干道中北路及歡樂大道。它插入東湖與沙湖之間，成為兩湖的地理界限，可稱之為“分水嶺”,沿此路是由武昌城至青山磯最便捷的陸路交通線。這條“分水嶺”，首在紫金山、小龜山，而尾則正在白楊渡附近。是以白楊渡、白楊橋自古是兵家必爭之地。

白楊湖以南、這條“分水嶺”以東為今之東湖，以西在白楊湖形成以后，則仍與長江連為一體，系河道、沙洲、淺灘、濕地等綜合地貌。沙湖在這個地區(qū)的形成，其年代下限當(dāng)在明代前期。而“沙湖”被記錄，目前所知始見于嘉靖《湖廣圖經(jīng)志書》卷二所附“武昌府總圖”，該圖在武昌城北標(biāo)示“沙湖”，經(jīng)白楊橋與長江相通。后乾隆《江夏縣志》，其卷之一《山川》曰：“沙湖，在縣北一里。”其中疆域圖也明確標(biāo)注了沙湖位置。

三、明代前期以后沙湖的形成

沙湖的形成，同樣是與長江的河勢變化密切相關(guān)。在歷史時期，長江主泓在武漢江段曾經(jīng)有過若干次的東西擺動。“其中最近一次即為19世紀(jì)末至20世紀(jì)20年代沌口至武漢長江大橋段(以下簡稱上段)主流自右向左擺動，從而引起長江大橋以下工程河段(以下簡稱下段)主流自左逐漸向右擺動。19世紀(jì)上段主流偏右，下段主流偏左。”(28)由此上推，考慮到明末清初武漢江段上段沙洲的變化，推測可能是上段長江主泓偏右，所以造成原鸚鵡洲的最終消失；而下段主泓受黃鶴磯頂托，可能偏向于左，即漢口一側(cè)，如此則有利于武昌一側(cè)沙洲的發(fā)育。

據(jù)記載，在明代蛇山以下確有江洲形成。至晚在明初，在鸚鵡洲以下江中武昌一側(cè)淤出一洲，名之“新游洲”，嘉靖《湖廣圖經(jīng)志書》卷二《武昌府·山川》云：“新淤洲在縣西，與鸚鵡洲相對。”乾隆《江夏縣志》卷之一《山川》云:“新齡洲在鸚鵡洲下，明永樂十年為楚府立水母祠鎮(zhèn)之。”同治《江夏縣志》因之。據(jù)以上所記，該洲應(yīng)該在武昌城外江中。同時，還有黃鶴洲。乾隆《江夏縣志》卷之一《山川》云:“黃鶴洲，在縣西北三十里。”同治《江夏縣志》卷二《疆土志》載亦:“黃鶴洲二，一在黃鶴樓江中，一在縣北三十里，俗名黃花洲。”第一個黃鶴洲，似在新淤州左近;另一則約在今武漢長江二橋附近。另外，據(jù)光緒《湖北輿地圖》(1901年）在長江武昌一側(cè)尚有天補洲、東興洲和白鶴洲，約在今武漢長江二橋上下，其中東興洲文獻有載（29）。而文獻中還有鐵板洲（30）、鴨彈洲（31）、廣興洲（32）等洲名可見，似亦應(yīng)在附近。此外，近武昌城北還有新河洲（33）。據(jù)乾隆《江夏縣志》及同治《江夏縣志》記載尚有張公洲，其云：“張公洲在縣東二十五里，晉隱士張公灌園處。”但據(jù)嘉靖《湖廣圖經(jīng)志書》卷二，其云：“張公洲在縣南二十五里。”郭正域《江夏縣方域志下》亦云在縣南。結(jié)合晉隱士之語，該洲應(yīng)在縣南，《江夏縣志》“縣東”當(dāng)為“縣南”之訛。

以上新洲逐步發(fā)育，或向武昌江岸靠攏，或在湖中淤為陸地。因此，今中北路一線低丘崗埠以西逐漸壅塞出新湖。因沙洲分割水面，在不同分汊處形成不同的湖名。

郭正域《江夏縣方域志下》曰：“縣東北五里曰余家湖，南抵郭鄭湖，入江。”（34）嘉靖《湖廣圖經(jīng)志書》卷二《武昌府·山川》載：“余家湖，在縣東北五里，南抵郭鄭湖，西通大江。”并說，“余家湖河泊所，在縣東北五里”。《讀史方輿紀(jì)要》卷七十六《湖廣二》因之，并載：“俞家湖，在縣東北五里，南抵縣東南四十里之郭鄭湖，西通大江。”俞家湖，當(dāng)是余家湖之誤。另外，《康熙湖廣武昌府志》卷二《山川志》載：“余家湖，東北五里。”乾隆《江夏縣志》卷之一《山川》亦載：“余家湖在縣東北五里。”同治《江夏縣志》因之。唯《嘉慶大清一統(tǒng)志》卷三百三十五稱其在江夏縣城東北十五里。綜合看來，所謂余家湖，當(dāng)是今之沙湖南半部分的稱謂，至少在清初，仍與江通，其西岸尚未完全閉合。

余家湖今已不存，但今沙湖東側(cè)中北路近青魚嘴，沙湖大道近公正路處均有余家湖村。沙湖西側(cè)友誼大道沙湖立交橋之南有余家湖上段、之北有余家湖下段等地名。另，附近尚有喻家湖小區(qū)等，此“喻家湖”當(dāng)是余家湖之訛。這一較大的范圍，符合史料對余家湖的記載，當(dāng)是原余家湖湖區(qū)。

所以，明中期以后，當(dāng)時的地理形勢應(yīng)該是：武昌城東北為余家湖、沙湖；其北為白楊湖；其東為郭鄭湖即今之東湖。而大約在清中期，這一帶開始統(tǒng)稱“沙湖”，并成為武昌城北的戰(zhàn)略要地，乃是江邊塘角地區(qū)至城東紫金山、小龜山、洪山一線的重要通道。塘角即是沙湖原來與長江相通之處，故為清中期武昌城外重要港口。（35）9世紀(jì)50年代，太平軍攻占武昌，“于沙湖樹木樁覆板為橋直抵小龜山，往來其上如織”（36）。胡林翼經(jīng)營湖廣，在其給北京所上的奏議中，多次提到清軍與太平軍在沙湖地區(qū)的反復(fù)爭奪（37）。另外，胡林翼還稱，“楊家橋為沙湖通東湖總路”（38）。此楊家橋當(dāng)即北洋橋。在清末，其溝通東湖、白楊湖和沙湖的作用仍沒有改變。（見圖2）

沙湖統(tǒng)稱的出現(xiàn)，當(dāng)是與其西岸成陸同步的。至1899年春，張之洞修筑由紅關(guān)至青山的“武青堤”，從此基本上江湖隔斷，而沙湖與長江之間，“涸復(fù)田土甚多”。1902年農(nóng)歷九月，張之洞派員設(shè)立清丈局，“按地勘丈，詳加考察，清出官地或仍舊為畜牧之廠，或撥作通商場界址之用，或撥作農(nóng)務(wù)局耕牧之需。其民地驗有契據(jù)、糧券者，照契管業(yè)；無主無契者，分別發(fā)給執(zhí)照，令其繳租墾種。現(xiàn)計南北兩路共清丈有官民田地近二十萬畝之譜”（39）。后經(jīng)人工不斷地填洼壘墩，據(jù)統(tǒng)計，沙湖西岸至江邊以墩命名的居民點就有16個之多（40）。可見此地已是人煙阜盛。

早在武青堤還在修筑中的1900年，張之洞即打算在此地自開口岸（41）。1902年冬，張之洞在“湖北省城北十里外沿江地方”清查官荒土地和收買民地約3萬余畝，籌劃建設(shè)武昌商場局（42）。人民國后，武昌地方當(dāng)局仍沿襲原先的規(guī)劃而不改。1919年“十二月間，由湖北督軍、省長電請派政務(wù)廳長韓光柞兼署武昌商埠局長”（43）。為此，政府遂在沙湖與長江之間建筑碼頭、填筑駁岸、興修馬路等，并將粵漢鐵路武昌總站設(shè)于此地區(qū)之徐家棚，平漢鐵路與粵漢鐵路在徐家棚車站通過長江輪渡溝通，此地遂成武昌交通和商業(yè)的中心區(qū)域。至此，沙湖的地理格局基本固定：西與江絕；東隔“分水嶺”與東湖相望；南抵積玉橋；北由北洋橋與東湖、白楊湖相通。修筑粵漢鐵路時，線路穿沙湖而過，沙湖又被劈為內(nèi)沙湖(鐵路西)和外沙湖(鐵路東）。

由民國至今，由于城市的發(fā)展，白楊湖縮為青山港，并與江斷絕，而沙湖與白楊湖也僅以沙湖港一線相通，中間全被填沒，進行了土地開發(fā)。沙湖水面面積近50年來縮減了一半，至2011年，沙湖水面面積僅292.66公頃，這是后話，不贅述。

資料來源：本圖摹自《湖北輿地圖》“江夏縣北”，清光緒二十七年（1901年）營務(wù)處石印本，第4頁。但原圖誤將余家湖標(biāo)在沙湖之北，本示意圖改正。

（1）歷史上武漢市武昌的政區(qū)名稱多有變化，明清以來，武昌城之稱遂沿以為俗，本文因之。

（2）任桐：《沙湖志》，國家圖書館藏1926年油印本，第12頁。

（3）〈宋）王象之：《輿地紀(jì)勝》卷六六《荊湖北路·鄂州·景物上》，中華書局1992年版，第2261頁。

（4）見（宋）袁說友：《東塘集》，文淵閣四庫全書本，第37頁。

（5）戴復(fù)古：《石屏詩集》，《四部叢刊續(xù)編》景明弘治刻本，第21頁。

（6）（宋）樂史著，王文楚點校：《太平寰宇記》，中華書局2008年版．第2278頁。

（7）（清）顧祖禹：《讀史方輿紀(jì)要》卷七十六《湖廣二》，中華書局2005年版，第3524頁。

（8）濮世谷：《武昌城區(qū)湖塘之演變》，《武漢文史資料》1994年第4期。

（9）國偉：《任桐與東湖風(fēng)景區(qū)的建設(shè)》，《長江建設(shè)》1999年第5期。

（10）陳麗芳：《任桐的〈沙湖志〉與揚鐸的〈沙湖三唱〉》，《武漢文史資料》2012年第3期。

（11）此典取自宋代馮京。據(jù)康熙《湖廣武昌府志》卷二《山川志》:“宋馮京墓在縣南百里保安池，靈溪鄉(xiāng)有宋司徒廟”,似在今梁子湖區(qū)之南。但根據(jù)任桐《沙湖志》所附“沙湖名勝全景圖”，馮京墓被標(biāo)在武昌東郊九峰山附近;似不確。

（12）虎巖云嘯之黑虎巖,在梁子湖西北畔龍泉山北;蘭嶺香風(fēng)之蘭嶺在龍泉山東；夾山詠雪之夾山為龍泉山支脈,又為龍泉山之異名；石壁龍湫之碧云山，在江夏區(qū)流芳；“梁湖放掉”之梁湖即梁子湖。

（13）“九峰晨鐘”之九峰指武昌東郊九峰山，“青山夜雨”之青山指長江邊青山磯。

（14）任桐：《沙湖志》，第16頁。

（15）任桐：《沙湖記》，第5頁。

（16）郭鄭湖之名目前最早見于嘉靖《湖廣圖經(jīng)志書》卷二《武昌府·山川》，其記曰：“郭鄭湖，在縣東四十里”，見書目文獻出版社1991年影印版，第118頁。郭正域《江夏縣方域志下》亦載：“縣東四十里日郭鄭湖”，載《合并黃離草》，明萬歷刻本，第464頁。康熙《湖廣武昌府志》做“鄭家湖”，此名僅此一見。見上海古籍出版社影印本，第69頁。

（17）詳見石泉、蔡述明：《古云夢澤研究》，湖北教育出版社19%年版，第108—109頁;蔡述明等：《全新世江漢湖群的環(huán)境演變與未來發(fā)展趨勢：古云夢澤問題的再認(rèn)識》，《武漢大學(xué)學(xué)報》1998年第6期;伍維周、鄧健如：《武漢市地貌的形成條件與演變過程》，《湖北大學(xué)學(xué)報（自然科學(xué)版)》1991年第1期。

（18）石泉、蔡述明：《古云夢澤研究》，湖北教育出版社，1996年版，第109頁。

（19）主要研究如張修桂：《中國歷史地貌與古地圖研究》，社會科學(xué)文獻出版社2006年版;劉盛佳：《武漢市歷史地理的初步研究》,《歷史地理》第10輯，上海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尹玲玲：《明清兩湖平源的環(huán)境變遷與社會應(yīng)對》，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

（20）詳見張修桂：《長江城陵磯、湖口河段歷史演變》，《復(fù)旦學(xué)報》1980年第1期；張修桂；《漢水河口段歷史演變及其對長江漢口段的影響》，《復(fù)旦學(xué)報》1984年第3期。

（21）武漢測繪學(xué)院地理地質(zhì)教研組：《珞珈山附近地質(zhì)地貌調(diào)査報告》，《武漢測繪學(xué)院學(xué)報》1959年第2期。

（22）（明）郭正域：《江夏縣方域志下》，《合并黃離草》卷二二，第464頁。

（23）《梁書》卷一《武帝紀(jì)上》，中華書局1973年版，第11頁。

（24）《梁書》卷四五《王僧辯傳》，第626頁。

（25）景祐三年，歐陽修被貶夷陵，經(jīng)水道赴貶所，“戊辰，次雙柳夾；己巳，次白楊夾；庚午至于鄂州”見（宋）歐陽修：《歐陽文忠公集》，四部叢刊本，第884頁。

（26）（宋）陸游《人蜀記》卷四載：“(八月）二十二日，平旦，微雨，過青山磯，多碎石及淺灘。晚泊白楊夾口，距鄂州三十里,陸行止十余里，居民及泊舟甚多，然大抵皆軍人也。”

（27）見《武昌積玉橋曾經(jīng)也是水鄉(xiāng)》，《長江日報》2004年2月23日。

（28）徐芳：《武漢天興洲洲頭整治工程河段河床演變分析》，《港工技術(shù)》2008年第1期；丘鳳蓮、吳偉明：《武漢河段來水來沙特性與河道演變特性的分析》，《泥沙研究》1996年第2期。

（29）（清）胡林翼：《水陸追剿克復(fù)武昌縣黃州府城池仍即乘勝東下疏》，《胡林翼奏議》卷一二，民國《胡林翼全集》本，第124頁。

（30）見（清）載齡修，（清）福趾纂：《戶部漕運全書》卷四六“漕運河道”，清光緒刻本，第454頁。

（31）嘉慶《大清一統(tǒng)志》云：“鴨彈洲，在江夏縣東北江中。”見嘉慶《大清一統(tǒng)志》卷三三五，《四部叢刊續(xù)編》景舊鈔本．第6711頁。另，《方輿考證》云：“鴨彈洲，即鴨蛋洲，在江夏縣東北江中。”見許鳴磐：《方輿考證》卷五七，清濟寧潘氏華鑒閣本，第2554頁。

（32）（清）胡林翼：《官軍大勝并破新壘三座疏》，《胡林翼奏議》卷八，第71頁。

（33）新河洲在武昌武勝門外江邊塘角（一名壇角）對面。因洲之存在，清中期塘角為武昌港口。該洲早已并岸，今武昌上新河、下新河一段老臨江大道與長江呈弧形相交，舊江灣故跡仍清晰可見。

（34）（明）郭正域：《江夏縣方域志下》，《合并黃離草》卷二二，第464頁。

（35）見劉盛佳《武漢市歷史地理的初步研究》，《歷史地理》第10輯，上海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

（36）（清）陳徽言：《武昌紀(jì)事》卷一，清咸豐刻同治補修本，第5頁。

（37）詳見（清）胡林翼：《胡林翼奏議》卷三、卷六、卷七、卷九、卷一

（38）（清）胡林翼：《官軍分攻合剿大破援賊疏》，《胡林翼奏議》卷一一，第107頁。

（39）（清）張之洞：《修筑省城堤岸折》，《張文襄公奏議》卷五六《奏議》五六，民國刻《張文襄公全集》本，第952頁。

（40）丁寶田：《武漢地區(qū)環(huán)境地貌》，《測繪信息與工程》1988年第3期。

（41）（清）張之洞：《請自開武昌口岸折》．《張文襄公奏議》卷五二《奏議》五二．第881頁。

（42）（清）張之洞：《收買通商場地畝折》，見《張文襄公奏議》卷五六《奏議》五六，第953頁。

（43）孔慶泰：《1921年前中國已開商埠》．《歷史檔案》1984年第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