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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8年1月18日，農歷臘月二十五，半年前曾是全國革命中心的武漢，陰云密布，寒風凜冽。街頭崗哨林立，軍警搜索巡邏。灰暗的街燈下，通街大道街口墻上張貼著懸賞10萬大洋捉拿賀龍的通緝令，更增添了恐怖氣氛。 這時，從東方旅館里走出十余人，全是商人打扮，其中一位，胡子刮得干干凈凈，戴副墨鏡，身穿狐皮袍，頸系大圍巾，酷似腰纏萬貫的富商大賈。只見他往街旁布告上漂了膘，輕蔑地淡淡一笑，不慌不忙地朝江邊碼頭走去。 此人是誰？從何處來，往何處去？ 原來，這正是布告上國民黨所要緝拿的賀龍。 賀龍之所以走上反抗國民黨反動派的革命道路，與其窮苦的出身不無關系。1896年3月22日(農歷二月初九)，賀龍出生于湖南省桑植縣洪家關一個貧苦農民家里，取名賀文常，字云卿，學名賀平軒。前有三個姐姐：賀民英、賀五姐、賀鳳蓮。父親賀士道，母親王金姑，連同祖父母，全家8口人，共有兩畝屙屎不生蛆的薄地，一座四扇三間的木板房。人多地少，生活異常艱難，賀龍6歲時還沒穿過褲子，七八歲時就不得不參加勞動。除干農活外，冬閑時便跟父親或親友出外做工、挑腳、趕騾子。十來歲就經常出入縣城果米，曾到過千里之外的涪陵趕騾子，因此很小就能騎馬。13歲那年，為懲罰縣領班陳小濤的兩個兒子曾吃過官司。這樣，過早的辛苦勞動，繁重的生活重擔，遭受的壓迫剝削，培養和鍛煉了他吃苦耐勞、勇敢頑強的意志和不屈不撓地同黑暗勢力進行斗爭的精神。 1916年轟轟烈烈的反袁護國運動，波及湘鄂川黔邊境，正在趕騾子運鹽的賀龍，滿懷對袁世凱復辟帝制的憤恨，為反對當地官府的苛捐雜稅、敲詐勒索，發動同他一道運鹽的苦力，用兩把菜刀搗毀了芭茅溪鹽局子，拉起民軍隊伍，參加了討袁護國運動，歷任團長、旅長、澧州鎮守使。  袁世凱的帝制夢破滅后，隨之而來的是北洋軍閥的混戰割據。賀龍對此十分憤懣，在他擔任鎮守使期間，搗毀過一塊喪權辱國的有關教案的石碑;扣留過一只私運軍火的日本輪船，指責他們助長了中國內亂。 賀龍當時對國弱民窮憂心忡忡。對官場上渾渾噩噩、你爭我奪得丑態極為厭惡;而對興起的革命民眾運動，則表現出深切的同情。大革命期間他堅決奉行孫中山確立的聯俄、聯共、扶助農工的三大政策，積極參加北伐戰爭，任師長、軍長職務，成為國民革命軍中著名的左派領袖。 正在這時，北伐軍中的共產黨組織派周逸群等人到他的部隊工作。對此，賀龍很支持也很尊重他們。周逸群是貴州銅仁縣人，早年留學日本，回國后在黃埔軍校第三期畢業，1924年加入中國共產黨。周逸群在賀龍所在部隊中不斷發展黨員，有一天，一個營長跑去問賀龍，可不可以參加共產黨，賀龍鼓勵他說：“這好得很嘛!趕快參加。”  七一五反革命政變后，汪精衛準備借召集廬山會議之機，分化、消滅共產黨領導和影響下的軍隊，賀龍、葉劍英、葉挺洞察了這個陰謀，把部隊直接開到了南昌。1927年7月28日，周恩來親往二十軍指揮部會見賀龍，把南昌起義的意圖告訴了他，并征求其意見。賀龍堅定地表示：“我完全聽共產黨的話，黨叫我怎么干，我就怎么干。”并接受周恩來代表前委委任的起義軍總指揮職務，與周恩來、葉挺、朱德、劉伯承等一起，領導了震驚中外的八一南昌起義，打響了武裝反抗國民黨反動派的第一槍。 南昌起義成功后，按照中共中央在起義前的決定，起義軍揮戈南下，準備奪取廣州，以期恢復廣東革命根據地，并占領出海口，取得國際援助，重新舉行北伐。 南征期間，賀龍多次向周逸群提出參加共產黨的要求。會昌戰斗后，部隊進抵瑞金，周恩來向前委提議討論賀龍的入黨問題。前委一致同意了這一提議，批準賀龍入黨，隨后由介紹人周逸群、譚平山立即找賀龍談話。 9月初，在瑞金綿江邊的一所小學里舉行了賀龍的入黨儀式。面對鮮紅的黨旗，他舉起右手，莊嚴地向黨宣誓：“愿為共產主義奮斗終生，服從黨的一切決議，永不叛黨!”  瑞金休整后，賀龍率部經福建的長汀、上杭，進駐廣東的潮汕。在敵軍的猖狂進攻下，起義軍失利退到流沙。起義軍在烏石又遭伏擊，領導核心被沖散，起義最終失敗。 賀龍率眾突圍后，抵達揭陽。根據黨的決定，他由汕頭經香港轉赴上海尋找中央。抵滬后，開始中央決定他和劉伯承、林伯渠同去蘇聯學習，后因黨的機關遭敵破壞，賀龍沒有成行，于是同周逸群商量，回湘西搞武裝斗爭，經請示中央，得到批準。 對于這段情況，時任中共中央常委的李維漢回憶：“南昌起義軍失敗后，許多人輾轉到上海是由組織部門負責接待的。賀龍同志也轉到了上海。他名聲很大，是個'危險人物’。我們在上海租了一幢兩層樓的公館，讓他一個人住在樓上，下面安排一對夫婦帶著小孩作二房東。當時我代表中央與他進行了長時間談話。他認為南昌起義有兩個錯誤：一是利用國民黨的旗幟;二是未沒收土地。在談到湘西問題時，他說湘西是有希望的，主要的是要使農民起來。事后，我把與他談話的情況向中央常委作了匯報。秋白同志聽了匯報后說：是否要他去干一下呢？我說：我以為可以。去俄國和湘西由他自己決定。先叫他們到湘西去試一試，有辦法時再派得力同志去。會后我去找他談了話。在談話中，他表示不愿意去莫斯科，要回湘西。……后來中央同意他回去。” 1928年1月上旬，中央組織了湘西北特委，由正在漢口負責中共湖北省委工作的郭亮任書記，賀龍、周逸群、柳直荀、徐特立為委員，到湘西建軍，開辟根據地。隨后，賀龍、周逸群、盧冬生等十余人乘江輪由湖北省委機關同郭亮接上了關系。  這時，湖北省委正在組織武漢三鎮暴動，賀龍遂被任命為起義軍總指揮，計劃臘月二十三日晚上，乘人們“祭灶”燃放鞭炮時舉義，同時號召工人罷工。 正當一切準備就緒之際，不幸，臘月二十二日黨的一個印刷廠被破壞，起義計劃暴露，于是敵人加強戒備，全市戒嚴。起義不能舉行，省委決定賀龍等人立即撤離武漢，這就發生了開頭的一幕。 對此，賀龍后來回憶：“我們包了一條船，搞了兩支槍和一些子彈。一支打得響的我帶上，另一支打不響的別人帶上，化裝成商人，離開武漢。當時碼頭上的敵人盤查很嚴。我穿著皮大衣，圍圍巾，戴黑眼鏡，走到敵人面前打開大衣讓敵人搜。看我像資本家，就放我過去了。” 賀龍一行登上輪船后，又遇到了一些共產黨員和革命同情分子，人們機警地將他讓到賬房里。船在濤飛浪涌的江面上急馳直進，經過鸚鵡洲時，遇上敵巡江汽艇的檢查，賀龍在賬房先生和工友們的掩護下，安全脫險。 走了一天一夜，船到洪湖邊的新堤壩。賀龍眺望長江和洪湖的港漢，看著一眼望不到邊的蘆葦叢，心情異常興奮起來，他對周逸群說：“我以前趕馬來過這里，這是天然的打游擊的好地方!” 提到打游擊，自然想到武器上，沒等周逸群答話，賀龍又接著說：“哪里有槍，老子搞他些就好了!” 聽到搞槍，盧冬生很感興趣，連聲贊成：“哪里有武器，就在哪里動手。” 賀龍便向船員們打聽道：“你們經常在江上跑，知道哪里有團防嗎？”  一提到團防，船員們無不氣炸了肺，因為他們常遇到這些家伙的襲擊，遭到盤查勒索，對他們早已恨之入骨，立即有人回答說： “上面的觀音洲，就有一股小團防，常逼著輪船靠岸，可惡極了。” “你們到觀音洲把船靠一靠，我們上岸'拜會’一下他們，行不行？”“行!”船員們爽快地答應了。 到了觀音洲，船向岸邊靠去。賀龍帶了六一七個人闖進了團防駐地。 團防隊長正蹲在地上逗小孩，幾個陌生人突然出現在面前，他不禁大吃一驚，剛想站起來掏槍，賀龍伸出鐵鉗般的大手，向前一把抓住了他的衣領，自我介紹說： “我是賀龍，前來借槍用用，若不放心，可打個借條。” 那團防隊長聽說“賀龍”二字，早嚇得屁滾尿流，舌頭不聽指揮，一時說不出話來，正在伺機反抗，只聽門外“叭”的一聲，扭頭一看，一個團防兵已栽倒在地。原來盧冬生將意欲反抗的哨兵擊斃。 團防隊長見勢不妙，只好乖乖地將4條步槍、4支駁殼槍全部交了出來。船又開航了，走了一程，賀龍等人在一個叫反嘴的集鎮邊登陸。這樣，安全地到達了目的地—千里洪湖。 洪湖，位于武漢市西南方，跨洪湖、澠利兩縣，與湖南省接連，面積438平方公里，像一顆巨大晶瑩的珍珠，鑲嵌在長江的湖群之中，碧波蕩漾，水天一色。 賀錦齋是賀龍的族弟，1919年賀龍在桑植辦地方自治講習所時，他入所學習，接受了進步思想，以后又長期在賀龍部下工作，參加了北伐戰爭，南昌起義時在賀龍的二十軍中任師長，并加入了共產黨。南昌起義失敗后轉到上海，黨組織要他先到洪湖拉起隊伍。1927年11月，他就在石蘭縣藕池建立起一支100多人的游擊隊。 賀龍還沒下船，就看到沿江有家茅棚，站著一些人朝船喊，便說：“迎上去，看看。”結果，正是賀錦齋的游擊隊，真叫人喜不自禁。原來，賀龍等離開武漢前，黨組織就通知了賀錦齋，所以他們早就在此等候了。 會合后的第二天，周逸群了解到不遠的村子里有4家土豪，便對賀龍說：“胡子，我們給土豪拜年去!” 賀龍明白了他的意思。  “對!對!讓人們知道共產黨并沒有躲入世外桃源。” 除夕之夜，正當豪紳們張燈結彩，欣喜若狂，歡慶他們半年來反共的勝利之時，賀龍帶人趕到那個村子，處決了幾個罪大惡極的地主惡霸頭子，把土豪家的財產分給了窮人。這時打出了“四十九路紅軍”的旗號，并以“北路游擊總指揮”的名義發出布告，張貼標語，從而擴大了影響。在洪湖地區的河湖港叉中，窮苦農民、漁民們高興地傳送著一個驚人的消息：“共產黨又鬧起來了!” 為了不失時機地消滅地方反動勢力，擴大革命武裝，周逸群通過原在國民黨革命委員會任過經理處長，參加過南昌起義的潘錦城，找到了石首中心縣委和沔陽、監利、華容等縣委負責人，隨后又與鄂中特委書記鄧赤中取得聯系。1月23日，正是舊歷年，周逸群在監利縣剅口鎮召開了聯席會議，分析了形勢，制定了年關暴動計劃，并決定將各路游擊武裝予以整編。1月底，在監利的下車灣，將賀錦齋的游擊隊和活動于兩兩邊界的蕭仁鵲、鄧赤中的中國工農革命軍和在公安活動的鄒資生的游擊隊整編為第四十九路工農革命軍，以賀錦齋為軍長，軍下設一大隊，大隊轄二區隊，各區隊設三分隊，共300余人。全軍由湘西北特委領導，在賀龍的親自指揮下，開始了荊江兩岸的年關暴動。 第四十九路工農革命軍首先在監利開始行動，經過十幾天的連續作戰，先后拔除了何堡、尺八口、聶河、王琓、上車灣、朱河鎮等土豪、團防隊盤踞的據點，殲滅了一批土豪劣紳、惡霸和團防頭子，同時召開了群眾大會，向群眾宣傳黨的武裝暴動和土地革命的政策。 當地最大的一股土匪頭子叫張煙灰，有100多人，80多條槍，他不但在水上搶劫，而且在村莊里橫行，群眾強烈要求把他除掉。如何動手呢？賀錦齋向賀龍介紹了他的情況后說： “此人狡猾得像狐貍，只可智取，不可硬擒。” 賀龍聽罷，略加思索，然后斬釘截鐵地說：“把他請來!” 張煙灰被派人“請”來了，他身上別著兩只短槍，目光脧來脧去，注視著四周動靜。賀龍、周逸群“熱情”地接待了他，并請他吸鴉片。一拿起煙槍，他便忘記了一切。這時，只見賀龍眉毛閃了閃，盧冬生便舉起槍來，將其擊倒。該股土匪群龍無首，紛紛繳槍投降。 后來，又從沙市來了一個姓黃的國民黨騎兵團長，帶了五六十支槍，妄圖收編賀錦齋的游擊隊，賀龍又把這股敵人的槍繳了。  監利縣年關暴動后，賀龍等率部渡江南下，支援華容縣領導的元宵節暴動。2月7日夜，到達范家嶺，不料敵軍已撤走。部隊踏著冰雪追至長崗廟，發現敵人駐在村內廟中，幾名隊員隱蔽地接近廟門，手起槍響，擊斃了守門敵兵，然后蜂擁而上，將睡夢中的敵兵全部繳械。 工農革命軍在賀龍等領導下連戰皆捷，聲威大震，給了鄂西各縣人民以極大鼓舞。在1928年3月施元向中央的報告中說： “石首的東西鄉，農民均在我黨領導之下，故此縣工作情形較好。在騷動的開始，繳調關團防槍械后，民眾蜂起，在我們的指導之下，大殺豪紳地主30余人，焚毀田契亦很多。” 年關暴動，蔓延到湘西、鄂西、鄂中廣大地區，推動了以上地區武裝斗爭的發展。在上述同一報告中說： “自監利、石首、華容三縣大騷動后，所有鄰近之沔陽、漢川、潛江、公安、南縣等地農民均大動起來，燒殺之事，無日不有，反動方面，恐慌異常，雖各地有駐軍防范，但多不敢出地區一步，即可見其一斑也。” 然而，由于受“左”傾盲動主義的影響，和當時還缺乏武裝斗爭的經驗，年關暴動中也出現一些錯誤和缺點。1928年2月，工農革命軍又貿然進攻監利縣城。戰前，由于對城內敵情不明，判斷有誤，認為城內沒有多少敵人。部隊突入城內之后，發覺城內駐扎敵人一個旅，工農革命軍強攻不下，傷亡十余人，最后被迫撤出戰斗，移兵石首境內。  工農革命軍撤往石首后，周逸群、賀龍在焦山河召開會議，決定將游擊武裝交給鄂中特委和石首中心縣委領導，賀龍、周逸群偕賀錦齋等按照黨中央原來計劃轉往湘西開辟工作。 焦山河會議之后，賀龍、周逸群稍事準備，于1928年2月20日出發，翻山越嶺，過河渡湖，經澧縣、石門、慈利等縣，前往桑植。 這時，國民黨政府已經知道賀龍回到了湘西，于是調遣了幾個縣的武裝埋伏在通往桑植的要道口妄想逮捕他。桑植縣的民團頭子陳策勛，因其叔父陳圖南在南昌賀龍在桑植縣劉家坪的住房。起義前被賀龍處決，揚言要為其叔父報仇。 盡管敵人張下了罪惡的羅網，但由于賀龍的崇高威望，許多開明人士暗中傳遞情報，有的民團甚至排隊相迎，派人護送。這樣，賀龍于2月28日順利地到達了自己的家鄉----桑植縣洪家關。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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