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嚴春寶博士是山東省莒縣人，哲學博士。先后游學于山東師范大學、華中師范大學、北京師范大學。現為海南師范大學南海區域文化研究中心專任教師、廈門大學歷史學博士后流動站在站博士后。自1998年起，客居新加坡十年有余，主要從事華文教學及新加坡儒家文化傳承研究。 嚴春寶博士所編撰的《大學校長林文慶：一生真偽有誰知》一書，是一部全面介紹私立時期廈門大學校長林文慶博士的傳記性著作。林文慶出生于新加坡，他全程主掌私立廈門大學16年，為廈門大學贏得了“南方之強”的美譽，但因種種原因，尤其是魯迅對他寥寥數語的負面評價，致使林文慶成了中國大學發軔史上一個無辜的犧牲品！此書以大量的中外文獻史料為依據，集學術性與資料性于一體，重新向世人詮釋林文慶那曲折傳奇的豐富人生，使一個愛國者、思想家、教育家、改革家的崇高形象昂然矗立于人們的心中。 以下是此書的緒論部分： 《大學校長林文慶：一生真偽有誰知》緒論 一所著名的大學，往往是和一位或者數位著名的大學校長聯系在一起的。譬如，說到北京大學，人們會馬上聯想到蔡元培；提到清華大學，人們會很自然地記起了梅貽琦；而說起南開大學，大家也會很自然地想到張伯苓。 也許，我們很難分清，到底是這些著名的大學校長締造了這些著名的大學，還是這些著名的大學給了這些著名的大學校長們一個用武的舞臺，使他們得以發揮、實現自己關于大學理念的夢想？ 實際上，這兩者之間是很難分得開的，因為他們早就已經合而為一了：這些著名的大學校長樹立了大學的獨特精神，同時，這些著名的大學又培育出一個又一個名垂青史的教育家。 正所謂時勢造英雄、而英雄又反過來推動著歷史的車輪前行，甚至是直接地創造了歷史！ 可以說，這些杰出的大學校長們，就是他們所各自締造出來的大學的靈魂，就是這些大學的精神的化身！ 中國的大學教育雖然只有一百多年的歷史，但是，在這一百余年的時光里，卻涌現了不可勝數的著名大學校長，如果要歷數這些杰出的大學校長，或者給他們排出一個名單，那顯然是一件具有難度的事。 然而，如果讓我們縮小視域的范圍，只是審視中國著名大學的創校校長們，那么，難度無疑會縮小很多，因為，并不是每一所著名的大學，“都有值得歷史稱道的創校校長”。而如果再進一步縮小范圍，僅是考察著名私立大學的創校校長們，那么，這一數字就變得更小了。 毫無疑問，在1949年前的中國最著名私立大學的行列中，能當之無愧位列三甲的應該是：復旦大學、南開大學和廈門大學。在這三所著名私立大學當中，馬相伯早已經與復旦同在，而南開也與張伯苓緊緊相連，唯有廈門大，卻似乎是其中的一個異數：廈門大學在長達16年的私立時期，人們似乎只記住了一個人的名字，那就是校主陳嘉庚。而作為大學靈魂人物的校長，卻在很長的一段時間里被人為地、或者說是被有意識地遺忘了，這就是廈門大學的創校校長——林文慶博士！ 雖然有學者也曾較為公允地說：林文慶功不可沒，但畢竟也只是一筆帶過而已。林文慶全程主掌私立廈門大學16年，為廈門大學贏得了“南方之強”的聲譽，但他本人的尊姓大名，除了廈門大學師生之外，似乎已從世人的記憶中消失，更不要說得以位列中國杰出大學校長的行列中了。 林文慶博士，成了中國大學發軔史上被遺忘了的大學校長！ 盡管有學者強調：“每一所辦得成功的私立高等學校，它們的校長就是一塊無價的金字招牌，就是一股強大的凝聚力，就是這所學校形象的最生動的體現。張伯苓之于南開，林文慶之于廈門大學，馬相伯之于復旦，唐文治之于無錫國學專修學校，等等。無論在當時的現實生活中還是作為歷史上的一頁，人們都無法將他們個人與他們所主持的學校分開。” 但很可惜的是，長久以來，廈門大學似乎并沒有意識到，或者也可以說是在一定程度上刻意地回避作為創校校長林文慶的價值，以至于使得林文慶這塊本應是“無價的金字招牌”變得毫無價值。 海外華人史家王賡武在講到林文慶的時候，是這樣說的：“1921年即他五十二歲時，作為現代的醫生——改革家——企業家的林文慶，應朋友和仰慕者陳嘉庚之邀，放棄了他在新加坡的事業，出任廈門大學校長。他當校長的事，除了校友和新加坡的一些朋友及仰慕者之外，并沒有引起多大的注意。 在中國，只因魯迅于1926～1927年有短短幾個月在該校執教，許多作家才記起了林文慶這個人物。不過他們提到林文慶，毫無溢美之詞，大多是對他認真提倡儒家思想的努力寥及數語，不以為然。 中國的當代政治已經把魯迅和陳嘉庚兩人譽為中國人民的楷模，而林文慶則由于他的“儒家信徒形象，招致了人們嚴厲的指責。看來現在他只能企望從他的新加坡同胞那里得到比較寬厚的對待了。”陳嘉庚和魯迅早就成了高高飄揚在廈門大學上空中的兩面旗幟，至于林文慶，則只能說是深深埋藏在廈門大學歷史中的一塊基石！ 要正確地評價林文慶對廈門大學所做出的貢獻，就必然地要涉及陳嘉庚和魯迅這兩個人物。 對廈門大學來說，陳嘉庚作為校主的地位早已不存在任何的異議，但我們卻不應因此而忽視林文慶對廈門大學的貢獻。 林文慶熱衷于教育的行為，曾經對陳嘉庚產生過不容忽視的影響：“早在陳嘉庚有意為中國盡一份力時，林文慶便建議他將這筆錢用來興建一所大學，培育英才。” 可見，說“他影響陳嘉庚，在福建省家鄉創辦廈門大學”這樣的說法是確有歷史依據的，對此，陳嘉庚的侄子陳共存在其口授的《陳嘉庚新傳》中也曾提及。 早在1912年秋，陳嘉庚在回國途中的輪船上與林文慶不期而遇：“陳嘉庚在首種橡膠時，曾得到林文慶的幫助，過后兩人交往甚密，如今又在回國的旅途中相遇，不禁喜出望外。兩人當即在輪船甲板上，迎風長談，共相感慨國家教育不普及和民智未開的落后情況，一致認為中國之貧弱與被人輕視，就由于多數人民在無知的黑暗中，許多舊習、陋習阻礙了國民的覺醒。他們都覺得自己有責任，幫助這新生的民國建立在一種穩固的基礎上；而要做到這一點，最好的辦法就是提高人民的教育程度，給民眾以知識之光。雖然無從確知他們兩人在這次旅途中談話的具體內容，但林文慶早期在新加坡倡辦教育的行為，肯定給陳嘉庚留下了很深刻的印象。 陳嘉庚于回到鄉里之后的第二年，也就是1913年初首次開辦了集美小學。事實上，林文慶對陳嘉庚的影響并不僅局限于教育方面，甚至在陳嘉庚的日常生活中，都留下了林文慶施予他影響的諸多印記。據陳嘉庚的兒子陳國慶回憶：“他(指陳嘉庚)沒有喝咖啡的習慣，林文慶博士告訴過他喝咖啡的種種弊端。” 一般人在論及陳嘉庚和林文慶在廈門大學期間兩人關系的時候，雖然都沒有否認他們之間的私誼，但多數人似乎還是過分地強調了他們之間雇主和雇員或者老板和下屬的關系。事實上，兩人之間遠非一般的雇傭和被雇傭的關系，確切一點幾來說，他們兩人之間實應該是共事與合作的關系：陳嘉庚出錢，林文慶則出力又出錢，兩人同心協力，共同締造了廈門大學。 陳嘉庚為廈門大學奠基之后不足一年就再次南渡新加坡主持商務，一直到1937年廈門大學改為國立，陳嘉庚都沒有返回過廈門大學，他將廈門大學一切校務全部交托林文慶處理，從不干涉學校行政事務，大小事任憑林文慶個人全權處置。 陳嘉庚對林文慶的絕對信任，從先后兩次學潮中陳嘉庚的態度上也可以清楚地看出來，為了替林文慶分擔來自罷課學生的壓力，陳嘉庚甚至在給學生的回電中說：“要換校長，權操在我，學生無理取鬧，如不復課，即日停膳、停火，驅逐出校。” 事實上，陳嘉庚對林文慶的信任程度遠遠地超過了他對自己親弟弟陳敬賢的信任程度。陳嘉庚一直以來都是把林文慶當作自己人來看待的，這一點在陳嘉庚的言談中是有所反映的，當林文慶于1934年底攜曾郭棠、傅文楷前往南洋為廈門大學籌款時，陳嘉庚曾再三叮囑林文慶說：“從前廈門大學用的都是我們自己的錢，人家尚且還有閑話現在向人家募得的錢，那就要更加的小心啦！”言語之間，絲毫沒有把林文慶當作是外人。 或許我們可以這么說，提倡創辦大學無疑是陳嘉庚的初衷和出發點，而真正將陳嘉庚宏愿得以付諸實踐并逐步實現的人物卻是林文慶。 對于私立時期的廈門大學來說，陳嘉庚和林文慶可謂是車之雙輪、鳥之兩翼，二者缺一不可，除了林文慶之外，沒有人可以這么長久地堅守廈門大學校長一職長達16年之久。 廈門大學初倡乍辦，條件簡陋，而經費亦時常捉襟見肘，國內的一般學者教授根本無法了解陳嘉庚在海外賺錢時的種種艱辛，自然也就很難體諒每一分辦學經費得來之不易了，且不說有魯迅捐出兩個銅板辦大學的諷刺之舉，就算是陳嘉庚聘請的第一位校長鄧萃英，在大學草創階段，居然就向陳嘉庚提出“履行開辦大學演講稿中的諾言，把開辦費100萬元、經常費300萬元，提出來給廈門大學主持人去管理。”當陳嘉庚追問他一時提這樣多的巨款，要做何種布置時，鄧萃英居然說：“除繼續建筑校舍外，其余要在東三省(現在的遼寧、吉林、黑龍江)購買地皮、開墾農田、輾轉買賣以獲巨利。”并說，他本人可以直接管理，或者托友人幫助管理數百萬元的巨款，在鄧氏的眼中，似乎也與魯迅眼中的那兩個銅板并無多大差異！ 與此相反，林文慶出生南洋，而且本身也從事過工商業自然深知每一分錢之得來不易，因而能做到精打細算，用好陳嘉庚費盡心力所賺來的每一分錢。關于這方面，陳敬賢曾針對學校的縮減開支而在寫給陳嘉庚的信中說過：“請即函達林校長。蓋其深能體念咱經濟之不裕而為咱打算，必不致生出如何誤會也。” 我們可以作出如下的假設：假如不是林文慶而換作其他人做廈門大學校長的話，那么在16年的私立時期，最起碼也要有四五位的校長人選更換，而如此走馬燈式地更換校長，又如何能讓遠在南洋的陳嘉庚安心于商業事務？更不要說在廈門大學后期陳嘉庚生意失敗之后，林文慶親自前往南洋募捐，與陳嘉庚同甘共苦分憂解難，使廈門大學得以延殘喘持續下去，（若無林文慶）私立的廈門大學歷史很有可能會因此而縮短數年的時間。 除此之外，如果再聯想到林文慶因為擔任廈門大學校長，而放棄了他在新加坡崇高的社會地位、政治地位以及商業上的巨大利益等諸多方面無法估量的犧牲和付出，人們就更不應該忽略林文慶對廈門大學所做出的巨大貢獻了。 事實上，在林文慶接掌廈門大學的時候，他在新加坡的政治地位以及社會影響等各個方面都要遠遠地超越陳嘉庚：在20世紀初葉的新加坡，當林文慶的政治地位、社會聲譽正如日中天的時候，在當時人們的眼中，陳嘉庚也只不過是一位“會自己寫信的頭家”而已。 因而，從林文慶和陳嘉庚在當時新加坡的政治地位、社會影響、經濟實力等各方面來看，林文慶之受聘于廈門大學校長一職，顯然并不是一種高升，倒是明顯地存在著幾分的屈就！ 要正確地評價林文慶對廈門大學的貢獻，還必然地要牽扯到魯迅先生。因為魯迅的巨大影響力，使得曾經與他有過短暫接觸的林文慶就此被打入了魯迅背后的陰影之中，而這一切，僅僅只是因為魯迅曾經說過林文慶是個尊孔的、英國籍的、孔教徒！ 需要指出的一點是，作為一個在英殖民地出生的華人(下稱“土生華人”)，林文慶的英國國籍是生而帶來的，這一點與陳嘉庚有所不同，陳嘉庚的英國國籍是于1916年申請得來的。在當時情況下，中國并沒有限制雙重國籍，這使得陳嘉庚在回國數年之后，仍然還保留了他的英國國籍，一直到1957年11月，在新加坡獨立前夕，開始公民登記的時候，陳嘉庚才最終放棄了英國國籍。這說明在當時的情況下，一個人擁有英國國籍并不是一件不光彩的事。 至于說林文慶尊孔、是個孔教徒這一點，倒也算是一個歷史事實，只不過對林文慶個人而言，很富于悲劇意味的是，在經歷了五四新文化運動的洗禮之后，中國文化界急切渴盼的是全盤西化，顯然并不在意已被掃地出門的儒家傳統了，而林文慶卻偏偏要在一片打倒孔家店的呼聲中，思想上主張采取中庸之道，行動上要以儒家的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來教育年輕的一代國人，于是，自然而然地，林文慶就成了魯迅們猛烈攻擊的目標和急于打倒的對象，可以說，正是因為魯迅的關系，無意之中使得林文慶成了從孔家店的廢墟上新崛起的五四新文化運動的一大祭品！ 后退一步講，就算是魯迅的確曾經罵過林文慶，那又能說明什么呢？難道被魯迅罵過的人就一定都是壞人嗎？如果此說成立的話，那么，上個世紀二三十年代那些如今聽來仍然如雷貫耳的大師級的眾多文人學者，又有哪一個曾經是好人？翻查一下歷史，有哪一個文人學者沒有被魯迅罵過啊！就拿廈門大學來說吧，魯迅豈是只“罵過”林文慶，他不也同樣罵過廈門大學和陳嘉庚嗎？雖說“'校主’一怒，亦立刻可以關門也。”(《兩地書》·六〇)但是，廈門大學在林文慶的竭力主持下，不僅沒有關門，反而呈現出持續發展的可喜景象！ 廈門大學人文學院謝泳教授在評述魯迅與廈門大學的關系時所說過的一段話頗具有啟發性：“把歷史上的重要人物和大學的歷史聯系在一起，是中西方所有大學的習慣，有時候因為歷史人物的突出重要性，甚至會忽略那些重要人物和一所大學關系的真實歷史，比如魯迅和廈門大學的關系就是一例。對于一所今天還存在的大學來說，強調歷史人物與它的關系時，真實發生的歷史事實常常不重要了，重要的是那些歷史人物的社會聲望對學校會發生另一種意義的影響。” 原來，一向強調要以嚴謹的態度對待學術的神圣的大學，反而習慣了對于自己的歷史網開一面而采取了有選擇性的記憶方法！這也就難怪了，盡管魯迅一再貶低廈門大學是“廢物”，但廈門大學仍然還是為他塑了雕像、設了紀念館，原因？無他，就只是因為他是魯迅而已！ 但依筆者個人的感覺，將魯迅居住了一百多天的寢室辟為紀念館這樣的做法，似乎有些不妥，所謂“名不正，則言不順”，這樣的做法，無異于一個人在紀念曾經辱罵過自己父親的偉人時告訴人家說：就因為他曾經罵過我爸爸呀！ 當然，筆者在此的意思絕對不是說廈門大學不需要紀念魯迅，魯迅先生作為一個偉大的思想家、文學家、毫不妥協的革命家，是全中國人都應該努力學習的榜樣，但是，對廈門大學而言，似乎應該更換一種紀念的理由：不是因為魯迅曾經在廈門大學而驕傲，而應該以魯迅的偉大而自豪！而更重要的一點是：廈門大學在紀念作為中國人的楷模——魯迅的同時，不應因為魯迅的偉大，就一定要“選擇”將自己的創校校長林文慶博士視作渺小！ 一個令人傷感的歷史事實是，部分地由于魯迅對林文慶的批評，導致在很長的一段時間里，林文慶的名字被他親手建設而成的廈門大學有意無意地逐出了歷史的大門。只是從上個世紀90年代開始，廈門大學才開始部分地恢復了林文慶的歷史地位，雖然紀念林文慶的“文慶亭”已于2005年在廈門大學舉行了揭牌儀式，但很顯然，廈門大學仍然沒有“全面肯定林文慶主掌校務16年所做出的貢獻和歷史地位”。 退一步講，即使廈門大學完全肯定了林文慶的貢獻和歷史地位，那也是它本來就應該做的，因為林文慶作為創校之校長，任誰都可以否定林文慶，唯獨廈門大學沒有權力這么做。 畢竟，沒有陳嘉庚和林文慶，也可以說就沒有今日的廈門大學，用一個可能不甚恰當的比喻：陳、林二人堪稱是廈門大學初生時的父母，一個出外到南洋打拼賺錢寄回廈門大學，一個則留在廈門大學主持校務建設，這看起來倒是頗類似于中國傳統的家庭結構。廈門大學又怎么可以輕易否認創校校長林文慶呢？ 現在的廈門大學，除了尊奉校主陳嘉庚之外，若是需要涉及校長之處，則多以國立后的首任校長薩本棟為尊，甚至在薩本棟去世之后，廈門大學想方設法爭取到了將薩氏的全部骨灰安葬在校園之內，但只是，薩氏在臨終遺囑中，似乎并沒有將廈門大學選作為寄放自己骨灰的首選之地：“對于他(薩)的骨灰的處理，在他的遺囑中記著：'如下分發之：(甲)獻給北平國立清華大學……如其不可，則(乙)獻給國立廈門大學……再不行，就(丙)送給南京中央研究院；(丁)以上三處如果都愿意接受，則可將骨灰分三份。后來，由于廈門大學方面的強烈要求，經其夫人同意，將薩本棟骨灰全部安葬在廈門大學校園內，以垂永久紀念。” 薩本棟對改為國立后的廈門大學自是功不可沒，但林文慶作為創校的校長，難道不也很值得紀念嗎？一所著名大學的歷史上時常會出現多位值得紀念的杰出校長，因而，對于大學校長的紀念，自然也就不應該是一個非此即彼的選擇題！ 廈門大學首屆畢業生、南洋史學家陳育崧在論及林文慶的時候，說林文慶“是個富有傳奇性的人物，如果將他一生行止，寫成傳記，便是一部東南亞華人現代史……在他的生活中的一個主要部分，存有一大使命，他立志要把'同胞’的地位提高到和世界各國人們立于同一水平之上，并駕齊驅！” 林文慶的努力顯然并沒有白費，他努力向西方介紹中國文化精髓的舉動，在贏得了當時西方文化界人士的敬佩之余，也同時讓他們領略到了中國文化的魅力所在，“他為自己是一個亞洲人而感到自豪，正如同我以自己是歐洲人為榮具有同樣的道理，他為自己值得驕傲的民族所付出的深刻、熱切的研究及其為之所做出的辯護，甚至遠遠地超越了我所能為自己民族做出的努力。” 毫無疑問，林文慶在向西方傳播中國文化方面是作了巨大貢獻的，但只是他的這些貢獻迄今為止還沒有為中國人所認識而已。 如果要用一句簡短的話來概括林文慶一生的話，筆者從辜鴻銘說自己是“東西南北人”那里聯想到了也許可以用“一二三四”來形容林文慶的一生，即，一生二國三地四文化。林文慶一生堅持信奉儒家思想，欣然接受中英兩個國家的統治，畢生奔波、服務于新加坡、中國和英國三地，橫跨東西方文化和新舊文化四種文化。就東西方文化方面而言，林文慶是從西方文化回返中國文化的懷抱，而就新舊文化方面而言，他又是堅守舊文化抗拒新文化！ 需要特別指出的一點是，林文慶雖然也像他的“同胞”辜鴻銘那樣堅守舊文化的陣地，但與辜鴻銘又有著明顯的不同，那就是他守舊但不保守，他甚至還因為辜鴻銘盲目地崇拜慈禧太后而憤然為文（寫文章）批評辜的愚味和保守！ 林文慶由一個接受西式教育的人毅然回返中華文化的懷抱，致力于發起并推動講華語運動、孔教復興運動，最終更擔任廈門大學校長長達16年之久，可說是為中華文化，尤其是儒家文化的延續和發展做出了巨大的貢獻。 如果我們說，在林文慶的身上具有濃得化不開的“中國性”也算是一個歷史事實，既然他自認為是“漢族子孫”，并力圖“除卻不知父語的污名”，從文化上來講，至少應該認同他是一個文化上的中國人”。 現在研究林文慶的海外學者在評價林文慶的時候，似乎很喜歡把他局限于新加坡或南洋地區，筆者則以為，應該把他放大到中國傳統文化這個大背景上去，至少，也應該放在大中華文化這個背景上。換言之，林文慶不僅屬于新加坡和南洋，他也應該屬于中華民族，更屬于世界文化這個大家庭。 筆者以為，像林文慶這樣的一個“峇峇 [ bā bā ]）”（峇峇，指數百年來居住在馬來西亞、印尼或新加坡的當地男性華人，當地女性華人則稱為“娘惹”），純然接受英文教育，但最后卻又回返到中華文化的懷抱，在儒家思想備受批判的年代，致力于恢復儒家文化的尊嚴，如此逆風雪而獨行的壯舉，才是值得后人大書特書的。 林文慶可謂一生內心向華，但中華文化卻似乎最終拋棄了他，這不能不說是他的一大悲劇。 筆者以為，為林文慶正名，不僅僅是還他一個歷史清白和公道的問題，還應包括讓他的思想發揚光大的問題。 如果說歷史是具體的，那么思想無疑就是抽象的了，然而正是其抽象性，卻也使它能得以更加長久，如果能將林文慶的儒家思想正式寫入思想史，至少是儒家思想史中，相信將會有更多的人知道并記住他的名字，因為，人的歷史行為會被后人遺忘，但人的思想卻很難被遺忘。 和林文慶近于同時、行為類似的另一個南洋峇峇辜鴻銘，早已在中國文化史上留名，其中一個原因就在于辜的著作不但流行于西方，近年來也已被大量翻譯成中文并在中國文化界中廣泛地流傳。反觀林文慶，除了《孔教大綱》一書系出自于中文且近于失傳之外，其他的文章著作大都沒有中文譯本，這無疑也是令中華文化將林文慶拒之門外的一個原因。 林文慶一心向往中華文化，然而時至今日卻仍不得其門而入，“我本一心向明月，無奈明月照溝渠”，實乃一大悲劇也。 今年（2009年）適逢林文慶博士誕辰140周年，如果仍然只是局限于從歷史上為林文慶正名似乎還是稍嫌不夠的。他的一生都在追求“向中國文化”，都在宣揚儒家文化，儒家思想可說是他思想的核心所在，如果不能將其思想還原或是放進中國思想史當中去，如果不能將他恢復到原應屬于他的那個位置上，那么，這位新加坡的“偉大老人”，他被中國人誤解的歷史悲劇相信還會持續下去。 我們不應該讓政治現實的灰塵蒙蔽了歷史的眼睛，林文慶不應只是隸屬于新加坡共和國，也不該只是為南洋所擁有，他應該是屬于大中華文化的一部分，進而也是世界民族文化之林的一部分，作為超越民族跨越國度的文化，是不應該遭受政治籬笆束縛的。林文慶擁有東西方文化的背景，自然具有融合東西方文化的國際視野，相信在他的思想深處，也不太可能只是把自己圈于南洋一隅吧？ 在林文慶看來，他所處的那個時代，無疑是一個“禮崩樂壞”的時代，正如他在英譯《離騷》的自序中所說的那樣： “當今世界時局動蕩不安，人人都在絕望的邊緣上掙扎求存。譯者將屈原這位終生為真理正義而奮斗的偉大愛國者的感情、志氣展示給讀者，希望能給懦弱者帶來以信心，能拋開個人的私利，為社會福利貢獻力量，并無畏他人的誤解、批評和攻擊。” 為了給陷入紊亂之中的中國營造出穩定的社會秩序，林文慶游走在東西方文化和新舊文化的夾縫之中，試圖從古代圣賢那具有普世、永恒價值的理念出發，以便為即將到來的人類文明新世紀探尋出一條可行的出路。 同時，為了拯救陷入苦難之中的祖國人民出水火，林文慶也決不放過每一個可能的機會，積極地參與中國的政治、教育與文化活動，熱切地號召新加坡的土生華人回國參與祖國的各項建設。 可是，令人無法釋懷的是，盡管林文慶曾為了中國的富強作出過不遺余力的奮斗，可謂是貢獻良多，然而，時至今日，在已經富強起來的中國歷史上，他卻似乎仍然不得其門而入，始終無法在祖國這個和諧的大家庭里獲得自己應有的一席之地，這使得即使是已經去世五十多年之后的林文慶，也仍然要被迫以邊緣人的身份，很不協調地寄存、游蕩在因西化步伐日漸加快而脫離中華文化傳統愈來愈遠的新加坡那短暫的歷史之中，這能不說是一個悲劇嗎？ 對于習慣了保持緘默無語的歷史來說，在很多時候，歷史本身往往并沒有說什么，歷史不會畫蛇添足地告訴我們一個明確、現成的答案，而問題的關鍵則在于，我們從滔滔不逝的歷史長河之中，到底理解了些什么？希望廈門大學校長林文慶的歷史，能給予我們一些有益的啟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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