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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選自《廣州傳》 作者：葉曙明 在日益興盛的合法與非法貿易壓力下，無論朝廷樂意與否，朝貢貿易最終還是要被打破的。正德初年，廣州城下的外國商船越來越多，許多普通商船也打著貢船的旗號，數量大大超出規定，舳艫相屬，風帆蔽日，排著隊要入港。更重要的是，本地的官員，大多不想禁得太嚴，采取只眼開只眼閉的態度。 在這一片喧嘩聲中，最具劃時代意義的事件，就是葡萄牙人出現了。 15世紀末至16世紀初，西方世界迎來了一個覺醒與擴張的“大航海時代”。以葡萄牙、西班牙為代表的海洋強國，在歐洲迅速崛起，并向東方展開兇猛的殖民擴張；而英國、法國等后起之秀，亦已蓄勢待發。葡萄牙與西班牙在1494年簽訂條約，規定在西經41°~ 45°之間劃一分界線，凡在分界線東側發現的土地，歸葡萄牙所有，在西側發現的土地，則歸西班牙所有。這條分界線由教皇亞歷山大六世仲裁，史稱“教皇子午線”。據此， 廣州、澳門，甚至遠至寧波，都在葡萄牙的殖民范圍之內。 葡萄牙人在攻占香料主要的市場滿剌加（馬六甲）后，遇上了幾艘來自廣州的商船，初次打探到中國的真實情形。他們得到的印象是：一個東方的偉大、富饒、豪華、莊嚴的國家；廣州是南中國沿海最大的商業中心，全國水陸兩路的大量貨物都在廣州裝卸。葡萄牙人欣喜若狂，仿佛一個巨大的寶藏，已近在眼前， 只要念動“芝麻開門”的咒語，無窮的物華天寶，將取之不盡。 第一艘抵達中國的葡萄牙船，正德八年（1513）在上川島拋錨泊岸。由于實行海禁，島上居民大部分內遷，已淪為荒島。葡萄牙人登岸后，豎立了一塊刻有葡萄牙國徽的“發現碑”，作為紀念。這次初航中國，屬探路性質，沒有與官方正式接觸，也沒有進行大規模的貿易。正德十一年（1516），葡萄牙商船再次來臨，借口遇風浪打濕了貨物，要在屯門澳登陸曬貨，上了岸便賴著不走了，要求與中國通商，揚言在他們后面，還有更多的歐洲商船正乘風破浪而來。 正德十二年（1517），葡萄牙首次派使團訪問中國，試圖與大明建立貿易關系。他們以進貢為名，直闖廣州，廣州守軍大為緊張，馬上關閉城門，豎起刀槍劍戟，布陣嚴防。葡萄牙人鳴炮升旗，要求拜訪明朝皇帝，鬧得滿城風雨。堂堂天朝，禮儀之邦，從未見過如此無禮的客人，竟硬要主人接待。 葡萄牙火槍隊 中國人把這些“長身高鼻、貓睛鷹嘴、卷發赤須”的家伙， 稱為“狒狼機”，以禽獸視之。后來客氣了一點，改叫“佛郎機”。為了趕走他們，廣東官府搞了很多小動作，在民眾中散布謠言，說這些紅毛番鬼會“掠十歲以下小兒烹食之”，又派蛙人潛入水下，鑿穿葡萄牙人的船底。葡萄牙人無奈，轉往福建、浙江等地，尋找機會，但都碰了釘子，和明軍打了幾仗，又以失敗告終。只得掉頭折返廣東。朝廷對這個使團愛理不理，把他們撂在廣州，坐了兩年多冷板凳。 最后葡萄牙人通過賄賂，才得到準許入京的詔書。不過， 葡萄牙人在廣州期間，也沒閑著，他們托人在景德鎮訂購了一批青花瓷器，由葡萄牙的船隊帶回了歐洲。這是中國瓷器，通過貿易，直接進入歐洲之始。后來，這批瓷器散落在歐美各地的博物館、基金會和私人藏家手中，有部分曾出現在拍賣市場上。其中有三只酒壺，分別繪有埃曼爾奴一世盾牌和有渾天儀圖案的徽章等圖案，顯然是中國瓷工根據葡萄牙人的要求，專門燒制的。 嘉靖年間，葡萄牙人在澳門經商日多，三親六眷，紛至沓來，登岸建屋，安營扎寨，幾年之間，竟逾萬人。他們每年以五百兩銀，行賄廣東官員，換取在澳門的居留權和港口經營權。五百兩銀雖然不多，但對于床頭金盡的官府來說，也可聊補無米之炊。后來官場易人，這筆賄金公開化，成為葡萄牙人繳給廣東布政司的地租，名為水米椒銀。葡萄牙人在澳門定居，反映出在這場博弈中，雙方態勢，發生逆轉。 中國官府曾在民眾中大肆宣傳，把“紅毛番鬼”形容為烹食小孩的“狒狼機”，現在忽然改張易調，允許他們登陸居住了， 這個彎怎么轉呢？怎么向朝廷解釋？官府用了一個最孩子氣、最簡單的方法，就是把原來的“佛郎機”名稱改了，從此叫“葡萄牙”。這就兩不相干了。佛郎機人不能上岸，但葡萄牙人可以。 葡萄牙人在澳門站穩腳跟后，便從里斯本運來毛織物、玻璃精制品、鐘表、葡萄酒等貨物，到各地港口進行交易，在愛琴換取香料和寶石，在馬六甲換取香料與白檀，然后用這些物品在澳門與廣州商人換取絲織品、黃金，轉往日本再換取小麥、漆器、船材等。 葡萄牙人如此來回倒騰，每年從澳門收得重二十盎司的金條三千兩百條；精制絲織物五萬三千箱，每箱有兩百五十匹各色絲綢；轉運到日本的中國絲織品，可獲銀兩百三十五萬兩，還有不計其數的瓷器、漆器、壁畫等工藝品。據清初兩廣總督佟養甲記述，當年“廣省內外貨物流通，番舶巨商富賈爭相貿易，民獲資生，商獲倍利，歲額餉二萬二千兩，每年不缺”。澳門遂成為葡萄牙對華貿易的重要橋頭堡。 官府不準葡萄牙人進入廣州城，但有些葡萄牙人收買本地船家，把番貨拉到廣州城下交易。這種交易是非法的，但廣州人不在乎，每當運貨的疍家艇靠岸，碼頭上便有如雀喧鳩聚，大批人圍上前去，七嘴八舌，這個爭著看貨色，那個搶著問價碼。一旦價錢合適，馬上一手交錢，一手交貨，迅速完成交易，然后四散而去。 很多葡萄牙人與商人勾結，貢船一抵埗，就有專人接引，先把貴重物品私下交易，然后才把賣剩的貨物，由葡萄牙人報官， 這時往往只剩下一半，甚至只有三四成。時人嚴從簡在《殊域周咨錄》書中感嘆：“則其所存以為官市者，又幾何哉！” 大量從內陸來的商人，聚集在廣州城里，都想分一杯羹。他們人生地不熟，往往要假手本地人。于是廣州人用本地的特產， 與浙江人交易絲綿、水銀、生銅、藥材等，再與牙人交易番貨。這種私人市舶活動，愈演愈烈，最后，官府只好準番商來廣入市，點其名數，稅其貨物，離廣州城三十里，泊舟海面，在通事（翻譯）的協助下，與廣州人做買賣。 葡萄牙成了中國工藝品在歐洲的總代理商。但是，西班牙人在萬歷三年（1575）也首次來到廣東，要求通商，廣州的官員照例嚴詞拒絕。西班牙人在馬尼拉建立了與中國間接貿易的據點， 由葡萄牙人把中國貨運到馬尼拉，再由西班牙人轉運到美洲。1580年，西班牙兼并了葡萄牙，從而一躍而為西方對華貿易的巨頭。 盡管朝廷不喜歡歐洲人的到來，但事實上，西班牙成了明朝的救星，通過與西班牙的貿易，大量白銀流入中國。曾經有日本學者估計，在萬歷二十八年（1600）以前的四十年間，僅從日本流入中國的白銀，平均每年就有一萬一千多公斤，大大舒緩了中國白銀嚴重短缺的困境，為張居正推行一條鞭法，提供了財政支援，從而使田賦、徭役和其他雜征總為一條，合并征收銀兩，成為可能。 本來到嘉靖時已“窮到?”的大明，喂下這碗續命湯， 又延長了幾十年的陽壽。 防止倭寇海盜，是堂而皇之的海禁理由，但事實上，不少強盜海賊，是被朝廷禁令逼出來的。朝廷這也禁，那也禁，民間沒活路，焉得不反？正統十四年（1449）爆發的黃蕭養之亂，就是緣起走私，幾乎把廣州毀于一旦。黃蕭養是南海人，因走私鹽被官府下獄，他率一百七十余位重囚逃獄出來，搶了軍械局，聚眾萬余，船數百艘，以“拜佛削羊”（攻取佛山、廣州之意）為號召，大舉圍攻廣州。 官軍倉促應戰，在戙船澳被殺得大敗，退往廣州城西，在柳波涌再次大敗。當時廣州還沒修筑南關，黃蕭養的大軍，如入無人之境，直逼城下，市舶司被火燒毀了，連西城狀元坊張鎮孫的牌坊祠宇，也被燒得片瓦不存。好在城池還算堅固，黃蕭養攻不下來，但民眾也出不了城。城中暴發疫癥，不少死者曝尸街頭，官府下令運到城北郊叢葬。那段日子，充滿恐懼，度日如年。 黃蕭養屯兵河南，在清水濠畔的五羊驛登帝位，自號順民天王，給部下封了公、侯、伯、太傅、都督等官爵。廣州被圍長達數月，后來，官軍大隊援兵殺到，黃蕭養親率船隊從白蜆殼進攻洲頭咀。激戰中，黃蕭養被流矢射中，落水而死。但民間余悸未消，紛紛傳說，黃蕭養沒死，逃到了東塱鄉，土地山神召來六丁六甲，為他連夜開出一條水滘，通到江邊，當地人把這條水滘叫做“大王滘”。黃蕭養逃到江邊，但無船可渡，忽然有兩只白鵝從水中飛出，背負著他逃之夭夭。從此人們就把這地方叫作“白鵝潭”。坊間還流傳著一句神秘的讖言：“九牛浮水面，蕭養轉回頭。” 值得慶幸的是，這場大亂，沒有導致朝廷撤銷廣州的市舶司。景泰六年（1455），市舶司在海山樓故址重建，海舶也依期而至。事實上，自永樂十七年（1419）明軍在遼東望海堝殲滅入侵倭寇之后，海防趨于平靜，黃蕭養之亂，與倭寇無關。成化、弘治年間，海禁稍為松弛，海盜并不比明初更嚴重，相反，嘉靖年間罷革市舶中官，壓縮海貿規模，倭寇侵擾次數反而增加。 朝廷海禁的真正目的，是想把萬事萬物都管起來。但朝廷一向恃以彰顯上國中心的朝貢貿易，在現實之中，不過是個幻覺。從全球范圍來看，貿易的網絡，縱橫交錯，中國只是網絡中的一個節點。無論朝廷把籬笆筑得多么嚴實，都堵塞不了民間的貿易渠道。各地的貨品，挾百川朝海之勢，涌向廣州，俗稱“走廣”。《東西洋考》一書記載：“成、弘之際（成化、弘治年間，即1465—1505年），豪門巨室間有乘巨艦貿易海外者。”其實不是“間有”，而是絡繹不絕。蔚藍色的大海上，各種裝滿瓷器、綢緞、布匹、茶葉的商船，扯帆搖櫓，鼓浪前行。這是一個讓人提心吊膽又激動不已的歷史場面。 廣州聚集來自三山五岳的商人，就像一群群急切覓食的生物，在城廂徘徊，各自尋找發財機會。江西商人方敏、方祥、方洪兄弟，湊了六百兩銀，從景德鎮買了兩千八百件白花碗、碟、盆等瓷器，運到廣州，正尋找買家，在街上偶然碰到相熟的廣東揭陽商人陳佑、陳榮和海陽商人吳孟，帶了一批青白苧、麻等布料，也正四處轉悠找買家。 他們在客店里一合計，與其這樣瞎轉，不如出海“通番”。他們本來就抱著這樣的目的來的，只礙于頭寸不足，雇不起海船。現在幾個人合伙，各出一份，雇得一條鹽舡，把貨運到海上一趟，全部脫手，換回了胡椒一百多包、黃蠟一包、烏木六條、沉香一百箱，錫二十塊。再運回家鄉一倒手，狠狠地發了一筆小財，大家歡天喜地。這樣的故事，每天都在廣州上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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