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秦漢以后，儒生出身的開國皇帝就三個：漢昭烈帝劉備、梁武帝蕭衍、光武帝劉秀。劉備受法家影響頗深，成了雜家，梁武帝后來歸了佛。唯劉秀儒學修養最高且始終如一。三人結局，劉備偏安一隅二世而亡，蕭衍即身而滅，唯劉秀成就最大，堪稱秦漢以后最有儒家風范、最值得推崇的開國帝王。論武功，他曾率領數千人一舉擊潰王莽幾十萬大軍；論文治，他在位三十三年，大興儒學，使后漢成為三代之后“尚氣節、崇廉恥、風化最美、儒學最盛”（梁啟超語）的時代。劉秀成功后衣錦還鄉，劉氏宗族本家的大嬸大娘們夸他行事穩重謹慎性格柔和，劉秀聞之大笑道：“吾治天下，亦欲以柔道之。”所謂柔道，就是孔孟的仁義中庸之道，其實是并非柔道，而是柔中有剛，以剛為主，剛柔相濟。劉秀得天下和安天下，面臨的局面都十分艱難。他能夠短期內在群雄爭霸中勝出，并把一個千瘡百孔烽煙四起的國家統一起來并治理得井井有條，若有神助，不能不歸功于儒道。當天下大亂初定，受降及潰散之兵達幾千萬，如何安撫之，是一大難題，因為“民易動而難靜，而亂世之民為甚”。王夫之指出：“兵聚而散之，平天下者之難也。漢光武撫千余萬之降賊，使各安于井牧，遐哉！自武王戢千橐矢之后，未有能然者矣。無仁慈之吏以撫之，無寬緩之政以綏之，無文教之興以移之；則夫習于憍悍、狃于坐食者，使之耕耘，不耐耰鉏之勞，使之工賈，不屑錙銖之獲；朵頤肥甘、流連飲博之性，夢寐寄于行閑；小有騷動，觸其雄心，即如螽蝗之蔽日，無有能御之者矣。”劉秀卻在不到十年的時間內使天下晏然。其訣竅何在？王夫之在《讀通鑒論》中有很好的分析，特錄之于左：“光武之始徇河北，銅馬諸賊幾數百萬；及破之也，潰散者有矣，而受其降者數十萬人。斯時也，光武之眾未集，猶資之以為用也。已而劉茂集眾十余萬而降之于京、密；朱鮪之眾且三十萬而降之于雒陽；吳漢、王梁擊檀鄉于漳水，降其眾十余萬于鄴東；五校之眾五萬人降之于羛陽；余賊之擁立孫登者五萬人，降之于河北；赤眉先后降者無算，其東歸之余尚十余萬人，降之于宜陽；吳漢降青犢，馮異降延岑、張邯之眾，蓋延降劉永之余，王常降青犢四萬余人，耿弇降張步之卒十余萬；蓋先后所受降者，指窮于數。戰勝矣，威立矣，乃幾千萬不逞之徒聽我羈絡，又將何以處之邪？高帝之興也，恒患寡而亟奪人之軍，光武則兵有余而撫之也不易，此光武之定天下所以難于高帝也。夫民易動而難靜，而亂世之民為甚。當其舍耒而操戈，或亦有不得已之情焉，而要皆游惰驕桀者也。迨乎相習于戎馬之間，掠食而飽，掠婦而妻，馳驟喧呶，行歌坐傲，則雖有不得已之情而亦忘之矣。盡編之于伍，而耕夫之粟不給于養也，織婦之布不給于衣也，縣官宵夜以持等、不給于饋餫也。盡勒之歸農，而田疇已蕪矣，四肢已惰矣，恣睢狂蕩、不能受屈于父兄鄉黨之前矣。故一聚一散，傾耳以聽四方之動而隨風以起，誠無如此已動而不復靜之民氣何矣！而光武處之也，不十年而天下晏然，此必有大用存焉。史不詳其所以安輯而鎮撫之者何若，則班固、荀悅徒為藻帨之文、而無意于天下之略也，后起者其阿征焉？無已，而求之遺文以髣髴其大端，則征伏湛、擢卓茂，獎重厚之吏，以調御其囂張之氣，使惰歸而自得其安全，民無懷怨怒以擯之不齒，吏不吝教導以納之矩矱，日漸月摩而消其形跡，數百萬人之浮情害氣，以一念斂之而有余矣。蓋其覿文匿武之意，早昭著于戰爭未息之日，潛移默易，相喻于不言，當其從戎之日，已早有歸休之志，而授以田疇廬墓之樂，亦惡有不帖然也？自三代而下，唯光武允冠百王矣。何也？前而高帝，后而唐、宋，皆未有如光武之世，胥天下以稱兵，數盈千萬者也。通其意，思其變，函之以量，貞之以理，豈易言哉！豈易言哉！” （《讀通鑒論》）撥亂反正、定天下之后，劉秀輕徭薄賦與民休養，恢復實行文帝時的“三十稅一”，大量裁減官員，“十留其一”,合并了四百多個縣；與高祖劉邦對待功臣不一樣，劉秀待人寬厚，削減三百功臣兵權，但封他們為列侯，給以厚祿。宋太祖杯酒削兵權那一招就是從劉秀這里學來的。《后漢書》作者的范曄評論劉秀時說：“雖身濟大業，競競如不及，故能明慎政體，總攬權綱，量時度力，舉無過事，退功臣而進文吏，戢弓矢而散馬牛，雖道未方古，斯亦止戈之武焉。”特別值得一提的是，劉秀偃武修文，并不尚武，但當時國力卻十分強盛。建武中元二年春，“東夷倭奴國王遣使奉獻”，使者自稱大夫，光武帝賜其印綬，印即“漢倭奴國王”金印。兩千年前，日本就是我大漢的“倭奴”。 劉秀節約簡樸，簡樸自持，十分勤政，“每旦視朝，日仄乃罷，數引公卿郎將議論經理，夜分乃寐”，最后由于太過操勞，死于批閱文書的龍案上。他的智慧勇敢寬容仁慈，在秦漢以后的帝王中無雙無對。王船山稱贊：“光武之得天下，較高帝（指西漢高帝劉邦）而尤難矣！自三代而下，唯光武允冠百王矣。”（《讀通鑒論》）根據道德水平，古代帝王可分為五大類：暴君、昏君、明君、賢君、圣君。秦始皇類為暴君，桀紂隋煬帝類為昏君，劉邦漢武唐宗宋祖類為明君，堯舜禹湯文武周公屬于圣君（周公曾攝政）。劉秀作為皇帝，比堯舜禹湯文武周公雖不足，比劉邦漢武唐宗宋祖則有余，不愧賢君。“陳留董宣為雒陽令。湖陽公主蒼頭白日殺人，因匿主家，吏不能得。及主出行，以奴驂乘。宣于夏門亭候之，駐車叩馬，以刀畫地，大言數主之失。叱奴下車，因格殺之。主即還宮訴帝，帝大怒，召宣，欲棰殺之。宣叩頭曰：愿乞一言而死。帝曰：欲何言？宣曰：陛下圣德中興，而縱奴殺人，將何以治天下乎？臣不須棰，請得自殺！”即以頭擊楹，流血被面。帝令小黃門持之，使宣叩頭謝主，宣不從。強使頓之，宣兩手據地，終不肯俯。主曰：文叔為白衣時，藏亡匿死，吏不敢至門；今為天子，威不能行一令乎？帝笑曰：天子不與白衣同。因敕：“強項令出。賜錢三十萬，宣悉以班諸吏。由是能搏擊豪強，京師莫不震慓。”（《資治通鑒·卷43》）這個故事很著名，多被用來贊揚董宣執法如山、不畏強權及為官清廉奉公克己的精神。當時洛陽有一句民謠說：“枹鼓不鳴董少平。”董宣做洛陽令后，沒有人擊鼓鳴冤。桴鼓是官衙前的警鼓，少平是董宣的字。董宣當了五年洛陽縣令，到七十四歲時死在任上。劉秀派遣使者去探望，只看見布做的被覆蓋著尸體，妻兒相對而哭，家里只有幾斛大麥一輛破車。劉秀很傷心說：“董宣的廉潔，到死我才知道。”因賞賜系印鈕的綠色絲帶，并按大夫的禮節安葬。董宣冒犯湖陽公主后，劉秀的態度，先是“怒”，且“欲菙殺之”，險些因包庇而殺死董宣。后來才改為“笑”，并“賜錢三十萬”，前后發生了巨大轉變。前面一“怒”就有失賢明。更重要的是，湖陽公主敢于公然包庇殺人犯，說明當時皇族特權之大，說明劉秀平時對皇族要求不高，約束不嚴。劉秀迷信圖讖。尤侗《看鑒偶評》指出：“王莽信讖 以令史王興、賣餅王盛為四將。光武信讖，以野王令王梁、將軍孫咸為三公。此亦五十步笑百步也，豈中興之美耶？”《資治通鑒》記載：“帝好圖讖，與鄭興議郊祀事，曰：吾欲以讖斷之，何如？對曰：臣不為讖。帝怒曰：卿不為讖，非之邪？興惶恐曰：臣于書有所未學，而無所非也。”帝意乃解。”劉秀差點因為桓譚不認同讖文而斬殺桓譚。《資治通鑒》記載：“上以《赤伏符》即帝位，由是信用讖文，多以決定嫌疑。給事中桓譚上疏諫曰：'……’疏奏，帝不悅。會議靈臺所處，帝謂譚曰：吾以讖決之，何如？譚默然，良久曰：臣不讀讖。帝問其故，譚復極言讖之非經。帝大怒曰：桓譚非圣無法，將下，斬之！譚叩頭流血，良久，乃得解。出為六安郡丞，道病卒。”范曄指出，桓譚因反對符讖而流亡，鄭興反對圖讖，以言辭謙恭，僅免于死。賈逵附會推演圖讖而最為顯貴。君王如此對待學術，甚可悲也。劉秀生平一大污點是逼死直諫的韓歆。史載：“春，正月，辛丑，大司徒韓歆免。歆好直言，無隱諱，帝每不能容。歆于上前證歲將饑兇，指天畫地，言甚剛切，故坐免歸田里。帝猶不釋，復遣使宣詔責之；歆及子嬰皆自殺。歆素有重名，死非其罪，眾多不厭；帝乃追賜錢谷，以成禮葬之。”（《資治通鑒·卷43》） 盡管有些無意識，且很快表示了歉意，但終究逼死了韓歆。司馬光對此有一段議論：“臣光曰：昔高宗（商二十三任帝）命說（宰相傅說）曰：若藥弗瞑眩，厥疾弗瘳。夫切直之言，非人臣之利，乃國家之福也。是以人君夙夜求之，唯懼弗得聞。惜乎，以光武之世而韓歆用直諫死，豈不為仁明之累哉！”于“切直之言”不僅不反感，而且“夙夜求之”，唯真正圣王能夠，劉秀雖然頗賢，尚難做到，可見他的智慧寬容終究有限，還頗有局限，遠未及圣君境界。作為儒者，當在士與君子之間。于此亦可見，在君主時代，儒家君子如果有機會當國，已足以為明君賢君。 我們意在文化傳播和分享
若您有異議，請聯系我們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