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國人對俠懷有敬畏與向往，不管是“拔劍欲高歌，有幾根俠骨，禁得揉搓”，還是俠之大者，為國為民，都是對于俠的一種描述。正如李白的《俠客行》“趙客縵胡纓，吳鉤霜雪明。銀鞍照白馬，颯沓如流星。十步殺一人，千里不留行。事了拂衣去，深藏身與名。······縱死俠骨香，不慚世上英。誰能書閣下？白首太玄經。”寫盡了文人對于俠的向往與追求。中國的俠文化的起源最早可以追朔到先秦時期。而俠與游俠是否一樣呢？本文選取兩漢這一游俠發展的特殊時期，借助典籍對游俠的定義及其發展歷程進行分析。首部論述俠的著作是韓非的《韓非子》,謂“儒以文亂法，俠以武犯禁”。這認為俠就是用武力侵犯法律的人，但是要注意到，這里只是說明俠會用武力侵犯到法律，而不能證明凡是武力侵犯法律的即是俠。后世研究者很多將其作為充分必要條件是不對的。
呂思勉說：“游俠者，古武士之遺也”，先秦階級崩壞而“士遂流離失職，而民之有才智覬為士者顧益多。于是好文者為游士，好武者為游俠。”[1]馮友蘭也認為俠士就是打仗之專家，即武士。
《史記》中論述游俠則是：“今游俠，其行雖不軌于正義，然其言必信，其行必果，己諾必誠，不愛其軀，赴士之戹困，既已存亡死生矣，而不矜其能，羞伐其德，蓋亦有足多者焉。……今拘學或抱咫尺之義，久孤于世，豈若卑論儕俗，與世沈浮而取榮名哉！而布衣之徒，設取予然諾，千里誦義，為死不顧世，此亦有所長，非茍而已也。故士窮窘而得委命，此豈非人之所謂賢豪間者邪？誠使鄉曲之俠，予季次、原憲比權量力，效功於當世，不同日而論矣。要以功見言信，俠客之義又曷可少哉！”[2]《史記·季布、欒布列傳》集解引如淳曰：“相與信為任，同是非為俠。”[3]增淵龍夫認為游俠不是特殊的一個社會集團，而應該看作一群具有俠客氣質的人，即游俠沒有階級屬性，只有性格屬性，這一點更注重司馬遷對游俠的道德描述。班固在《后漢書》中更多地繼承韓非而加以調整，一是強調“作威作惠”的社會活動，二是強調“背公死黨”的政治傾向。倒并不一定“俠以武犯禁”，也并不一定要“存亡死生，不愛其軀”。俠只是一群社會上于官方秩序之外自行其是、自施其威的人。三是對漢代游俠發展史的歸納。司馬遷只以“閭巷之俠”為俠，班固則社會上各類人舉而并包。他把整個西漢之俠分為兩段。前期“代相陳烯從車千乘，而吳濞、淮南皆招賓客以千數。外戚大臣魏其、武安之屬竟逐于京師，布衣游俠劇孟、郭解之徒馳騖于閭閻”[4]。從這里可以看到，班固對俠的新認識：身份更自由，諸侯、大臣、布衣，人人均可為俠；行為更規范，不是以武犯禁，而在雄強鄉里，豪杰大猾與貴家賓客，皆為立強于世；三是游俠漸為眾庶，杰出者少。 秦末漢初時期的游俠，主要有“少年”、六國舊貴族和布衣之俠。“少年”專指不事生產、不拘行跡的一類人。如《史記·秦始皇本紀》：“山東郡縣少年苦秦吏，皆殺其守尉令丞反。”[5]《史記·項羽本紀》：“東陽少年殺其令，相聚數千人。”[6]《史記·高祖本紀》：“少年豪吏如蕭、曹、樊噲等皆為收沛子弟二三千人。”[7]此外，史記之《留侯世家》、《陳丞相世家》、《張耳陳余列傳》、《魏豹彭越列傳》、《田儋列傳》、《樊酈滕灌列傳》中都有關于少年的記載，可見少年是秦末漢初時常見的一類游俠。六國舊貴族是指六國在被秦滅亡之后，流落到民間淪落為俠士的人。項羽、項梁、項伯是楚國后人，張良是韓國后人，張耳、田氏兄弟皆為六國貴族，這些人都算是豪俠。除了少年與貴族外，還有平民之俠，呂思勉《秦漢史》稱：“漢高為游俠者流，顯而易見。”[8]其實蕭何、曹參、樊噲、陳平、酈商、韓信等何嘗不是如此呢？漢初到武帝時期，游俠主要是指布衣與貴族。史馬遷認為“漢興有硃家、田仲、王公、劇孟、郭解之徒，雖時捍當世之文罔，然其私義廉絜退讓，有足稱者。名不虛立，士不虛附。至如朋黨宗彊比周，設財役貧，豪暴侵凌孤弱，恣欲自快，游俠亦丑之。余悲世俗不察其意，而猥以硃家、郭解等令與暴豪之徒同類而共笑之也。”[9]這里的硃家、田仲、王公、劇孟、郭解等即是布衣。征和中“詔捕陽陵朱安世不能得，上求之急……安世者，京師大俠也。”[10]安世，也是布衣之俠。皇親貴戚當中，有戾太子以賓客起兵；燕王劉旦“招致游士”，“藏匿亡命”，“招來郡國奸人”，“外連郡國豪杰以千數”[11]；館陶公主近幸董偃之門，亦有“郡國狗馬蹴鞠劍客輻湊董氏”。[12]又有“眭弘字孟，魯國蕃人也。少時好俠，斗雞走馬，長乃變節。”[13]昭宣之世，俠進一步發展。宣帝本人，少年流落民間，“高材好學，然亦喜游俠，斗雞走馬，具知閭里奸邪，吏治得失。”[14]因此其對游俠采取較為寬松的政策，當時即有朱云、朱博行俠其間而裕如也。但是對于不法之俠，也嚴厲打擊，如任用田延年、趙廣漢等打擊游俠。元帝、成帝時期，游俠經歷了“發展——鎮壓”的循環，是游俠走向江湖的一次中間過渡。元帝對俠采取優容，僅稍加抑制，不使其參與朝政而已。成帝時，“長安熾盛，街閭各有豪俠。”[15]他們不僅廣交結，求名聲，疏財振人，更作奸犯科，或攻擊長吏，或借客報仇，剽掠殺劫，求財逞勝。因此“長安中奸猾浸多，閭里少年群輩殺吏，受賕報仇，相與探丸為彈，得赤丸者斫武吏，得黑丸者斫文吏，白者主治喪；城中薄幕塵起，剽劫行者，死傷橫道，桴鼓不絕。”[16]因此成帝任用酷吏對豪俠大加誅殺，任用王尊、孫寶、尹賞為京兆尹，誅殺賈萬、禹章、張禁、趙放、楊章、杜稚季、杜蒼等豪俠“少年”。成帝時，王氏五侯競相養客，“然皆通敏人事，好士養賢，傾財施予，以相高尚”，其中任俠樓護即出其門下。丞相王商“宗族權勢，合貲巨萬計，私奴以千數，非特劇孟匹夫之徒也”[17]，紅陽侯王立和王莽也樂于招致賓客。哀帝時，“侍中王林卿通輕俠，傾京師。后坐法免，賓客愈盛”[18]由此可見，當時任俠之風極盛。當時，自哀、平間，郡國處處有豪杰，如杜君敖、韓幼孺、繡君賓、漕中叔、漕少游父子等，皆一時“名聞州郡者”。[19]后來王莽篡權，“誅鋤豪俠，名捕漕中叔。”[20]又借呂寬之獄，“連引郡國豪杰素非議己者，內及敬武公主、梁王立、紅陽侯立、平阿侯仁”。[21] 正史從《后漢書》不再有游俠傳，游俠遭到打壓從而走向沒落。孫鐵剛認為“在景武之世的濫刑、濫殺之下，游俠之流根本無活動的余地，游俠的地位一蹶不振。二十五史中只有《史記》與《漢書》有《游俠傳》，自《后漢書》迄《明史》都無游俠列傳，這正可看出自東漢以后游俠已經沒落，不再為史家所重視。”[22]雖然如此，但是我們仍然可以通過《后漢書》、《三國志》等史料，發現當時的游俠之風相當盛行。西漢末年東漢初年，由于局勢動蕩，各地起義軍紛紛反對王莽改制，游俠之風開始在社會蔓延開來。以東漢開國皇帝劉秀集團為例，劉秀兄弟“兄伯升好俠養士”“兄伯升素結輕客”。[23]湖陽公主則稱光武“為白衣時，藏亡匿死，吏不敢至門”[24]此外，劉玄、王郎、劉林、劉永、隗崔、王遵、吳漢、竇融等[25]也多“交結豪杰”。這種游俠之風盛行的局面一方面擴大了豪俠的勢力范圍，另一方面對推翻王莽政權起到了一定的推動作用。光武帝即位以后，游俠之風的蔓延對中央集權產生了很大的威脅。光武帝深覺豪俠之害，開始大力打擊豪俠。首先是任用酷吏打擊游俠。任用董宣，“搏擊豪強，莫不震慄。京師號為'臥虎’。歌之曰：'枹鼓不鳴董少平。’”[26]同時，為了分散地方權力和防止地方結黨營私，嚴禁賓客之風。“時禁網尚疏，諸王皆在京師，競修名譽，爭禮四方賓客。壽光侯劉鯉，更始子也，得幸于輔。鯉怨劉盆子害其父，因輔結客，報殺盆子兄故式侯恭，輔坐系詔獄，三日乃得出。自是后，諸王賓客多坐刑罰，各循法度。”[27]楚王劉英、濟南安王劉康都因交結賓客而受處分。光武帝打擊游俠的政策起到了很大的效果，導致當時地方沒有產生很有影響力的豪強，甚至布衣之俠當中也沒有產生有較大影響力的人物。當然，游俠之風不可能完全消除，這時的豪俠以個人為主，而且交游的圈子相比比較狹窄，如“子碩，豪俠，以貨殖聞。”[28]光武帝以后，東漢游俠趨于邊緣化，并發生轉化，出現了較以往更為濃烈的復仇、刺客和豪強風氣。復仇之風分為兩種，一種是受壓迫而為游俠，如祭遵、蘇不韋等“嘗為部吏所侵，結客殺之”、“遂變名姓，盡以家財募劍客”[29]有人是在復仇以后，違反了國家法律，而變為游俠的。如田尚報父仇，“聚會輕薄數百人”[30]；張繡為上司報仇，“郡內義之，遂招合少年，為邑中豪杰”[31]這二者皆為形勢所迫變為游俠。復仇外，還有刺客之俠。有的刺客是受政治需要，如永初五年十二月，“漢陽太守趙博遣客刺殺杜琦”；元初四年九月，“護羌校尉任尚使客刺殺叛羌零昌。”[32]有的刺客是職業性質的，如東漢“洛陽至有主諧合殺人者，謂之會任之家，受人十萬，謝客數千。”“高至數十，下至四五，身不死則殺不止”，“雖嚴令尹，終不能破攘斷絕。”[33]豪強之中也不乏游俠，而且在東漢特別是東漢末期表現得最為明顯。董卓、袁術、袁紹、曹操、劉備、孫堅等人，都是以貴胄公子而為俠的。如濟南劉節“舊族豪俠，賓客千余家”[34]；揚州鄭寶、張多、許乾“各擁部曲”[35]；譙國許褚，“從褚俠客”，“聚少年及宗族數千家”[36]。其中以游俠知名的還有張邈、張燕、王匡等。如“張邈字孟卓，東平壽張人也。少以俠聞，振窮救急，傾家無愛，士多歸之。”[37]縱覽兩漢游俠，多疏通財貨，“修行砥名，聲施于天下”，同時“以武犯禁”、“聚徒私交”。這種多重性導致統治者與民眾對游俠非常矛盾。兩漢游俠的含義發生了巨大的轉化，這一轉化過程伴隨著兩漢游俠的興衰榮辱的過程，以后的中國歷史關于游俠的記載逐漸減少，開始出現關于武俠的小說、傳奇等文體[38]，這些著作表明中國的俠文化由游俠文化向武俠文化轉變，游俠也逐漸被人所遺忘。 參考文獻： [1]呂思勉：《秦漢史》，北京：商務印書館，2010年。 [2][3]（漢）司馬遷撰，（宋）裴骃集解：《史記·游俠列傳》《史記·季布欒布列傳》，北京：中華書局，2011年。 [4]（漢）班固撰：《漢書·游俠傳》，北京：中華書局，2012年 [5][6][7]（漢）司馬遷撰，（宋）裴骃集解：《史記·秦始皇本紀》《史記·項羽本紀》《史記·高祖本紀》，北京：中華書局，2011年。 [8]呂思勉：《秦漢史》，北京：商務印書館，2010年。 [9]（漢）司馬遷撰，（宋）裴骃集解：《史記·游俠列傳》，北京：中華書局，2011年。 [10][11][12][13][14][15][16][17][18][19][20][21]（漢）班固撰：《漢書·公孫賀傳》《漢書·武五子傳》《漢書·東方朔傳》《漢書·眭弘傳》《漢書·宣帝紀》《漢書·游俠傳》《漢書·酷吏傳》《漢書·王商傳》《漢書·何并傳》《漢書·游俠傳》《漢書·游俠傳》《漢書·王莽傳》，北京：中華書局，2012年。 [22]孫鐵剛：《秦漢時代士和俠的式微》，臺灣大學歷史學系學報，1975（2）：1——22頁，持此種觀點的還有陳平原：《千古文人俠客夢》、汪涌豪：《中國游俠史》。 [23][24]（宋）范曄撰，（唐）李賢等注：《后漢書·光武帝紀》《后漢書·酷吏傳·董宣》，北京：中華書局，2012年。 [25]（宋）范曄撰，（唐）李賢等注：《后漢書》，劉玄、劉永、吳漢、竇融見《本傳》，王郎、劉林見《王郎傳》，隗崔見《隗囂傳》，王遵見《公孫述傳》，北京：中華書局，2012年。 [26][27][28][29][30]（宋）范曄撰，（唐）李賢等注：《后漢書·酷吏傳·董宣》《后漢書·光武十王傳》《后漢書·文苑傳上·杜篤》《后漢書》，祭遵見《本傳》，蘇不韋見《蘇章傳》《后漢書·循吏傳·任延》，北京：中華書局，2012年。 [31]（晉）陳壽撰，（宋）裴松之注：《三國志·魏書·本傳》，北京：中華書局，2000年。 [32]（宋）范曄撰，（唐）李賢等注：《后漢書·孝安帝紀》，北京：中華書局，2012年。 [33]（漢）王符著，（清）汪繼培箋：《潛夫論箋校正·述赦》，北京：中華書局，1985年。 [34][35][36][37]（晉）陳壽撰，（宋）裴松之注：《三國志·魏書·司馬芝傳》《三國志·魏書·劉曄傳》《三國志·魏書·本傳》《三國志·魏書·呂布傳》，北京：中華書局，2000年。 [38]唐朝時期有傳奇這類作品，代表作為《昆侖奴》、《聶隱娘》、《紅線》，到了清朝則出現了大量的俠義小說，如《綠牡丹》、《兒女英雄志》、《蕩寇志》、《三俠五義》、《施公案》、《彭公案》、《大八義》、《小八義》等著作，這些著作的主人公多身懷絕技，但是其俠義品質在之前的游俠當中可以窺見。 （作者：李迎軍，南京大學中國史碩士，目前在南京農業大學任職。）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