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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祖第十 【原文】 漢高祖挾數用術，以制一時之利害，不如陳平；揣摩天下之勢，舉指搖目以劫制項羽，不如張良。微此二人，則天下不歸漢，而高帝乃木強之人而止耳。然天下已定，後世子孫之計，陳平、張良智之所不及，則高帝常先為之規畫處置，以中後世之所為，曉然如目見其事而為之者。蓋高帝之智，明於大而暗於小，至於此而後見也。 帝嘗語呂后曰：“周勃厚重少文，然安劉氏必勃也。可令為太尉。”方是時，劉氏既安矣，勃又將誰安耶？故吾之意曰：“高帝之以太尉屬勃也，知有呂氏之禍也。” 雖然，其不去呂后，何也？勢不可也。昔者武王沒，成王幼，而三監叛。帝意百歲後，將相大臣及諸侯王有武庚、祿父者，而無有以制之也。獨計以為家有主母，而豪奴悍婢不敢與弱子抗。呂后佐帝定天下，為大臣素所畏服，獨此可以鎮壓其邪心，以待嗣子之壯。故不去呂后者，為惠帝計也。 呂后既不可去，故削其黨以損其權，使雖有變而天下不搖。是故，以樊噲之功，一旦遂欲斬之而無疑。嗚呼！彼豈獨於噲不仁耶！且噲與帝偕起，拔城陷陣，功不為少矣。方亞父嗾項莊時，微噲誚讓羽，則漢之為漢，未可知也。一旦人有惡噲欲滅戚氏者，時噲出伐燕，立命平、勃即斬之。夫噲之罪未形也，惡之者誠偽未必也。且高帝之不以一女子斬天下之功臣，亦明矣。彼其娶於呂氏，呂氏之族若產、祿輩皆庸才不足恤，獨噲豪健，諸將所不能制，後世之患，無大於此矣。夫高帝之視呂后也，猶醫者之視堇也，使其毒可以治病，而無至於殺人而已矣。樊噲死，則呂氏之毒將不至於殺人，高帝以為是足以死而無憂矣。彼平、勃者，遺其憂者也。噲之死於惠之六年也，天也。使其尚在，則呂祿不可紿，太尉不得入北軍矣。或謂噲於帝最親，使之尚在，未必與產、祿叛。夫韓信、黥布、盧綰皆南面稱孤，而綰又最為親幸，然及高祖之未崩也，皆相繼以逆誅。誰謂百歲之後，椎埋屠狗之人，見其親戚乘勢為帝王而不欣然從之邪？吾故曰：“彼平、勃者，遺其憂者也。” 本文選自《嘉祐集·權書》的最后一篇。 高祖，劉邦的廟號，原名劉季。他是西漢開國皇帝，功勞最高，因此尊為“高皇帝”，簡稱“高帝”。 曾鞏在《蘇明允哀詞》中說，蘇洵“好為策謀，務一出已見，不肯躡故跡。”這里主要是對蘇洵的軍事主張說的，其實蘇洵很強調必須要有自己的心得才能發為文章，所以他的文章都有自己的獨立見解。關于漢高祖劉邦，西漢司馬遷《史記》和東漢班固《漢書》等多從劉邦起事反秦，楚漢相爭，到統一國家，建號稱帝的全過程記述; 對于劉邦取得成功的一切優勝措施一一做生動的描繪。而此文卻不同先賢，僅選取了高祖劉邦“為了孫計”“先為之規劃處置，以中后世之所為”的一個方面，縱橫捭闔，宏辯博論。 文章起始，先退讓一步，認為高祖在政治、軍事方面不如陳平、張良。陳平，陽武 (今河南省原陽縣) 戶牖鄉人，最初在項羽手下任都尉，后投靠了劉邦，任護軍中尉，是劉邦身邊一位足智多謀的助手。他曾六出奇計，用反間計，離間了項羽和范增; 建議劉邦權且重用韓信; 劉邦被圍平城，他用秘計使其脫險等等。劉邦死后，呂氏專權，在多難之秋，履險如夷，與周勃等人一起誅呂安劉，卒建大功，是西漢一代名臣。張良，字子房，劉邦身邊的決策人物。劉邦曾說：“運籌策帷帳之中，決勝于千里之外，吾不如子房。”但是，緊接著筆鋒一轉，“然天下已定，后世子孫之計，陳平、張良智之所不及; 則高帝常先為之規劃處置，以中后世之所為。曉然如目見其事而為之者。蓋高帝之智，明于大而暗于小，至于此而后見也。”文章中心是要論證高祖預知呂氏之亂，安排“周勃安劉”之智，卻以陳平、張良襯托入筆，確有“出入起伏”之奇。高祖之智，在于預知自己百年之后呂氏之禍，以安排“周勃安劉”。 既然預知呂氏之禍，“其不去呂后，何也?”由此設問，文章進入從容裕如的議論。呂后，名雉，字娥姁，劉邦的妻子，孝惠帝劉盈的母親。曾佐劉邦定天下。劉邦死后，她掌握朝政，殘害劉邦后代以及西漢開國老臣，大封呂氏宗族，釀成了后來的諸呂作亂。如此人物，高祖既預知其將起禍亂，為何生前不去之呢?蘇洵只回答了一句：“勢不可也。”，即當時的形勢不能這樣做。接著，宕開筆端，不作正面解釋，而是引了一段典故：周武王姬發在伐紂取得勝利后，封紂的兒子武庚作為諸侯;又把商地分為三部分，命令自己的兄弟管叔、蔡叔、霍叔各占據一部分，以監視武庚(字祿父)，稱為“三監”。武王死后，成王姬誦繼位，“三監”背叛，被輔政的周公“廢黜”。武庚認為有機可乘，就起兵反周。周公先穩定內部，然后親自帶兵東征，殺武庚，滅了奄等十七國。當初武王姬發想到自己百年之后，將相大臣及侯王中還有武庚那樣的人，一旦這樣的人起禍，沒有人能治住他們。考慮到家里有自己的妻子、成王母親在，強橫的奴仆們就不能與年幼的成王作對了。 以此類比，“呂后佐帝定天下，為大臣素所畏服，獨此可以鎮壓其邪心，以待嗣子之壯;故不去呂后者，為惠帝計也。”劉邦用心可見良若，蘇洵用典之妙令人叫絕。 劉邦不速去呂后，固然是“為惠帝計”，然而呂后畢竟是株毒堇。“使其毒可以治病，而無至于殺人”，避免一旦禍起蕭墻，就需“削其黨，以損其權，使雖有變，而天下不搖”，而“獨噲豪健，諸將所不能制，后世之患，無大于此”，文章順理成章，自然轉入對高祖“智”的更進一層的分析。噲，即樊噲。劉邦的同鄉，屠狗出身，隨劉邦起兵反秦，身經百戰，屢立戰功，鴻門宴上曾救得劉邦性命。曾任右丞相，呂后將其妹呂須嫁給了樊噲。對這樣一位功勛卓著，而又十分危險的人物，劉邦絕不等閑視之，為了鞏固劉氏天下，“一旦人有惡噲欲滅戚氏者，時噲出伐燕，立命平，勃即斬之。然而，“陳平畏呂后，執噲詣長安。至則高祖已崩，呂后釋噲，使復爵邑”(《史記·樊噲列傳》)。顯然，高祖并不是因為樊噲欲滅戚氏才令人斬他的，而是由于樊噲的確是呂氏集團中唯一難對付的猛將。陳平等人出于私慮沒能殺掉樊噲，就遺留下后患，使人擔憂。樊噲死于惠帝六年，沒趕上諸呂之亂。 行文于此，蘇洵提出了自己的看法：“或謂噲于帝最親，使之尚在，未必與產(呂產)、祿(呂祿)叛。夫韓信、黥布、盧綰，皆南面稱孤，而綰又最為親幸 (綰是劉邦同鄉，好朋友); 然及高祖之未崩也，皆相繼以逆誅; 誰謂百歲之后，椎埋屠狗之人 (指樊噲)，見其親戚乘勢為帝王，而不欣然從之邪?吾故曰：'彼平、勃者，遺其憂者也。’”應該說，蘇洵的分析、推理，以及對樊噲的看法是新奇而又能自圓其說的。想到韓信、黥布、盧綰能在高祖未崩時反叛，那么，高祖百年之后，樊噲乘著呂后的勢力，怎會不“欣然從之邪”，所以沒有去掉樊噲，實是遺患啊! 盛贊蘇洵的歐陽修說，蘇洵的文章“博辯宏偉”，“縱橫上下，出入馳驟，必造于深微而后止”(《蘇明允墓志銘》)。本文確有此特色。文章以陳平、張良為襯起筆，提出高祖預知呂氏之禍以安排“周勃安劉”之智; 接著引周武王的典故，說明高祖不速去呂后的原因，并將呂后比作毒堇。對樊噲，成一家之言，議論圓轉。全文上下八百多年，縱橫涉及二十余人;上到高祖皇帝，下至“豪奴悍婢”，議論縱橫開合自如。 結構謹嚴，論說周詳是本文特色之二，文章從“劉氏既安矣，勃又將誰安邪”發問，到“知有呂氏之禍也”作答著，從“雖然，其不去呂后，何也”的設問起，引出“呂后佐帝定天下，為大臣素所畏服，獨此可以鎮壓其邪心，以待嗣子之壯; 故不去呂后者，為惠帝計也”的原因; 呂后既不可去，故削其黨，以損其權，使雖有變，而天下不可搖; 是故以樊噲之功，一旦遂欲斬之而無疑，自然轉入到對樊噲的評論上。而樊噲“與帝偕起，拔城陷陣，功不為少矣”，又“其娶于呂氏……獨噲豪健，諸將所不能制，后世之患，無大于此”，結論是“吾故曰： 彼平、勃者，遺其憂者也。”論說如環環相扣，層層剝筍，結構嚴謹而不板滯，條理清晰而有波瀾。 蘇洵這篇文章，充滿濃厚的儒家正統思想，作為“濟義之術”(《權書·敘》)，顯然是為宋朝封建統治者提供歷史經驗，為穩定皇帝統治的正統地位服務的，自然這也是那個時代造就的大多數知識分子的追求。但是，本文“煩能不亂，肆觸不流，其雄壯俊偉，若決江河而下也; 其輝光明白，若引星辰而上也” (曾鞏《蘇明允哀詞》)的風格和寫作特色，卻是值得我們鑒賞的。呂祖謙在《三蘇文選》中評騭蘇洵《高祖》說：“此篇須看抑揚反復過接處，將無作有，以虛為實。”李方叔也以為作文須“駕空立意”，此篇恰是顯例：“《高祖》論，不去呂后之意，作一段議論。當時夫子與高祖之意未必如此，皆駕空自出新意，文法最高，熟之必長于論。”這種別出機杼的筆法也是可堪借鑒。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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