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音樂家之子到希特勒的劊子手

老駱駝4753 2021-08-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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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德]羅伯特·格瓦特譯者：劉菲鶯

萊因哈德·海德里希是公認的20世紀標志性大惡人之一，甚至在納粹精英當中也是個駭人的角色。由對邪惡的癡迷所激發的數不清的電視紀錄片，提供了有關其神秘生活的流行畫面，而對于他1942年遭遇的刺殺，以及在對波希米亞利迪策村的復仇性毀滅中達到巔峰的前所未有的納粹報復性暴力浪潮，也不乏聳人聽聞的描述。“類人猿行動”—可能是整個第二次世界大戰中最為驚人的特勤行動—的歷史及其暴力后果，自1942年起就激發了大眾的想象，為海因里希·曼的《利迪策》（1943）、貝特霍爾德·弗里德里希·布萊希特的《劊子手之死》（1943），以及最近贏得了龔古爾文學獎的洛朗·比內的小說《刺殺蓋世太保》（2010）提供了背景。

大眾對海德里希持續的癡迷很容易解釋。盡管他1942年6月于布拉格暴死的時候僅有三十八歲，但他在希特勒快速膨脹的帝國里已積攢了三個要職。第一，作為納粹龐大的政治和刑事警察機構—該機構和強大的黨衛軍情報機構保安局于1939年并入帝國安全總部—的頭目，海德里希統領著一支規模可觀的蓋世太保影子軍隊，以及對納粹在本土和占領地的恐怖活動直接負責的保安局官員隊伍。因此，他在對奧地利、捷克斯洛伐克、波蘭和蘇聯的行動期間，也負責臭名昭著的特別行動隊。第二，在1941年9月，海德里希被希特勒任命為波希米亞和摩拉維亞代理總督，這一職位讓他成為這片前捷克領土無可爭議的統治者。在其統治下的布拉格的八個月，以及他遇刺之后的余波，至今仍是捷克現代歷史上最黑暗的時代，并被人們所銘記。第三，在1941年，納粹德國的二號人物赫爾曼·戈林授意海德里希去尋找并實施一項歐洲“猶太人問題的總體解決方案”。在1942年夏天之前，這項解決方案以對歐洲猶太人肆意、系統的屠殺而達到巔峰。有了這三個職位，海德里希在第三帝國復雜的權力體系中無疑扮演著一個中心的角色。

然而，盡管他對以納粹德國名義犯下的一些最為嚴重的暴行負有主要責任，而且歷史學家和大眾對希特勒的獨裁統治皆保持著興趣，但在有關第三帝國的廣博文學作品中，海德里希卻一直是個被不可思議忽視了的、出奇模糊的形象。盡管已經出版了約四萬種講述納粹德國歷史的書，其中還包括了幾項重要的關于其他像希姆萊、恩斯特·卡爾滕布倫納、阿道夫·艾希曼和維爾納·貝斯特這樣身居高位的黨衛軍官員的研究，但并沒有嚴肅的學術傳記來涵蓋這位納粹恐怖機關的關鍵人物的一生。對于這個令人驚詫的忽視，唯一的例外是什洛莫·阿隆森1967年的開創性博士論文，研究主題是關于海德里希在蓋世太保和保安局的早期所扮演的角色，不幸的是，這一角色于1936年黨衛軍全權接管了德國警察后就結束了。這篇論文是用德文寫的，并且從來沒有被翻譯成英文。阿隆森的研究像是一口礦，滿是關于海德里希早期生活的材料，而且不容后來研究該領域的歷史學家所忽視。但他的研究并不是一部傳記，其初衷也從來不是成為傳記。

數位記者曾試圖填補職業歷史學家所留下的空缺。盡管這不是沒有一點好處，尤其是在搜集戰后海德里希的前黨衛軍同伴和兒時好友的證詞方面，這些早期的海德里希的傳記反映了一種現在看來已大體過時了的對納粹領導人的理解，覺得他們要么是道德敗壞的罪犯，要么就是反常理性的臺面殺手（desk-killers）—這種解讀是建立在戰后來自納粹受害者及前黨衛軍成員的證詞之上。1937年至1939年間擔任但澤自由市國際聯盟高級專員的瑞士人卡爾·雅各布·布爾克哈特，于1935年夏在一次對納粹集中營的檢查訪問期間見過海德里希。在其回憶錄中，他廣為人知地將海德里希描述為第三帝國的“年輕又邪惡的死神”。前黨衛軍下屬的戰后回憶也同樣不敢恭維。海德里希多年的副手貝斯特博士則把他的特征概括為“納粹領導人中最兇惡的性格”，被一種“完全不在乎他所屠殺的那些人的非人性”所驅使。希姆萊的個人副官卡爾·沃爾夫說海德里希是“魔鬼般的”，同時，帝國安全總部的部門頭目當中最年輕的瓦爾特·舍倫貝格回憶說，他的前任老板是個有著肆虐野心的人，并“對別人的道德、人性、職業和政治上的弱點有著一種不可思議的敏銳感知”。“他非同一般的智力”，舍倫貝格強調說，“伴隨著像食肉動物般時刻保持警惕的直覺”，他“在一群兇猛的狼當中，必須總要證明自己是最強的那只”。

海德里希

我們必須謹慎對待類似的來自前黨衛軍官員的戰后證詞。海德里希、希姆萊和希特勒已死，第三帝國也毀滅了，被盟軍俘虜的貝斯特、沃爾夫、舍倫貝格和其他黨衛軍高級官員渴望洗清他們自己的責任，并“證明”他們只是因為領導太有權、太可怕，他們不得不服從，才執行了領導的命令。然而，他們對于海德里希的描述卻和查爾斯·懷頓1962年的傳記《海德里希：希特勒最邪惡的黨羽》這樣的書所激起的大眾想象相符。懷頓通過解釋海德里希的殺戮狂熱而使得一個強大的傳言延續了下去：這個傳言聲稱他有猶太人的家庭背景，它始于海德里希的青春期早期，而且盡管他的家人再三反駁，這傳言還是不斷地在第三帝國期間和之后不斷重現。1945年以后，這則傳言又被威廉·霍特爾這樣的前黨衛軍官員給培育起來。霍特爾在他的回憶錄《秘密前線》（1950）中堅持道，海德里希要求他的手下移除他“猶太外祖母”的墓碑。其他人也加入了“揭露”大屠殺的主要組織者是個猶太人這個可能有利可圖的潮流。希姆萊的芬蘭按摩師菲利克斯·克斯滕也許是為了以有關黨衛軍領導人聳人聽聞的揭秘來增加書的銷量，他在自己極不可靠的回憶錄當中堅稱，希姆萊和希特勒二人自20世紀30年代早期起就了解海德里希的“黑暗秘密”，但選擇為了政權利用這個“富有才華但也十分危險的男人”去做最骯臟的勾當。

懷頓不是唯一一個相信海德里希有猶太人血統這個傳言的人。休·特雷弗—羅珀在他為克斯滕的回憶錄所作的序中，“以其所具備的全部權威”確認海德里希是個猶太人—這個觀點受到了卡爾·迪特里希·布拉赫爾以及希特勒的傳記作者約阿希姆·費斯特這樣的著名德國歷史學家的支持。費斯特對海德里希簡短的性格描述—像典型的費斯特，形式絕佳，但內容沒有說服力—給關于海德里希據說是人格分裂的熱門辯論又添了把火。費斯特重復了海德里希來自猶太家庭背景的傳言，而且將他的行為歸結為一種自我厭惡的反猶主義。海德里希是個由自我憎恨所驅使的、有精神分裂癥的瘋子，他想要證明他的價值，并成為一個“像鞭子一樣的男人”；他以“魔鬼般的冷酷”運作著納粹的恐怖機關，以達到成為“希特勒的繼任者”的終極目標。

由于第二種具有影響力的黨衛軍高級官員形象的浮現，費斯特對于海德里希的個性描述遭到了質疑。在耶路撒冷地方法院，艾希曼待在他那玻璃亭子里的標志性照片捕獲了這一形象。漢娜·阿倫特對那場庭審的著名描述和她那關于“平庸之惡”的雋語，塑造了公眾在之后幾十年當中對黨衛軍成員的看法。在很長一段時間內，官僚政治的“死亡技術官員”—坐在辦公桌后異常理性的罪魁禍首—成了納粹分子的主導形象。這些犯罪分子專注于他們的職責，接下分配給他們的行政任務，并“正確地”“一絲不茍地”去執行這些任務，卻不覺得要為其后果負責。那時，對猶太人的大規模屠殺不再被看成回到了野蠻時代，而是現代官僚主義和滅絕人性的技術的巔峰，這個技術在奧斯維辛的匿名殺戮工廠得到了終極表達。大規模屠殺被展現成由專業人士—醫生和律師、人口統計學家和農學家—進行的消毒過程，他們的行動建立在無關道德的看似理性的決定之上，這一決定源自種族優生學、地緣政治考慮和經濟規劃。

這樣的形象強烈影響了另一部流行的海德里希傳記，它最初于1977年出版，即貢瑟·德施納的《追求絕對權力》。德施納曾為保守派日報《世界報》寫作，他正確地摒棄了懷頓和費斯特的以假心理學為依據的妖魔化。取而代之，他跟隨20世紀七八十年代的流行趨勢，將海德里希描述成一個對效率、成績和絕對權力感興趣的高級別技術官員的原型，對于這種人來說，納粹的意識形態首先且最重要的是實現野心的工具。德施納表明，海德里希太聰明，他才不會拿意識形態這種東西當真。

盡管海德里希是第三帝國冷血的“死亡行政官”這一流行看法在這些年大體上未受挑戰，但這一形象所依賴的基本信條在過去的二十年里已經被狠狠地、真正地侵蝕了。首先，現在人們清楚了意識形態在黨衛軍高級官員身上起到了關鍵的激勵作用，任何試圖將他們說成病態局外人的嘗試都是極其誤導人的。如果硬要說什么，那只能說黨衛軍成員往往比他們同時代的普通德國人或是西歐人受過更多的教育。他們更多情況下是善于社交、有抱負的年輕大學畢業生，有著良好的家庭背景，絕不是什么發了瘋的、社會邊緣的犯罪分子當中的少數極端分子。其次，現在人們普遍接受，最終導致大屠殺的決策過程經歷了幾個越來越激進的階段。海德里希自20世紀30年代初起就有意識地策劃大屠殺這一觀點，在20世紀80年代還在被他的傳記作家愛德華·卡利克所主張，而現在這一立場已不再站得住腳。盡管海德里希對發展納粹德國的迫害政策起到了中心作用，但他只是在柏林和德國占領的歐洲形形色色的行為人當中的一個，這些人推動了越來越極端的排除手段，直至最終的大規模屠殺。納粹德國所擁有的絕非一個平順的等級獨裁體制，而是一個“由多個派系統治的叢林”，包含了希特勒不正常地領導著的相互競爭的派系和國家機構。有權勢的個體和利益集團，想要通過預期他們元首的命令來取悅他，在某些政策方面“累積的激進化”是作為他們之間緊張和沖突的結果而出現的。

在這個復雜的權力結構當中，個體出于五花八門的原因而為納粹迫害和謀殺的政策做著貢獻，從意識形態信仰和極端民族主義，到野心、貪婪、施虐狂、軟弱，或者更現實的是上述若干種元素的組合。對于為海德里希寫傳記的人來說，過去十年間的修正主義論點提出了一整套的難題。如果大屠殺并非一場順當展開、集中控制的種族滅絕，而且海德里希和希姆萊并非對這場對猶太人的迫害和大屠殺的方方面面都負有責任，那么他們究竟要對什么負有責任呢？像一些歷史學家很正確地提出的那樣，如果大屠殺僅僅是向著血腥地解構歐洲復雜的民族構成所邁出的第一步，那么海德里希在這些計劃的發展和執行過程當中扮演了何種角色呢？甚至，更基本的問題是，他是如何“成為”海德里希的？

本書所提供的答案修改了一些有關海德里希個人向納粹主義轉變，以及他以第三帝國名義所犯下的一些最糟糕罪行的舊有假設。他1904年出生于哈雷市的一個養尊處優的天主教家庭，家里人是職業音樂家。這樣看來，海德里希走向大屠殺的道路一點都不直接。他的人生數次受到超出其控制范圍的不可預見事件的影響。不僅如此，他的行為只有放到20世紀上半葉塑造了德國歷史的知識、政治、文化和社會經濟條件的大背景下才能夠被完全解釋。

受權刊發，選自《海德里希傳：從音樂家之子到希特勒的劊子手》，本文為該書引言，[德]羅伯特·格瓦特著，劉菲鶯譯，譯林出版社2021年4月。

海德里希是他那一代人既典型又不典型的代表。和所謂的“戰爭青年一代”一樣，他也體驗到了相當一部分的深度破裂和創傷經歷，也就是說，海德里希在少年時期切身體驗到了第一次世界大戰及戰后幾年波濤洶涌的改革動蕩、惡性通貨膨脹和社會衰落。這些經歷使得他和其他許多德國人更易傾向于極端民族主義，然而，整個20世紀20年代，海德里希在政治上并不活躍，而且還因為不夠民族主義而遭到他的海軍軍官同伴們的排斥。他早期生活的轉折點是在1931年的春天，當時他因為毀了婚約并在此后對軍事榮譽法院的傲慢行為而被從軍隊遣散。他在大蕭條最劇烈的時候被遣散，這和他第一次與他未來的妻子莉娜·馮·奧斯滕相見的時間大致重合。莉娜在那時就已經效忠于納粹，并說服他去希姆萊的規模雖小卻很精良的黨衛軍中申請一個職位。

直至此時，海德里希的生活都可能走向一個大不相同的方向，并且，實際上剛開始他并不具備多少他后來作為蓋世太保和保安局頭目這個角色的顯著資質。對他日后發展至關重要的，是他1931年之后在黨衛軍內部的經歷和個人遭遇，尤其是他和希姆萊的緊密關系。換句話說，導致海德里希激進的最重要的因素，是他沉浸在一個由年輕且常常是受教育程度較高的人所組成的政治環境當中，他們靠著將假想中的內部敵人從德國清理掉這樣暴力的字眼而蓬勃發展，與此同時又拒絕中產階級的道德常規，覺得它是軟弱的、過時的，且對確保德國國家的重生是不適宜的。

然而，他雖然沉溺在這個滿是忠心耿耿的政治極端分子的暴力世界里，但這一點本身并不能解釋為何海德里希能嶄露頭角，并成為可以說是納粹領導層當中最為激進的人物。我們將會提出，至少他后來過激的原因之一，是他早期缺乏納粹的資歷。海德里希早期的人生有著一些不足之處，最為顯著的是持續不斷的有關他的猶太祖先的傳言，以及他相對較晚才轉變為納粹，其中，猶太祖先的傳言導致了讓他丟臉的1932年納粹黨對他的調查。為了彌補這些缺陷并給他的上級希姆萊留下印象，海德里希把自己變成了一個模范納粹。他接受了希姆萊世界觀里的主要信條，以及黨衛軍理想中的男子氣概、高超運動技能和軍事素養，并進一步將它們變得更加激進。海德里希甚至篡改了他早期生活的經歷以支撐他的納粹資格。據說，第一次世界大戰之后他參與了右翼激進自由軍團的作戰，但他充其量也只是在最低限度上參與了1918年之后的準軍事活動。也沒有任何記錄表明他曾是哈雷市眾多反猶主義團體的一員，而他后來卻聲稱自己曾屬于這樣的組織。

至20世紀30年代中期為止，海德里希已經成功地將他自己改造成了納粹意識形態的最極端支持者之一，并通過嚴格、日益廣泛的迫害政策來執行這一意識形態。他堅定地相信，要想實現希特勒的烏托邦社會就必須無情地、暴力地排除那些被認為是對德國社會有危險的元素，而這項任務最好是由作為希特勒意志執行者的黨衛軍來實施。只有將所有異己的、病態的和不懷好意的人從德國社會中清除，一個新的民族共同體才能嶄露頭角，對抗帝國死敵蘇聯的那場不可避免的戰爭才能取勝。海德里希設想中的“清洗”的意思，在1933年至1942年間將會劇烈地改變。這部分是因為要應對超乎他掌控的情況，部分是由與日俱增的自己無所不能的幻想所造成的。在第二次世界大戰爆發之后，這種幻想，即打擊德國真正的或是假想中的帝國內外之敵人的獨一無二的歷史機會已經到來，支配了許多高級黨衛軍、政策制定者和人口工程師。1939年，在戰爭爆發以前，大規模滅絕猶太人在海德里希看來甚至都是不可想象的，然而在接下來的兩年半期間，他關于該問題的看法激進化了。戰時的獸性，對失敗了的驅逐計劃的懊惱，來自東歐占領區的當地德國行政官員的壓力，以及由意識形態所驅使的解決“猶太人問題”的決心，共同導致了海德里希認為系統的大屠殺既是可行的，也是理想的情形。

然而，自20世紀30年代晚期以來海德里希就負有直接責任的“猶太人問題的解決方案”，其實只是一個更為廣泛的戰時計劃的一部分。在德國國防軍對蘇聯的勝利之后，這個計劃旨在通過驅逐、重新安置和謀殺上百萬東歐人來重新改造歐洲的整個民族構成。作為帝國在波希米亞和摩拉維亞的代理總督—海德里希于1941年9月至1942年6月暴死前擔任這一職位—他在其保護國發起了一個野心舉世無雙的種族歸類和文化帝國主義項目，以此來強調他對這些計劃的根本忠誠。

盡管他在中東歐推進日耳曼化，但海德里希清楚，這一進程的完全實現要等到國防軍對紅軍的勝利之后。從后勤的角度來看，在被攻占的歐洲驅逐、重新安置和謀殺據估計有三千萬斯拉夫人的同時，還要在戰場上與在人數上占優勢的敵軍聯盟打仗，這簡直是不可能的。而摧毀人數更少、更容易識別的歐洲猶太人，其所產生的后勤問題則遠遠更少。對海德里希和希姆萊而言，快速落實“最終解決方案”也提供了相較于占領區競爭性機構的重要戰略優勢：通過記錄他們在執行希特勒的種族滅絕命令時的可靠性，他們向元首自薦要成為實施甚至更加宏大的日耳曼化這一戰后計劃的不二機構。

因此，海德里希的生活提供了一個關于納粹統治最黑暗方面的唯一獨享的、私密和有機的視角。在有關第三帝國的高度專業化的文學作品里，這些方面中的很多都常常被人為地分隔開或是單獨地對待：黨衛軍的崛起和納粹警察國家的出現；導致了大屠殺的決策過程；反猶政策和日耳曼化政策之間的內在聯系；在納粹控制下的歐洲，德國占領區制度運行的不同方式。在一個更加個人的層面上，它反映了一些歷史情形，在這些情形之下，完全“正常”的中產階級背景出身的年輕人可以變成政治極端分子，決意要用超暴力來實施他們激進改變世界的反烏托邦幻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