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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0年9月2日，劉伯承偕同劉云同志一起到達武漢。劉云是湖南人，早年留法勤工儉學，后到莫斯科學習航空專業，回國后，就讀于黃浦陸軍軍官學佼，是一位很有才華的軍事干部。他們到達武漢以后，于當夜出席了長江局主席團會議。在會上，劉伯承傳達了中央政治局常委兼軍委書記周恩來的意見，對發動武漢暴動表示持重。劉伯承主張逐步積聚革命力量，培訓軍事干部，發展工農運動，以待時機成熟，奪取革命的勝利。同時，劉伯承還向長江局的同志介紹了上海軍事翻譯工作的進展情況。 對此，長江局一些負責同志有著濃厚興趣。9月3日，中央長江局立即向上海中共中央發出函件，要求得到劉伯承等同志的軍事翻譯作品，函稱：“據伯承講有一部分材料已翻譯出來，叫李祥五速校對好復印寄來，此地計劃開始訓練武裝，至要！”，不久，中央即在上海組織力量秘密進行印刷，并很快將這批軍事譯作送往各革命根據地和一些城市，供各級紅軍指揮員和白區工作同志參考。  一、在武漢，劉伯承積極領導長江局軍委的工作，根據周恩來的指示，勸說長江局有關負責同志貫徹共產國際的指示，糾正李立三的左傾冒險錯誤，停止實施武漢暴動計劃當時，武漢的白色恐怖日益加劇，國民黨反動派四處搜捕共產黨人。加上黨內出了變節分子，漢口、漢陽、武昌三個區委機關都遭到敵人破壞，許多同志被捕入獄，就連陪同劉伯承前往武漢的劉云同志也遭到敵人殺害。形勢日趨嚴重！在這種情況下，中共中央決定將長紅局的部分人員撤回。1930年年底，劉伯承乘輪東下，返回上海。 由于立三路線的影響，上海的黨組織也摩拳擦掌，準備搞暴動。劉伯承回上海后，仍負責軍事運動的工作。此時，暴動的準備工作早已展開，許多地下黨組織在忙于抓武裝，籌彈藥，制造炸彈。中央特科的聶榮臻等則早就收集到大量的情報資料。如帝國主義國家在上海的駐軍、軍艦和吳淞炮臺的情況以及偵探機關的情況，國民黨駐上海軍警和特務機關的情況，上海租界內街道交叉，建筑物高層、結構等情況，各大銀行、商號、米店的情況，等等。 劉伯承還了解到，特科的同志們為了解這些情況，費了許多周折，甚至獻出了生命。為了查清外國兵營的人數，他們就派人在兵營門口設攤，每天查看人員和物資的進出情況，以推算出兵營駐軍的數目。為了摸清監獄里被關押人員的底細，他們爬上監獄附近的教堂頂端，繪制出各棟牢房的草圖，推算出被關押人數。為了在暴動后能控制上海局勢，特科人員還千方百計弄到了金融市場、糧食市場的重要經濟情報。  看到手頭的這一厚本材料，劉伯承深為特科聶榮臻等同志的英勇行為所感動，同時又為這些同志的安全而憂慮。他在工作中盡自己的最大努力，保護革命力量，不使他們成為冒險主義的犧牲品。直到解放以后，當年在中央特科工作的聶榮臻、陳賡、劉鼎同志，對此仍記憶猶新。提起往事，劉伯承也深有感觸地說：“你們在上海為立三路線暴動準備的那一套材料，足有一本書那么厚，真不簡單啊!” 在當時劍拔弩張的形勢下，劉伯承一方面要想方設法保存革命力量，另一方面又要為準備暴動四處奔走，這是他的為難之處。劉伯承久歷戎行，素知謹慎是用兵的要訣。所以，當他在上海、鎮江、南京等地檢查暴動準備情況時，總是主張謹慎從事，不要輕易暴動。 二、聶榮臻回憶錄的披露關于劉、聶二人分頭組織暴動的事，聶榮臻在回憶錄中披露說：我到特科工作不久，一九三O年六月，中央政治局在李立三同志主持下，通過了《新的革命高潮與一省或數省的首先勝利》決議案。這個決議案，不考慮在白區要積蓄力量，隱蔽待機的必要性，而幼稚地認為，革命已經具備了取得勝利的條件。所以，要求在全國范圍內發動總暴動尤其是大中城市更要首先發動，以形成所謂“革命高潮的中心”。在這種錯誤思想指導下，制定了在各個中心城市舉行總起義的計劃，并命令紅軍向大中城市發動進攻。又是打長沙，又是打南昌、南京、武漢，提出了所謂“會師武漢，飲馬長江”的口號。簡直是在白日做夢，實在是毫無道理，脫離實際到了不可思議的地步，到了可笑而又不可原諒的程度。  在這種背景下，一九三O年七月，李立三叫劉伯承同志到武漢去策劃起義，以迎接各路大軍在武漢會師。要我去組織鎮江起義，成功后，再進攻南京，最后，和攻打長沙、南昌的我軍會師武漢。 就這樣，伯承同志帶了劉云同志去武漢。劉云，湖南人，也是留法勤工儉學學生，到過莫斯科，學過航空，回夙后曾到黃埔一期學習，是個人材。但就是這么兩個人，要想在武漢發動起義，這不是笑話嗎！結果，他們到武漢后，還沒有怎么活動，劉云同志就被捕了，不久即遭殺害。剩下伯承同志一人，只好回來了。 我到鎮江，情況和他們也差不多。我問，起義有些什么力量。回答說，醫院有一批傷兵，被我們爭取過來了；還有一股土匪，也可以爭取。我帶了兩個人去，一個是伍云甫同志，湘南起義的，搞無線電工作，還有個年輕的工人，湖南人，也是搞無線電的，叫涂作潮。我們分頭到了鎮江，他們兩人去，目的是事成之后，用無線電和中央聯系。 到了鎮江，我們分開住在旅館里。按規定的接頭辦法，我去找鎮江縣委書記，沒有找到。因為對鎮江地形不熟，既然耍組織起義，總得熟悉一下地形，就上街去買了一張鎮江地圖。等我回到旅館，看到我住的房間門開著，有兩個人在那里翻東西，我看不對頭，出問題了，就立即走開，沒有進去。從旅館出來，到哪里去呢？這時已經傍晚，街上行人逐漸少了，老在街上轉是有危險的，就只有到澡堂里去，好在當時鎮江的澡堂特別多，而且是通宵開放的，用洗澡來消磨時間。當天晚上，在這家澡堂洗了澡，躺一段時間，到另一家澡堂，又洗個澡，躺一段時間，一夜間連換了三個澡堂，洗了三次澡，才挨到天亮。早晨，街上有行人了，天下著小雨，還有些涼意，我雇了一輛人力車，把簾子放下，到了火車站，坐上火車，回到上海。  回到上海后，才知道伍云甫他們兩個人還沒有回來。于是，我接著又返回鎮江，到了鎮江，當地報紙已經登出我鎮江縣委機關被破獲的消息。我連忙至旅館找到了伍云甫他們。聽他們說，沒有遇到危險，還在等我的消息。我告訴他們，縣委書記被捕了，機關已經被破壞。隨后，我們一起回到了上海。 正當一些人熱衷的城市暴動到處碰壁的時候，從中央蘇區卻不斷傳來反“圍剿”戰爭勝利的消息。劉伯承同聶榮臻同志一起經常談論斗爭形勢和斗爭方式，他們一致認為，就中國目前的形勢來看，不能搞以城市為中心的冒險主義，不能輕易暴動而應該走井岡山的路子，打出地盤，用游擊戰爭的方式與反動軍隊周旋。 他們得知，毛主席和朱德同志指揮的第二次反“圍剿”戰爭，在15天的時間里，橫掃敵軍700里，獲得了偉大的勝利。第三次反“圍剿”戰爭，又殲敵17個團，斃俘敵3萬余人，引起國民黨軍隊內部的震動和分化，由此發生了著名的寧都起義。特別是在紅西瑞金成立的中央工農民主政府，形成了與國民黨全國性政權的對峙局面。這一切，使劉伯承聶榮臻更加堅信：井岡山的道路是發展中國紅軍的正確道路，也是中國革命的前途所在。他們的心，早就飛向了中央革命根據地。  三、特科負責人顧順章叛變1931年夏秋，軍委特科發生了一起重大事件，就是特科負責人顧順章叛變。顧順章的叛變，給黨的工作帶來了極大危險。因為他曾是政治局委員，又長期負責特科工作，他對中央機關的情況和負責同志的情況，知道得非常清楚。還由于中央領導同志常在他家里碰頭，所以，連他的家屬、親戚以及傭人，都認識許多中央負責同志。劉伯承、聶榮臻更是聯絡接頭的常客，情形十分危急。 萬幸的是，我們黨在南京特務機關心臟中，安插了錢壯飛同志，從而使我們黨避免了一場大災難。錢壯飛同志非常能于，得知顧順章被捕叛變的消息后，因為情況萬分緊迫，就立即親自回到上海，向中央報告。聶榮臻得到情報后，急忙趕到周恩來同志家里，不湊巧，他出去了，聶榮臻當即告訴鄧大姐，顧順章叛變了，你們要趕快搬家。 當時情況是非常嚴重的，必須趕在敵人動手之前，采取妥善措施。周恩來同志親自領導了這一工作。把中央所有的辦事機關進行了轉移，所有與顧順章熟悉的領導同志都搬了家，所有與顧順章有聯系的關系都切斷。兩三天里面，緊張極了，夜以繼日地戰斗，終于把一切該做的工作都做完了。等敵人動手的時候，我們黨的重要人物都己轉移，結果，敵人一一撲空，什么也沒有撈著。  但是，這樣一來上海就呆不住了。這年秋冬，劉伯承、聶榮臻分別奔赴江西中央蘇區，劉伯承先擔任紅軍學校校長，后任軍委總參謀長。聶榮臻蒯分配到紅一軍團任政委。在第四次、第五次反“圍剿”作戰中，劉伯承多次到一軍團同聶榮臻等一道研究作戰和政治工作問題。 1933年初，臨時黨中央從上海遷到了中央根據地，軍事顧問李德1933年9月也進了根據地，一切指導思想，戰略方針都變得一反常態，變得特別“左”，特別不切實際。尤其是1934年六屆五中全會以后，王明“左”傾路線在中央根據地占據統治地位，毛主席在中央已經幾乎沒有發言權。“左”傾冒險主義者甚至胡說，第五次反“圍剿”的斗爭“即是爭取中國革命完全勝利的斗爭”。他們胡搞亂搞，使紅軍蒙受巨大損失。結果使紅軍遭受巨大損朱，被迫進行長征。 長征開始，李德等人采用“甬道式”推進，盲目蠻干，迭遭挫折，待1934年12月18月，中央在黎平召開軍事會議，確定轉變紅軍戰略方向，改向貴州方面前進，并任命劉伯承為紅軍先遣司令，聶榮臻為政委，他們又再度聯手，共同率領紅軍斬關奪隘，為紅軍殺開一條血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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