吐魯番盆地的“彩繪木鴨”有什么意義？

吐魯番三大墓地隨葬彩繪木鴨習俗研究

本文所說的吐魯番的三大墓地是指：新疆吐魯番地區的阿斯塔那墓地、哈拉和卓墓地、巴達木墓地，簡稱“吐魯番三大墓地”。目前，吐魯番學已成為國際學術界一門顯學。而歷年來，學術界對吐魯番地區出土文物的研究重點主要是放在對三大墓地及其以外墓地出土的文書和絲、棉毛織物及大宗木器，諸如木案、木梳等的研究上。而對于彩繪木鴨的研究，可能是限于資料的缺乏以至于目前僅看到一篇論文面世。筆者不才，也曾就吐魯番三大墓地隨葬彩繪木鴨習俗作過探究。故撰此拙文，并借此機會與先行研究過此問題的張馳先生商榷。

一、問題的緣起

眾所周知：吐魯番地區地處歐亞大陸腹地，氣候屬于典型的大陸性暖溫帶荒漠氣候，日照充足，熱量豐富，降水稀少，極端干燥。全年平均氣溫14.1℃；年平均日照3049.5小時；高溫期長；溫差大，平均在14～15℃；極端最高氣溫47.7℃；無霜期在220天左右；年降水16.6毫米，蒸發量在2800毫米以上，空氣濕度30%。在這樣一個水資源匱乏、又極度炎熱干燥的地區，無論是歷史上還是現在都不適合養鴨子的地方。卻在此地被稱謂阿斯塔那、哈拉和卓、巴達木的地方的古墓中，出土了大量的彩繪木鴨。這一現象雖未引起學界人士足夠重視，但曾令不少人百思不得其解。

吐魯番巴達木墓地出土：木鴨1（04TBM234：1）、木鴨2（04TBM254：20）

吐魯番巴達木墓地出土木鴨（04TBM114：26）

有關彩繪木鴨的文化內涵，目前尚無定論。概括起來基本有三種說法：

一、單純陪葬動物俑說。即：彩繪木鴨只是單純的陪葬動物俑，因鴨子屬于當時經常飼養的家禽。

二、兒童玩具說。即：木鴨屬于當地兒童的玩具，所以葬于墓中。此說見于《絲路瑰寶——新疆館藏文物精品圖錄》對1972年，阿斯塔那170號墓出土的一件彩繪木鴨的解說詞（1）。

三、酒具說。即：彩繪木鴨“可能是酒具?！边@一說法是由張馳先生提出來的。第一種說法與吐魯番的當地歷史事實明顯不符。第二種說法，屬猜測之說，兩種說法均無學者著述立論。而張先生之“酒具說”，有《吐魯番阿斯塔那出土彩繪木鴨流源》（以下簡稱《木鴨源》）大作立論為證（2）。

《木鴨源》通過對阿斯塔那170號墓、169號墓、16號墓分別出土的三件彩繪木鴨，依次與1978年湖北隨縣曾侯乙墓出土的“彩繪鴛鴦盒”、湖北云夢睡虎地9號墓出土的一件“漆鳳形勺”和47號墓出土的一件彩繪“鳳形勺”、江蘇徐州奎山西漢墓出土的有柄鴨頭“勺”、漢樂浪郡故地——朝鮮平壤出土的漆制鴨形器造型上的比對和用途分析，又援引1964年南京西善橋南朝帝王陵出土的“竹林七賢與榮啟期磚畫”中小鴨浮于酒器內，被有學者認為這些小鴨不可能是真的鴨子，而是鴨形酒具之說，再舉南北朝時期吐魯番地區已盛產酒類，加之高昌地區的居民有飲酒的習俗為證，從而得出：阿斯塔那170號墓、169號、16號墓出土的彩繪木鴨“無論從外形、形制，還是從構思來看，都有可能是酒具”的結論。

二、三大墓地的地理區位與墓葬形制及主要隨葬品

阿斯塔那墓地位于吐魯番市東南40公里處的火焰山南簏的戈壁灘上，阿斯塔那與哈拉和卓連接在一起，兩個墓地分屬吐魯番市三堡鄉和二堡鄉地轄，南距高昌故城僅5公里。巴達木墓地位于吐魯番市二堡鄉巴達木村東，北距哈拉和卓墓地1公里，南距高昌故城4公里，西距阿斯塔那墓地3．5公里。考古資料顯示：這三大墓地的歷史年代時跨晉——唐。屬晉高昌郡時期以前的墓卻少有彩繪木鴨出土。出土彩繪木鴨的墓葬主要屬麴氏高昌王國時期至唐西州時期。

高昌故城遺址

吐魯番巴達木墓地出土木鴨（04TBM208：2）

三大墓地出土彩繪木鴨的墓，分單人葬、夫妻合葬與多人葬等。墓葬形制皆為斜坡道土洞墓。唐西州時，墓道內出現天井、甬道，并開鑿耳室置放俑像，墓室比前期略有增大，墓頂有圓頂、平頂等。埋葬方式與中原保持一致。隨葬器物多以陶器和木器為主。例：阿斯塔那墓群第二次發掘的屬麴氏高昌國時期21座墓，4座單人葬，其余均為合葬墓?！半S葬器物以陶器為主，器形普遍較小，制作較粗糙。器形有罐、碗、杯、盤、盆、燈等，紋飾多樣，以紅、白、黃三色繪制點紋、弦紋、仰俯蓮紋及幾何紋等。木器數量較大，以梳、鴨、握木、釘等較為常見”。唐西州時期9座墓，1座單人葬，余則為合葬墓，一般2—3人?！半S葬陶器以碗、罐、盤、盆、燈最為常見，器表紋樣中仰俯蓮紋減少，多以點紋、幾何紋為主。木器中出現仿陶冥器，有罐、碗、瓶和梳、握木、木釘等”。出土木鴨3件（3）。第十次發掘阿斯塔那墓群，屬麴氏高昌國時期10座墓，僅M154為單人葬，余則為合葬墓?！半S葬器物中陶器為最多，器形普遍較小，有罐、碗等，……木器也較多，以木碗、木梳、木鴨、握木較為常見?！背鐾聊绝?件。屬唐西州時期43座墓，單人葬也僅M201一座。墓道內出現天井、甬道，墓室左右或見耳室。“隨葬陶器以罐、碗、盤、燈多見，……木器中出現僅具陶器外形的罐、碗等冥器，常見木器有木梳、握木、木釘等”。出土木鴨2件（4）。巴達木墓地出土彩繪木鴨墓的隨葬品以陶器為主，器形有碗、罐、盤、盆、豆、燈紡輪等。木器次之，但器類龐雜，器形有碗、罐、盆、盒、盤、案、握木、梳、鴨、錐等（5）。

哈拉和卓墓地出土的彩繪木鴨

從三大墓地出土彩繪木鴨墓的隨葬品組合來看，盡管陶器、木器種類不少，但木器中木鴨與“握木”共出的情況，更引人注目。大家知道，“握木”或稱“木握”。史藉中稱“握木”或“握手”。作為隨葬品在內陸始于秦漢之前?！秲x禮義疏·士喪禮上》云：“握木用玄纏裹長尺二寸，廣五寸，牢中旁寸，著組系。〔正義〕鄭氏康成曰：'謂削約握之中史以安手也’。劉氏熙曰，'握，以物著尸手中，使握之也’”。1985年10月至12月，南京博物院在發掘江蘇儀征煙袋山漢墓時，曾出土了一件“握木”，發掘報告中稱：“木握  一件（1：407）。握身髹黑漆，長12、直徑1．6厘米（圖二二，1）”（6）。盡管握木因內陸古墓地下潮濕，保存不易，多已腐朽成灰。即便這一發現屬于孤證，也同樣可以說明三大墓地有彩繪木鴨和握木的墓葬，其喪葬習俗源于中原。

三、隨葬“彩繪木鴨” 非漢人墓所獨有

在現已公布的吐番阿斯塔那古墓群第一至十三次發掘的321座古墓中，出土木鴨的古墓有：59TAM303；60TAM307、M309、M313、M317、M320、M321、M325、M326、M327、M329、M339；64TAM5、M16、M24、M29、M31；65TAM42、；66TAM47、M69；67TAM76、M77、M79、M80、M81、M90、M94；68TAM99；69TAM117、M124、M140；72TAM152、M154、M169、M170、M175、M186、M200、M204；73TAM116、M196、M197、M198、M209、M213、M221、M231、M234、M237、M502、M504、M505、M509、M519、M526；計54座墓。占發掘古墓數的約六分之一。多數墓只出土木鴨一件，也有出兩件者，例：73TAM198、73TAM237分別出土2件（7）。 

哈拉和卓墓群所發掘的107座古墓中，57座有檔案資料的古墓，記錄出土木鴨的古墓有：64TKM1、64TKM3、64TKM5；75TKM71、75TKM73、75TKM80、75TKM103。共7座墓。占有發掘檔案資料墓總數近八分之一。一般一墓只出土一件木鴨（8）。

巴達木墓地一號臺地18座（04TBM101—04TBM118）墓。其中04TBM110、04TBM112、04TBM114三座墓各出木鴨一件。二號臺地60座（04TBM201—04TBM260）墓。04TBM203、04TBM204、04TBM208、04TBM225、04TBM233、04TBM234、04TBM239、04TBM240、04TBM243、04TBM244、04TBM248、04TBM253、04TBM254十三座墓出土有木鴨。其中04TBM203、208、225、234、254五座墓各出土兩件木鴨，其它八座墓各出一件。三號臺地4座 （05TBM301—05TBM304）墓。無木鴨出土。計巴達木墓群82座墓，實際清理79座。其中有16座墓共出土21件木鴨。占實際發掘墓葬總數的五分之一強（9）。

從三大墓地發掘出土的墓志、墓表、墓記、或墓磚以及文書資料來看，麴氏高昌國時期至唐西州時期，這一地域是以漢人為主和“昭武九姓”等多民族的聚居區。出土彩繪木鴨的墓主既有麴氏高昌國的豪門顯貴，也有來此五湖四海聚居于此的各族商旅。有漢人，也有“昭武九姓”等少數民族。

例：阿斯塔那古墓群第十次發掘的且有彩繪木鴨出土的72TAM152、M154、M169、M170、 M175、M186、M204、73TAM200就屬于麴氏高昌豪門張氏家族塋墓。其中M169墓主為“王國侍郎遷殿中將軍追贈凌江將軍屯田司馬張盾”；M170墓主為“財官校尉洿林令遷為虎威將軍轉為廣武將軍遷為長史令張洪”；73TAM200墓主為“新除侍郎遷東宮咨議參軍轉長史凌江將軍洿林令追贈廣武將軍綰曹郎中張仲慶”等，都曾為麴氏高昌王國時期的豪門顯貴。相關資料顯示：M169墓主張盾與M170墓主張宏，其字號分別為孝章和孝寅，兩人是兄弟關系。張氏家族祖籍河南南陽白水（10）。而其他出土彩繪木鴨墓的墓主諸如：59TAM303墓主趙令達、60TAM313墓主羅英、60TAM317墓主趙緒豐夫婦、60TAM320墓主趙善慶夫婦、60TAM326墓主將孟雍妻趙氏、60TAM327墓主趙羊德夫婦、60TAM339墓主范宗逑、64TAM16墓主唐武悅、65TAM38墓主汜崇鹿、65TAM42墓主杜相、67TAM80墓主嚴道亮、67TAM90墓主張武俊、67TAM94墓主嚴海隆、69TAM117墓主張歡、69TAM140墓主張龍相、73TAM197墓主張難陀夫婦、73TAM209墓主張善和夫婦、73TAM221墓主張團兒夫婦、73TAM234墓主刀住住、73TAM504墓主張善哲夫婦、73TAM509墓主張運感夫婦、73TAM519墓主張隆悅妻麴文姿、73TAM526墓主令狐氏，基本上都可以判定全是漢民族成員。他們的祖籍地可能分散在中原以至江南各地。

但有趣的是，巴達木墓地的“墓主姓氏有白、康、竺、買以及祖籍山東漢人。”且一號臺地白氏家族塋院M107出土有粟特文書，二號臺地康氏家族塋院M247中出土粟特文書殘片。所謂“墓主姓氏有白、康、竺”，即“白姓龜茲人、康姓康國人（昭武九姓）、竺，天竺人（印度人）”。從墓地保存較好的干尸來看，人體特征為長顱、面上寬下窄、高鼻、深目、黃發，并非漢人。他們是居住高昌國的胡商或“商胡”（11）。這16座胡商墓出土21件彩繪木鴨說明了什么？無非是明確的告訴人們：殉葬彩繪木鴨在當時的高昌地區，不僅為漢人所獨有，而作為一種文化時尚同樣被聚居于此的“昭武九姓”等少數民族兄弟所追隨。

四、“昭武九姓”墓隨葬彩繪木鴨說明了什么 

要回答這個問題，首先要從高昌國歷史沿革與民族文化談起，眾所周知：高昌國時期（北魏和平元年460至唐貞觀十四年640），在前后延續180多年的歷史時限內，高昌國的幾代君主——闞氏（460～488）、張氏（488～496）、馬氏（496～501）、麴氏（502 ～640）都是漢人。故史稱高昌人“本漢魏遺黎”。以交河城、高昌城為中心，日漸形成了一個相對獨立、穩定的漢人為主體的生活區域。高昌本車師故國，漢代鑿空西域，因其地理之要，設戊己校尉屯戍于此，漢人始大規模進駐該地。前涼于是處置郡，前秦、諸涼襲之，漢人遷聚繁衍益盛。而且，“麴、張二家，世代聯姻，已見于出土的多方墓志、墓表中?！送?，張、索之間；氾、張之間；麴、袁之間；令狐氏與趙氏之間聯姻也有墓表為證。這些來自河西或中原的漢人名門望族，控制著高昌盆地，構成了高昌王國的政治基礎，就其性質來說，完全是一個偏居一隅的、封建割據式的漢人政權”（12）。有學者對吐魯番出土文書中的姓氏進行過研究，椐不完全統計，“在高昌人口中漢族是高昌王國的主要民族，約占人口的70﹪至75﹪。而少數民族居民占25﹪至30﹪”（13）。

估計從漢武帝到西漢末年，因屯田而從中原遷徙到西域者不會少于幾萬人（14）。南北朝時期，《北史·西域傳》明確記載：（高昌）“國有八城，皆有華人”。至隋，高昌國有城十八，人口多集中居住在城中?！叭丝谧疃鄷r達戶8000，口3．77萬”（15）?！对涂たh志》載：開元時西州戶數達11647?！杜f唐書·地理志》載：唐天寶時，西州仍領五縣，戶數為9016，口數為49476人。按照漢族約占人口的70﹪至75﹪比例計算，唐西州時，高昌所居漢族應該有6311—6762戶，人口應在34633—37107之間。

阿斯塔那59號墓曾出土北涼時期的古寫本《毛詩關睢序》殘片

所以，中原的漢民族文化是高昌的主體文化。阿斯塔那59號墓曾出土北涼時期的古寫本《毛詩關睢序》殘片（16）。說明中原儒家經典很早就已在高昌流傳。麴氏高昌時期，盡管這里還有：車師（姑師）人、鄯善人、龜茲人、疏勒人、匈奴人、鮮卑人、月氏人、天竺人、敘利雅人、高車人、回鶻人、鐵勒人、昭武九姓人、突厥人、柔然人等。但漢文化在這一時期得到了進一步發展。麴氏高昌與內陸南北各朝的文化交往十分密切，其開國者——麴嘉曾向北魏“求借五經、諸史，并請國子助教劉變以為博士”（17）教授學生。麴氏高昌的第三代王麴堅甚至“于坐室畫魯哀公問政于孔子之像”（18），以顯示其仁政?！吨軙じ卟齻鳌贩Q：高昌“文字亦同華夏，兼用胡書。有《毛詩》、《論語》、《孝經》，置學官弟子，以相教授。雖習讀之，而皆為胡語。賦稅則計輸銀錢，無者輸麻布。其刑法、風俗、婚姻、喪葬，與華夏小異而大同”（19）。

阿斯塔那524號墓出土有義熙寫本《毛詩鄭箋》殘卷（三）小雅、彤弓、菁菁者莪、六月

如此等等，這些史乘記載均被出土文書所證實，如阿斯塔那524號墓出土有義熙寫本《毛詩鄭箋》殘卷（20），阿斯塔那313號墓出土有“義熙元年辛卯抄本《孝經解》”殘卷（21）。雖然有學者稱：“高昌國是公元五至七世紀絲綢之路上的一個移民小社會”（22）。但正如陳國燦先生指出的那樣：“高昌國并非化外異域，而是華夏之邦，盡管她在形式上是一個獨立的政權，并具有某些地域性特征，但她卻是中國的一部分。無論是語言文字、生活習俗，還是文化傳承及宗教信仰，都與中原內陸息息相同，具有一體性”（23）。

阿斯塔那313號墓出土有“義熙元年辛卯抄本《孝經解》”殘卷

從另一個角度講，自漢代鑿空西域后，西域的昭武九姓等少數民族不少人因經商、或傳教、或求學移居中原或播遷到內陸更遠的地方，不僅把西域的奇珍異寶，地方物產帶到中原，而且把西方先進的技術和文化傳播給華人，彌補了中原的不足。據文獻記載和考古證實：20世紀初，英國的斯坦因在敦煌漢代烽燧中發現了一件撒馬爾干人用粟特文給家鄉親人的書信，信中言及在董卓焚洛陽，漢獻帝之亂中，多數僑居洛陽的天竺人和粟特人因此而破產，并死于饑荒。但有一家粟特人幸免于難（24）。這說明東漢末年，西域的粟特人已經東遷到了洛陽。隨著董卓之亂，粟特人進一步向東南遷移，《高僧傳初集·釋曇諦傳》載：“釋曇諦姓康，其先康居人，漢靈帝時依附中國，獻帝末亂，移止吳興。”吳興，即今福建省蒲城縣，由此可見，康居人播遷之遠。

前面我們談到：殉葬彩繪木鴨在當時的高昌地區，不僅為漢人所獨有，而作為一種文化時尚同樣被聚居于此的“昭武九姓”等少數民族兄弟所追隨。這一現象說明了什么？筆者認為，這其實是一種民族之間文化相互融合的表現。據《后漢書·五行志》記載：早在東漢時期，國都洛陽就出現了一股胡化熱，“靈帝好胡服、胡帳、胡床、胡坐、胡飯、胡箜篌、胡笛、胡舞，京師貴戚竟為之?！比龂媳背瘯r期，胡化熱進一步升溫，隨著西域移居中原人口的不斷增加，當時的國都曾建有胡桃館，專供西域人居住。《三國志·魏志·胡嘏傳》注引《傅子》云：在齊王曹芳的時候，洛陽聚居了許許多多的西域商人：“其民四方雜居，多豪門大族，商賈胡貊，天下會利之所聚?！薄堵尻栙に{記》記述當時在中國落戶居住者不可勝數，官方且特意建館加以安置?！坝罉蛞阅希髑鹨员?，伊洛之間，夾御道，東有四夷館，一曰金陵，二曰燕然，三曰扶桑，四曰崦嵫。道西有四夷里，一曰歸正，二曰歸德，三曰慕化，四曰慕義。吳人投國者，處金陵館。三年已后，賜宅歸正里……。西夷來附者，處崦嵫館，賜宅慕義里?！炭拓?，日奔塞下，所謂盡天地之區矣！樂中國土風因而宅者，不可勝數。是以附化之民，萬有余家，門巷修整，閭闔填列，青槐蔭柏，綠柳垂庭。天下難得之貨，咸悉在焉”（25）。從漢朝天子對西域胡人的衣、食、住、行使用物品的追隨和文化藝術的欣賞、以至于京師貴戚的竟相效仿情況來看，我們就不難理解彩繪木鴨在巴達木墓地龜茲白姓人和康國康姓人（昭武九姓）墓中的出現，所反映的這種民族間的文化融合現象。

五、考古報告：“彩繪木鴨”是“鴨”而非“酒具”

既然，《木鴨源》是通過對阿斯塔那170號墓、169號墓與16號墓分別出土的三件彩繪木鴨標本從造型上入手，來求證其用途的。那么，我們不妨通過吐魯番三大墓地部分考古發掘簡報，全方位、多角度來了解一下“彩繪木鴨”的造型藝術與形態特征，從而為準確判定其用途與文化內涵提供依據。下面我們就援引阿斯塔那古墓群第二次、第三次、第十次、第十一次、及1986年的發掘簡報與巴達木墓地清理簡報原文，看發掘者是如何描述彩繪木鴨造型與形態特征的。

阿斯塔那古墓群第二次發掘出土的木案(1)、木鴨(2、3、4)

阿斯塔那古墓群第二次發掘簡報云：“木鴨7件。根據器形結構可分為兩型。A型組合型1件。60TAM313：04，鴨頭和軀體分開雕刻制作，然后用 圓木棍相連。頭部刻出眼、鼻，縮頭藏頸，體呈船形，飾黑彩。身長11．2、高4．8厘米（圖八，2）。B型 單一型，6件，均用一段圓木雕刻而成。60TAM309：06，頭部沒有刻出五官，體背呈槽形，長11．8、高4．8厘米（圖八，3）。60TAM309：15，頭部刻出眼、嘴，體呈船形，背平滑，并涂有紅彩。身長10．7、高4．2厘米（圖八，4）”。這七件木鴨的年代屬麴氏高昌國時期。簡報又云：“木鴨3件。直接用木頭刻制而成，形制基本相同。60TAM325：19，頭部僅刻出了嘴，軀體繪有黑線條，制作較粗糙。長13、寬7、高3．6—6．2厘米（圖二一，6）?！边@3件木鴨的年代屬唐西州時期（26）。

阿斯塔那古墓群第三次發掘出土木鴨（60TAM339：12）

阿斯塔那古墓群第三次發掘簡報云：：“木鴨1件。60TAM339：12，用一段圓木雕刻而成，通體飾紅彩。雕刻細致，眼、嘴清晰，形態逼真，表現出一副悠然自得的神態。通高9．6、長11．8、最寬6．8厘米（圖版貳，4；圖三，1）?！贝思绝喌哪甏鷮亵鹗细卟龂鴷r期（27）。

阿斯塔那古墓群第十次發掘簡報云：“木鴨 4件。根據結構可分為二型。A型 單一型，3件。72TAM152：20，用整木削出身軀和頭部。頭部平圓，嘴部短且寬扁，背平，體呈船形。嘴、眼系鑿制。素面。長11．6、寬5．2、高4．4厘米（圖八，10）。72TAM169：45 ，用一塊整木削出頭部和身軀。頭部圓鼓，嘴部短且扁平，眼系鑿出。鴨身呈船形。頭部飾黑色，嘴部用紅色繪出，背部邊緣飾黑色，內飾紅色斜條紋，腹部琢尾部飾以紅色、黑色旋渦、紅色三角、黑色斜網格紋組成的紋飾。長13、寬5．5、高5．1厘米。B型 組合型，3件。72TAM186：35，用兩塊整木削出頭部和身軀，再以細木棍連接。頭和身可以分離。頭部圓滑，嘴部長且寬扁，短頸，腹部鼓起，背部凹平。頭部、眼部飾黑、綠色彩。嘴和腹部飾黃彩。長14．5、寬6．7、高8．9厘米（圖八，11）。這4件木鴨屬麴氏高昌國時期。簡報又云“ 木鴨  2件。72TAM175：2，用整木簡單刻出身軀和頭部，制造粗糙，無細部雕刻。素面。長8．2、寬5．2、高5．1厘米（圖一五，8）。72TAM201：49，用一塊整木削出頭部和身軀。長頸、短嘴，眼系鑿成的小洞，內點黑色。鴨身兩側及腹部飾黑色條紋。長10．5、寬4．7、高3厘米（圖一五，9）。”這2件木鴨屬唐西州時期（28）。

阿斯塔那古墓群第十一次發掘簡報云：“木鴨 1件。73TAM116：7，用整木削出身軀和頭部。橘紅色彩涂出鴨嘴，鴨身大部為紅色（腹部未涂）。綠色彩涂鴨頭。鴨眼系鑿成的小洞。通長12．6、寬5．6、高4．8厘米（圖三，4）。此件木鴨屬麴氏高昌晚期。簡報又云：“木鴨 6件。73TAM213：26，用整木簡單刻出鴨的身軀和頭部。制作粗糙，無細部雕刻。素面。長9．7、寬4．5、高5．3厘米（圖九，3；圖版七，2）。73TAM214：15，用一塊整木削出頭部和身軀。頭部平圓，嘴短扁，身軀收至尾部翹起。鴨頭和鴨嘴部飾黑彩，鴨身繪有紅、黑、綠組成的線條紋。長8．6、寬4．5、高4．9厘米（圖九，4）。這6件木鴨屬唐西州晚期（29）。

阿斯塔那古墓群第十一次發掘出土木鴨（73TAM213：26）

1986年阿斯塔那古墓群的發掘簡報云：“鴨子 4件。均用一段原木雕刻而成，除一件素面外，余均飾以彩繪。86TAM387：11，身長12．5、高4厘米，頸部涂黑色，尾部尖長，縮頭屈頸，表現出了悠然漂浮在水面上的神態。86TAM389：6，身長9．5、高5．3厘米，雕工細致，眼睛、嘴縫清晰逼真，身體和嘴涂紅色，脖子繪成藍色，以黑色線勾描羽毛，形態生動，是一件珍貴的藝術品?！边@4件木鴨出土于張氏墳院，年代屬麴氏高昌時期”（30）。

阿斯塔那古墓群第十一次發掘出土木鴨（73TAM221：11）

巴達木墓地清理簡報云：“鴨 21件，其中4件殘損，保存狀況差，余17件保存完好。均圓木削制，戲水狀或臥姿。有的刀法簡單粗獷，有的精工細雕，彩筆繪飾，神態各異，造型逼真，舉6例：

巴達木墓地出土的彩繪木鴨：1.M208：2；2.M114：26；3.M233：6；4.M110：24；5.M254：20；6.M234;1

標本04TBM233：6  昂首，短寬扁嘴，頭碩大，錐刺戳小眼，呈臥姿，雖刀法簡單，卻形象生動。高6．2、長11．3、寬6．2厘米（圖三〇，3）。標本04TBM208：2  曲頸，昂首，扁嘴，圓首，頸粗壯夸張，作游水狀。墨線點睛、畫眉與羽毛，嘴涂紅色。高6．6、長12、寬5．8厘米（圖三〇，1；圖版陸，1）。標本04TBM110：24  扁嘴，錐刺小眼睛，水淹至嘴部，作潛水狀。高4．7、長11．4、寬5．1厘米（圖三〇，4）。標本04TBM114：26  扁嘴，圓首，水淹至頸部，作潛水狀。紅色點睛，頭涂草綠色，紅色作底，黑線勾畫羽毛。神態生動，栩栩如生。高5．6、長10．4、寬6．6厘米（圖三〇，2；圖版陸，4）。標本04TBM254：20  昂首，曲長頸，扁嘴上揚作鳴狀，水淹體作浮水狀。嘴涂紅色，白色勾畫眼睛，黑線勾畫頸與羽毛，頗有動感。高5．6、長13．4、寬5．9厘米（圖三〇，5；圖版陸，7）。標本04TBM234：1 短尖嘴，曲頸前伸，一副雛鴨戲水神態。高4．6、長10．3、寬6．3厘米（圖三〇，6；圖版陸，6）”。這批彩繪木鴨屬于麴氏高昌國時期至唐西州時期（31）。

《木鴨源》在引證1972年阿斯塔那170墓出土彩繪木鴨時這樣寫道：“該木鴨長15．3厘米，高7．4厘米，頭部較圓，嘴長且扁寬，短頸，腹部鼓起，全身涂有紅彩，雙眼用白色點綴。鴨頸及鴨身兩側，以及邊沿等處用黑、藍等色勾勒出羽毛，其背部掏空，類似某種容器。”同時認為，阿斯塔那169號墓、16號墓出土的時代分別為麴氏高昌時期和唐代的“身為船型，并有吃水線”的2件彩繪木鴨，“無論從外形、形制，還是從構思來看，都有可能是酒具”（32）。

從上述考古發掘簡報提供的資料來看，不管是阿斯塔那墓地，還是巴達木墓地出土的彩繪木鴨，發掘者描述鴨身一般都是用：“體呈船形”、或“身呈船形”或“體背呈槽形”、或“ 腹部鼓起，背部凹平”等術語。這些術語給人的直觀感覺就是——“鴨身似船”，且給人是一種永遠漂浮于水的感覺。而對于鴨的姿態描述，用“悠然自得”、或“昂首，呈臥姿”、或“曲頸，昂首，作游水狀”、或“水淹至嘴部，作潛水狀”、或“水淹至頸部，作潛水狀”、或“ 昂首，曲頸，扁嘴上揚作鳴狀，水淹體作浮水狀”、或“曲頸前伸，一副雛鴨戲水神態”等。如此神態各異的彩繪木鴨。誰能說在此鴨不是鴨，而是壺、是罐、是瓶、是勺、是杯、是容器呢？在此，我們先撇開鴨的用途不論，但至少可以肯定，在此，鴨就是鴨。鴨只能當鴨看。絕不能看成“酒具”。為什么人們會把它的身軀主體造成船形，和多以其在水中的姿態來塑造出它的生活特性，這應該原于創作者對鴨性近水、形體似船及生活習性、形體特征的充分了解。每一件彩繪木鴨，皆雖為隨葬器物，但同樣是一件滿載著歷史信息的生活藝術品。

六、彩繪木鴨的“原形”——內陸墓葬中的“鴨俑”

漢民族的根在中原，中原地區的喪葬習俗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漢民族的文化理念。筆者相信，在“物以類聚”這一自然定律指導下，我們會很容易從其根祖之地找到其原本屬于彩繪木鴨作為隨葬品的本來物，或者說原形。那就是內陸早于或與吐魯番三大墓地同期墓葬中的鴨俑。

所謂鴨俑，即不同材質對鴨的雕塑品?！傍啞笔羌银?Anas domestica)的通稱?！傍啞皩嬴B綱，鴨科。喙長而扁平，尾短腳矮，趾間有蹼，翅小，覆翼羽大。家鴨是由綠頭鴨(Anas platyrhynchos)馴化而來的。家鴨在我國古代文獻中稱“舒鳧”或“鶩”。

河南偃師南蔡莊鄉東漢墓出土的陶鳧頭（M3：11）

上世紀九十年代中期，筆者曾就我國養鴨的起始時代問題作過探討，通過對文獻記載、、古文字演變、考古發現諸方面材料的綜合考證。筆者把我國養鴨的起始時代定在西周中期，認為民間普遍養鴨興于春秋，到了秦漢時期，鴨已經成為我國三大家禽(雞、鴨、鵝)之一（33）?？脊刨Y料顯示：我國古代墓葬隨鴨曾經歷了從實鴨隨葬再到以鴨俑隨葬，這樣一個后者取代前者的過程。戰國以前曾以實鴨隨葬為主、西漢以后實鴨隨葬逐漸被鴨俑代替。上世紀90年代初，山東濟寧郊區潘廟漢代墓地17號墓曾發現鴨骨架一具（34）。這在以往發掘的戰國古墓中，雖很少見到，但我們不能不承認從史前新石器時代末期部落首領死后用豬、狗、雞實物隨葬，發展到到商周時期帝王、諸侯、達官顯貴死后用牛、馬、羊、豬、狗、雞實物甚至是活物隨葬這一歷史過程。山東濟寧郊區潘廟漢墓發現的鴨骨架，是戰國以前內陸實鴨隨葬習俗的殘留現像。下面我們就重點看一看我國內陸戰國至唐代時期古墓葬鴨俑的出土情況。并順便與吐魯番三大墓地出土的“彩繪木鴨”作以比較。

西安秦始皇陵K007陪葬坑出土的銅鴨

既然，我們認定吐魯番三大墓地出土彩繪木鴨源于內陸中原漢民族的喪葬習俗，同時，又確定了漢民族大批遷徙到吐魯番高昌地區的上限時間為漢，不妨我們看一看內陸戰國至唐代以前墓葬出土鴨俑的情況。或許能從中看出吐魯番三大墓地“隨鴨”與內陸墓葬“隨鴨”之間的必然聯系。為此，筆者查閱了1980年以來《考古》、《文物》、《考古學報》三大刊物以及部分地方文物考古期刊唐代以前的墓葬資料、及少量舊期刊資料。對內陸戰國至唐代以前古墓葬出土的部分鴨俑資料作了梳理（見附錄）

廣東合浦寮尾東漢墓出土的陶鴨（M13b：10、M13b：11）

從“附錄”資料來看，內陸墓葬出土鴨俑的地方幾乎覆蓋了華中、華北、華東、華南、華西各個地區。涉及到山東：淄博、濟寧、寧津、泰安、濟南、青州；河南：泌陽、方城、唐河、浙川、南陽、偃師、鞏義、洛陽、南和、孟津；廣西：貴港、合浦；安徽：淮北市、馬鞍山；北京：順義；陜西：西安、潼關、長武；湖北：均縣、襄樊、鄂州；廣東：佛山、廣州；四川：綿陽、成都、忠縣；湖南：資興、望城、長沙、岳陽；河北：遷安、無機、南和；江蘇：南京；云南：安寧；山西：襄垣。計14個省、41個市（地）、縣，70余座墓，從時代上分屬，戰國：9件。西漢：5件。東漢：60件。三國：28件。西晉：4件。隋代：5件。唐代：37件。計148件鴨俑。

湖北襄樊樊城蔡越三國墓出土的陶鴨（M1：188、189）

在此，需要特別說明的是，我國發掘清理過的漢代墓葬數以萬計，但“十墓九空”是一個不爭的歷史事實。所以說，目前我們所能見到的鴨俑資料也只能是實際的十分之一、二。筆者“附錄”的資料更只能是起一個窺斑見豹的作用。

廣東貴港馬鞍嶺梁君垌東漢墓出土的陶鴨（M14：43）

山西襄垣唐墓出土的一對瓷鴨（M1：32、35）

“附錄”資料說明，從制作工藝上看，鴨俑分單個手工捏塑燒造和批量模塑燒造兩種。從材質上看，分四種情況：

一、純粹的泥質灰陶或泥質紅陶，簡稱灰陶或紅陶。

二、在泥質灰陶、泥質紅陶之外施以白、紅、藍、黑諸色，此類被稱之為彩繪陶。

三、在泥質紅陶之外施以綠釉、黃釉、棕櫚釉，被稱之為釉陶。

四、在泥質紅陶或白陶之外施以白、綠、黃三色釉者被稱之為（唐）三彩。

故內陸唐代以前古墓葬出土鴨俑可分為陶鴨、彩繪陶鴨、釉陶鴨、三彩鴨四種情形。

陜西潼關稅村隋代壁畫墓出土的陶鴨

很明顯，吐魯番三大墓地出土的“彩繪木鴨”完全是內陸漢唐時期墓葬出土的“彩繪陶鴨”的翻版，除了材質上的不同、與制作過程中所必須的不同技術處理條件外，其后續工藝流程——彩繪過程，二者幾乎是一樣的。從鴨俑分類上講，可分為老鴨、雛鴨、公鴨、母鴨；吐魯番三大墓地出土的“彩繪木鴨”中，同樣可以分出老鴨、雛鴨、公鴨、母鴨（雙鴨同出一墓）。從其自身組合方式上看，有獨鴨，有雙鴨（公母匹配）、有鴨群、有子母鴨。從造型上看，可分為：站立狀、漂浮狀、游浮狀、伏臥狀、睡眠狀、張望狀、捕食狀、展翅狀、合翅狀等多種姿態。與吐魯番三大墓地出土的“彩繪木鴨”多種造型相比，內陸漢唐時期墓葬出土的鴨俑造型更具有多樣性。這也是吐魯番地區受制于材質選擇、加工技術等各方面條件限制的結果。即木雕比陶塑從技術制造上相對要難。

七、漢代社會的喪葬理念與鴨俑誕生的時代背景

前面我們已經提出，我國古代墓葬隨鴨曾經歷了從實鴨隨葬再到以鴨俑隨葬，這樣一個后者取代前者的過程。那么，內陸從戰國至唐時期墓葬中的鴨俑，不管是陶鴨、還是彩繪陶鴨、或釉陶鴨、或三彩鴨作為“明器”，其用途和文化含義都是一樣的。可鴨俑隨葬是在一種什么樣的文化背景下誕生的呢？

從“附錄”資料來看，鴨俑在內陸墓葬的出現，始于戰國晚期或西漢初期。從其制作過程來看，這種明器，從最初的手工捏塑到隨之而來的模塑，即從幾少量的制作發展到批量的生產，為什么會出現這種現象呢？眾所周知，漢代喪葬習俗講究“事死如事生，事亡如事存”，陶塑動物俑的盛行，與漢代人的喪葬理念密切相關。

方城縣平高臺遺址漢墓出土雞、鴨俑（M1：10、9）

在漢代，儒家思想占統治地位，儒家的倫理道德觀念把“孝”放在首位。受制于這種觀念的影響，人們通常把葬禮的厚、薄作為評判“孝”的一個重要尺度。這種“以厚葬為德，薄終為鄙”的現象，使漢代的厚葬之風越刮越盛。以致東漢·明帝永平卜詔曰：“生者無擔石之儲，而力盡于墳上”（35）。所謂“明器”，《禮記·檀弓》載：“其曰明器，神明之也?！庇钟小爸賾椦杂谠釉唬暮笫嫌妹髌鳎久駸o知也；殷人用奠器，示民有知也；周人兼用之，示民疑也。曾子曰：……夫明器，鬼器也；奠器，人器也”（36）。

洛陽吉利區西晉墓出土的陶鴨（M2491：21）

由此可見，漢代人“事死如事生，事亡如事存”的忠孝禮制喪葬觀，是促進明器在漢代得到大發展的思想根源。墓中隨葬明器的目的主要是提供墓主之靈在陰間生活所需。明器是對現實生活中日常使用的事物形象的直接模擬——或稱之為替代品。是墓主人財富的象征。

河北省無極縣東漢墓出土的紅陶綠釉陶鴨

廣西貴港馬鞍嶺梁君垌東漢晚期墓出土的家畜家禽俑

所以，漢代人死后除在墓室的形制和結構上，盡量模仿活人住宅，有前室、中室、后室及側室、耳室等外。在隨葬品方面，也盡量做到應有盡有，幾乎包括了所有的衣、食、住、行、用各個方面模塑制品。這就促進了漢代明器制造業的興起，椐《漢書》記載，當時，官方設立的明器制造廠“東園暑”（37），就是由專職官員專門為統治階級死后主持制造大墓內所需要的一切隨葬品的。為適應大規模的生產，墓內隨葬品大多采用模制的方法，大批量生產以滿足厚葬的需要。在模制的同時，兼及捏塑、雕刻和彩繪的技法。官方尚且如此，那么，民間肯定效仿?！案戒洝敝兴信e的如：河南浙川馬川墓地積炭墓所出土的銅鴨（38）、湖北均縣雙冢墓出土的2件釉陶鴨（39）、河北遷安于家村一號漢墓出土的2件釉陶鴨（40）、河南偃師市杏園村唐墓出土的4件三彩鴨（41）等等，皆為模制，“附錄”中還有那些沒有說明制造手法而又兩件完全相似或幾件相似的彩繪陶鴨、或釉陶鴨、或三彩鴨，肯定也是模制。雖然文獻沒有記載，但透過這些現象，我們不難推測，自漢唐以來，民間始終有一批專門以制造明器業為主的民間藝人。

河南鞏義站街晉墓出土的一對陶鴨（M1）

這些藝人不僅用模具制造出雞、鴨、鵝、豬、羊、狗，而且用捏塑、模塑復合手段制造大小不同，形態各異、種類齊全的當時人們實際生活中所具有的衣、食、住、行、用各個方面的明器。例：出土過5件鴨俑的廣西貴港馬鞍嶺梁君垌漢墓，除隨葬銅、鐵、銀、玉等實用器外，其隨葬陶器169件，主要有鼎、盒、壺、罐、提筒、簋、魁、盆、熏爐、燈、耳杯、缽、碗、卮等生活用具及船、牛車、人俑、屋、井、倉、灶、案和動物豬、狗、羊、雞、鴨模型明器（42）。出土過10件釉陶鴨俑的湖北鄂州鄂鋼飲料廠三國孫吳時期一號墓，除隨葬銅器85件、鐵器44件、金銀器21件、玉石器10件、陶器14件、骨器、漆器40余件外，其隨葬青瓷器198件，分別有罐16件、壇3件、盤口壺12件、扁壺1件、洗8件、盆4件、缽6件、碗43件、耳杯2件、盤30件、盞16件、五聯燈2件、燈4件、爐形器1件、香熏3件、簋形器2件、勺5件、灶2件、井3件、磨1件、碓1件、塢堡1座、雞舍1件、屋舍1件、畜圈2件、人俑10件、鎮墓獸1件、犬1件、公雞1件、母雞2件、鴨10件。陶器又有罐、盆、缽、多子盒等16件（43）。隨葬的明器種類真可謂五花八門，應有盡有。

廣西貴港馬鞍嶺梁君垌東漢墓出土家畜家禽俑

綜觀全國漢墓出土的動物組合狀況，家畜家禽類一般以一豬一狗二雞較為常見。這反映了一個什么問題呢？通過漢代人“事死如事生，事亡如事存”的喪葬習俗，基本可以折射出漢代人的真實生活面貌?？脊虐l現揭示的情況是，漢墓中有啥，漢人實際生活中就有啥。椐《漢書》記載：漢代社會大力提倡養豬和飼養雞鴨等家禽，一些地方官吏甚至親自鼓勵百姓家家養豬養雞，西漢時潁州太守黃霸在任時，要求郵亭鄉官帶頭飼養雞豬（44），渤海太守龔遂在任時，倡導每家養兩頭母豬，五只雞。有學者指出：“一豬雌雞四只”在東漢時成為一個個體農戶飼養家畜家禽的理想狀態。既滿足生活需要，又能增加收入。這些循吏們所提倡的戶養理想標準恰巧與隨葬品數目貼近，再次證明了漢墓隨葬的陶禽畜模型的種類和數量大多都是有意義的，基本可以概括出當時家禽家畜的理想水平，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漢代人的生活水準（45）。這就是包括鴨俑在內的家畜家禽：豬、狗、羊、雞、鴨模型明器誕生的時代背景。

由此可見，“附錄”所涉及到的山東、河南、安徽、北京、陜西、、湖北、廣東、四川、湖南、河北、江蘇、云南、山西等14個省、市的41個市（地）、縣，從戰國至唐代是我國養鴨的主要地區。同時說明，吐魯番三大墓地出土的彩繪木鴨其根祖之地源于“附錄”所涉及到的上述14個省大部分地區。也就是說，麴氏高昌國至唐西州時期高昌地區的民族主體是來源于上述14個省、市的41個市（地）、縣的部分地區的漢民族成員。這些漢民族是分期、分批，陸續遷居到此的。

八、“彩繪木鴨”與其“原形”的作用和意義不盡相同

從彩繪木鴨出土墓葬的時代有早有晚的情況來看，這些“漢魏遺黎”是分期分批陸續抵達吐魯番高昌地區的，從情理上分析，有彩繪木鴨隨葬的墓主，他們這些人多數生前曾在內陸生活過，期間不僅受到儒家“百事孝為先”思想的教育，而且曾多次親歷了儒家喪葬習俗的全過程，同時也享受過當時社會安定情況下給人民帶來的安居樂業、生活美滿的基本物質條件。初到高昌，他們也經歷和體會到移居西域給自己生活上所帶來的諸多不便和痛苦！痛苦之余，他們不能不勾起對曾經給過自己幸福生活經歷的故鄉以長久的思念。吐魯番地區不能養鴨，而且缺水。尤其是初來到此的中原或江南“屯田卒”，更加懷念生他、養他的故鄉人、故鄉水；或因戰亂避居西域，在此生活繁衍已經數代并成家立業的高昌上層，仍然有“惡徙重遷，人懷舊戀”的情感。吐魯番三大墓地埋葬的不光是“屯田卒”，也有“屯田吏”或“屯田校尉”，甚至有前文我們提到的阿斯塔那古墓群第十次發掘的M169墓主“王國侍郎遷殿中將軍追贈凌江將軍屯田司馬張盾”；M170墓主“財官校尉洿林令遷為虎威將軍轉為廣武將軍遷為長史令張洪”；73TAM200墓主“新除侍郎遷東宮咨議參軍轉長史凌江將軍洿林令追贈廣武將軍綰曹郎中張仲慶”等麴氏高昌王國時期的豪門顯貴。雖然他們身在西域，但根在內陸，西域與內陸雖遠隔千山萬水，但卻阻止不了他們對祖籍地山清水秀，土地肥沃、五谷豐登、六畜興旺、家庭幸福美好生活的永久追憶和戀念。為什么死后墓中要“隨鴨”，因為，在他們生前太向往內陸曾經有過的幸福生活了。其墓中隨葬彩繪木鴨在此的意義，與這些漢民族祖籍地隨葬陶鴨、彩繪陶鴨、釉陶鴨、三彩鴨的用途和意義不完全相同。吐魯番三大墓地隨葬“彩繪木鴨”的用途和意義，雖然有漢人“事死如事生，事亡如事存”的成分，但在此它已經失去了象征財富的意義。也并非像漢代墓葬隨葬的家畜家禽類動物俑可視為是對當時社會一般家庭真實生活的反映。而更大程度上顯示的僅只為滿足死者對曾經有過的美好生活的追憶和戀念。有此經歷的人死后如此，無此經歷的人并非。這恐怕就是同屬漢人，且同葬一地，但因其祖籍地不同，有養鴨者，有不養鴨者，有此經歷者和無此經歷者，故為什么有的墓有彩繪木鴨隨葬，而有的墓沒有彩繪木鴨隨葬的真正原因。

九、木杯、耳杯等酒具與“彩繪木鴨酒具說”相抵牾

為什么《木鴨源》會得出“彩繪木鴨為酒具”這樣一個結論呢？恕筆者直言：《木鴨源》的作者在研究這一問題過程中犯了研究方法上的錯誤。筆者認為：在確定墓葬出土某一種隨葬品的用途時，絕不能拋開這種隨葬品在該墓中的同類器物組合，去拿該墓以外的另類器物去比較、去參照，去追溯它的用途和文化含義。這就犯了方向性錯誤，其研究方法必然偏離正確的軌道。最終結論也只能與實際情況大相徑庭。

巴達木墓地出土的木碗（2、3、4、5、6、7、8、9、10、）；紡輪（1）

假設《木鴨源》提出的“酒具說”成立，那么，不妨再讓我們看一看在吐魯番三大墓地是否曾經出土過彩繪木鴨的墓又有過真正的“酒具”隨葬呢？若有，木鴨的用途及文化涵義則當有另說?？脊刨Y料顯示：在阿斯塔那、哈拉和卓墓地曾出土過彩繪木鴨的古墓中，曾出土過明確可以認定為酒具的有：陶杯，64TAM16、64TAM29、64TAM31、67TAM78、67TAM81、67TAM90、68TAM99、69TAM124、73TAM526均有出土。

阿斯塔那古墓群第二次發掘出土的A型陶杯（16.M323：18、17.M323：6）

阿斯塔那古墓群第二次發掘出土的B型陶杯（13.M309：26、14.M316：9、15.M328：18）

木耳杯，72TAM186出土。木杯、木勺，64TKM3出土。漆耳杯，73TAM231出土。以及用途多種的彩繪陶碗在巴達木墓地出土彩繪木鴨墓中的批量出現，最多一墓出土17件（04TBM110），也有出土15件（04TBM203）、13件（04TBM208）、9件（04TBM233）者。這些彩繪陶碗的用途對墓主來說，不僅僅是限于盛飯、盛菜，而極有可能用于盛酒、盛水，一器多用。如此明顯的“酒具”在與彩繪木鴨一墓共處的情況下，既有陶杯、或木杯，木勺、或木耳杯、或漆耳杯作為酒具，何用木鴨異類代勞？很明顯，考古資料所提供的事實與《木鴨源》作者提出的“酒具說”相抵牾。

山西朔縣漢墓出土的鴨形銅熏爐（2M1：19)

其實，以鴨體造型為實用器或明器常見于墓葬者，一般是以鴨形銅熏爐和鴨形陶熏爐為代表。例：1982年，在山西朔州西漢墓出土一件鴨形銅熏爐：“標本ZM1：19，爐體做成昂首站立的鴨形，鴨背為可啟閉的爐蓋，上面鏤空成卷云紋，爐體下有承盤。長18．6、高15．8厘米”（46）。和一件鴨形陶熏爐：“作鴨形，下部為爐體，上部為蓋，鴨腹中空，背有鏤空煙孔，鴨身繪出黑色羽翅，爐下有承盤，盤沿繪黑色鋸齒紋。盤徑19、通高17．4厘米”（47）。如此等等，不一而舉。而作為實用酒具造型者不僅有《木鴨源》中提到的鴨形勺、鴨形杯（盞）、鴨形壺、更有鴨形盉。

河南平頂山應國墓地50號墓出土的匍鴨銅盉

1988年11月河南省應國墓地曾出土過一件周穆王時期的鴨形銅盉。通高26、長31．8、體寬17．2、口徑14．2厘米。器蓋內有銘文5行43字（48）。但是，在此，我們不能認為彩繪木鴨是酒具，同樣不能認為彩繪木鴨就是熏爐。具體情況要具體分析，我們只有尋找到彩繪木鴨的本來物，并將其予以歸類劃分，才能確定出其本來物的用途和文化含義。至于它的本來物在歷史發展的進程中其用途和文化含義有無變化，這必須將其放到當時的歷史條件下去考察、去檢驗、去認定。

結  語

綜上所述，彩繪木鴨在吐魯番三大墓地的出現，其作用：一不是財富的象征。二不是兒童的玩具。三更不屬酒具。出土彩繪木鴨的墓主既有麴氏高昌國的豪門顯貴，也有來此五湖四海聚居于此的各族商旅。有漢人，也有“昭武九姓”等少數民族。彩繪木鴨的“原形”來自于內陸墓葬隨葬品中的鴨俑。內陸墓葬出土鴨俑的地方幾乎覆蓋了華中、華北、華東、華南、華西各個地區。從造型上看，彩繪木鴨完全是內陸漢唐時期墓葬出土的“彩繪陶鴨”的翻版。

內陸從戰國至唐時期墓葬中的鴨俑，不管是陶鴨、還是彩繪陶鴨、或釉陶鴨、或三彩鴨作為“明器”，其用途和文化含義都是一樣的。漢代人“事死如事生，事亡如事存”的忠孝禮制喪葬觀，是促進明器在漢代得到大發展的思想根源。明器是對現實生活中日常使用的事物形象的直接模擬——或稱之為替代品。是墓主人財富的象征。漢墓隨葬的陶禽畜模型的種類和數量，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漢代人的生活水準。這就是包括鴨俑在內的家畜家禽：豬、狗、羊、雞、鴨模型明器誕生的時代背景。

吐魯番三大墓地隨葬“彩繪木鴨”的用途和意義，雖然有漢人“事死如事生，事亡如事存”的成分，但在此它并不具有象征財富的作用和意義。即并非像漢代墓葬隨葬的家畜家禽類動物俑可視為是對當時社會一般家庭生活真實的反映。而更大程度上顯示的僅只為滿足死者對曾經有過的美好生活的戀念和追憶。

亞洲考古新媒體 出品

僅供學習 侵權即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