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丹麥導演托馬斯·溫特伯格的《酒精計劃》（2020）去年和今年在多個電影節斬獲獎項。瑞典導演羅伊·安德森晦澀難懂的電影《關于無限》（2019）獲得了當年威尼斯電影節最佳導演。拉斯·馮·特里爾的另類作品《此房是我造》（2018）在戛納電影節放映時遭到部分觀眾抗議，“電影結束時整個電影院空了一半。但是留下來的觀眾卻全場起立，連續鼓掌6分鐘向導演致敬 ”。北歐現代主義電影，從老一代的斯約堡、伯格曼、德萊葉，到年輕一代的特里爾、溫特伯格等，都在嘗試運用影像的方式去闡釋一種哲學或者邏輯關系，去揭示既帶有普遍性，同時又充滿個性的視聽表達。不但具有物質性，更具有深沉的創造力、精神性和導引性。  《酒精計劃》劇照 在“陰影”中“認識你自己” 李安上大學初期，受瑞典國寶級導演英格瑪·伯格曼的《處女泉》（1960）影響，決定終生都要走這樣的電影道路。其后也的確如此——李安在自己不同時期的電影中分別向伯格曼或《處女泉》致敬。《處女泉》是伯格曼42歲時拍攝的作品，揭示了他在那一時期對信念與人的關系的思考和肯定態度。在伯格曼后來現代主義特征較為明顯的《假面》（1966）中，探尋人類社會的倫理之愛——“母愛”是否天然地存在這一普遍性問題。電影中拒絕說話而致力于靜默的伊麗莎白為了趨同且追隨快樂原則，不得不戴上人格面具，隱藏“二號人格”中陰暗的自己，去扮演符合“一號人格”——共同標準的非我，導致厭惡、恐懼和憎恨，同時亦見到了存在的荒誕性。影片結尾時，導演讓女主角回歸世俗社會，直面荒誕，猶如西西弗斯一樣繼續推動巨石，成為某種意義上的“終極英雄”。 亞里士多德認為英雄就是“敢做和能做可怕之事的人”，這樣的人在“認識你自己”的前提下，承認“至善的理念世界”的存在。芬蘭導演阿基·考里斯馬基《火柴廠女工》（1990）中的伊利絲，是一個值得“同情”和“憐憫”的好人：她愛父母，將自己的工廠收入悉數上交，她也單純地愛那個知識分子。但她美好的愿景被寄生蟲般的父母貪婪地剝削——父母禁止她愛美、打扮和跳舞，父親甚至扇她耳光以示責罰。同知識分子一夜情后懷孕遭拋棄的事件，則折射了階層差異所帶來的必然后果。女工伊利絲只是單純地追求“真善美”，但這愿望被荒誕與虛無的秩序世界擊毀。認清真相后，她進行非此即彼、以惡報惡的選擇，以“摧毀”來結束秩序的惡性循環。考里斯馬基此前的電影《罪與罰》（1983）中的拉依肯與之相似：他殺死了開車撞死人逃逸、又因證據不足逃離法律責罰的商人，他說他要殺的不是這個作為個體的“人”，而是“要推翻一種準則”，這個準則就是操縱系統，是“法律機器”、“科層化”與“轄域化”的控制體系。但他如拉斯柯爾尼科夫一樣悲哀地發現，他本打算殺掉一只虱子，卻沒想到自己也變成了一只“虱子”，這個世界并沒有因他的“超人”式動機而少掉一個“虱子”。考里斯馬基的《希望的另一面》（2017）則從信仰問題出發，帶領人們穿過認知的荒涼之地，到達超越之愛的彼岸。  《希望的另一面》劇照 “生成-毀滅-生成”的循環 北歐的現代主義電影導演們在對人類普遍性問題進行思考方面，較傾向于將抽象概念帶入視聽之中，有時會使用極端電影的方式對“惡”“死本能”等問題進行思考與展示。弗洛伊德提出的死本能“又被稱為毀壞沖動、攻擊本能或侵犯本能，它是一種與生俱來的，要摧毀秩序，回到前生命狀態的沖動”，在完成“生成—毀滅—生成”的無限輪回與重復中，不斷地以綿延的方式發展和流動。 在丹麥導演蘇珊娜·比爾的電影《更好的世界》（2010）中，在非洲進行人道主義援救的伊利亞斯的父親，具有尼采所蔑視的“打左臉給右臉”的“奴隸意識”，告訴兒子和他的朋友克里斯“臉被打并沒有那么可怕”。男孩克里斯經歷了喪母之痛，他為軟弱、善良的朋友伊利亞斯復仇，以“死本能”向施暴者施暴，卻使得自己陷入復仇的循環，并不能將其帶出痛苦的境況。最后解決他走出“復仇”循環的是伊利亞斯的“善”，后者在最后關頭冒險救下晨跑的一對母女，這讓克里斯看見到了真正的“強大”“善”與“復仇”。  《更好的世界》劇照 拉斯·馮·特里爾的電影《此房是我造》在論及“創造”與“毀滅”時，有如下表述：“你能說腐壞是好還是壞嗎？很多人會說，這是自然作用，說到底是事物之間的化學反應，這是地球生命的基本原則，因此這說不上什么具體的好壞。”電影中還有“（房子）造出來就是為了被拆掉的嗎？”這樣的臺詞，論述“生成-毀滅”的無限重復與發展。  《此房是我造》劇照 溫特伯格的《潛水艇》（2010）從兒童與少年的視角反映丹麥的社會問題：酗酒的單身母親導致三個孩子不同的命運——由于兩位少年因醉酒疏忽，導致小弟弟窒息而死，這成為兄弟兩人一生的陰影。成年后，吸毒的弟弟為避免兒子重復自己的命運，試圖通過販毒賺錢而陷入不幸事物的重復與輪回中，在告知哥哥是個好哥哥因為他“盡力了”之后，弟弟選擇自殺。教堂的葬禮上，哥哥與侄子馬丁再次相遇，“馬丁”是他和弟弟施洗給當年小弟弟的名字。善良的兄弟二人都嘗試去改變命運，一個在分崩離析中絕望，一個在絕望中憑借本性之“善”找到了希望。從母親到弟弟，悲劇在重復，而“善”也在重復，溫特伯格以“善”與“愛”的溫情，為丹麥的“酗酒”“吸毒”等關乎絕望與毀滅的社會性問題提供解救之道。 在拉斯·馮·特里爾的《破浪》（1996）中，貝絲以層層遞進的“犧牲”來完成對丈夫的“救贖”，最后毀滅式的付出導致了貝絲的死亡，同時她深愛的丈夫也得以康復，鐘聲也從天邊傳來。由此可以看到特里爾早期創作的傾向和認知：愛以犧牲的方式帶來了拯救與希望，也以悖論的方式建構了信念的力量。 從“世俗世界”滑向“神圣世界” 丹麥哲學家克爾凱郭爾從經書里面引用了這句話：“你們看那天上的飛鳥，既不種，也不收，也不積蓄在倉里，不為明天的日子操心”，并強調飛鳥和百合花致力于靜默與“順從”，所以他們才能實現真正的“統治”“無所不能”和“無欲則剛”。丹麥導演加布里埃爾·阿克塞爾的《芭貝特之宴》（1987）除了探討人存在的終極意義與人生為何以外，還將“耗盡”與“無目的的合目的性”結合在一起，通過芭貝特的一頓巴黎式的“夸富宴”，呈現人隱秘的“耗盡欲望”通過把自己的力量或財富“耗盡”，僭越世俗世界累積財富的物質沖動，向神圣世界升華。芭貝特的盛宴“耗盡”了她中獎券的一萬塊錢，她通過此舉對物化世界進行否定，摧毀物化世界的功利主義與資本積累原則，所有的評估體系由此崩塌。芭貝特和村子里的姐妹倆都是她們所處世界中的超人。當年追求過兩姐妹的帕賓和羅倫斯，是世俗社會功成名就的音樂家和將軍，他們在反思一生追逐的榮譽、金錢和社會地位時，并不認為自己的選擇是“更正確的”，將軍說“一切我們拒絕的也已經對我們產生影響。我們甚至會得到一些我們丟掉的。因為慈悲和真心交匯在一起，正直和好運相吻。” 挪威電影《他傻瓜，誰聰明》（彼特·納斯，2001）從動物般重復的“性”本能及動物般單純而高貴的“友善”出發，刻畫了一對精神疾病患者艾林和杰爾。這對生活中不能自理的精神疾病患者，完成了他們的突轉，逐漸生成為具有主體性的個體，一個找到了愛，一個成為神秘的泡菜詩人“E”。  《他傻瓜，誰聰明》劇照 近些年北歐五國的電影越來越多地被介紹到中國來，這五個國家包括丹麥、瑞典、芬蘭、挪威和冰島，他們的電影具有獨特的藝術魅力，并且在世界電影史上擁有舉足輕重的地位。北歐電影與其廣受歡迎的戲劇、電視劇產業、兒童文學、偵探小說等一樣，都與斯堪的納維亞半島的多神系統的神話學、維京文化、哲學等息息相關。加之北歐的地理位置緯度較高，又多面臨海，形成了其不同于別國的人文認知，恰如北歐電影中在論述“好/壞”“善/惡”及“重復/生成”等理念時所呈現的，他們為世界電影貢獻了北歐的“火與冰”之視角。（責編：李靜）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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