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文化寧海】我的十年求學之路

我是在1970年的春季與十幾名同齡人一起跨進大蔡公社梁坑小學的大門的。因為村子小，僅有120來戶人家，適齡兒童的人數可想而知，所以，村小也只辦有一個由一、二、三年級所組成的復式班。當時，校內只有一名民辦教師，他既是村小的校長，又是一名同時執教三個年級所有課程的普通教師，工作之艱辛不是現如今的人們所能夠體會的。

目前，復式教育離我們雖然已漸行漸遠，以至于逐步淡出公眾的視線。但對我們這些親歷者來說卻是記憶猶新，沒齒難忘。所謂的復式教育，就是在同一教室內由一名教師同時執教兩個或兩個以上年級的學生。教育方式為，由老師先選取一個年級進行授課，并讓其他年級的學生在課堂上預習或做作業，然后，再輪換著授課。雖然，村小與其他正規小學一樣，分別開有語文、算術（數學）、常識、唱歌（音樂）、圖畫（美術）、體育、勞動等課程，但教育質量卻有著天壤之別。那時，由于師資奇缺，民辦教師大都是中學畢業，自身水平就不高，還得執教多個年級所有的課程，也實在是勉為其難。

唱歌課，由于老師自己都不懂樂理與樂譜，且五音不全，所以，所教的盡是那個年代所特有的語錄歌。圖畫課，一般情況下都是由老師事先在小黑板上畫好一圖形，再要求學生照葫蘆畫瓢而已，并不教學生畫畫的技巧與手法。抓特務、捉迷藏、拔河、做廣播體操則基本囊括體育課的全部內容。最為致命的莫過于語文課了，因為，老師不懂拼音，所以，也就忽略不教，連在今天看來最為基本的普通話也完全被地方方言所取代。

由于那時各種政治運動風起云涌，學校正常的教學秩序也受到了嚴重的沖擊，許多學生都覺得無所適從，甚至，漸漸迷失了學習的方向。可以說，我所求學的十年，都是在各種政治運動的急風暴雨中走過來的。

在我上四年級時，社校選派了一名富有教學經驗的，而且會教拼音與唱歌的女教師充實我們村小，這樣，我們則繼續留在村小就讀。新來的女教師教一、二年級，原來的男教師教三、四年級，除了一至四年級的體育課都由男教師執教，唱歌課由女教師執教之外，兩名教師分別任教各自年級的所有課程。因此，我們還是無緣學習漢語拼音，這對我們以后的語文學習所造成的影響是不言而喻的。但這位女教師的到來，給村小的全體學生帶來了前所未有的清新與活力，她不僅教會了我們許多的少兒歌曲，如《我愛北京天安門》《大家來做廣播操》《路邊有顆螺絲帽》《我是汽車小司機》《火車向著韶山跑》等等，還使我們感受到了前所未有的少年兒童天真活潑的可愛稚氣。

由于那時處在計劃經濟年代，學生的家庭條件普遍較差，拖欠學雜費的現象司空見慣，要不是老師催得急，著實很難收得攏。我家因父親常年患病，生活的重擔壓得母親簡直是喘不過氣來，所以，連溫飽都成問題，兩個哥哥與一個姐姐都不得不在讀完五年級之后輟學務農，平時我們做弟弟的也只能穿哥哥姐姐退下來的舊衣服。為了改善家里的經濟條件，每天放學之后，我們不得不到田邊地角去割豬草，為此而影響做家庭作業是常有的事情，所以，頭天未做完的作業只能等到第二天起大早再去完成。那時候，學生的學習時間是每周5天半，我們在周末的兩天半休息時間還得替大人放牛、砍柴，所以，在寒來暑往的四年中，小小少年的我，既分享著學習的樂趣，也真切地感受著全家生活的艱辛。我暗暗發誓，等我長大了，一定要走出大山

在村小讀完了四年級的全部課程之后，我與十幾名同學一起于1974年春集體轉學至大蔡公社學校。

那時的社校是一所集小學與初中于一體的學校，學校坐西朝東，依山而建，小學部在前面的低處，初中部則在后面的高處，校內還辦有一家制作蘸水筆的校辦廠。

我村離社校約有5里路程，我們每天都是早上從家里出發步行至學校讀書，下午放學之后再從學校步行回家，而且，來回必須經過一條只有石礅而沒有橋的溪坑。這在晴天倒無大礙，要是遇上雨雪天氣，那可真苦了大家。特別是遇到下大雨，暴漲的溪水漫過石礅，所以，上面根本就無法通行，其中有一次，我在冒險過溪時還差點被大水沖走。有過這次經歷后，我寧可繞道多走點路，再也不敢去冒這個險了。除學校所在村的學生外，午飯都是自帶米、菜用飯盒在食堂蒸著吃。經過一段時間的鍛煉，我們終于熟悉并適應了新的學習環境。

“我們的教育方針，應該使受教育者在德育、智育、體育幾方面都得到發展，成為有社會主義覺悟的，有文化的勞動者”。在這一歷史背景下，學生的勞動課尤顯突出。

盡管當時的勞動課安排為每周兩個下午，實際上卻遠遠不止于此。我們不僅在勞動課里開山整地種南瓜、冬瓜、番薯、茶葉等等，而且，還要在每學期的農忙假里義務為生產隊割稻、積肥、掘番薯和洋芋，甚至，還在教室的一側養起了蘑菇。

也許有人對教室里養蘑菇感到不可思議，那就讓我為大家作一簡單的介紹：先在教室的一側靠墻搭建一張寬為1米，高為0.7米，長度與教室前后相對應的竹床，并鋪上一層麥秸或稻稈，再將學生拾得的牛糞鋪在上面，爾后，鋪上一層棉籽殼與蘑菇菌種攪拌而成的混合物，最后，再在上面鋪一層從水稻田里挖來的帶著稻根并扳成塊狀的泥土，灑上水之后即算大功告成。在日常管理中，只要每天用噴霧器往蘑菇床上噴灑些水，別使其太干燥，蘑菇則自然而然地慢慢長出來了。就這樣，我們在種養著蘑菇的環境里學，總覺得自己仿佛置身于實驗室之中！

為了適應由春季招生改為秋季招生這一變化，我們在讀完五年級之后增設了一學期的過渡班。到我們行將小學畢業時，社校原有的校舍已遠遠不能滿足日常的教學需求，所以，擴建校舍成了當務之急。為了節省捉襟見肘的建設資金，師生們都成了磚瓦的義務搬運工，力氣大的挑二十來塊，力氣小的則挑七八塊或十幾塊，那可都是從幾里路外的磚瓦廠并沿著高低不平的山道挑回來的，這情景真有螞蟻搬家般的壯觀。沙石也由學生自發地從溪旁挖來、篩好，再用手拉車運送到學校。待到校舍建成之后，同學們又在老師的帶領下，從山邊挖來帶粘性的泥土填教室，并用榔頭與夯將地面弄平整實。雖說這種勞動強度對于小學生來說是超負荷的，人人都是汗流浹背，但從沒有人喊苦叫累，也從沒有人偷懶的。

學工的勞動強度并不比學農弱。那時，在我們的教室后面，用麻袋盛裝的廢舊膠底鞋堆得跟小山似的高，將這些廢舊膠底鞋的鞋幫暨制鞋所用的線拆干凈是學生的基本任務。最麻煩的當屬模壓膠底鞋，那用機器壓上去的布底緊緊地黏貼在膠底上，極難將其祛除，我們不得不用鋒利的小刀一刀一刀將其削干凈，為此，許多同學的手心不僅起了老繭，而且還起了泡，但大家還是干得熱火朝天。這些工作并不盡是在勞動課里做的，更多的則是在課余的午休時間里完成的。這些勞動成果都成了工業生產中的原材料。

在社校三年半的就讀過程中，一面學習文化知識，一面學工、學農、學軍，這一段刻骨銘心的經歷，對于我們來說真可謂是人生的寶貴財富，但鑒于當時的形勢，要想潛心學習點文化知識確非易事。師資力量薄弱是一個方面，學習環境差則是另一方面。一些調皮搗蛋的同學經常在課堂鬧得老師無法正常授課，以至于常常揮淚離開教室。一位教英語與化學的女教師首當其沖，其他個別老師也難以幸免。

此外，我們還經常受各種政治運動的沖擊。寫大批判文章常常是作文（寫作）課的主題，學校還時不時地邀請村里的老農來為大家進行憶苦思甜教育，《常識》教材則棄而不用，安排的課程完全被“儒法斗爭”故事所取代。儼然成了名副其實的故事課！

剛上初中時，班主任發現我們這些從村小來的那部分學生竟然不懂拼音，則強調說：“不懂拼音就無法查字典，即便從字典中查到了字，也無從知道這個字的正確讀音，所以，拼音對語文學習的作用是不言而喻的。希望大家在放學之后能夠留下來補上這一課。”那時候的老師真的是一心一意為了學生，補課也不收一分錢。盡管老師自身的拼音基礎也不好，卻教得非常認真，同樣，學生也學得很用心。通過一個來月的補課，使大家掌握了拼音拼讀的基本知識。目前，我那點拼音的“三腳貓”功夫就是得益于那時的補課。

為了不使成績落后于人，我們同村的七八位同學自發組成學習小組進行晚自習。由于都是同班同學，所以，遇到學習上的難題交流起來也方便。大家在一起互幫互學，這對提高學業無疑是大有裨益的。那時，我村雖然已經有了電燈，但還是時斷時續，很不穩定，因此，有時我們就不得不在昏暗的煤油燈下學習，所需的電費和油費都由大家分攤。就這樣，我們風雨無阻地一直堅持讀到初中畢業。

1976年，是黨和國家歷史上極不平常的一年。周總理、朱委員長、毛主席三位巨人相繼去世，河北唐山又發生了史所罕見的大地震，整個中國大地籠罩在一片混亂之中。為了盡快擺脫歷史造成的混沌局面，黨和國家的工作真可謂是千頭萬緒，百廢待興。黨中央審時度勢，沉著應對。

1977年，全國恢復了高考制度，這標志著教育工作從此步入正規。也正是在這一重大的歷史變革關頭，我們在社校讀完了初中，并準備迎接能否進入普通高中的巨大挑戰。要知道，當時在全國各地相繼創辦的“五七大學”和“五七中學”皆是半工半讀的學校，這對像我那樣體質羸弱的學生來說，平常就對繁重的體力勞動產生了畏懼，再讓自己進入半工半讀的“五七中學”就讀，豈不是極大的恐懼？但往年的普高招生都是將名額分配到村，然后，由村里確定保送入學。幸運的是，這年對入學的制度作了些微的改變，即在將招生名額仍分配到村的基礎上，由村里確定在招考成績較高的學生中進行推薦入學。由此，我順利地拿到了長洋中學的《錄取通知書》。

長洋中學創辦于1948年秋，地處深甽鎮長洋村的甲子橋畔，前身是由當地鄉賢郭履洲和其堂叔郭學序先生共同創辦的“私立寧海縣正學中學”，規模僅次于寧海中學。后因行政區劃調整等因素，校名也經歷了無數次的更易，新中國成立之后，被轉制為公辦中學。當年，我所收到的《錄取通知書》上的落款為“寧海縣長洋中學”，但在入學不久就被更名為“寧海縣深甽中學”。而當白底黑字的校牌掛上校門之后，即招致了當地村民的強烈不滿。次日早晨，發現校牌上的“深甽”兩字已被人偷偷剜去，取而代之的則是“長洋”兩個鮮紅的大字。當然，這不過是個令人啼笑皆非的一個小插曲，但也充分反映了當地村民要求尊重歷史，尊重長中在人們心目中的形象與地位的強烈愿望。此后，在我就讀期間學校未敢再掛過校牌。

為了避免個別村將一些不符合條件的學生推薦到學校，又對錄取的新生進行了復試，結果，在180來名新生中，有20余名遭淘汰。而不足的名額則再到各“五七中學”去選拔。其實，那時的中考暨復試都只考語文與數學兩門功課，錄取的分數線也超低。管中窺豹，當時各學校的教學質量由此可見一斑。

由于我們這一屆的學生大都出生在人口高峰期，所以，學校的招生數也比往屆高出許多。好在當時的西店公社創辦了一所新中學，并將整個公社的學生都分流到了該校，這就減輕了長中的招生壓力。實際上，此時的長中已被改為深甽區中心中學，并在原來單純高中的基礎上增設了初中部。這樣一來，學校的校舍成了最為撓人的問題。為此，一切可以利用的閑置房屋包括平時堆放農具、雜物的小屋暨柴房都被充分利用起來。我班的部分男生宿舍就設在原來放置農具的小屋中。在這陰暗而又潮濕的室內，橫豎放了十五六張雙層床（俗稱白鴿籠），也就是說，這狹小的空間中得住30來名學生。宿舍周圍都是食堂所用的柴垛，不遠處則是WC。一到夜幕降臨，成群結隊的蚊子就會鬧哄哄地在寢室內演奏起“黃河大合唱”。如果你在不經意間往大腿上輕輕一拍，則會有三四只甚至更多的蚊子成為你的“掌下之鬼”。

欺侮新生似乎是長中的“光榮傳統”。入學初，一旦發現晚自習之后有誰在寢室內大聲喧嘩與說笑，人高馬大的幾位高二男生就會戴著草帽與墨鏡，手執拐杖前來恐嚇、打罵，儼然一副小丑與兇神惡煞的模樣！新生們只得如老鼠見了貓似的忍氣吞聲，往往是敢怒而不敢言。一位和我同寢室的同學因為在事后向老師“告密”，這群男生則肆無忌憚地加劇了對他的欺凌，最后，這位同學終于不堪忍受，只上了個把月的課之后就被迫輟學了。

說來慚愧，上了高中之后，我漸漸對數理化暨英語的學習失去了興趣，出現了嚴重的偏科。因此，在高二進行文理分科時，就毫不猶豫地選擇了文科。

對于學生來說，最為悲哀的莫過于讀書時沒有課本了。由于那時樣樣東西都很奇缺，就連紙張也不例外，使得學生就讀的課本都得不到保障。我們的政治、農業課程的課本都是由兩人拼用一本的，而歷史、地理課本則連影子也見不著，平常只能憑課堂筆記與老師所發的油印講義做做作業。待到畢業前夕，高中階段所要學習的所有歷史和地理課本才算一齊發給大家，這對我們這些行將畢業的學生來說，已經沒有任何實際意義，只能呆呆地看著課本暗自傷神發愣。

在長中就讀期間，不知是處在青春期之故，還是當時所處的時代特殊，男女同學之間的關系極為微妙，用“互不搭理，形同陌路”來形容則更為生動。其實，處在青春期的的少男少女們是更希望與對方交往與交流的，但我們這屆同學卻完完全全是個不可理喻的例外，純屬“前不見古人，后不見來者”的那種。平常，要是見到男女同學之間在打招呼或交談的，其他同學就會一齊大呼小叫，弄得彼此之間都很尷尬。也許，正是這種氛圍，才影響了同學間的正常交往與交流。2009年在臨海舉行的首次同學會上，很多同學還不無感慨地說“要不是當年有這種惡習作祟，興許我們這些同學之間還會成就不少美滿的姻緣呢！”事實也的確如此。

除了日常的環境衛生暨偶爾進行的大掃除之外，繁重的體力勞動在此已不復存在，學生的主要精力被集中轉移到了學習上。大家都是根據作息時間并按照鐘聲起居與上下課，生活得非常有規律。但那時的師資力量顯得愈發薄弱，這可以從老師的頻繁更替上明顯的反映出來。在我就讀的兩年中，竟有四任英語老師（其中兩名是知青，一名是本校的應屆畢業生，另一名則是已經退休多年的上海碼頭工人），各位老師對英語單詞所教的讀音都不盡相同，加上那時并無音像資料可供借鑒，致使學生無所適從，不知誰的讀音才是正確的。政治與數學各有兩任老師，體育老師有三任。初一時的物理老師也有兩任，首任的是一位已經務農多年的高中畢業生，因在歷次考試中全班同學的成績都不及格，所以，只教了一學期就被撤換了。但由于學生之間的學習基礎參差不齊，第二任老師的到來仍然是回天乏術。老師的頻繁更替使得學生的學習興趣喪失殆盡，再要提高大家的學習成績，真可謂是“蜀道之難，難于上青天”了！

教科書的供給尚且如此之難，其他課外讀物則更加緊張了。為了給行將畢業并準備高考的學生增加一些拓展閱讀的材料，另一班級的語文老師花費了不少心血精選出許多篇幅的名家散文，并用蠟紙刻好，再油印出來供該班學生閱讀。像陶鑄的《松樹的風格》、許地山的《落花生》、茅盾的《白楊禮贊》等等。我們見之則垂涎欲滴，多想也能同樣擁有一份這樣的閱讀材料呀，簡直羨慕得連眼珠子都要掉出來了。心想，如果有紙，則興許可以請那位老師替自己多印一份，可那時當地偏偏就買不到可用來油印的紙張。無奈之下，我特地利用星期天時間，步行20余里到奉化的大堰供銷社去買回了二三十張紙。帶到學校之后，除了自己留下幾張之外，都分給了其他同學。我們一起從那位老師處印了好多篇散文。看著這些平時所看不到的短小精悍的名家杰作，真是如獲至寶，愛不釋手，心里甭提有多高興了！

1979年，既是黨和國家歷史的重大轉折點，同時，也是我人生的重大轉折點。十一屆三中全會吹響了改革開放的號角，并把全黨工作的著重點轉移到以經濟建設為中心的軌道。在這劇烈的歷史變革關頭，我懷著焦慮、忐忑、彷徨與迷茫的心情從長中畢業了，我不知道擺在我面前的將會是一條怎樣的道路。但我清楚地知道，不管自己愿不愿意，從此，我將告別朝夕相處的老師與同學，離開窗明幾凈的課堂而走向社會，踏上人生新的征途。

兩年后，我穿上軍裝，走向了保衛祖國的戰斗崗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