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我們正處于環境和社會危機之中，這并不是危言聳聽。世界人口正持續增長，到2050年將達到100億。屆時，政府和企業需要找到新的方式來制造我們賴以生存的食物、產品和資源。在氣候危機、社會不平等、新冠疫情等一系列挑戰面前，我們別無選擇，只能應對。 面對新的現實，我們能做些什么來創造一個更可持續、更公平的社會？如何促使公司將其對人類和地球的影響考慮在內？  就企業如何利用自己的力量“反對”環保主義，安德魯-羅威爾（Andrew Rowell）在《綠色反擊：全球顛覆環境運動（Green Backlash: Global Subversion of the Environment Movement）》一書中進行了討論。英國聯合餅干公司（即United Biscuits，旗下品牌包括 McVitie's 麥維他餅干等）和另外兩家公司，通過游說成功推翻了倫敦政府的重型卡車禁令，這一政策調整方便了公司謀利但苦了環保事業。 20世紀60年代初，糖類研究基金會（即the Sugar Research Foundation，又稱作糖業協會 the Sugar Association）資助了一項有影響力的研究，該研究淡化了糖對心臟病的影響，使錯誤信息在醫療和營養行業中傳播，進而影響了公眾的健康和福祉。這些公司有充足的財政資源資助利己的智囊團和研究報告，推動自身的發展進程。 消費者越來越需要負責任的企業和符合道德的產品，但消費者對各行業的信任度卻在下降。一項新的企業社會責任研究（CSR study）結果顯示，91%的全球消費者認為企業應該行事負責，將道德置于利潤之上。與此同時，埃森哲的 2016 年英國金融服務客戶調查（ Accenture’s 2016 UK Financial Services Customer Survey）發現，各行業的消費者信任度大幅下降，包括在線零售商、超市、技術公司和金融服務提供商。 考慮到消費者在網上可以獲得的信息范圍，以及公司的背景、投資和利益的快速可查性，這種信任的下降是可以理解的。雖然企業努力保持其權力和影響力的隱蔽性，但頻出的丑聞進一步損害了消費者的信任。如 2015 年大眾汽車的“柴油騙局”，德國汽車巨頭被揭露在美國的排放測試中作假。  JUSTIN METZ 為《財富》拍攝的照片插圖 隨著消費者對“有道德底線”產品需求的增長，許多品牌已經意識到，使用巧妙的營銷信息和公關策略聲稱他們有環保證書，比努力實現這些標準成本更低。2010 年的一項研究發現，95% 的家居和家庭產品都有誤導性的綠色聲明（被稱為 "洗綠"）。 面對如此多的誤導性信息、企業不明確的政治動機、及其與表面 “值得信賴的” 研究和政策之間的隱秘聯系，消費者是否真的有能力采取行動，創造一個更可持續的經濟生態環境？ 盡管前路漫漫，答案仍然是肯定的。雖然主流消費者基本上沒能參與到戰略決策中，公司和品牌也尚未正確理解消費者在推動大規?？沙掷m業務方面的潛力；但近期研究表明，疫情期間帶有可持續發展聲明包裝的商品銷售額和市場占比持續增長，有70%的消費者表示相較于疫情發生前會更多購買 "生態友好 "產品。 抵制是消費者表達他們對企業權力感受的首選武器之一，90% 的消費者愿意在得知公司有不負責任或欺騙性商業行為時表達抵制。抵制的目標通常是被公眾所熟知且面向消費者的的公司。普通購物者經常與之打交道的知名品牌，如雜貨店、食品和飲料品牌或服裝零售商，在公共活動面前更顯眼，也更容易受到影響——消費者傾向于到其認為做法更符合道德標準的競爭對手處消費。 由于個人消費者通過消費選擇激勵可持續商業行為的能力有限，一些利益相關方決定采用其他杠桿來推動企業內部的影響。公民和社會團體常常采用的有效途徑，是動員消費者，使其成為要求企業采取行動的主體，針對企業聲譽的脆弱性促使企業進行調整和改革。 這類活動的效果因媒介和產品替代品的可用性而結果迥異。一個活動的成功取決于一系列因素，包括問題的及時性、同時發生的其他事件、問題是否有新聞價值、公司對問題的敏感性和關注度，甚至包括活動的媒介。國外競選者和消費者越來越多地轉向公共社交媒體平臺，因為這類平臺在跨越人口群體和國界活動方面特別高效。社交媒體活動的消費者參與門檻低、可見度高、易被辨別，并且有很大的潛力被主流媒體接受。 舉個著名的例子：雀巢公司是世界上最大的食品公司。20世紀70年代，他們的配方奶粉部門在發展中國家采用誤導性的廣告和營銷信息，提倡用奶粉喂養，不鼓勵母乳喂養。這種誤導性廣告在社交媒體上的傳播引起了全球關注和消費者的抵制，因為雀巢的這一廣告的大肆宣傳不僅使得世界上最貧窮的地區對其昂貴的產品產生依賴，還讓嬰兒面臨健康風險。抵制行動一直持續到1984年，雀巢公司雖同意改革，但丑聞仍然揮之不去，“嬰兒奶粉行動”在這場爭端中影響深遠，仍在推動雀巢繼續進行改革。  圖 | blogspot.com 此外，復雜的供應鏈和政治貿易關系使企業的不道德行為能夠在公眾視野外繼續存在。因此，不能責怪消費者在面對企業巨頭時感到無能為力，或對抵制和抗議的時效性存疑。 2010年，綠色和平組織領導的活動中，雀巢因被指控大量購買使用印度尼西亞金光集團的棕櫚油（該集團是全球毀林劣跡最嚴重的公司，其生產對瀕危物種、氣候變化均有惡劣影響），收到了超過20萬封消費者的郵件要求其審查采購行為。消費者的行動給雀巢帶來了巨大的壓力和威脅，雀巢很快同意了這些要求，暫停向有嚴重環境污染性的供應商進貨，并向綠色和平組織提供了其供應鏈的詳細信息。 消費者的抵制確實成功讓公司采取了新的政策。這表面看來似乎是消費者的重大勝利，但雀巢公司通過與 Indofood 的合作仍然與不可持續的棕櫚油生產存在聯系。在雨林行動網絡最近的一份報告中，Indofood 也被揭露了其雇傭童工、低額工資和破壞猩猩棲息地的行徑。消費者團體 SumOfUs 現在正發起行動，要求雀巢公司結束與 Indofood 的合作關系，并恪守其可持續發展的承諾。  圖 | SumOfUs 公眾對不道德的商業行為的影響越來越關注，消費者有能力讓企業承擔責任，并要求他們改變。抵制活動往往側重于“通過不作為來采取行動（action through inaction）”，即鼓勵消費者把錢花在其他地方，然而真正能產生影響的是針對品牌聲譽的行動。公司的聲譽價值很大，所以民間社會組織的行動或運動試圖通過影響公司聲譽來引發變革，其范圍包括抵制、請愿以及質疑。鑒于大企業擁有的權力，普通消費者似乎不易推動改變，但當他們的行為使得品牌聲譽、利潤受到威脅時，就可以迫使公司采取行動。一個公司的品牌口碑是與消費者聯系的紐帶，一旦品牌有沾上污點的風險，消費者和企業的對話就會高效開展。 20世紀90年代，價值數十億美元的體育用品品牌耐克因濫用童工被消費者抵制。耐克短期內的銷售額產生了重大的直接損失，其1998年的全球收益下降了69%，并且持久損害了品牌形象。公眾要求耐克公司承擔更大責任，對消費者的憤怒作出回應?，F在，耐克公司致力于可持續發展，在解決兒童肥胖癥等社會問題方面發揮了主導作用，并將企業社會責任作為關鍵競爭優勢。 所有企業都面臨著越來越大的壓力，它們被要求更有社會責任感和環境可持續性；而消費者的聲音是這種轉變的推動力。社交媒體放大了這種社會聲音，給消費者提供了與大品牌直接溝通的渠道。如果消費者以正確的方式發聲，企業領導人就不得不傾聽。 盡管消費者在為可持續的商業行為提供公平的競爭環境方面所能發揮的作用存在固有的局限性，但我們仍然相信，消費者可以通過日常購買決定來激勵和獎勵可持續發展的企業，為可持續發展的企業提供更加公平的競爭環境，讓社會越來越好。 參考文獻 1.https:///the-future-we-create/how-much-can-consumers-really-drive-responsible-business-48ed158a2b44 2.https:///can-consumers-really-challenge-corporate-power/ -End- 編輯：五花肉、蛋清、擺脫塑縛 你“在看”我嗎？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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