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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5年隨著德國和日本的相繼投降，第二次世界大戰宣告結束。戰后，同盟國根據《波茨坦協定書》等文件明確了運用法律手段懲處首要戰犯，并在德國和日本設立了兩個國際軍事法庭，一是國際軍事法庭(又稱“紐倫堡國際法庭”)，另一是遠東國際軍事法庭(又稱“東京國際法庭”)。同時，各主要國家也在各地進行著對日本乙、丙級戰犯的審判，這種用法律手段處置日本戰犯的方式也為口后中華人民共和國處置口本戰犯提供了依據。 （一）遠東國際軍事法庭對日本戰犯的審判 隨著1945年9月2日日本無條件投降書的簽訂，同盟國關于制裁主要戰爭罪犯的工作也提上了日程。1946年1月19日，《特別通告》和《遠東國際軍事法庭憲章》作為懲處日本戰犯的法律條文由駐日盟軍統帥麥克阿瑟頒布，其中明確提出在東京成立遠東國際軍事法庭，進行對日本戰犯審理工作。 1946年5月3月遠東國際軍事法庭第一次開庭，包括中國在內的11個國家對東條英機等28名日本甲級戰犯進行了審判。截至宣判之日——1948年11月12日，庭審日數達416天、共817次，宣判用時7日、14次，總開庭時數423日、831次。法庭最終判處犯東條英機、土肥原賢二、板垣征四郎、松井石根、木村兵太郎、廣田弘毅、武藤章等7人絞刑，荒木貞夫、橋本欣五郎、畑俊六、平沼騏一郎、星野直樹、賀屋興宣、木戶幸一、小磯國昭、南次郎、岡敬純、大島浩、佐藤賢了、島田繁太郎、白鳥敏夫、梅津美治郎、鈴木貞一16人無期徒刑，另有2人（東鄉茂德20年，重光葵7年）被判有期徒刑。 運用法律手段制裁戰敗國領導人一事，確是二戰后的一個新創舉。但由于美國同日本的利益關系，導致一些主要戰爭罪犯逃脫罪責，從此逍遙法外，甚至重返政壇，給和平造成了威脅。且在審判過程中，對于自身所犯罪行，無人進行反省，導致日本右翼勢力頻頻抬頭，也給中日關系的改善造成了阻礙。 （二）各國軍事法庭對日本戰犯的審判 各國軍事法庭對日本戰犯的審判是東京審判的一部分，主要承擔著對乙、丙級日本戰犯的處置的工作。這些審判幾乎與東京審判同時進行著，但戰線明顯更長。審判日軍乙、丙級戰犯的軍事法庭由盟軍安排在日本橫濱，東南亞馬尼拉、新加坡、仰光、西貢，蘇聯伯力，中國保定、南京、廣州、上海、濟南、武漢、沈陽、太原、臺灣等地。據日本“中歸聯”提供的數據顯示，美、英、法國、澳大利亞、中國國民政府、荷蘭、菲律賓七國共計對5690名日本乙、丙級戰犯進行了審訊，僅橫濱、新加坡、關島、馬尼拉四處的審判，就處死了乙、丙級日本戰犯達1059人。 可見，各國軍事法庭對乙、丙級戰犯的審判力度頗大，但對于自身所犯罪行，認罪者甚少。有學者對339名在各國軍事法庭受審而判處死刑的乙、丙級日本戰犯的遺書進行了分析，結果發現這些日本戰犯可以為戰敗的羞恥從容受死，但承認自己犯有戰爭罪行的僅有8%。可以說，這些罪犯確實得到了應有的懲罰，但并未對人類的長遠發展發揮什么作用。 二、中國對日本戰犯的處置 中國作為主權國家曾兩次對日本戰犯進行了審判，第一次是與東京審判同時進行的國民政府對日本戰犯的審判，第二次則是新生的中華人民共和國對從蘇聯引渡的日本戰犯進行的審判。由于國內外環境以及政治立場的不同，對日本戰犯的處置方式表現迥異。 （一）國民政府對日本戰犯的處置抗日戰爭勝利后，國內隨即開始了對處置日本戰犯的籌備工作。1945年11月，國民政府成立了專門負責處理日本戰犯相關工作的組織——戰爭罪犯處理委員會。隨后，對日本戰犯的檢舉、逮捕、審判以及行刑等各項事宜也進行了相關規定。1946年2月15日，“國防部審判戰犯軍事法庭”在南京成立，繼之在東北、武漢、廣州、徐州、上海、太原、保定、臺灣等10個地區分設了軍事法庭，負責審判在中國各地在押的2000余名日本戰犯。當時，國民政府明確了對日本戰犯的審判原則，即為長遠發展考慮，以德報怨，不計小節，爭取盡快完成審判日本戰犯的任務。1949年1月27日《申報》對審判結果進行了相關報導，內容指出從自中國審判戰犯軍事法庭成立到1947年12月25日，受理戰犯案件1523件，無罪遣送回日本的933名，經過判決處以死刑的110名，有期徒刑167人，無罪釋放283人，待審218人。1948年上半年，各地區審判戰犯軍事法庭陸續撤消，未結案件，全部移交南京國防部審判戰犯軍事法庭處理。至1949年1月止，中國審判戰犯軍事法庭共受理全國2200余案，判處死刑145人，有期徒刑或無期徒刑約400人左右，其他多以無罪遣返回國。首先必須肯定國民政府審判日本戰犯的歷史意義，國民政府是在無他國干涉下獨立對日本戰犯進行的審判，對于戰后的中國的來說彰顯了主權，顯示了國際地位。同時，在毫無經驗的情況下，一方面要處置國內的日本戰犯，另一方面要配合東京審判提供大量證據資料，工作量之難、之大可想而知。另外，由于在日本侵略中國的整個過程中，主要犯罪人物除了政府要員和軍事首腦，且涉及經濟、文化等多方面人物，更加重了取證和審判的復雜性。但是，考慮當時的國內環境，國民政府對岡村寧次判處無罪，成為其審判日本戰犯最大的污點，只這一件就大大降低了國民政府審判日本戰犯的影響力。 1945年冬，共產黨領導下的解放區成立了戰犯調查委員會，由吳玉章擔任主任委員。12月15日，解放區戰犯調查委員會公布首批日本戰犯名單，包括：準備發動侵略戰爭者及侵略戰爭的積極執行者和積極支持者岡村寧次等52名；侵略戰爭的積極執行者及與軍部合作積極支持侵略戰爭者松井太久郎等116名；與軍部合作積極支持侵略戰爭者清水澄等201名。 （二）中華人民共和國教育改造日本戰犯的決定 1949年10月1日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對于這個戰后新生的政府來說一切都是百廢待興。在這個特殊時期要引渡一批日本戰爭罪犯，于領導人而言并非易事。是否引渡?何時引渡?一旦引渡又該如何處置?這一系列問題都不得不考慮到方方面面的因素，如當時所處的國際環境及國內的實際狀況。如何處置日本戰犯又要考慮到民眾的情緒，而從長遠發展又需考慮到中日關系與世界和平。 1.國際環境 在世界性的“熱戰”結束后馬上形成了由美國和蘇聯兩大經濟體對峙的“冷戰”，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時正處在“冷戰”的國際大背景下。新生的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第一時間得到了社會主義蘇聯的認可，但美國一方仍承認流亡在臺灣的蔣介石政府為合法的中國政府。因此，中國開始尋求蘇聯的幫助，于1950年與蘇聯達成協議，簽署了為期30年的“中蘇友好同盟互助條約”。根據條約內容，蘇聯將幫助中國開展工業計劃，實現經濟的快速發展，同時幫助中國組建一支現代化軍隊。中國希望通過蘇聯的幫助迅速發展國內經濟，提高國際地位。 二戰結束后，從1946年起日本在美國的改革下開始了10年的經濟恢復時期。到1948年因“冷戰”的需要，美國更是扶植日本政策，放寬對日本控制的同時還向其提供貸款，使得日本的經濟得以快速恢復到戰前水平。而政治方面，此時的中日兩國尚未有任何政府及民間團體的往來。 2.國內環境 抗日戰爭勝利后，持續3年的國共內戰打響，久經槍林彈雨的中國早已是千瘡百孔。此時，全國尚未全部解放，國內的經濟形勢相當嚴峻，工農業凋敞、交通癱瘓、貿易受阻、通貨膨脹導致物價飛漲，人民生活可謂苦不堪言。據統計，1949年全國人口數已達5.4億，城市有400萬失業人口，農村亦有4000萬災民亟需救濟，1949年的財政支出顯示，財政赤字約占到2/3左右，1950年政府雖進行精打細算和開源節流，財政赤字仍占預算支出的18.7%。可以說，當時國內的人力、物力、財力都相當緊缺，需要一段時間進行恢復。 從中國人民的民族情感方面考慮，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時距離抗日戰爭結束也僅僅4年時間，國民尚未走出戰爭陰影，對日本戰爭犯罪分子仍懷有國恨家仇，這也是中國政府對于如何處置日本戰犯不得不考慮的因素。 3.日本戰犯的移交 “二戰”結束時蘇聯紅軍曾在中國東北俘獲一批日本、偽滿戰爭犯罪分子，他們被押解至遠東的西伯利亞地區，在嚴寒中進行了5年的強制勞動。1949年10月1日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這個新生的政府當時正處于內外交困的局面，要想穩住新生的國家就亟需尋找一個強大的幫手，于是1949年12月6日毛澤東開始了對蘇聯的訪問。 毛主席此行最主要的目的是簽署新的中蘇條約，但在訪蘇計劃之外的是，蘇聯提出希望將在押的偽滿皇帝溥儀，以及偽滿、日本戰爭犯罪分子移交給中國政府處理。于中方而言，這一要求肯定了中華人民共和國作為主權國家擁有獨立處置日本戰犯的權力，毛澤東隨即表示這批戰犯是定要由中國處置的。但另一方面，考慮到國內的實際情況，以及國內尚有未處置的罪犯，若優先處置日本戰犯恐有不妥，毛澤東提出希望先由蘇方代管，到第二年下半年再進行移交。1950年2月14日，中蘇簽訂“友好同盟互助條約”，引渡日本戰犯一事也被提上日程，總理周恩來作為總指揮，東北外事局局長陸曦負責安排具體引渡事宜。 1950年7月18日由蘇聯駛來的悶罐火車到達中蘇邊境的綏芬河車站，車內關押著的是從蘇聯引渡的969名日本戰犯。中蘇雙方在綏芬河完成了移交工作，同時中方得到了這969名日本戰犯的名冊及個人檔案。 4戰犯獲得新生 隨著對日本戰犯偵訊工作結束，第一份審判日本戰犯的名單于1955年9月被提交到黨中央。名單要求起訴155人，死刑7人，死刑緩期執行3人，無期徒刑6人。而后考慮到絕大多數日本戰犯悔罪情況良好，周恩來總理指示：“對日本戰犯的處理，不判處一個死刑，也不判一個無期徒刑，判有期徒刑的也要極少數。這是中央的決定。”經過反復推敲，最終決定僅對45名罪行極為嚴重的日本戰犯進行審判，其余免于起訴，釋放回國。 免予起訴的戰犯于1956年6月至8月分三批釋放回國。 在采訪中，石渡毅回憶當時場景時說：“當聽到'免予起訴，釋放回國時’，全場'哇’的一聲，這是男人的嚎啕大哭。”在免于起訴的大會上，戰犯們爭相發言。戰犯吉田一盛流著淚說：“我是個犯有嚴重罪行的人，今天被中國政府寬大釋放，使我感受到前所未有的感激。現在中國政府和中國人民給了我重新做人的機會，我一定痛改前非，今后不會重蹈覆轍走罪惡的道路，要用我的后半生為中日的友好和祖國的富強做貢獻。”管理所為他們準備了歡送宴會，發還戰犯私人物品，為每位戰犯發放新制服和日用品，及每人50元零用錢，從天津坐船回到日本。戰犯無一不感恩中國政府的寬大政策，與管理員含淚離別，并表達出與中國保持友好的決心。 1956年6月9日至6月20日，對45名戰犯的審判在沈陽和太原兩地開始了。面對起訴和證人的控訴，戰犯無一反抗，皆低頭認罪。以下是部分戰犯的認罪發言： 藤田茂：我認為我是沒有人性的、最殘酷的、最可憎的一個人。 上坪鐵一：我理解證人的心情及中國人民的心情，請就在這里把我千刀萬剛吧。 藤原廣進之：我愿意接受任何處分，請給我處分吧！ 上坂勝：我犯下的罪行比起訴書所提到的還要多，應該說是犯下了滔天的大罪行。 在這次審判中，多次出現戰犯跪地痛哭的場面，像這樣的場面自二戰后對日本戰犯的審判中絕無僅有，中國政府對日本戰犯的成功改造堪稱奇跡。 1965年，關押于撫順的日本戰犯全部被釋放后一年，受中日友好協會的邀請，“中歸聯”成員在會長藤田茂的帶領下來到中國，進行了第一次訪華活動。此時，中日兩國尚未建交，因此，受到中方的邀請是“中歸聯”成員沒有想到的。參與了第一次訪華活動的本岡繁回憶往事時說：“處于此種環境，應邀訪問中國，簡直如同做夢一樣”。此后，“中歸聯”成員在1972年、1975年、1977年、1978年和1980年進行了五次訪華。先后六次訪華，前三次由藤田茂帶領，并受到了周恩來總理的接見。歷次訪華中，“中歸聯”在中國各地進行參觀，參與中日友好活動，并向中方匯報“中歸聯”在日本的活動情況，捐贈書籍、繪畫等作品。每次訪華中皆有原戰犯重新回到撫順戰犯管理所內自己曾生活的監室，回憶那段難忘的時光。與此同時，“中歸聯”也多次邀請中方代表團訪問日本，其中包括有原撫順戰犯管理所的工作人員。1988年，“中歸聯”集資20余萬元，在撫順戰犯管理所院內建造了“向抗日殉難烈士謝罪碑”。至2002年“中歸聯”解散，從未間斷與中方的聯系。 隨著“中歸聯”成員的年邁，由日本友好青年們組織的“撫順奇跡繼承會”繼續為中日友好四處奔走。他們一方面以日本戰犯在撫順戰犯管理所的重生為主題組織活動，一方面前往撫順，參與各種紀念活動。同時，中日雙方以教育改造日本戰犯為核心多次進行合作研究，也是促進中日友好的一個方面。 乙、丙級戰犯在各國的處理情況  乙、丙級戰犯在各國的處理情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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