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西走廊地處邊遠，在歷史上因交通不便，轉輸困難，歷代王朝為鞏固河西走廊這一地區，在此設置之初，大都以屯田為本，節省民力，滿足兵食。在此屯田有它的優越有利的自然地理條件，河西走廊南側的祁連山擁有極其豐富的冰川積雪，成為天然的固體水庫，每年春夏，冰雪溶化從祁連山北麓流入走廊，網織成了三個較大的內陸河流域，與此相適應的，走廊內部也出現了三塊面積較大的綠洲平原，這就是石羊河流域—武威、永昌綠洲平原；黑河流域—張掖、酒泉綠洲平原；疏勒河流域—玉門、敦煌綠洲平原。由于這三塊綠洲平原有著豐富的祁連山雪水滋潤，所以自古以來就是一個水草肥美，可耕可牧的區域。早在秦漢時，匈奴失去了河西，就曾發出了“亡我祁連山， 使我六畜不蕃息；失我焉支山，使我婦女無顏色”的哀嘆。河西“地廣人稀，水草宜耕牧，故涼州（武威）之畜為天下饒”。因此，歷代都把河西作為重要的屯墾的地方，良好的自然環境，是歷代各族勞動人民在這里生養蕃息的基礎。從西漢迄明清，屯田延續了二十個世紀，因此出現了許多與屯田有關的地名，一直沿用到今天。

河西歸漢之后，漢為經營這一地區，先后組織了幾次大規模的徙民活動，把中原地區的貧民和“罪犯”遷徙河西。據《漢書·地理志》載，河西四郡當時有戶六萬一千余，戶口十八萬余。如果加上屯田的士卒，整個河西大約有四十萬人左右。漢代將移民、設郡、屯墾這三者聯系在一起，因此，大量的勞動力進入河西，加之徙民帶來中原人民豐富的生產技術和經驗，大大促進河西走廊一帶的開發。唐代前期河西的繁榮，也可以從唐朝在這里屯田利糴等情況可以看出；武則天時，陳子昂在論及甘州（張掖）屯田時就說過，甘州土地肥沃，四十余屯，“每年豐獲常不減二十余萬”。甘州刺史李漢通置屯開墾，“數年豐捻，乃至一匹絹粟數十斛，積軍糧支數十年”。

明得河西則設有涼州衛、永昌衛、肅州衛及甘州五衛。為了確保這一邊防重地，不斷派遣大量軍隊在河西駐防屯墾。從洪武到弘治（公元1488—1505年），涼州等十一衛有正式屯軍七萬余人，下屯旗軍近四萬人，屯田面積最高時達二萬六千余頃，除了下屯正軍以外，還有余丁及正卒家屬下屯耕種。到清朝初年又大量召民到河西屯田，如雍正（公元1723—1735）年間，一次就召民二千四百另五戶去敦煌屯種。同時，又實行了諸如改變涼州戍軍為屯丁，把明蕃王的土地歸民戶經營， 以及免除錢糧，興修水利等措施，使河西更加繁榮起來，所謂“金張掖、銀武威”的傳說，也就從那時起一直流傳到今天。所以在河西走廊一帶出現了有關移民、屯田、興修水利等類地名。在武威市東北約六公里處有“發放亭”（今為發放鄉）、“安置寨”等地名，顧名思義，發放者乃流放犯人之謂也，在歷史上向河西走廊一帶發放罪犯，是屢見不鮮的。這類地名是犯人所居之所，主要是到河西進行屯田。金塔縣有“移慶灣”、“移慶溝”、“西移村”、“移民莊”等古地名，無疑地亦與遷移民有關。西漢在河西走廊屯田，當時可分為軍屯和民屯兩種，軍屯則為戍邊士兵所種，收獲歸公，衣糧由國家供給；民屯則為徙民所種，向國家交納地租，當時屯田是很有成績的。在河西走廊東起武威西至走廊西端的安西縣，以及在走廊中部綠洲平原的幾個縣、市、出現不少以“屯莊”命名的地名，有的地名前冠以姓氏，如“高家屯莊”、“潘家屯莊”、“任家屯莊”、“白家屯莊”等等；還有冠以方位、序數或自然地理實體命名的地名，如“東壩屯莊”、“西壩屯莊”、“南新屯莊”、“北屯村”等；以序數命名的有，“二壩屯莊”、“五壩屯莊”、“五墩屯”、“五班屯地”等；以自然地理實體命名的地名，如“沙灘屯莊”、“橙槽屯莊”、“板屯莊”、“槽溝屯”等等；上述這類地名都與歷代王朝在此屯田有著極其密切的關系。

在民勤縣紅柳園以北的各鄉出現了以《千字文》命名的村莊名稱。因民勤地處河西走廊石羊河的中游，古代是水草豐盛的地方。明洪武初設衛，按明軍衛制規定，河西一衛有戎馬戍邊的軍兵5600人，故守邊軍兵屯田，后來就易兵為民了。清雍正初，衛、所改為縣，因人口繁衍， 加之中原向邊地移民，人口劇增，開墾屯田已向石羊河下游遷移，村落星羅棋布，縣府當時決定，便以《千字文》為順序來擬定地名。《千字文》是我國南朝梁武帝蕭衍指令執事郎周興嗣拓取東晉書法家王羲之遺墨不同的字一千個，編成四字一句，對偶押韻，便于記誦的啟蒙讀本，敘述了有關自然、社會、歷史、倫理、教育等方面的知識。清代即開始流行，因此，在民勤縣柳林湖一帶，以《千字文》命名的地名比比皆是，如“天地玄黃”四字，相應的出現了“天成”（今為收成鄉）、“地平”、“玄和”、“黃岑”等；又以“云騰致雨”四個字命名的村莊有“子云”、“騰勝”、“致力”、“雨順”等名稱。還有以“號”字命名的地名，如“上號”、“下號”、“下潤西號”、“秋成上號”以及金塔縣出現“天字號”、“地字號”、“宇字號”、“宙字號”等等村莊名稱。據《甘肅通志稿》輿地九《水道》記載“柳林湖，在縣（民勤縣）東北百二十里，抹山北，雍正五年，試種開墾，遂將安置移民所定為地名。它雖經歷二百五十多年的歷史，多數地名幾經更易，但仍保留有一部分地名，相對穩定地沿襲下來，至今還保留著它的歷史意義。在敦煌市有些村莊名稱，含有特殊意義，大部分是以甘肅原古縣命名的地名，境內有涇州（涇川）、狄道（臨洮）、秦州堡（秦安）、安化（慶陽）、岷州（岷縣）、河州（臨夏）、伏羌（甘谷）、合水及河州堡、武威廟等等，這類地名的產生，大部分是后期從省內各縣遷徙到河西進行屯墾的，以原來州、縣名稱命名的地名。

歷代在河西屯田，首先要興修規模比較大的水利工程。在“河西、酒泉皆引河及川谷以溉田”。因此，在今天的綠洲平原以“渠”、“壩”等命名的地名星羅棋布，其大多數地名為歷史上沿襲下來的名稱。“渠”多分布在綠洲平原中部或北部的泉水地區，如張掖市西南龍渠鄉，明世宗嘉靖二十五年（公元1547年）巡撫楊博造龍首渠而得名；民勤縣有“西渠”、 “中渠”二鄉，是以雍正年間所開的渠系及方位得名的；敦煌市“黃渠”（鄉）、此名以清代雍正四年（公元1726年）由黨河向黃墩子開渠引水而得名；據居延發現的漢簡就有甲渠、臨渠、廣渠等名稱。以“壩”字命名的地名，在河西走廊多分布在綠洲南部的山水灌區，要引水灌田，必須筑壩攔水，如武威市的“四壩（鄉）”是因西營河灌區屬四壩河系得名；“中畦（鄉）”，是以雜木河舊四壩中畦得名，還有“二壩”、“上壩”、“東壩” 、“六壩”、“西壩”等地名亦如此。

酒泉市現今還保留有“西洞”、“東洞”的地名，據《肅州新志》記載：明洪武年間，大將馮勝平定河西，在酒泉移民屯田，為了引水灌田，擢千戶曹斌，鳩集伕匠在洪水河陡峭的崖壁上鑿壁穿洞，開掘天井，使洞相通，井井相聯，引水上岸灌田，人們稱西岸渠道為“西洞子壩”，東岸渠道為“東洞子壩”，后遂有“西洞”、“東洞”之地名。民勤縣有“新河（鄉）”， 據《鎮番縣志》載，清乾隆八年，在縣城東開掘人工河渠，便以此得名。

打開河西1比10萬地形圖，可明顯看出有些市縣的村莊名稱，亦是歷史上屯田的產物，以屯田地塊劃分和方位分號所命名的地名，如金塔縣有“上三分”、“上四分”、“中五分”、“上八分”、“西四分”、“南九分”等；玉門市境內有“下西號”、“下東號”、“西紅號”等，據考察為清代駐兵屯田；酒泉市境內有“七分腦”、“西二”、“東西”等名稱；臨澤縣、張掖市境內有“西六號”、“中七號”等，這類地名產生絲毫未有當地的自然和人文的特色，都與歷史的屯田有關。還有些村名是以屯田地塊的形狀和方位兩者結合起來命名的地名，如民勤縣有“東正方形”、“下正方形”等；同時，還出現以屯田所收獲的產量來命名的地名，如“上三十石（dàn）”，“十八石”等村莊名；安西縣還出現一種特殊的地名，以工字來命名的，有“頭工”、“二工”、“三工”，一直延續到“十工”；這類地名多分布在安西縣城的西南部，疏勒河中游平原地帶，大約每隔二公里為一工，整齊排列，這顯然均以屯墾的地塊劃分而命名的，據《安西縣新志》記載，雍正十一年（公元1733年），吐魯番回民八千一百六十口，東遷河西，在瓜州（安西）地方筑城安置，四里一方筑一堡，共分十個工堡，遂取名“頭工”、“二工”、“三工”，以至“十工”。同治年間，因遭戰亂，便返回原籍，城堡遂廢， 后因漢民來此屯墾，仍沿用此名。

除此之外，在河西走廊還有的地名是頌揚歷史人物，因屯田有功而命名的村莊名稱。在酒泉市東南部有一個“屯升”地名，原稱“九家窯”，《肅州新志·九家窯屯田》記載，署肅州知事童華，察知九家窯有千人壩，壩水滲透不堪，難以利用，雖有萬畝良田，但因高出河岸不能灌溉耕播，造成缺水、土瘠、民苦。為解救民難，必須鑿山開洞引水。只因工程艱難， 無人承擔主辦，在清雍正十年（公元1732年），保和殿大學士鄂爾泰，奉命討準噶爾，署陜甘總督，到肅州（酒泉）辦理邊防要務視察。此時，童華首次提出屯墾救民的意見，結果被采納。鄂爾泰當即命童華主事，州判李如進協理。于是在九家窯聚集伕匠數百名，經過兩年的艱苦開鑿，鑿通五座山，挖隧道千余丈，開渠一千五百丈，其懸崖不能過者，架橋四座，終于在雍正十二年（公元1734年），水到渠成。人們開始墾荒，耕耘播種兩年，年年五谷豐收。這時，眾歡民樂，豐衣足食。童華也因屯田有功而被升調京城，當地民眾為頌揚童華的功德，將“九家窯”更名為“屯升”，即“屯田榮升”之意 。

河西走廊的地名與歷史上的屯田息息相關，它乃是歷史的產物，反映著這一地區的歷史風貌，銘刻著各族人民開發河西走廊綠洲的偉大功績，包含著極其豐富的歷史、地理、經濟等信息，研究探討河西走廊地名，對于今天開發綠洲經濟、進行文化建設都將起到積極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