除了北方戰亂，古代經濟重心南遷的原因還有什么？

文 | 馮天瑜、馬志亮等

來源 | 《長江文明》

導致中國經濟文化重心南移的客觀因素很多，諸如自然環境的變化（包括氣候、水文、植被和土壤等）以及歷次兵燹的逼迫所帶來的移民浪潮，后者無疑是直接、主要的外因。今日分布于廣東、廣西、福建、江西、四川、湖南、臺灣等省以及東南亞各國的4529萬“客家人”，便是由秦漢以降從中原南遷的漢人組成的民系。目前，被中國及海外廣泛研究的“客家史”，生動展現了中華文化由北向南移動的歷史。

第一個迫使中國經濟文化南向轉移的大波瀾是永嘉之亂以及接踵而至的諸胡入主中原。公元3世紀末至4世紀初，西晉政治腐敗導致八王之亂，匈奴貴族劉淵建立分裂政權“漢”，開胡人入主中原之先河。至晉懷帝永嘉五年（311年），劉漢武裝攻陷洛陽，俘晉懷帝，大肆殺戮，史稱“永嘉之亂”，給黃河流域的經濟、文化帶來沉重打擊。“屬永嘉之亂，天下崩離，長安城中戶不盈百，墻宇頹毀，蒿棘成林。”“中原蕭條，千里無煙，饑寒流隕，相繼溝壑。”隨之而來的諸“胡”爭奪，更“騷動蒼生，疲弊中國”。黃河流域受到深重的損傷。

永嘉之亂后政治局面的混亂以及外族入侵的巨大壓力，迫使漢族士民大規模南移，《晉書·王導傳》稱：“俄而洛京傾覆，中州士女避亂江左者十六七。”據譚其驤估計“截至宋世止，南渡人口約共有90萬”，約占南朝人口之1/6。北人南遷線路有三：西路自關中取金牛道入川，中路自關東循漢水抵荊襄，東路自青徐循邗溝或淮河東南支流南下江都等地，目的地皆在長江流域。“此次移民浪潮的邊緣大致在今四川盆地的中部、湖南北部、江西北部和浙江中部，在此線以南就只有很少量分散的移民了”。因東晉南朝定都建康（今南京市），故東路移民尤多，建康至梁代時已擁有戶口28萬、人口140萬，如此都市規模，在中國乃至世界史上都前所未見。

漢族士人將北方文化傳播至南方，大大促進了南方衣冠文明的發展。大量勞動力的投入，使南方的經濟開發呈現出全新局面。雖然從總體格局上來看，北方的經濟實力仍然遠遠超過南方（北魏統一北方后，北方經濟的復蘇顯示了北方的實力），北方的文化實力也依然占有優勢，但是，此時的南方已不再是《史記·貨殖列傳》中所描述的那樣“楚越之地，地廣人稀，飯稻羹魚，或火耕而水耨”，而是“地廣野豐，民勤本業，一歲或稔，則數郡忘饑。會土（稽）帶海傍湖，良疇亦數十萬頃，膏腴上地，畝直一金，鄠、杜之間，不能比也。荊城跨南楚之富，揚部有全吳之沃，魚鹽杞梓之利，充仞八方，絲綿布帛之饒，覆衣天下”的繁榮景象。長江流域一經開發，便借氣候與江河舟楫之利，經濟迅速發展，至唐初，南北均勢局面已被打破，南方經濟開始超越北方。《新唐書·食貨志》載：“唐都長安，而關中號稱沃野，然其土地狹，所出不足以給京師、備水旱，故常轉漕東南之粟。”此語便顯示了這一態勢。但就文化重心而論，北方仍有優勢。

第二個迫使中國經濟文化重心向東南推進的大波瀾是“安史之亂”，大唐帝國從此衰落，黃河中下游地區經過浩劫，殘破不堪，繼之而來的藩鎮割據與政局動蕩使士民再次大規模向南遷移。李白晚年曾目睹北方人民南逃的慘況，有詩云“三川北虜亂如麻，四海南奔似永嘉”。此次北人南遷亦分東、中、西三路。東路自華北進入淮南、江南，中路自關中及華北平原西部進入南陽、襄陽一帶，西路自關中進入漢中及巴蜀。其中，東、中兩路的相當一部分移民仍會繼續向南遷徙，“長達一個半世紀遍及南方各地區的北人南遷，規模十分可觀，其分布地域遠比永嘉后的南遷為廣”。

唐代“自至德后，中原多故，襄鄧百姓、兩京衣冠，盡投江湘，故荊南井邑，十倍其初”。南方州郡的人口因此迅速增加，經濟也逐漸超越北方。《全唐文》卷630《故太子少保贈尚書左仆射京兆韋府君神道碑》云：“天寶之后，中原釋耒，輦越而衣，漕吳而食。”當時北方藩鎮林立，唐中央政府的財政完全仰給江南，誠如唐憲宗所言：“軍國費用，取資江淮。”江南已成為唐朝的“國命”之所在。又唐憲宗元和二年（807年），宰相李吉甫在《元和國計簿》中指出，朝廷“每歲賦稅，倚辦止于浙江東西、宣歙、淮南、江西、鄂岳、福建、湖南八道四十九州，一百四十四萬戶”。到北宋時期，長江流域的經濟已遠超黃河流域。北宋中期史學家范祖禹直截了當地指出：“國家根本，仰給東南。”《文獻通考》卷23《國用》記載了宣和元年（1119年）17路上供京師的財賦數字，在前8位中，除京東路（今山東、河北一帶）外，其余皆屬江南。其中兩浙路第一，江南東路、江南西路、淮南路、福建路、荊湖北路、荊湖南路分列第二、四、五、六、七、八位。

然而，中國經濟重心雖已在唐末完成由北向南的轉移，但全國文化的重心還滯留在長安—開封—洛陽的東西軸線上，這種情形至北宋依然不變。仁宗末年，洛陽乃文化重鎮。“二程”畢生從事講學，其活動中心便在洛陽。重臣退休、半退休，或因政見不合辭官后，多被安置到洛陽。“洛下多水竹奇花”，牡丹更聞名天下，每逢花會，“士庶競為游遨”，斯文流曳。故《墨莊漫錄》言：“許、洛兩都軒裳之盛，士大夫之淵藪也。”

但至北宋時期，文化重心南趨的態勢已十分明顯。“二程”在洛陽講學，弟子卻以南人居多。故程顥送他的大弟子楊時南歸時，就有“吾道南矣”之語。詞是宋代文學的主體，就地域性而論，其風格、題材、情調均具有“南方文學”品性。北宋的詞家，前期的晏殊、歐陽修、張先、柳永等，全都是南人，后期的蘇軾、黃庭堅、秦觀、周邦彥、李清照等，也多數生長于江南或其周邊。宋代書法與繪畫盛極一時，誠如楊維楨的《圖繪寶鑒序》所云：“書盛于晉，畫盛于唐、宋，書與畫一耳。”而當時畫家與書法家中亦南人頗盛。印刷業是播揚文化的中心，宋代書籍大多刊印于杭州，從流傳后世的宋版典籍來看，也以出于江南地區者獨多。江南地區的文化氛圍十分濃烈。北宋嘉祐年間（1056—1063年），曾有吳孝宗作《余干縣學記》，文中云：“宋受天命，然后七閩二浙與江之西東，冠帶詩書，翕然大肆，人才之盛，遂甲于天下。”“為父兄者，以其子與弟不文為咎；為母妻者，以其子與夫不學為辱。”

“靖康之難”給予了文化重心南遷最后的推動。1126年，金人攻破汴京，隨之統治北方100多年。宋室如同當年晉室，只得南渡長江。與之相先后，“中原士民，扶攜南渡，不知其幾千萬人”。此次南遷路線與安史之亂后的南遷路線大致相同，但移民人口更多、更深入，僅1141年紹興和議前的南遷北人數量已達500萬之巨。當時，山東籍文化名人李清照、趙明誠夫婦和辛棄疾等都是在這一時期南下的，以此為契機，中國文化重心徹底由黃河流域轉移到了長江流域。正所謂“秦漢以前，西北壯而東南稚也。魏晉而下，壯者之齒益衰，稚者之年方長。至于宋朝，而壯者已老，稚者已壯矣”。

在漫長的歷史時期，長江流域之所以能夠逐漸取代黃河流域的經濟文化重心的地位，除歷次兵燹帶來的大規模北人南遷的推動之外，其自身優越的自然地理條件隨著生產技術的進步不斷得到深入開發，也是動因之一。隨著生產技術的進步，自然地理條件更加優厚的長江流域取代黃河流域，成為中國的經濟文化重心。

長江流域和黃河流域皆具水熱條件，故成為中華文化的兩大源頭，而位置偏南的長江流域擁有更豐沛的水熱資源。但在原始社會末期至商末這一文明初始階段的氣候條件下，中國先民所能達到的生產力水平更適合開發北方黃河流域。在全新世中期，全球氣候變暖，長江、黃河流域較之現在更加溫暖濕潤。黃河流域森林密布，后來主要生活在長江以南的水牛、大象、獐子、竹鼠等喜暖動物在黃河流域廣泛分布，當時黃河流域受低溫和干旱的威脅較輕；而氣候炎熱潮濕的長江流域則生活著大量的熱帶動物，并且還經常發生洪澇災害。

在當時的原始農業技術條件下（以木石農具為主，農業技術簡單，花費勞動少），黃河中上游的粟作農業依托肥沃疏松的黃土和黃河及其大小支流的灌溉，通過精耕細作實現了蓬勃發展，各早期文明也借此綿延不絕并逐漸融合；而長江流域則因其紅壤的土質較為緊密，水稻種植所需平整土地及引水灌溉的勞動量大、技術要求高，而當時人員、技術所能達到的稻作生產方式又較為粗放，且常受洪水威脅，故其農業產出量不及黃河流域。這種農業生產上的差異在進入青銅時代后仍長期延續，直至鐵質農具產生及其后一系列灌溉排水工具的出現、防洪手段和農業生產技術的進步，長江流域的水熱優勢才逐漸彰顯。另外需要指出的是，在這一農業生產重心的轉變過程中，近5000年來的中國氣候總體向干冷演變，這導致黃河流域生態系統趨向脆弱，而長江流域則變得更適宜人類居住和農業開發。另外，黃河流域因過度開發而導致水土流失也起到了推波助瀾的作用。

中華文化進入銅器時代后，長江流域的銅礦資源很快得到開發。如距今3500年的長江中游盤龍城的建立就依托于四周豐富的銅礦資源，其遺址出土的大量商代青銅器較之殷墟也不遜色。不過，其出土的農具仍以石器為主，這對于開發當地質地緊密的紅壤是頗具難度的。西周以降，長江中游的楚國占據銅綠山銅礦，不但制造了大量鋒利的兵器和精美的禮器,還制造了較多性能遠勝木石器的生產工具，創造了輝煌燦爛的荊楚文化,成為長江流域第一個問鼎中原的強大政權。至遲到春秋晚期，楚國已開始使用鐵器，且出土的楚國鐵器以生產工具為大宗。性能優越的鐵器大量出現，無疑宣告了長江流域生產力水平的極大提升，不僅有利于開發紅壤,而且有利于更大規模的水利工程的修建（如芍陂、邗溝、都江堰等），這些都進一步推動了長江流域的農業生產。

但總體而言，在當時及此后相當長的歷史時期內，長江流域鐵農具的推廣和興修水利工程的力度仍不及黃河流域，“火耕水耨”仍是南方水稻耕作的主要方式。直到東漢時期，長江流域的水稻生產才擺脫“火耕”，走上精耕細作的道路，并且部分地區還開始使用牛耕，出現了秧苗移栽與雙季稻，灌溉農業模式也日臻成熟，這些都為日后長江流域農業生產的騰飛打下了基礎。

六朝時，長江流域的灌溉與防洪事業進一步發展。如東晉時期的荊江筑堤、南朝的鄱陽湖筑堤建閘等，長江流域的豐富水熱資源得到較大程度開發，形成足以與黃河流域相抗衡的重要農業生產區。此外，造船業也取得突破性發展，長江流域開始展開大規模航運，史載南朝宋孝武帝西巡“龍舟翔鳳以下，三千四十五艘。舟航之盛，三代二京無比”。為方便水路交通，各處運河開始修筑。比如，孫吳開鑿破岡瀆以匯通秦淮與江南運河，使建鄴（今南京）成為聯絡長江與吳會水運的中心城市，商貿迅速興起。東晉南朝時期，與農業生產關系密切的天文歷法學取得重大突破,東晉虞喜發現歲差現象，稍后，祖沖之將虞喜的歲差學說引入歷法（大明歷），隋唐因之，對長江流域的農業發展幫助甚大。

唐朝政府極重農田水利工程，將興修水利提高到了法律層面，建立了較完備的水利管理機構，長江流域也隨之開辟出了大量良田。尤其是安史之亂過后，長江中下游的淮南道和江南道成為長安朝廷的財賦供應基地,其水利事業蓬勃發展，農業生產隨之日盛（見表5-2-1,表5-2-2、表5-2-3）。中唐時期，權德輿指出：“江、淮田一善熟，則旁資數道，故天下大計，仰于東南。”唐代后期，江東人民還從長期水田耕作的實踐出發，改進笨重的直轅犁為曲轅犁（江東犁），明顯降低了犁的受力點，既減輕了扶犁農夫的體力消耗，又充分有效地利用了畜力，大大提高了耕作效率，“中國舊式步犁至此發展成熟、完全定型化”。曲轅犁沿用到了新中國成立初期。除此之外，唐朝江南地區還出現了稻麥復種制、茶林間作與魚草輪作之法，這不僅令長江流域豐富的水熱資源得到了更充分的利用，而且還有利于保持生態的平衡，江南水稻區的農業生產蒸蒸日上。

宋朝時，江南的水田耕作工具已較為配套，起秧、碎土、稻谷揚凈等都有專門工具，復種（雙季稻和稻麥兩熟）技術也較為成熟，加之當時圩田盛行于江南，,每一圩方數十里，如大城，中有河渠，外有門閘。旱則開閘引江水之利，潦則閉閘拒江水之害。旱澇不及，為農美利”，唐末引自越南的較為耐旱的占城稻此時也在江南普遍種植，江南水稻產量得到極大提高，故南宋中期以來“蘇湖熟，天下足”的諺語廣為流傳。

綜上所述，春秋以迄宋代，隨著技術的進步，自然條件更為優厚的長江流域在農業生產方面逐步趕超了黃河流域，成為中國的糧食財賦供應基地。此后，長江流域的農業生產格局又發生了一定變化。宋元時期，圩田技術傳至長江中游，是為垸田。明中期以后，湖泊眾多的兩湖平原上普遍建起了垸田，水稻產量與日俱增。與此同時，江南地區則因工商業的興盛而普遍種植茶葉、桑麻、棉花、果木等經濟作物，稻米也不得不仰給湖廣。于是，明代中后期又開始出現“湖廣熟，天下足”的說法，兩湖平原取代太湖平原，成為全國最重要的商品糧基地；而蘇杭一帶的絲織業和棉紡織業則日益發達，出現了資本主義萌芽。

政治中心具有代表性人物籍貫分布的改變，是文化中心遷移態勢的外在顯現。三國孫吳、東晉和南朝時，江南雖曾是偏安王朝的統治中心，經濟也得到一定程度的開發，但文化發展相對滯后，人才也相對貧乏，中央政權基本上為北人所壟斷。據萬斯同所編《東晉將相大臣年表》，在東晉的15位尚書令中，北人占了12位；在40位尚書仆射中，北人占了30位；在31位吏部尚書中，北人占了24位。南人在傳統上頗受輕視。《南齊書·張緒傳》載：'（上）欲用緒為右仆射，以問王儉。儉曰：'南士由來少居此職。'褚淵在座，啟上曰：'儉年少，或不盡憶。江左用陸玩、顧和，皆南人也。'儉曰：'晉氏衰政，不可以為準則。’上乃止。”

唐代情形也大體如此，根據《新唐書·宰相世系表》，唐代宰相總計369人，屬98族，其中9/10為北人。北宋太祖、太宗兩朝的將相重臣幾乎全是北人。比如，石守信是開封人，趙普是幽州人，高懷德是真定人,范質是大名人，王審琦是遼西人。至真宗、仁宗時，王欽若（臨江人）、丁謂（蘇州人）進入政權核心，南人開始為相。

北宋中葉以后，當宰相的南人漸多。浙江曾有24人擔任宰相。陸游在《論選用西北士大夫札子》中指明兩宋政權中心籍貫分布的改變：“伏聞天圣以前，選用人才，多取北人，寇準持之尤力，故南方士大夫沉抑者多。仁宗皇帝照知其弊，公聽并觀，兼收博采，無南北之異。于是范仲淹起于吳，歐陽修起于楚，蔡襄起于閩，杜衍起于會稽，余靖起于嶺南，皆為一時名臣……及紹圣、崇寧間，取南人更多，而北方士大夫復有沉抑之嘆。”從“南方士大夫沉抑者多”到“北方士大夫復有沉抑之嘆”，政權中心籍貫分布的改變鮮明地顯示了文化中心由北向南的移轉。

據清人黃大華《明宰輔考略》統計，“內閣大學士凡163人，自永樂初至崇禎末止”，其中南直隸（今江蘇、安徽、上海）27人，浙江26人,江西22人，福建11人，東南四省獨占總數的53%。

唐到北宋的學術中心位于洛陽、洙泗一線，南宋時則遷轉到福建。福建在唐代被稱為“無儒家者流”的文化貧弱之地，但在南宋，其學術文化迅猛發展。自北宋末年，福建人楊時受學于“二程”，載道南歸后，福建遂成為宋學中心。朱熹的籍貫雖為安徽，但實際生于福建，居于福建,死于福建，故其所創學派被稱為“閩學”。道學中的重要人物，比如胡安國、羅從彥、李侗、蔡元定、蔡沈、黃干、真德秀等都是福建人。朱熹十分敏感地注意到中國學術中心的南移。明人黃仲昭、章潢高度評價福建的學術地位，將閩視為鄒、魯，黃仲昭在《八閩通志·序》中言：“閩雖為東南僻壤，然自唐以來，文獻漸盛。至宋，大儒君子接踵而出，仁義道德之風于是乎可以不愧于鄒魯矣。”章潢更是明確指出：“鄒魯多儒，古所同也。至于宋朝，則移在閩浙之間，而洙泗寂然矣。”從南宋直至近代,南方學術文化始終引領中國學術文化潮流，成為學術中心之所在。

據《明史》有關儒林、文苑的記載，當時全國著名儒生有115人，其中江西35人，浙江26人，南直隸18人，福建9人，東南四省占全國總數的76.5%。據《清史稿》有關儒林、文苑的記載，當時全國著名儒生、文士有203人，其中南方長江流域170人，占全國總數的83.7%。另據統計，清代全國重要人才共計693人，長江流域有485人（福建省歸入其他地區），遠遠超過黃河流域的100人，其中江蘇185人、浙江114人、安徽57人、湖南41人，位列各省人才數量的前四位（見表5-2-6）。

THE EN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