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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元1082年的一天，一個名叫王天麟的人從鄂州渡江到黃州，去拜訪他的朋友蘇軾。 朋友相見，理應相談甚歡。但聊完天，蘇軾的心情卻變得十分沉重，久久不能平靜。 第二天，蘇軾急匆匆地提筆寫信，火速寄送給鄂州地方官朱壽昌。在信中，蘇軾提及了從王天麟那聽來的鄂州見聞，以及一些相關的親身經歷： 宋人棄子、溺嬰之弊。 據王天麟所言，岳州、鄂州兩地間的鄉村百姓，通常只養二男一女，一旦家中嬰孩超過這一數量，便要殺嬰，尤其是女嬰。他們殺嬰，多數是將嬰孩死死按入冷水盆之中，待幾聲呻吟過后，這個“麻煩”便解決掉了。 有個姓石的貧農，已經殺了兩個嬰兒。一年夏天，他的妻子竟然生下了四胞胎。這讓他難以承受，親手把妻子和嬰兒都殺了。 蘇軾認為，這樣沒有人性的溺嬰暴行，應當予以遏制。這也是蘇軾給朱壽昌寫信的原因：希望他能將“故殺子孫，徒二年”的法律規定切實推行到鄂州各縣之中，警醒百姓殺嬰是要判刑的。 蘇軾所講的“生子不舉”（生了孩子不養育）問題，早在先秦的貧苦家庭當中已經出現。只是，這一問題在宋代尤其突出。 每當饑年，運氣好的孩童也許被父母賣到富裕之家當工，運氣不好的也許就被隨地遺棄，生死看天。生子不舉，可以說是宋代最突出的社會和倫理問題。 面對這樣的慘況，宋朝統治者提出了不少應對措施，包括設立專門的慈幼機構，相當于現在的孤兒院。 先秦最有名的棄嬰，莫過于周族先祖后稷——棄。 根據史籍記載，后稷是母親姜原在野外踐巨人足跡后懷孕生下的。由于這一經歷過于離奇，姜原以該嬰孩為“不詳”，因此將孩子遺棄在小巷之中。后稷之名“棄”，便是這樣得來的。 像這種充滿神話色彩的“棄嬰”傳說，并非個例，不少厲害人物都有這樣的出身傳言，如夫余國始祖東明，被母親“捐于豬溷”，“徙置馬欄”；西周徐國第32代國君徐偃王同樣被母親“棄于水濱州”；殷商名相伊尹則是被采桑女“得嬰兒于空桑之中”…… 連部族首領都是棄嬰，若論至民間，棄嬰行為應更為常見。從“棄”字的甲骨文也可看出，該字最早便是用來形容拋棄嬰兒的行為：雙手持箕，把嬰兒對外拋出。  “棄”字甲骨文。圖源：字源網 為何要棄嬰？ 部族時代，棄嬰應該是物質匱乏的反映。進入王朝時代，則加上了政府的苛捐雜稅，慘烈的天災人禍，又或是封建迷信思想，都是致使百姓棄嬰的最后一根稻草。 在艱難的生存環境下，棄嬰、殺嬰成了一些家庭減少生存壓力的出路，孤兒數量攀升。即便貧民堅持下來，沒有放棄養育幼兒，也極有可能因為突如其來的變故使得家中嬰孩被迫成為孤兒。 民眾棄嬰，大多屬無奈之舉，而這份無奈對社會的穩定發展而言，極其不利。因為，人口數量的下降將影響到國家經濟、軍事等方面的發展。越王勾踐就曾通過善待婦孺、鼓勵生育等措施增殖人口，增強國力，最終一雪前恥。 自先秦起，棄嬰救助就是統治階級眼里的一項重要任務。長久以來，它都跟養老、扶貧等社會救濟問題放在一起討論和解決。 《禮記》有云：“以保息六養萬民：一曰慈幼，二曰養老，三曰振窮，四曰恤貧，五曰寬疾，六曰安富。”周朝將“慈幼”放在社會福利救濟之首，可見統治階級對嬰兒救助的重視程度。 但從史籍記載來看，從西周至秦漢，官府的慈幼措施主要在于通過政策給予民眾育兒補助，或鼓勵宗族、鄉鄰等對孤兒施以援手。 譬如，春秋時期，管仲任齊相時，面向孤兒曾推行過這樣的慈幼政策：孤兒歸原父母的同鄉、熟人或故舊進行撫養。撫養一位孤兒，家中一子可免除征役，以此類推，撫養滿三位孤兒，全家免征。整個過程中，“掌孤”官員必須要經常去了解孤兒的情況，了解孤兒的飲食饑寒情況。而民間宗族在儒家文化的影響下，也較為配合官方的慈幼恤孤事業。  管仲畫像。圖源：網絡 慈幼恤孤慢慢形成了一種“官方為主，民間為輔”的發展模式，并一直延續。但幾百年來，慈幼恤孤多數停留在官方頒行政策或舉辦間歇性的濟賜救助活動，以及民間的士紳官員、家族團體等發善心進行的就近救濟這樣的層面上。總體而言，發力零散，效果有限。 為了有序且有效地推進慈幼恤孤事業，專業的救濟機構應運而生。收留孤兒的專業慈善機構，目前最早可追溯到南北朝時期。 公元6世紀，南朝梁武帝蕭衍抱著“孤幼有歸，華發不匱”的目的，在京師設立了孤獨園，首創具有福利性質的專業機構。孤獨園除了收養孤兒，也贍養孤寡老人。 此先例一出，后世便開始辦起類似的慈善救助機構。 武則天長安年間，佛風盛行，出現了受官府監督，由寺院經營的悲田養病坊。 “悲田”一詞來自佛語，意為施貧，包括了對貧窮孤老乃至動物的布施。可以說，以往的慈幼恤孤主要以儒家的仁愛思想作為思想支撐，那么，自佛教傳入以后，又多了一股強大的思想力量。 該坊收容貧困老人、病人、殘疾人和孤兒，綜合性較強，比孤獨園規模大了不少。但后來，卻出現了“悲田”二字被革名的情況。 一切源于“會昌廢佛”。 隋唐以來，佛教越發壯大，在唐朝前幾代君主的追捧下，更是風頭大盛。由于寺廟土地不用納稅，不少人為了逃避賦役，出家為僧。長此以往，便會影響國家收入，引發社會問題。因此，更信奉道教的唐武宗繼位后，開始了轟轟烈烈的滅佛運動。  唐武宗畫像。圖源：網絡 會昌二年（842年）至會昌六年（846年）間，全國眾多佛教寺院被拆，佛像被毀，銀兩充公，經書四散，并要求僧尼還俗。在這種情況下，由寺院僧侶經營的悲田養病坊便進入了一個無人看管的狀態。 此時，宰相李德裕向唐武宗提議將悲田養病坊更名為“養病坊”，并加強官府管控。 一直到慈善事業突破性發展的宋代，慈幼恤孤才逐漸從各項慈善救濟項目中獨立出來，形成專門的慈幼恤孤機構。“孤兒院”的出現，使得孤兒救助進一步往規范化、專業化發展。 宋朝以文立國，大力發展理學，儒家仁義學說的影響日益加深。從表面上看，宋朝總是一副歌舞升平的模樣，實則暗流洶涌，頗為脆弱。戰亂與饑荒致使流民遍地，隨之而來的，便是孤兒數量的增長，殺嬰數據的攀升。 起初，宋朝繼承唐朝養病坊的的做法，在開封設立東、西福田院，同樣收容了老幼、乞丐與殘疾人。隨著饑荒時流民數量的增加，后又增設南、北福田院，四個院子合計可收容1200人左右。 但還是遠遠不夠。 宋徽宗時期，根據先前頒布的《居養法》，在蔡京的倡導下，全國各地開始涌現了名為居養院的慈善機構，盡量照顧到全國各地的鰥寡孤獨貧窮者。雖然居養院規定可收容之人多達十類，但主要是養老院和孤兒院的結合體。 宋徽宗在推行《居養法》時，特意規定了“遺棄小兒，乃雇人乳養”，盡量保證孤兒的生活。  宋徽宗畫像。圖源：網絡 后來，政府還會將居養院內“可教導之人”送入小學聽讀；又或是將部分孩童送入寺院中“養為童行”。這樣一來，慈幼事業便不再局限于保證孤兒的生存，還為孤兒提供了受教育和就業的機會。這是慈幼事業的一大進步，為后世所沿用。 公元1127年，金滅北宋，長久的戰爭讓社會動蕩不安，百姓流離失所，紛紛南渡。宋高宗趙構重建的南宋政權，面臨著以往更加嚴峻的救濟局面。 遷徙過程中，丟兒棄女者甚眾，孤兒數量急劇上升。居養院人力有限，終于，慈幼機構從居養院里獨立出來。 南宋的慈幼機構，最初是從地方發展起來的。 紹興五年（1135年），南方一帶多地設立了舉子倉，為產子之家提供錢、米等生活救助，是較早的專事慈幼組織。 隆興二年（1163年），江南地區歉收導致饑荒，當地貧民為生計所迫，紛紛棄兒于道。此時，吳興知州鄭作肅便設立了錢米所，散養那些被遺棄的孤兒。這可能是中國最早的育嬰專門機構。 嘉定十年（1217年），又有一人在慈幼事業上有了重大創舉。 時任江東轉運副使的真德秀在建康府（今江蘇南京）親眼目睹了饑荒之后棄嬰遍地的慘狀：生活艱難的大人無力撫養年幼的兒女，于是，孩子要么被遺棄在路上，要么已死在溝壑之中。 這樣的場景，觸目驚心，讓真德秀心生憐憫。 一番思量過后，真德秀做了一個決定：創辦慈幼莊。  真德秀畫像。圖源：網絡 真德秀所辦的慈幼莊，首先利用沒官田產招人租佃的方式獲得收入，保證經費源源不斷。其次，他詳細規定了官員的責任、孤兒的收養辦法和收養年限、病葬處理等。這些條約，被刻在石碑上，要求后世“永永遵守”。 真德秀在任期間，大力賑災救荒，慈幼莊便是其中一項。在他離任之際，數千名百姓在郊外為他送行。行進途中，他們指著路旁的冢墓，邊哭邊說：這些都是過去在饑荒里餓死的人啊！如果沒有您，我們早已經跟他們一同進入墳墓里邊了！ 百姓對真德秀感情之深，可見其功績之大。 嘉定十二年（1219年），時任湖州通判的袁甫也在湖州設立嬰兒局，功能與上述慈幼機構相近。 在地方官員的倡導下，慈幼機構紛紛在各地建立起來，地方的棄嬰問題有所改善。 看到地方慈幼機構卓有成效，淳祐七年（1247），南宋朝廷下令在臨安府創立慈幼局，動用中央的力量緩解棄嬰問題。慈幼局由官方支給錢米，聘請貧婦乳養嬰兒。若民間有人愿意抱養孤兒為子女，官府每月也會資助錢米，持續三年為止。 十年實踐以后，朝廷下令“天下諸州建慈幼局”，將慈幼局推行至全國。宋理宗趙昀對慈幼局抱有極大的期待和設想：“必使道路無啼饑之童。” 盡管宋代棄嬰問題并沒有因為慈幼局的設立而根除，但著實有了好轉。 而這些“早期孤兒院”的管理條款和運營方式，也為后世慈幼機構的發展提供了良好的參考。 元明時期，慈幼事業并沒有接著南宋的步伐繼續發展，乏善可陳。盡管朱元璋也算是孤兒出身，但他立國以后，對社會上的孤兒并沒有特別的關照。 到了明末清初，慈幼事業才再度崛起。首先依靠的，依然是地方精英的力量。地方士紳積極參與行善，承擔起教化社會的使命。這一時期，比較突出的慈幼機構有保嬰局、育嬰社（育嬰堂前身）。 直到18—19世紀，全國各地的慈幼機構呈井噴式發展，不僅數量多，保育理念和質量都有了全新的發展。其中最具代表性的，便是育嬰堂、保嬰會、恤孤局、撫教局等。前兩所機構，主要關注棄嬰救助，而后兩所，則關注五六歲以上、十六歲以下的流浪兒童救助。  天津長蘆育嬰堂大門。圖源：網絡 據統計，1724— 1796 年期間，全國新增育嬰堂數約為324所。育嬰堂之所以能發展起來，得益于它對乳婦的有效管理，通過嚴苛的管理方式，如規定乳婦不許擅自出堂，家人探望規定時限等，促使乳婦能夠全情投入到保育工作之中。 保嬰會是從鄉村地方開始關愛兒童。它們并不親自養育嬰兒，而是給予貧困家庭補助，五個月后，力勸家庭留下嬰兒。這是從源頭上預防棄嬰的做法。 至于恤孤局和撫教局，則是終于把宋朝的教育和就業又給孤兒安排上了，簡稱“教養兼施”。它們都專注于給孤兒傳授知識和手藝，保證每個孤兒擁有一技之長，能夠謀生。這也可以稱作是“授人以漁”式的救助。資質普通的孩子，會安排學習紡花、織布、結網巾、打草鞋、搓麻繩等職業技能；天資聰穎的，則會被挑出，去讀書識字。 在地方精英的強力推進下，自雍正二年（1724年）起，官方對民間慈幼事業的支持力度便逐漸變大，慈幼機構以一種蓬勃向上的狀態加入到國家整體福利政策當中，改善底層、嬰兒的生存環境。 談論清朝年間的慈幼事業，還有無法忽視的組成部分——外國教會。 明清時期，傳教士入華。出于宗教信仰及其傳播需要，教會十分熱衷于救助嬰兒，尤其是為垂死的嬰孩付洗。大約在19世紀60年代，他們開始大規模地在中國創辦育嬰堂和孤兒院。  圖源：網絡 然而，教會的救助行為在中國人眼里看來，不僅怪異，且不懷好意。因為，他們發現傳教士常常給嬰孩進行奇怪的儀式——付洗。除此以外，他們的救助存活率并不高，甚至低于同時期中國本土的救助存活率，因此，人們對教會的救助浮想聯翩。 光緒十五年（1889年），有人在廣州東門外淘金坑一帶發現一具嬰兒尸體。與此同時，又剛好在城外捕獲一名為法國天主教育嬰堂挑送尸體的工人。兩起事件一關聯，廣州城內謠言四起，聲稱洋人殘害嬰孩，隱隱有發生騷亂的趨勢。 此事一出，張之洞趁機向教會提出稽查教會育嬰堂的要求。但這引起了教會人員的不滿，認為是在束縛傳教士的自由。最終，軟弱的清政府在抗議中選擇退縮。盡管后來曾多次爆發教案，清政府都趁機想要實現稽查教會，但無一次成功。 一直以來，教會育嬰堂因為“怪異”的行為和較高的救助死亡率備受質疑和猜忌，但不可否認，它們也曾起過一定的救助作用。 無論是宋代蘇軾的悲憫與行動，抑或是近代教會的善舉與沖突，或許，我們從漫長的孤兒命運史中，可以看到更為本質的東西： 嬰孩，國之希望也，每一條生命，都不該被輕易放棄。 參考文獻： [漢]司馬遷：《史記》，中華書局，2014年 宋采義，豫嵩：《宋代官辦的幼兒慈善事業》，《史學月刊》，1988年第5期 王衛平：《唐宋時期慈善事業概說》，《史學月刊》，2000年第3期 范忠信：《中國古代福利救濟制度及其精神》，《中西法律傳統》，2002年2月 李志剛：《中國上古時期的“生子不舉”》，《古代文明》，2011年第3期 段正華：《近代中國兒童救助研究》，山東師范大學碩士學位論文，2015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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