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世間竟有諸多巧合,上文發表后才想起來,劉芬英和黃安康兩人,不但是從同一個車間最先走出來的知青,巧的是他們插隊前居然住在同一條路上--宛平南路。本文要講的兩個“員”的故事,這兩位知青來自同一個班組,巧的是兩人的家都在湖南路,不過一個在上海,另一個則在南京,路名相同而已。兩人不同的是:一位是出身豪門的“富三代”,另一位則是來自書香門第、教育世家。她插隊在柳巷公社,1971年1月招工到縣耐火器材廠,分配在燒成車間干燥組(后改為干燥車間)當工人。她身高一米七幾,微胖,從背影看像個男子漢,是那種“身大力不虧”類型的,她叫徐安媞。工友們都知道她家出身是“大資本家”,可是干起活來,她卻沒有一點嬌小姐的樣子。她平時言語不多,一直埋頭苦干,從不藏奸躲滑。盡管在那個時時講階級斗爭的年代,人人自危,但由于她的表現好,并沒有人歧視她。她已在農村鍛煉了兩年,什么臟、累的活都干過,什么苦也都能受。她的人緣極好,本班組女工又多,大家在一塊兒干活,休息時一起聊天,相處融洽如同姐妹。1975年,原出納員調離本廠,要選任一名新的出納員,大家都認為徐安媞同志最合適。不僅是因為她工作表現好,還因為她家有錢,她不會挪用公款,不會出差錯一一錯了也能賠得起。基于此,廠領導任命徐安媞同志為出納員。出納員每天要跑銀行,來回七、八里路,都是步行,風雨無阻。此后的若干年,在出納員這個崗位上,徐安媞同志一直很認真負責,盡責盡力,從未出過差錯。每天接觸本廠職工、外地客戶,她態度和藹可親,手中有現金就按章支付,暫缺現金就耐心解釋,她的工作態度,使客戶、職工都很滿意。每逢評先進,她也基本上都是榜上有名的。我和安媞女士是行政部門的同事,相處甚好,1979年的某日,我和本廠工程師徐知行同志出差去南京,恰巧徐安媞休假回家,和我們同行,她邀請我們去她家玩玩,我們欣然接受,去了她家。這是位于南京市湖南路的一處幽靜的庭院別墅。一棟三層小洋樓矗立院中,進入客廳,只見那沙發、家具是相當的豪華,地面上有地毯,天花板上有吊燈,在當時那個年代是很少見的,令人眼界大開。透過后陽臺的落地窗,可以看見鄰院內的奇花異草,盆景假山一一原來那是省委書記許家屯的住處。在南京與鎮江之間的龍潭鎮,有一個中國水泥廠。1969年建成通車的,我國自力更生建造的南京長江大橋,所用的高標號水泥就來自于中國水泥廠。這個廠的創始人就是徐安媞的爺爺,一位民族資本家,因此我們稱安媞為“富三代”。安媞的父親是該廠的工程師,負責技術。父子倆分別是中國民主建國會江蘇省和南京市的主委,還分別是江蘇省政協常委和南京市政協副主席。我們沒見到安媞的爺爺,倒是見到她父親了,只見他穿著樸素,話語不多,典型的知識分子模樣。我同行的徐工與他這位工程師談得很投機。安媞出身豪門,人所共知,于是就有不少“好心人”想牽線搭橋做“紅娘”,但都被安媞婉言謝絕了。后來才知道她的姑母終身未嫁,輪到這一輩,她也是學姑母終生抱定獨身主義。80年代初,徐安媞調到南京工作,離開了我們。前不久通過上海知青了解,得知如今安媞女士已步入古稀之年,仍是孑然一身,生活在南京。寫此短文,祝愿她晚年幸福安康。自插隊起成為人民公社社員,兩年后招工進廠,不久當了檢驗員,后又被抽去搞路線教育宣傳隊,成為“路宣”隊員,數年后回廠,改任業務員,調回上海后加入中國共產黨,成為一名黨員。這就是李崇烈同志漫長的人生之路,成功之路。縱觀崇烈同志走過的路,具有一定的代表性,是一個漸進砥礪的過程。70年代,由于我們單位情況復雜,兩任書記犯錯誤,組織發展工作也相對滯后,只發展了極個別的本地人,上海知青竟無一人入黨,這是一件很遺憾的事。李崇烈同志回上海工作后,由于自身的努力和表現,加之上海益民食品廠黨組織重視發展工作,使其能在中年時跨進黨組織大門,也還是令人欣慰的,同時也證明了崇烈同志個人的崇高思想境界和超群的工作能力。李崇烈家住上海湖南路,上海五原中學67屆初中畢業,1969年2月下放嘉山縣魯山公社。1971年1月招工到縣耐火器材廠,他身材頎長偏瘦,剪個板寸頭,看起來很單薄,被分配到干燥組工作,不久后當了半成品檢驗員。這檢驗員必須要有文化,能識圖紙會計算,因為那萬千變化、形狀各異的產品,全憑圖紙說話。崇烈同志為此自學了初三的數學,以適應工作需要。后來他又擔任了成品檢驗員,隸屬于廠部技術部門。這檢驗工作非常重要,60年代進廠的高中以上文化程度的共有五人,其中就有四人當了檢驗員,70年代調走一人,崇烈遞補上。 在70年代,運動一個接一個,我廠曾有兩任書記出了問題,被免職、調出,領導班子隨之變動。單說1975年,廠黨支部副書記、廠革委會副主任劉長榮同志,正在高王公社搞路線教育宣傳隊,上級決定劉回廠主持工作。因那“路宣”隊工作還沒結束,于是就派李崇烈同志去高王公社當了“路宣”隊員。第二年結束又轉移到蘇巷公社,而后又到太平公社,最后回來又抽到縣直機關搞專項調查,三年多才回廠,先在生產科,后又調到供銷科當了業務員。供銷科業務員中有兩位上海知青。1984年我任廠長后,與上海兩家耐火材料廠建立經濟技術協作關系,他們接到小批量的小產品不值得開鋼模的都轉給我廠生產。還有我廠從上海請來幾位老師傅進行傳幫帶和技術把關,這樣一來二去上海的事務很多,我們也算是人性化管理,上海的事務盡量派上海人去辦,一方面照顧他與家人團聚,同時也可為廠里節省一些住宿費用。當然,他們也是很自覺的,任務完成了就立即返廠。李崇烈的愛人亦是下放本縣的上海知青,80年代初調回上海。崇烈夫妻分居兩地,因而我們安排他跑上海也是人之常情。但總歸不能算事兒,幾經輾轉,1986年上海終于有單位接收他,李崇烈同志調進了上海益民食品集團某廠。由于李崇烈干過幾年業務員,到上海益民食品廠以后仍從事供銷業務,因工作努力,當上了供銷科長。由于工作上有成績,政治上要求進步,崇烈同志被組織上列為發展培養對象。90年代初上海發來公函,對其政審,其時我已從耐火廠書記位置上調至縣二輕局不久,耐火廠新任書記是外單位調來,不了解情況,就將函調信轉至二輕局,要我這位“老領導”寫證明。我以黨性為重,以工作大局為重,實事求是的把李崇烈同志在耐火廠工作期間的表現,如實予以證明。后來李崇烈同志光榮地加入中國共產黨。這可能是耐火廠14名上海知青中入黨的第一人。上海益民廠重視黨組織建設,活動正常,制度健全,李崇烈入黨屬于正常,可喜可賀,我的知青朋友終于有了共產黨員了。李崇烈出生于書香門第,教育世家。其父親在解放前創辦過私立學校,解放后并入公辦學校,其父擔任副校長,崇烈的哥哥、姐姐亦秉承父志,均從事教育工作,可是崇烈卻輪到插隊下放,不能繼續學業。好在受父兄影響,家庭的熏陶,李家文化氛圍濃厚,崇烈自幼喜愛閱讀各種文學作品,有一定的文化基礎,以致在搞路線教育、專項調查等工作中能勝任。記得崇烈乒乓球打得很好,我廠原有好幾名“高手”,有的是國手刁文元的同學和好友,我廠常開展乒乓球活動,李崇烈積極參與,和這些“高手”一一過招,那場面還是十分精彩的。除此而外,崇烈還喜歡長跑、打籃球、踢足球等運動,因此身體素質很好。在上海知青幾位好友中,安康、兆才一直筆耕不輟,而崇烈雖喜歡文學,愛讀書,但卻少見他的作品。從他對每篇文章的點評來看,他又是非常懂文學的,他學識淵博,目光犀利,善于運用邏輯思維,點評充滿哲理,富有內涵,絕非等閑之輩,只是興趣廣泛,各有愛好而已。 退休后的生活豐富多彩,崇烈君愛旅游,走遍了祖國各地,遍訪名山大川,數年前還去過歐洲。平時與老知青朋友聚會,崇烈君是主要策劃者,他們每年都要相約幾次,游覽上海近郊古鎮、公園,每次聚會的地點、路線、如何乘車以及就餐等一應事務,總是有崇烈君精心策劃安排,打有準備之仗。崇烈君還兼顧攝影,因此,每一次都是玩的愉快、吃得舒服、小酒喝的痛快。各人發揮特長,兆才君則每次必寫一篇游記文章,他們的做法在知青中引起了共鳴,甚至有人要參加他們的“群”,有的學習他們的做法,成群結伴地去游玩。 經過微信上一段時間的交流和互動,我和二輕局同事汪泓邀請他們上海知青重游第二故鄉,于2016年秋相聚明光。金秋十月,秋風送爽,上海知青黃安康夫婦以及曹兆才、李崇烈一行重返第二故鄉,與二輕系統老友相聚,暢敘友情,他們除了拜訪老友,還游覽了明光新景區八嶺湖、三界外、抹山寺、九道灣公園等處。盛贊第二故鄉變化巨大、風景優美,暢飲老明光,盡在不言中。 李崇烈雖然只上到初中就趕上插隊,可他不忘家風家教,對其愛子的教育培養,有獨到的見解和教育方法。崇烈的愛人竺中民女士,是名校南洋模范中學畢業,可能與他倆遺傳基因有關,加之孩子自身的努力,如今其愛子已是企業高級管理人才。在孩子上小學中學階段,成績中上等,他們聽其自然,不搞“揠苗助長”,基本上靠孩子的自覺性。當孩子感覺學習有困難時,及時給予幫助,關鍵是讓孩子認識到是為他自己而學習,學習的方向亦由他自己規劃。進入高中階段,能自覺提升自己,高考進了上海一所“211”重點大學。大學畢業后進一大型國企,曾被派出國工作。后被作為集團公司的青年儲備干部。為提升自己的工作能力,適應管理工作的需要,他又報考了上海交大的“MBA”碩士研究生,如期畢業后,現就職于一家上市公司,負責市場和戰略管理方面的工作。知青的后代真的就是這么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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