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文/許倬云 按：許倬云的成就，跟臺大那些老先生們有著很大的關系。在臺大師從傅斯年、李濟、董作賓等，那時候可以上老師家里去一對一請教，沒有上下課的概念。然而建立了很深的師徒感情。 考古敏求為斯學開山 擇善固執是后生楷模 八月六日接到臺北報紙，曼麗拆封之后，驚呼“濟老去世了！”我當時感覺一陣暈眩，久久不能自已。大約血壓忽然上升，有一個星期頭痛頭昏，不能工作也不易入睡。曼麗安慰我：其實濟老已臻高壽，過世時似乎也無甚痛苦，我們該為他慶幸可以解脫斷足而又索居之苦。濟老最后幾個月的心情大約的確不大愉快。他因為視力不佳，平時難得寫信，七月十五日竟賜我一函，信不長，只是語句極為蕭索，說到“世事日惡，不知終于會變成什么樣子，你年輕也許會往樂觀方面想，我已老衰，眼前實在看不見出路”。信中語焉不詳，想來大約是對整個世界大勢有絕望之感。曼麗知道他有如此的想法，才以此安慰我。然而三十年師生情誼，卻不能使我如此灑脫。 剛進臺大歷史學系，考古人類學導論是必修課，當時由濟老與凌純聲師二位合開。體質人類學和考古學部分歸濟老講授，文化人類學和社會人類學部分歸純聲師講授。兩位大師合開一門啟蒙課，真是學生們的福氣。那時傅故校長立下的規矩，導論性質的功課概由資深教授講授。這個政策是對的，只有已十分深入的學者才懂得化燦爛為平淡，用淺出的方法引導新生入門。環顧臺灣院校，好像已放棄這個政策了，實在是相當可惜的。 濟老考試，我們都戰戰兢兢，因為第一次考月考，就考了四大類人猿的體質特征，包括胸毛的密度之類的小題目。當時年輕氣盛，總覺得這種知識由工具書中一索即得何犯著記憶。后來與濟老接觸稍多，始知他對細處一絲不茍正是其學問扎實的基礎。友人李亦園兄記述濟老所說草地找球的理論，我也曾聽他老人家說過，謂這是最不討巧的功夫，也只有如此地毯式的搜索，才不必重復走冤枉路。這種治學精神，與不放松細小末節的方法是一貫的。 大約二十年前，濟老應邀在哈佛大學訪問，返回之時途經芝加哥，連戰兄與我隨侍他老人家去看動物園，濟老對四大類人猿的生活最感興趣，一邊看，一邊為我們解釋人類與類人猿的行為，我們等于上了一課心理學。由動物園興盡返城，濟老感慨謂，若有一個動物園按照“進化樹”的觀念，逐次排列各種動物，則動物園將更具備教育意義。這一件小事反映了濟老治學態度中找“系統化”的習慣。他對殷商青銅器的研究，也根本上是由排列各種品類找出其演變譜系，然后再嘗試提出理論性的解釋。這種不辭煩難，不怕瑣碎的方法，使他每一篇著作都做到不尚空言、無瑕可擊的地步。他的基本態度與侈談理論，以材料湊合理論的做法，自然大相徑庭，中國近代學術的不能有健全的發展，大半該由空疏之士負責，小半當由做了細功夫卻不更進一步系統化的人士負責。濟老已去，但愿他代表的典型可以有后起者接踵繼武，為中國學術重開新運。 濟老在中國學術的貢獻，其考古專業的成就，自然已成定論。不論將來由考古學家的鋤頭翻出多少新發現，濟老在中國考古學上的開山地位無人可以代替。他訓練的考古學家，不論在中國、在美國，都是響當當的角色。不過，濟老對臺灣學術界的貢獻，又豈止在考古學而已。在二十多年前，財政尚不寬裕，學術發展得到的支持，為數頗為微小。濟老接洽把哈佛燕京基金的一部分轉移來支持臺港的人文學科與社會學科的發展。這一項助力持續十余年，使許多重要學術工作，能繼續進行。我由一九六四年開始，追隨濟老在東亞學術計劃委員會工作，多年來跟著學了不少治事的基本態度。他的細心、公平、一切由投票決定，而自己及參加工作的同人一文不支，也不提出研究計劃申請支持，凡此都是后生的楷模。他的學生們在做人做事方面大都也能秉持這個原則，潔身自持。這點當是可以告慰于老師在天之靈的。 濟老自持甚嚴，自己提出的工作標準高，他對旁人也要求嚴格。他又不喜作一般的酒肉征逐，為此，他給人的印象是“望之儼然”，對他望而生畏，也有些人從未有認識他“接之也溫”的一面。其實，他深于故舊的友情，每提起傅（孟真）先生、董（彥堂）先生、陳（寅恪）先生、梁（思永）先生及其他前輩時，思念之情，溢于言表。提到故人們的下一代時更充滿了關懷親切的情感。濟老提攜后進，不遺余力。不止一次，他在只有一次面談之后，就決定聘請一位新人入史語所工作，他也常常在讀過一個研究計劃后，甚至未和提案人謀面，即在東亞學術計劃委員會的審查會上極力推薦計劃的價值。 濟老在演說及講課時，娓娓動聽，也時有令人解頤的冷幽默。平日談話更是誨人不倦，我因不良于行，濟老常以公家分配給他的車子枉道接我同車去南港上班，我因此常有侍座之幸。在車上，我們談公私事務時少，談最近讀書心得時為多。開頭幾次，我報告時，有語焉不詳處，經不起老人家打破砂鍋問到底，一句一句追下去。后來我不敢掉以輕心，開始系統化地解釋和分析，談話始能有來有去。偶而我們也討論公事，師生都是梗脾氣，對于自問有理時，兩人都不放松一步，言辭直率，可是他從未因此生氣。有時我對了，他會一言不發許久，而在回程時卻告訴我已經如何如何處置了。有時我錯了，我也在回程車上報告自己的另一看法。我追隨濟老工作，有七八年如此接受訓練的機會，我受之于老師的，又豈僅在讀書而已，此生做人做事，也矢志不忘老師的言教與身教。 濟老退休前后，有兩件他想做完而終于未能辦完的事。一件是他負責的“中美人文社會科學合作”事。他秉承當時“中研院”王院長雪艇先生的命令，著手進行國際學術合作，也開了幾次雙邊會議，不過成果離他自己的構想相去頗遠，他原意一方面借他山之石，提高臺灣學術水平，另一方面也借此使國際學術界對臺灣多些認識和了解。可惜工作進行中途，時時遭遇不相干的人動輒含沙射人，引起許多不愉快的干擾。此事未能如愿達到原擬目的，他后來還曾痛心地提起國際學術界對臺灣的若干誤解如早早糾正，也許可以有更多的朋友會為臺灣說話。另一樁事是中國上古史論文集計劃。此事本來由蔣廷黻先生發起，由王雪艇先生交給濟老辦的，原想一方面整理中國古史的研究成果，給讀者一本有考古學人類學新材料的古史，同時也可以在臺灣嘗試建立嚴格的審評制度及組織集體合作的研究和著述。沒有想到，兩項目的都遭遇觸礁的苦厄。不相干的干擾和攻訐，使參加工作者寒心，而嚴格審評制也常使濟老與我狼狽不堪。這一工作現在終于完成，比原定時間表慢了九年！濟老原擬自己整個復審一遍，再做一篇長序，然后全集付印出版。沒想到他老人家赍志而去，這篇未完成的序文將是中國古史研究園地永難彌補的長恨了。為了這兩件工作，他受盡氣惱和冤屈，可是我從未聽他說過一句遷就的話——事實上，我追隨他老人家三十年，從未聽過他說一句調停語，也沒有一句模糊語。濟老最令人可佩處是說話明白肯定，不模棱兩可。我在寄給光周兄的信上恭擬挽聯“考古敏求，為斯學開山。擇善固執，是后生楷模”。正是因為今世不少人太愿意遷就了。 春間我曾返臺三周，兩度晉謁請安，卻苦于冗事絆身，不能作竟日長談。臨行前去辭行，適逢他老人家壽辰，曾攜去一盆絹制蘭花，聊表賀忱。他很高興，談了些《漪蘭操》的琴曲。又由他早年操琴，話題轉到曼麗學古箏。最后他忽然說了句“中國的蘭花，是君子的象征，可是一定要能在幽谷中耐得住寂寞”。我答以“芝蘭當門，也仍會被人芟除，還是在幽谷中寂寞些好，反正不必在乎熱鬧”。他老人家呵呵一笑。后來由臺北家書中知道，報載濟老去世時，室中點綴，只有一盆前期學生送的蘭草。讀到家書中這一段，泫然不能自禁。悲夫！濟之師真去矣！ —— 原載《傳記文學》第三十五卷第五期（一九七九年十一月號）原題為《悼念李濟之師》 相關推薦：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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