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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過云樓家書》和《過云樓日記》中勾稽顧文彬任道臺期間的收入情況，既有助于了解過云樓收藏書畫、建造園林的資金來源，也有助于了解當時官場貪斂風氣以及“三年清知府，十萬雪花銀”之說的真實語境。 顧道臺的十萬雪花銀澥者，海也。福山壽海，將來福澤無量矣?！边@個名字，寄托了顧文彬對后輩的祝福，也道出他對履任不足百日的職位的滿足。 此時的顧文彬，擔任寧紹臺海防兵備道，同時護理浙海關監督。令他得意歡喜的，是海關驚人的“造富能力”——豐厚的收入，不僅讓顧家瞬間擺脫經濟困境，也讓他收藏、造園等龐大計劃有望實現。 一年前的三月初一，顧文彬帶著姬人張氏和下人、仆婦，由水路前往京師，赴部候選。在從上海到天津的輪船上，為節省二十兩艙費，61歲的顧文彬和下人一起住在大艙，飽受顛簸之苦。這次京師之行，顧氏一家格外儉省，路費、送禮、日常開銷和購買書畫在內，半年用銀不過八百余兩，除去從家中賬房支用四百兩外，其余均靠在京中出售字畫和從錢莊借貸支撐。中秋時，顧文彬讓家中匯銀一百兩，以至于要向家人道歉：“明知家用拮據，此間又有陸續匯項，我心亦甚歉然。嗣后當加意節省矣?！贝藭r這位大收藏家的窘狀可見一斑。 同治九年閏十月二十日的一紙任命，改變了一切。 §“此后匯歸之款，切須秘密” 任職寧紹臺道期間，顧文彬記有日記，并每隔數日定期寫寄家書。日記和家書底稿一直保存在顧家，2013年由顧篤璜先生捐贈給蘇州市檔案局（館）。經過標點整理，顧文彬《過云樓日記》于2015年4月、《過云樓家書》于2016年11月，由文匯出版社相繼出版。這兩部書為研究顧文彬、過云樓乃至當時經濟、文化、社會提供了豐富的史料。 特別是《過云樓家書》，正好作于顧文彬同治九年三月進京求缺到光緒元年四月解組歸田之間，主要寫給在蘇州當家的三兒子顧承。在家書中，顧文彬傳遞信息，吩咐家事，事無巨細，靡所不備，更兼父子知心，時露真情，讓這部家書集成為重要而有趣的著作?！哆^云樓家書》涉筆最多的，如同整理者所歸納，集中在宦海生涯、家庭生活、收藏雅趣和建造過云樓與怡園等幾個方面。細讀下去，家書提供的歷史信息覆蓋極為廣泛，并且“充滿人物和社會的真實感和豐富性”（《編者的話》），是一個值得深入開掘的史料寶庫。 從《家書》和《日記》中勾稽顧文彬任道臺期間的收入情況，就是一個很有趣味的工作，既有助于了解過云樓收藏書畫、建造園林的資金來源，也有助于了解當時海關監督的收入構成，以及“三年清知府，十萬雪花銀”之說的真實語境。 自同治十年二月二十二日接印，到光緒元年四月二十三日解組，顧文彬在四年零兩個月的寧紹臺道任上的進項，從《日記》和《家書》中約略可知。 日記中記錄的他的個人開支，包括購買書畫珠寶、應酬贈送、捐買封誥等，計合銀洋近一萬四千元，折算成銀兩在一萬兩以上。同治十一年，他還津貼浙江巡撫楊昌濬辦貢經費四千兩，官、吏各出一半，自己支出二千兩；十二年入股輪船招商局二千兩。外官向京中致送炭敬，是每年必不可少的開支，顧文彬在同治十年支出二千二百余兩，十一年支出二千兩有余，其余兩年未記，但4年合計總有八千兩。可見，在這4年里，經顧文彬之手支出的銀錢在二萬二千兩以上，這還沒有包括寧波道署上下的日常生活開銷，也不包括經他手送出但不由他支配的銀錢，如每年八千兩的撫署提調經費。 能體現顧文彬實際收入的另一來源是匯款數目。每年他都向蘇州家中匯款若干次，有時數額巨大。匯款后他會寫信通知顧承，以便接收。統計匯蘇記錄，同治十年四萬三千四百兩；十一年二萬六千兩；十二年五萬一千六百兩；十三年三萬八千兩；光緒元年一萬八千兩。4年多合計十七萬七千兩。 家書中記錄的匯款也不是全部，因為顧承每年都來寧波看望父親，在此期間的匯款，以及顧承回程時帶走的銀兩，這些雙方都知道的事并不需要寫進家書。如同治十年顧文彬甫上任，就向阜康銀號透支銀一萬九千兩、洋一千三百元，分四次匯出，后來轉為對阜康的二萬兩債務。此時顧承人在寧波，家書中就沒有這四次匯款的細節。顧承走的時候又帶走相當于四千八百串錢的銀兩（大約是三千兩），當時家書也未提及。只是后來事有牽涉，顧文彬才再行復述。以此類推，可見其他。 匯款如此之多，引發同人嫉妒，也讓顧文彬甚感不安。在同治十年第五十六號后附不列號家信中，他對顧承說：“此后匯歸之款，切須秘密。惟此間專向阜康一處匯歸，則終歲進款，了如指掌，倘有別處分匯，便可隱藏?！焙髞韼啄辏惨恢睂ふ夷芊稚R款的辦法，但未能如愿。 將有據可查的支出和匯款簡單相加，顧文彬的收入已在二十萬兩上下?！叭昵逯?，十萬雪花銀”的說法，還真說不上夸張。  §“至于非分之利，并無絲毫沾染” 那么，顧文彬又是怎樣用4年時間賺到二十萬兩以上白銀的呢？ 有學者曾分析“作為肥缺的海關監督的收入”，大致來自以下幾項：正俸，養廉銀，傾融折耗和罰款，以及更大的一塊“黑色收入”——新關對常關稅銀的撥補（任智勇《晚清海關監督制度初探》，《歷史檔案》，2004年第4期）。從家書中透露的信息看，顧文彬的收入，主要也來自這幾項。清代道臺的正俸為一百零五兩，可以忽略不計；寧紹臺道兼任海關監督，可以領取雙份養廉銀。道員養廉銀為每年四千兩，海關監督各自不同。道光間，粵海關監督的養廉銀為三千兩（《粵海關志》卷十六“經費”），浙海關事務不比粵海關繁重，若照此標準，顧文彬兩項養廉銀每年可得七千兩，已是一筆很大的收入，也是合法公開的收入。 他的更多收入則來自各種“陋規”。這些錢大多與關稅有關。海關監督負責關稅的征收、保管和解運，這幾個環節都給顧文彬帶來賺錢機會。 一筆穩定收入是由寧波大關和鎮海關按月致送的“分征”，這屬于“新關撥補”范疇。五口通商之后，各通商口岸設立新關，專司分征外貿各稅，原來設在各口的海關被稱為“常關”。常關實行“額征”即定額管理，稅銀“盡收盡解”，除了定額必須完成，所有盈余也要上繳戶部。這部分稅款管理較嚴格，官吏不易染指。新關則沒有定額，又因新關的設立沖擊了常關稅收，遂規定新關要撥補常關經費，其中一部分就落入官吏之手。 在同治十年的家書中，顧文彬記下他收到的幾個月“分征”銀數：“大關分征，四月初七只應得二千二百二十余兩”；“四月初八起至五月初七止，兩處分征，共得三千三百余兩，已繳來”；“九月分征，大關一千五百余兩，鎮海三百余兩，尚屬中平”。統計月均二千多兩。這是每月都有的收入，4年僅此一項，收入就超過十萬兩。 “額征”雖然按規定要上繳，但也難免稅吏動動手腳。顧文彬上任不久，就發現寧波大關的關吏“多扣額征約八千兩”，他立加“振頓”，嚴令關吏吐出五千兩，并立下新章，每年照此辦理。于是“大關隱匿，搜剔殆盡”，只是這“吐出”的五千兩并未進入國庫，而是運回了蘇州顧宅。 除了參與分成，顧文彬還改動額征與分征的比例，擴大分征基數，以便自己多分多得。 浙海關衙門分稿房、洋房、閩房和梁頭房四房，分別征管不同的稅項。洋、閩兩房，額征每月一千數百兩。在同治十年第四十五號家書中，顧文彬告訴顧承：“愷翁（錢糧幕友曹愷堂）指出，以為應以撥補公攤打折頭，不應如此之多，蓋額征少則分證（征）多也。我因此又悟出更有可少之算法，駁詰吳振家（稿房書吏），俯首無詞，約于后日議復。若能照我算法，每年可得數竿也（一千兩為一竿）。” 過了兩天，商議的結果出來了：“閩、洋兩房額征，約兩竿已夠，余多俱歸入分征，約計可多四五竿?！眱煞康念~征每年減少一萬多兩，顧文彬的收入增加四五千兩。 清代使用銀兩，收稅的時候要加收熔鑄消耗等折耗。這部分盈余，也歸官吏私分?！罢酆捻椣?，向章官六吏四”。顧文彬則改變章程，從書吏手中扣回二千兩。稅款由監督私下存入銀號，利息則歸本人。同治十年，“截止九月十五，只得息銀四千余兩。此項息銀在未改章之先，落得取用”。 為解送稅銀，收稅時還要加收一筆匯費。匯費盈余也歸官吏私分。顧文彬與稅收有關的收入，還有漁稅津貼、海關季規等，不過數額都不算大。 寧紹臺道的本職是海防兵備道，也經手一些軍費開支，節余則歸道臺所有。從家書看，有造船費和犒賞費兩項。造船費由寧波大關每月提供四百兩，每年近五千兩。顧文彬幾次說起，通過“振頓”大關得來五千兩，加上造船費，每年共可多得一萬兩。不過，遇有造船工程的年份，這筆錢就要花出去，甚至還要倒貼。同治十一年，顧文彬為此實際補貼了一千八百兩。 閱兵時的犒賞，也由海關籌集，每年一千零八十兩，不算大錢，但大部分仍歸入道臺的私囊。同治十二年十月八日，顧文彬舉行當年第二次衛安勇操練檢閱，他在日記中寫道：“文前任（文廉）每年不過閱一次，或有終年不閱者。今一年兩閱，欲該勇等知所勉勵也。”看上去很是勵志。然而在家書中，他吐露了真實想法：“我之所以添閱一次者，因此項賞犒由厘局送，每月九十元，眾所共知，若僅閱一次，入己者未免過多。今閱兩次，一年所費亦只四百元，然已足塞眾喙矣。此亦我愛惜名譽之一端也?！?/section> 顧文彬用二百兩犒賞保護了名譽。海關收入雖然動輒巨萬，在他看來全屬應得之財。他到任第一年，老友吳云就聽到流言，寫信提醒他不要太過嚴苛，顧文彬辯解說，“我現在振頓者，無非因書吏種種侵蝕，不甘為其可欺耳。至于非分之利，并無絲毫沾染”。他理直氣壯的底氣在于，這些銀子都是按慣例分成，或是從關吏那里“搜剔”來的，在朝廷和社會的容忍范圍之內。 §“可見做官不可不精明也” 從稅吏那里分肥，顧文彬的說法叫“振頓”或“搜剔”，其過程也是斗智斗勇。如在正稅項下，寧波大關書吏多扣額征約八千兩，顧文彬令其吐出。他的要價節節上升，從四千兩，到五千五百兩，再到六千五百兩；書吏們的還價則步步為營，從三千兩，到四千兩，再到五千兩。幾個“舌敝唇焦”的回合下來，書吏跪求開恩，顧氏“適可而止”，自認吃虧一千五百兩，以分得五千兩作為定例。在折耗項下，“向章官六吏四，項濤（大關關書）應得四成，除去上半年已領過一半，年終結賬，照算應得千金有零，我只給三百金，再四懇求，又借去三百金。項濤名下統裁去約兩竿”。這“兩竿”自然歸了監督。 經此數役，顧文彬頗為得意，他在家書中告訴兒子：“該書等……驟然吐出，未免竭蹶不遑，在我適還固有，不為苛刻。如此振頓一番，所入非細?？梢娮龉俨豢刹痪饕病！?/section> 顧文彬的精明，在與書吏爭奪匯費盈余一事上，表現得淋漓盡致，家書中也講得繪聲繪色，畫面感極強： 匯費盈余一款全數交進內署，已與遠香、項書說明。詎料項書（按即項濤）仍將官七門一之銀票持來硬交。我見之拍案大怒，痛加申飭，將票擲還。次日遠香來見，責其不應仍交書手，伊再四支吾，我隨發諭單，將項書斥革。項書求愷翁說情，愷翁諭令將全數交進，始令項書叩頭謝罪。我現在擬將銀號之三兩與遠香另議酌減。此外，清書之八錢不給，院書之二兩二錢不給，只給每年共三百兩，項書之四兩只給一半。我意雖如此，未知項書肯允否？然經此一番發怒，諒伊不敢多嬲也。 匯費盈余在海關監督、門吏和銀號之間分配，“官七門一”，官占已是絕大多數，但顧文彬仍不放過吏占的那一部分，遇到這樣精明的官，書吏只能自嘆不如，于是“項書自經嚴斥之后，居然馴順，前日將匯費準駁賬交與，伊名下只領二兩，亦不敢爭”。銀號也只得讓利：“匯費項內貼還銀號之三兩，已與遠香說定，貼還一兩四錢，此舉又可以便宜一竿也?！睋斯浪?，顧文彬分得的匯費盈余，一年也不在少數。  §“但愿在此間安然不動，則我意遂矣” 顧文彬在道臺任上，心滿意足，但也有擔憂的事情。除了有人羨慕嫉妒，向上司進讒言外，另有三樁：一怕下雨，二怕升官，三怕出差。 對下雨，他在同治十年第二號信中說：“此間前幾日大雨，關稅甚少，昨日一晴即旺?？傄嗲鐬槊??！毕掠暧绊懮倘顺鲂泻投愱P收稅，也就影響了他的收入。 對升官，他在同年第四號信中告訴顧承：“運使錫祉病中風，已委藩臺兼署，恐要開缺。此是道升之缺，幸我資格太淺，或不致驟升也。”乍聞此言，會以為“幸”前脫了“不”字，做官的人誰會為不能升官而慶幸呢？況且錫祉擔任的鹽運使是公認的美缺。不過往下看，會發現顧文彬確實在“慶幸”，因為幾天后他又得到新的消息：“省垣錫運使中風之病，未必能愈。盧方伯（布政使盧定勛）有子侄之喪，聞亦有告退之意。若連出兩缺，而俱坐升本省之官，即使輪不著，亦一步近一步，甚可慮也?！?/section> 這個道臺的缺，不僅鹽運使不換，布政使也不換。同治十二年正月，顧文彬進省拜年時，向巡撫楊昌濬提出，“設使兩司有升遷調動，亦不愿調署”，得到巡撫應允，他的心才稍稍放下，對兒子說：“但愿在此間安然不動，則我意遂矣”?！皟伤尽奔床颊埂床焓?，已是位高權重的高官了。 顧文彬怕出差，《家書》提供了一個頗見心曲的例子。同治十一年底，省中傳出要調他擔任來年鄉試提調的風聲，為此他大為緊張，千方百計要推掉這個差事。轉年他兩次進省，均當面要求楊昌濬不要調他的差。他給巡撫說的理由是“精力不能勝任”的場面話，對兒子說的卻是“有礙進款”的心里話：“假使調我當此差，便有人來署我之缺，先后有兩月之久，又值秋間稅旺，出進有數竿之巨。”他怕出差，其實是怕損失數千兩銀子的進項。這個差事后來沒有推掉，但銀子也沒有損失，因為“提調須帶印進省，一切日行公事令府中代折代行，并不另委署事人員，故與進款無礙，不過月余辛苦而已”，算是兩全其美了。 不過，不敢離開寧波衙門的顧文彬，也主動出過一次差，這是同治十二年六月的事?！度沼洝妨露眨骸拔纯?，渡錢塘江……申刻，進城，仍寓孫宅。酉刻，見中丞，暢談洋布捐事，責備陳紳魚門，以八字蔽之曰：朦混包捐，偷漏半稅。中丞恍然大悟，甚以為然?！倍娜眨骸拔缈?，上轅，將洋布公事談大約，由厘局收陳紳包捐之二萬二千串內，提出關上應得半稅，按月查數照繳。”二十五日，即渡錢塘江返回寧波。 這件事有何重要，甘讓顧文彬冒暑奔波呢？還得從家書中找答案。本年第三十五號信中說：“此次進省，適值酷暑，茍非萬不得已，豈肯輕舉妄動。實因陳魚門但知利己，不顧大局，竟敢蒙混中丞及厘局總辦，以二萬二千串包凈洋布落地稅，豈止有礙新關半稅。查半稅一項，每年約有兩萬余金，所有撥補之二萬金及新關一切雜用皆取給于此，自魚門包稅之后，半稅分文不繳，僅得二萬余串，反失去二萬余金，孰得孰失，顯而易見，……必須親自進省，剴切言之，方得明白。”原來，陳魚門（名政鑰）包稅之舉，減輕了商人稅負，卻讓寧波海關每年減少收入二萬余兩，這二萬兩又是由海關自行支配的“撥補經費”，此舉若行，會大幅減少顧文彬等人的收入，所以引發他激烈的反對。 此事又以顧文彬勝利而告終。擔任浙海關稅務司的英國人惠達在《同治十二年浙海關貿易報告》中報告了這件事: “6月，當地進口匹頭商與省當局達成一項協議，即由前者同意按年繳納22000吊銅錢折成14700銀兩。以后，凡由寧波匹頭公會會員運進口匹頭往紹興、金華、衢州、嚴州和處州豁免內陸應征洋貨匹頭各稅……是乃既利商人又便稅吏之舉也。結果，大水沖了龍王廟，關監督提出反對。因為，該關監督與子口稅承包人都有利害關系。雙方僵持不下就上訴，結果上訴批示不準。”（《近代浙江通商口岸經濟社會概況：浙海關、甌海關、杭州關貿易報告集成》，2002年，154頁） 寧波任職四年，顧文彬辦成了若干令人艷羨無比的大事：增加了在兩家典鋪的股本，購置了5000畝左右土地，買下左右鄰舍房屋和宅后園地，擴建住宅，修起過云樓和怡園，成為江南第一收藏家。同治十三年九月，他忽起歸田之意，遂上稟告病，未獲批準，只能接著干下去。他告訴顧承：“我之告病，似不應再頂，只得敷衍下去，到明年再商行止。但既到明年，所有入項衰于春而旺于夏秋，勢必又要敷衍到八九月間方可引退?！蹦钇澰谄澋?，仍是“入項”。 轉年是光緒元年，顧文彬未能“敷衍”到夏秋稅旺之季——他開春患上咳血之癥，一度頗為兇險。這次遞上的病稟很快被接受，顧文彬于四月二十三日交印回蘇。臨行之前，他收到衛安勇送來的萬名傘，向后任交代了庫款。據賬友說，歷來累積的虧空，須銀二十五六萬兩方能了結。 更多推薦：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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