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啟超美育思想的貢獻與啟示

曾繁仁

   梁啟超是中國近代著名的資產階級政治家，也是頗有影響的清華研究院文科四導師之一。在中國近代學術史上梁啟超是開風氣之先的學術奠基者，特別在史學與文學領域建樹頗多，已為學術界所公認。但對他在美學與美育領域的成就之高低，前期與后期之關系，具體的美學與美育理論貢獻等在學術界仍然有著一定的分歧，需要進一步研討。本文試圖對于以上問題發表一點不成熟的看法，以就正于方家。一馬克思主義的歷史主義認為評價一個歷史人物最重要的是要將他放到一定的歷史背景之上，深入探討其活動的歷史動因并看他與其前人及同時代人相比做出了那些新的貢獻，從而確定其歷史地位。梁啟超生活于晚請與民國這一特定的歷史時代，其時社會動蕩急變，四萬萬同胞面臨外侮內亂，中華民族經受著生存與危亡的考驗，“保國保種”成為國家民族與一切有識之士的首要任務。另一方面，中國社會也正在經歷著由封建到半封建半殖民地以及在文化上由傳統到現代的巨大轉型。在這種動蕩急變與巨大轉型的社會時代，梁啟超是早期的弄潮兒，其后許多重要事件的親歷者。他作為叱咤風云的”康梁”之一，是早期維新變法的領袖人物，其后雖持改良的立場而與革命對立，但在反對袁世凱與張勛復辟中仍然起到重要作用。他最后的絕筆是為《辛稼軒先生年譜》所寫“孰為公死，凜凜猶生”，說明其反封與愛國的情懷始終不變。而在中國社會文化急劇變化轉型的過程中，梁啟超則與其政治上的逐漸落后相反始終是活躍在第一線的重要人物，在鼓吹“啟蒙”，介紹西學以及建設新的“中學”之中成為最重要的代表人物之一。

   作為梁啟超個人，在這個社會急劇變遷的過程中也經歷了由政治家到教育家與學者的轉型。這種轉型大體以1918年歐游為界，其后梁氏逐步走上從教與為學之路。這正是他在政治之路屢屢碰壁之后所選擇的救國之路。他在敘述自己的轉變時說道“現在中國的政治方面，經濟方面，沒有那樣說起來不令人頭痛，但回到我們教育的本行便有一條光明的大路，擺在我們面前”。但其從教與治學卻仍然難脫政治的影響，正如他在著名的《清代學術概論》中所說“有為、啟超皆抱啟蒙期;致用;的觀念，借經術以文飾其政論”。由此說明，他后期的學術活動仍不離“啟蒙”與“救國”等與“致用”有關的大的“政論”范圍。正是在這樣的背景下，梁氏后期從“知古而鑒今”出發主要致力于史學，在舊史學的改造與新史學的建設上建樹頗多，使其成為中國近代資產階級新史學的奠基者。從1920年歐游回國到1929年初辭世，加上最后幾年的纏綿病塌，梁氏這寶貴的六、七年學術活動時間主要用在史學建設之上，這是有成果為據的。而在美學與美育學科建設上，由于距離”致用”相對較遠，所以不是梁氏的主要用力所在。但這并不排斥他在這些領域的獨特建樹。誠如金雅教授所說，梁氏的美學思想是一種大的人生論美學觀。因而，從總體上來說，梁氏的美學思想就是廣義上的美育思想。這也是由他的”啟蒙”與”救國”的”致用”的學術路徑決定的。當然，前期他更傾向于政治”啟蒙”，后期則更多學術意味，但”致用”的路徑始終未曾偏離。我們目前看到的材料，梁氏美學與美育理論，盡管仍然成果豐碩，見解不凡，而且的確以“新民”作為貫通前后的橋梁，但還不能說已經自覺地建立了一個新的美學與美育理論體系。也許，我們可以說他的美學與美育理論已經有一個“隱性的體系”，但畢竟缺乏“顯性的體系”。而且，這種“隱性的體系”還需要學者去加以闡發，從闡釋學闡釋主體的角度來看，不同的學者可以有不同的闡釋，因此這就可能形成不同版本的梁氏美學與美育理論體系。我們目前看到的材料顯示，梁氏在美學與美育學科建設上還沒有明顯而自覺的學科意識，到現在為止沒有發現他的文章中有“美學”與“美育”的字眼，梁氏的特殊貢獻在于他作為資產階級政治家貫穿于他所有作品及其一生的資產階級“救亡與啟蒙”的精神，對于當時與今后，乃至今天我國的美學與美育學科建設都具有重要的啟示作用與參考價值。請看，1900年，就在八國聯軍入侵我國攻入北京，焚燒圓明園那一年。梁啟超發表著名的《少年中國說》，對于帝國主義的侵略與祖國的危亡進行了滿懷民族激情的表述。他在文中說道：“嗚呼，我中國其果老大矣乎？……憑君莫話當年事，憔悴韶光不忍看。楚囚相對，岌岌顧影；人命危淺，朝不慮夕。國為待死之國，一國之民為待死之民，萬事付之奈何，一切憑人作弄，奈何足怪！”但在國之瀕危之際，梁啟超并沒有灰心，而是將民族復興的希望寄托于未來，寄托于青年。在本文的最后，他寫道：“故今日之責任，不在他人，而全在我少年。……美哉我少年中國，與天地不老！壯哉我少年中國，與國無疆！”更為可貴的是梁氏將審美與文藝作為造就美哉少年與少年中國的重要途徑，并于其后的1902年發表了著名的《論小說與群治之關系》的重要論文，提出“欲新一國之民，不可不先新一國之小說”的重要論斷。在這里也許梁氏將小說的作用過分夸大了，但他將文藝與民族命運緊密相聯的初衷卻是極有價值的。總之，從《少年中國說》到《新民說》，再到《論小說與群治之關系》，在梁氏的美學、美育與文藝理論中始終貫穿著“民族啟蒙”的強烈情懷。這不僅一改中國古代“文以載道”的傳統，將其轉變到文藝與“新的國民”塑造的現代軌道之上，而且完全切合中國1840年鴉片戰爭以來民族興亡成為當務之急的現實。可以說，“民族復興”從1840年以來至今，一脈相承，成為我國美學、美育與文藝建設發展的基調。

   梁啟超在這一基調的形成中是最早倡導者之一，作出了自己特有的貢獻，是其不同于其他美學家之處，應予特別注意與重視。有的學者將梁氏看作是功利主義的美學與美育理論家，但我們認為梁氏所倡導的“民族啟蒙”是一種與中華民族命運緊密相聯的宏大的民族功利，對于作為人文學科的美學與美育，這種宏大的功利主義不僅有著政治的價值與意義，而且有著重要的學科建設的價值與意義，直到今天仍然具有現實的價值。二梁氏的美育思想存在著一個隱性的體系，我個人理解這個隱性的體系就是以“新民”為其出發點，以“文學移人”、“情感教育”、“趣味教育”為其內容，以“美術人”、“生活藝術化”為其指歸，以新的藝術形式“小說”以及對于中國古代作品的現代闡釋為其手段。這些內容與中國傳統美育的“禮樂教化”與“詩教”、“樂教”相比有著許多新的現代的而且是具有中國特點的元素，應該講是比較新穎的，值得加以研究。但其中的許多基本內容已有諸多學者闡釋，因此我在此簡單加以論述。“新民說”。梁氏在戊戌維新失敗后逃避日本期間對于維新改良及其失敗進行了反思，得出了僅僅依靠上層皇帝與少數貴族必然失敗而必須依靠廣大人民的重要經驗教訓。而依靠人民又必須改造舊的“國民性”，塑造新的“國民性”。這就是他于1902年在《新民說》一書中提出著名的“新民說”，成為其包括美育在內的新的民族啟蒙活動的出發點。步效顰，吾未見其能濟也。梁啟超通過戊戌維新的失敗認識到，國家民族的興亡，人民的文明程度是最重要的，只有有新的人民，才能有新制度與新國家，否則什么也談不上。但現實情況是中國人民由于深受封建主義影響，因而國民性存在諸多毛病。他在《論中國國民之品格》一文中列舉了愛國心之薄弱、獨立性之脆弱與公共心之缺乏等等國民性的弱點。由此，梁氏提出了國民性改造的重要課題，改造的重點有二，“一曰，淬厲其所本有而新之；二曰，采補其所本無而新之”。而其重要途徑則是文學藝術，特別是新型文藝形式小說。他說，“故欲新道德，必新小說；欲新宗教，必新小說；欲新政治，必新小說；欲新風俗，必新小說；欲新學藝，必新小說；乃至欲新人心，必新小說”。這就開創了以文藝改造國民性這一中國近代以來美學、美育與文藝學優良傳統的先河，為魯迅等所繼承。這恰是梁啟超美學與美育理論的出發點與歸結點。可以說“新民說”伴隨了梁啟超的一生，貫穿在他的包括美育在內的一切學問之中。在1922年所寫的《趣味教育與教育趣味》中，他又在論述趣味教育的同時論述了“教育趣味”。所謂“教育趣味”就是他認為教育承當著培養“新民”的重任。“文學移人說”。梁啟超在《論小說與群治之關系》一文中提出“文學移人說”。他在論述了小說所具有的“常導人游于他境界”與“感人之深”的兩大重要特點之后說道“此兩者實文章之真諦，筆舌之能事。茍能批此、導此竅，則無論為何等之文，皆足以移人”。

   這是明確地將文學與人的品性的改變相聯系，從而將文學作為改造國民性的利器。他具體地文學的上述兩大特點表述為“熏、浸、刺與提”小說之支配人道的“四種力”。眾所周知，德國的費希納于1860年創立了實驗心理學，提出了反映刺激與人的體驗關系的韋伯——費希納定律。他還于1876年出版《美學導論》，開創了心理學美學研究。1900年，奧地利精神分析學家弗洛伊德出版《夢的解析》，提出“力比多”作為“內驅力”的理論觀點。這些都成為梁氏文學移人“四種力”的重要理論資源。由此可見，梁氏可以說是我國運用審美心理學的最早的學者之一。其開創之功是不可抹殺的。“趣味教育說”。1922年，梁啟超在歐游之后，提出“趣味教育”的重要課題。關于什么是趣味呢？他認為，“趣味是生活的原動力，趣味喪失掉，生活便成了無意義”。他批判了三種與趣味主義相違背的情況：一是舊八股文教育的“注射式”教育；二是科目太多的“疲勞式”教育；三是完全將工作和學業看作手段的“敲門磚式”教育。實際上，梁氏所倡導的“趣味主義”就是一種超脫功利的審美的人生觀。他說：“假如有人問我'你信仰的什么主義’，我便答道'我信仰的是趣味主義’。有人問我'你的人生觀拿什么做根底’，我遍答道'拿趣味做根底’”。

   當然，這種人生觀也有高等與下等的區別。梁氏倡導的是一種健康高尚的審美人生觀反對欺瞞害人的低級人生觀。那么，為什么要倡導這種審美的人生觀呢？梁啟超認為，首先是人生意義與社會進步的需要，只有具有健康高尚的審美的人生觀，人生才真正有意義，社會也才能進步。再就是反對中國封建教育與歐洲工具主義膨脹的社會現實的需要。可見，這種“趣味主義”的審美人生觀不僅在當時，即便在今天仍然是有著積極意義的。在這里，梁氏的“趣味主義教育”借鑒了西方現代的教育理論，特別是當時正在發展中的杜威有關實用主義教育思想。杜威在1913年發表的《教育中的興趣和努力》等論著中闡述了實用主義教育理論中有關反對在教育過程中強加外在目的，力主培養興趣的思想。當然，梁氏的“趣味主義”教育思想還是主要從中國當時的實際出發的，以反對封建落后的教育思想，培養新的青年一代為其指歸的。“生活藝術化”的新美學觀念。梁啟超于1922年在北京哲學社發表了《“知不可為而為主義”與“為而不有主義”》的講演。這個講演與“趣味教育”提出的審美人生觀相呼應，提出了“生活藝術化”的新的美學觀念。他在講演中說道：“;知不可為而為;主義與;為而不有;主義，都是要把人類無聊的計較一掃而空。喜歡做便做，不必瞻前顧后。所以歸并起來，可以說這兩類主義就是;無所為而為主義;，也可以說是生活的藝術化。把人類計較利害的觀念變為藝術的情感的。”

   他引的第一句話“知不可為而為”出自孔子《論語》“憲問第十四”。第二句話出自老子《道德經》。梁氏在這里借用兩位古人的話闡發一種不斤斤計較眼前得失愉快生活與創造的“生活藝術化”的人生觀。其目的就是對于“近世歐美通行的功利主義根本反對”，并倡導一種“（一）”'責任心’（二）'興味’人生觀”。而且，十分可貴的是，他是從十分宏闊的宇宙論的高度來論述這一觀點的。他說：“人在無邊的;宇（;空間）中只是微塵，不斷的;宙（;時間）中只是斷片。一個人無論能力多大，總有做不完的事，做不完便留交后人。”正因此，我們應該使“生活藝術化”，愉快地生活，愉快地勞作，在不息的人類長河中貢獻自己的一份力量。這正是趣味主義審美態度的進一步深化。“情感教育說”。梁啟超在1922年為清華學生中文學社進行課外講演時作了《中國韻文里所表現的情感》的報告，在報告中以大量的事例深入講解了情感教育的問題。講了情感教育的目的、途徑與藝術曾繁仁·梁啟超美育思想的貢獻與啟示2008/3·文藝爭鳴·現象家的責任等等，應該說是中國學者最早研究情感教育的學術論著。他認為，情感教育就是一種情感的陶冶，用情感來激發人，感染人，教育人。而在《為學與做人》一文中，他借鑒德國哲學家與美學家康德有關人的思維分為“知、情、意”三個部分，與此相應教育就分為知育、情育與意育，并借用孔子的“知者不惑，仁者不憂，勇者不懼”來概括這三育的功能。情育的功能當然就是“仁者不憂”。他將情感教育與趣味教育統一起來，認為兩者是一致的。關于情感教育的途徑，梁氏提出“藝術是情感教育最大利器”的重要觀點。很明顯，他還借用費希納《美學導輪》中有關“審美閾”的概念提出“情感閾”的概念。接著，他用大量的篇幅闡述了中國優秀古典作品所表現的情感，特別是有關故國之思、抗擊外侮、同情弱者的情懷。包括詩三百、漢樂府、屈原、李白、杜甫、辛稼軒等作家作品，并將這種情感表現歸結為“奔進的表情法”、“回蕩的表情法”、“蘊藉的表情法”等等。情感教育是西方現代教育領域的重要方面，不僅限于美育，還包括情感訓練等等方面。但梁啟超在這里顯然主要是講以藝術教育為主的美育。正因為梁氏將情感教育看作是造就審美世界觀的藝術教育，所以他明確要求藝術家“修養自己的情感，極力往高潔純摯的方面，向上提挈，向里體驗。自己腔子里那一團優美的情感養足了，再用美妙的技術把他表現出來。這讒不辱沒了藝術的價值”。美術教育的主要任務是培養“美術人”。

   梁啟超于1922年在《美術與生活》的講演中提出美術教育的主要任務是培養“美術人”。他說美術教育的任務是兩個，一個是培養懂得藝術創作的“美術家”，一個則是培養能夠欣賞美術的“美術人”。他說“人類固然不能個個都做供給美術的'美術家’，然而不可不個個都做享用美術的;美術人;”那么，什么是“美術人”呢？梁氏認為就是生活有趣味之人。他認為所謂“趣味”不是一種“披枷帶鎖”的“石縫”中的生活，而是一種自由的生活；也不是一種沒有一點血色的“沙謨”的生活，而是一種充滿活力的生活。其實，這就是一種將審美看作生活必需品的審美的生活。梁氏認為，培養這種能夠審美的生活的“美術人”是國民改造與建設的需要。他說一個人審美情趣的麻木就使一個人成為沒有趣味的人，而一個民族審美情趣的麻木就使一個民族成為沒有趣味的民族。而美術的作用就是將這種麻木的審美情趣恢復過來，使沒趣變成有趣，“明白這個道理，便知美術這樣東西在人類文化系統上該占何等位置了”。梁氏提出培養能夠享用美術的“美術人”就是一種廣義的具有藝術欣賞能力與審美的態度的“生活的藝術家”，正是美育的任務所在。梁啟超可以說是我國美學史上第一個試圖將專業藝術教育與普通藝術教育加以區別的理論家。他對于普通藝術教育培養“美術人”的特殊任務的提出與論述，意義重大。三以上，我們用極為有限的篇幅概略地論述了梁啟超的美學與美育思想，現在我們再作一個簡略地小結。首先還是要看一下梁氏美學與美育思想的主要貢獻。我想梁氏美育思想的基本觀點目前看似乎沒有什么特別新穎之處，但我們應該將其放到當時特定的時代背景之下審視其價值，而且更重要的是應發現它所給予我們的深刻啟示。從這個角度出發，我們認為最重要的是梁氏美育思想所始終貫徹的民族啟蒙精神，無論是“新民說”、“少年中國說”、“教育救國說”等等，都給予我們深刻印象。特別是他于1920年所寫《;歐洲文藝復興史;序》中他提到的他們歐游所得之“曙光”即為“人的發現與世界的發現”這兩個文藝復興的成果，意義更為深遠。他說蔣百里常說此次歐游希望求得某種拯救民族的“曙光”，而這個曙光就是蔣氏在《文藝復興史》中所說“一曰人之發現二曰世界之發現”。應該說這兩個發現帶有理論總結性，是非常深刻的民族啟蒙意識。所謂“人之發現”是針對封建專制制度對人性與人權的壓抑而要高揚人的自由解放的本性。而且，梁氏通過戊戌維新的失敗也的確體會到僅僅依靠少數皇親貴族是沒有什么用的，還得依靠廣大人民的覺醒，而物質的文明包括“船堅炮利”也是不可靠的還得依靠新人的塑造。所謂“世界的發現”其實就是民族的發現，將自己的民族放到世界的大環境中去定位，去探討其前途。中國封建時代的長期閉關鎖國以“天朝大國”自據，但“鴉片戰爭”、“甲午海戰”、“八國聯軍”卻使“老大帝國”瀕臨危亡之勢。總之，所謂民族意識就是要在世界民族之林中獲得民族的尊嚴。“人的發現與世界的發現”是梁氏政治與學術活動的出發點，也是其美育理論的出發點。無論早期的“文學移人說”，還是后期的“趣味教育說”、“情感教育說”都與“人的發現與世界的發現”有關。這也是至今值得我們記取的民族振興的“曙光”，是我們人文學者在從事包括美育在內的人文學科研究中所不能忘懷的。梁氏所處的晚清與民國正是我國文化由傳統到現代的轉型期，加上梁氏特有的站在政治前沿與溝通中西的經歷，使他的包括美育在內的學術文化工作均具有開創的意義。他的美育理論可以說完全突破了中國古代“禮樂教化”的那一套，而具有全新的意義，無論從理論內涵，概念范疇以及研究方法可以說都是全新的。而從他對當時的新的藝術形式小說的極力推崇也可見其發現并支持新事物的創新精神。這種創新，對于梁氏這樣的從傳統中走來的學者其實是很不容易的，而對我們今天特別具有啟發意義。沒有學術的開創與創新就沒有學術的價值，梁啟超是我們的榜樣。梁氏美育研究的另一個重要特點是具有很強的實踐性，他在美育研究中所提出的課題，不是來自書本，而是來自現實，來自生活中所提出的問題。特別是當時十分緊迫的“民族危亡”、“國民性的改造”、“生活的藝術化”等問題，成為其美學與美育研究的問題閾，并被后人所繼承。梁氏包括美育在內的“不中不西即中即西”的方法也是值得我們特別于以借鑒的。他在《清代學術概論》中指出“康有為、梁啟超、譚嗣同輩，即生育于此種;學問饑荒;之環境中，冥思枯索，欲以構成一種;不中不西即中即西;之新學派”。

   在他的美學與美育研究中這種方法的運用是十分明顯的。首先梁氏借鑒了許多西方現代學術元素，哲學的，美學的，教育學的，心理學的等等，而且都是新穎的。但梁氏也力圖不脫離中國古代傳統文化，他對于中國古代韻文的情感闡釋、對于杜甫與屈原的理解，都是對于傳統的現代解釋，但又沒有完全離開傳統。這種中西結合視野中理論與學術的創新，不能說沒有一點牽強之處，但這種探索卻是極為可貴的，值得我們借鑒。梁啟超的美育研究也不可避免地有其歷史的、時代的與個人的局限性。他的改良主義政治觀和歷史唯心主義的哲學觀就決定了他的包括美育在內的文化研究都在很大程度上離開了經濟與政治的改造，而將文化與審美強調到不適當的地步，難免有審美烏托邦之嫌。新民的塑造固然需要文化的維度，但最根本的還是離不開政治與經濟的基礎，如果政治制度得不到改進與經濟得不到發展，國民性的改造根本不不可能成為現實。事實證明，不可能有貧窮的社會主義，也不可能有貧窮的國民性改造與生活的審美化。同時，不通過革命推翻專制的政治制度也不可能有自由的國民與生活的審美化，這是無庸置疑并已經被歷史所證明了的。而且，梁氏在美學與美育理論建設上缺乏自覺的學科建構意識，這也是十分明顯的，梁氏是極為重要的史學家與文學家，但還不是自覺的美學家。他的美育思想基本上是從政治家與教育家的角度出發的，而其前后期從“新民”的角度出發有著一定的內在一致性，但從美育學科本身來說，前期的“移人”與后期的“趣味”盡管并不矛盾，但畢竟“趣味”是其后期的觀點，還是缺乏嚴格的內在學術自恰性。而從論述來看，他的美育論著特別是后期的重要論著基本上都是比較短小的講演，理論觀點難以展開與深入。梁啟超進行美學與美育活動的時間距今已將近100年，梁氏辭世到明年也已經80年，中國與世界都發生了巨大的變化，但梁氏“新民說”的理論，“少年中國”與“中國少年”以及“生活審美化”的吶喊仍然響徹我們耳際，對于我們中華民族真正獲得審美地生存仍然有著現實的意義。讓我們接過梁任公的美育理論，為實現他所提出的上述任務而繼續努力。（教育部重大攻關項目“現代中西藝術教育比較研究”中期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