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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朔三鎮是指唐朝末年藩鎮割據時位于河朔地區的三個藩鎮勢力，是范陽節度使、成德節度使、魏博節度使三個節度使的合稱，范陽（又稱幽州或盧龍，今日河北省北部，北京、保定及長城附近一帶）、成德（幽州以南和山西接壤的地區，今日河北省中部）、魏博（后改稱天雄，渤海灣至黃河以北，今河北省南部、山東省北部）。 安史之亂后，唐代宗將安史降將李懷仙等人就地封為幽州等三鎮節度使，田承嗣據魏博（今河北南部，河南北部）、張忠志（后改名李寶臣）據成德（彷河北中部）；其后，河朔三鎮逐漸成了地方割據勢力，中央政府難以控制，乃“藩鎮之患”的肇始。直至唐朝滅亡。那么，河朔三鎮是如何產生，發展的？各自具有哪些特點？他們與唐朝的關系又如何呢？ 
河朔三鎮割據圖 與北周，隋朝一脈相承的唐朝，自建立起，即實行關隴本位政策，以關中為核心，打壓河北士族，河北自唐朝建立以來，就有一種天然的離心力。在唐朝之前，河北特別是河北北部便處于農耕，游牧交界地帶。胡漢雜居，唐朝建立后，采取民族開放政策，使得胡風盡染，唐太宗李世民曾言：“自古皆貴中華，賤夷狄，朕獨愛之如一。”這幾乎成為史家公論，無需冗述，初唐至盛唐時期，基于以上原因，唐庭就把河北作為安置歸降胡人的重要地點，河北遂為北方各民族匯聚融合之地。《新唐書》載，從高祖武德年到玄宗天寶時，“自燕以下十七州，皆東北藩降胡散諸處幽州、營州界內，以州名羈縻之，無所役屬。”，許多唐詩中，也可以看到河北地區胡化的痕跡，如高適的《薊門行五首》:“幽州多騎射，結發重橫行。” 《營州歌》:“營州少年厭原野，皮裘蒙葺獵城下。虜酒千鐘不醉人，胡兒十歲能騎馬。”李頎《古意》:“男兒事長征，少小幽燕客。賭勝馬蹄下，由來輕七尺。殺人莫敢前，須如猬毛磔。” 再如杜牧《戰論》:“河北氣俗渾厚，果于戰耕，加以土息健馬，便于馳敵。”等等，不一而足，安史之亂前，安祿山出任范陽，平盧，河東三鎮節度使。使得河北的胡化達到頂峰，安祿山本人出身粟特系胡人，得到了許多粟特胡商的支持，到安祿山成了唐軍中數一數二的兵頭后，粟特胡商更是“每歲輸異方珍貨百萬”幫助他，粟特血統的將士也以安祿山的嫡系自居。在《中國的粟特柘羯軍》一文中，魏義天先生指出，安祿山，史思明有大量的柘羯軍，而柘羯軍這一概念正是來源于粟特，《唐·西域傳》: 安西 者，即 康居 小君長 罽王 故地，募勇健者為拓羯，猶中國言戰士也。"柘羯軍就是勇士或稱親衛隊。《安祿山事跡》……（安祿山）養同羅及降奚、契丹曳落河。八千余人為假子，及家童教弓矢者百余人……”。魏義天敏銳地指出，這種大規模收養“假子”組成軍隊的行為，和中原漢族傳統的宗法制度以及其影響下的收羅少量假子以為腹心將領不同。倒是與瑣羅亞斯德教中的“假子”（義子）文化習俗類似。故而，他推測《安祿山事跡》中記載安祿山所收編的“假子”，就是赭羯兵團。安祿山大量起用胡兵胡將，曾為安祿山器重的大將李寶臣（奚人），李懷仙（契丹）等人也都是胡人，（后兩人投降唐朝，成為著名的河朔三鎮）安史之亂爆發后，唐庭有識之士也敏銳地指出，“今獨虜將或為之用，中國之人為高尚等數人”直截了當指出胡人是安史叛軍的主力，如上種種。證明了安史軍隊中的胡人烙印和粟特烙印是很深的。
粟特壁畫 在安史之亂后，河朔三鎮割據，河北依然保留了濃厚的胡風影響。被朝廷拜為節度使的皆是安史降將，不是胡人就是當地的胡化漢人，大多不習禮儀，其胡人風氣相當嚴重。先看漢人節度，比如魏博節度使田承嗣“生于朔野，志性兇逆，每王人問安，言詞不遜”，《新唐書》言“承嗣沈猜陰賊，不習禮儀。”其火并相衛后，更是以胡人部落風氣唆使部下為其請命，“陰使從子悅諷諸將詣使者嫠面請承嗣為帥。”再如盧龍節度使李載義“性矜蕩，好與豪杰游，力挽搏斗。”三鎮節度使大多“均寒暑，無障蓋安輿，與士卒均勞逸”等等。榮新江先生還指出，安史之亂以后的河北地區，由于統治者仍然是安祿山、史思明的部下，有些本人就是胡人，如李懷仙即“柳城胡”，他們自然會對境內原有的粟特胡人采取優容的態度，安史之亂以前就生活在這里的粟特人，不會像唐朝境內其他地區的粟特人那樣，主動地改變自己。大量粟特胡人遷居河北，加重了河北的胡化傾向。胡化最為夸張的是幽州節度使，幽州地區，李碧妍先生在《唐帝國及其地方諸侯》一書中指出，河北北部的邊境地區，即幽州，營州在初唐就有大量粟特，契丹，奚，突厥等各類少數民族聚居，二州內設有大量安置少數民族的羈縻州，是河北胡化最為明顯的地區，安史之亂中，幽州幾乎成為安史之亂的策源地，是安祿山所控制的核心地區，安史之亂結束后，幽州地區的百姓仍然保持較強的胡化傾向，甚至將安祿山，史思明并稱“二圣”，立廟祭祀，（無獨有偶河朔三鎮之一的魏博節度使田承嗣也將安史父子并稱四圣，立廟祭祀），公然與朝廷唱反調，由朝廷派往幽州的幽州節度使張泓靖“欲變其俗，乃發墓毀棺”，其結果是“眾滋不悅”，最終也因壓制胡化習俗而釀成兵變。《后唐書》對此也有精妙論述，曰：“彼幽州者……其民剛強, 厥田沃壤。遠則慕田光、荊卿之義, 近則染祿山、思明之風。二百余年, 自相崇樹, 雖朝廷有時命帥, 而土人多務逐君。習苦忘非, 尾大不掉, 非一朝一夕之故也 。” 陳寅恪先生也認為“穆宗長慶初上距安史稱帝已六七十年，河朔之地，祿山，思明猶存此尊號，中央政府官吏以不能遵循舊俗，而致變叛，則安史勢力在河朔之深且久，于此可見。”
唐代胡人俑 窮兵黷武，截流稅收，也是河朔三鎮得以割據的重要原因。據《元和郡縣志》及其它資料可以大致推算出當時魏博戶數為 74498 戶，兵約 70000 人，比例約為 1． 1:1。成德戶 63604 戶，兵 50000 人，比例約為1． 3:1，盧龍鎮亦應有兵五萬至七萬左右（《論唐代河朔三鎮的長期割據》），三鎮合計兵二十多萬，一旦聯合抗擊中央，勢不可擋。在財政方面，三鎮都是“戶版不籍于天府，稅賦不入于朝廷”，河朔三鎮的節度使多數都比較重視生產，以此收取賦稅，例如:“張仲武為幽州節度使，以邊塞既寧，尤勤撫育，每春則勸農，及夏，親行縣以較其民之稼稿見芳不去者必撻之，見滋長如云者必坐于木陰，賜酒茗以厚之。”據學者估算，河朔三鎮的兩稅即農業稅收分別為魏博鎮 177萬貫，成德鎮155萬貫，盧龍鎮118萬貫。（一貫約為一千錢）加上三鎮各產食鹽，實行鹽，酒專賣制度，并置市買，回圖官，積極從事商業，或直接授予商人幕職或牙將等身份或由將領直接經商。如“后有長沙小將姓周者，部本郡錢帛，貨殖于廣州。”“范詡者，河東人也，以武藝授裨將 … …詡差 往淮南充使，收市綿綺” 三鎮的財政狀況非常良好。其每年除去開支（幾乎只有軍費），盈余總數在5 5 00 41.1 6 貫 到 2 1 340 41.1 6 貫之間（《試論唐代河朔三鎮長期割據的財政原因》），較為寬裕的財政，也奠定了其割據的基礎。
唐代斗米物價（數據來源唐朝吧） 藩鎮的軍隊，大體上可以分為兩個部分：一個是鎮守地方州縣（包括節度使駐在的州縣）的州軍，一個是節度使親自指揮的牙軍（因節度使官署立有牙旗，即鋸齒狀裝飾的旗幟故而得名），河朔三鎮都有相當數量的州縣兵和牙兵，都是“戶版不籍于天府，稅賦不入于朝廷”，自行任命官員，招募軍隊，這是三鎮的共性，然而魏博，成德，盧龍三鎮的軍政結構又有所不同。河朔三鎮中，成德節度使與唐庭關系較好，自初代統帥李寶臣到末代統帥張處瑾被李存勖攻滅，幾乎從未主動挑起與中央政權的沖突，其內部變亂較少，交接也較為平穩。榮新江先生認為，與其他兩鎮相比，成德地區在安史之亂中破壞較少，加之李寶臣出身奚族，曾是安祿山的假子，因此成德集中了更多的安史舊將與蕃族將領（《安史之亂后粟特胡人的動向》），由于大量蕃將的存在，成德擁有較為強大的騎兵力量。然而，也這是因為大量蕃將及其部屬的存在，使得成德本身集權羸弱，甚至互相攻打，在四鎮之亂（見下）中，許多大將因不服李寶臣之子李惟岳，投降唐朝，極大地削弱了成德的力量，此后數次唐朝與藩鎮的沖突，都有大將投降朝廷，使得起初三鎮中實力最強的成德逐漸淪為三鎮最弱。進入中晚唐，新任的成德節度使王氏家族（782-883）統治期間，成德進入較為穩定的時期，王氏家族與將領逐漸妥協，兩者互相聯姻，盤根錯節，節帥認同將領的種種特權，將領擁護節帥，幫助節帥鎮壓內部叛亂。形成一定的宗藩關系（《唐帝國及其地方諸侯》），彼此相安無事，因此造就了晚唐成德“樂王氏之無事，都人士女褒衣博帶，務夸侈為嬉”的安定局面，這樣的宗藩關系也被成德本鎮用來處理自身與唐庭的關系，即成德效忠唐朝，朝廷保證成德的世襲地位，因此，成德總體與唐朝保持較好關系，對唐庭有較深感情，（《唐帝國及其地方諸侯》）當黃巢起義軍攻破長安時，成德節度使王景崇“每語及宗廟園陵，輒流涕”，這樣的情景在藩鎮割據的中晚唐實屬難得。921年，成德客將張文禮誅殺節度使王镕后，屠殺成德故將，在成德舊將的要求下，李存勖遂以此為借口，攻打成德，同年，攻滅成德。成德節度使滅亡。
三鎮之中，魏博最為囂張，實力最強，與唐庭關系最差，王夫之語“藩鎮之強，始于河北，而魏博為尤，魏博者，天下強悍之區也”，魏博節度使以牙兵著稱，安史之亂平息后，田承嗣投降唐朝廷，朝廷一切不問，仍任命他為魏博節度使，他便查核戶口，加重賦斂，厲兵繕甲，使老弱耕田，壯者在軍，不數年有眾十萬，又擇矯健強力者萬人，號牙兵。這支牙兵父子世襲，專橫跋扈，盤根錯節，不顧法令，雖然牙兵最初勢力不大，但隨著田氏家族的滅亡（820）牙兵與當地將領互相勾結，勢力日強，最終尾大不掉，成為魏博的毒瘤，牙兵具有很強的地域性，甚至干預藩帥廢立，一百五十余年間，主帥史憲誠，何進滔，韓允中，樂彥禎，趙文弁，羅弘信的廢立，都經過牙兵之手。當時諺語說：“長安天子，魏府牙軍。”勢力十分強大。由于牙兵時常嘩變。于是藩鎮又另置親兵，以與牙兵相對抗。《資治通鑒》載“ 魏博節度使樂彥禎，驕泰不法，發六州民，人苦其役 ，其子從訓，尤兇險，既殺王鐸，魏人皆惡之。從訓聚亡命五百余人為 親 兵，謂之子將，牙兵疑之，籍籍不安。”胡三省云“ 魏博牙兵始于田承嗣，廢置主帥率由之。今樂從訓復置親兵，牙兵疑其見圖，故不安，在魏博晚年，親兵與牙兵經常互相攻殺，彼此削弱，唐朝末年，被牙兵擁立的魏博節度使羅弘信死，子羅紹威繼任節度使，厭惡牙兵專橫，欲除之而力不足，于是借朱溫之力，里應外合，夷滅牙兵八千家，州城為之一空。而羅紹威勢力也就一蹶不振，受制于朱溫，魏博節度使至此名存實亡。
牙兵 幽州盧龍節度使，是三鎮中最為混亂，兵變最多的節度使，150年間有30任節度使，三分之二被趕走或死于非命，這樣的原因是多方面的，首先，是上文所述，幽州與其他兩鎮相比，更為強烈的胡化傾向，及“多務逐君。習苦忘非, 尾大不掉”的習氣，與魏博類似，幽州也存在強大的牙軍牙將集團，其囂張跋扈程度不亞于魏博，幽州地理位置偏僻，處于邊境地區，南部是強大的成德節度使，768年，安史之亂后首任的幽州節度使李懷仙為牙將朱希彩，朱泚，朱韜等人所殺，而李懷仙與成德節度使李寶臣是舊交，從此之后，兩鎮結仇，經常互相攻打，幽州北部則是契丹，奚等少數民族，面臨較大的邊防壓力，處于夾縫中的幽州節度使邊防壓力較大，這一方面導致幽州境內屬州將領和邊將勢力強大，將領往往兼任地方官員，軍政合一，各有部署，“部將忽領一方之權”，他們經常與牙兵牙將互相勾結，又互相勾心斗角，使得幽州政局一片混亂。另一方面，也導致幽州窮兵黷武，幾乎全民皆兵，史載，幽州“家家自有軍人”“又百姓至于婦人小童，皆習弓矢”，這樣的背景下，許多幽州節度使處于自保需要，往往依靠朝廷，對朝廷較為恭順（《唐帝國及其地方諸侯》），加上幽州大部分地區不與唐朝直接接壤，終唐一世，除朱氏兄弟之外，幽州未與朝廷爆發大規模直接沖突，往往是作為三鎮聯盟卷入戰爭。乾寧元年（894年）二月，唐朝廷加封李匡籌為盧龍節度使。894年11月，李克用大舉進攻李匡籌，唐庭不能制，李匡籌大敗，逃往滄州。乾寧二年（895年），李克用表劉仁恭為盧龍留后（代理節度使），不久，唐政府被迫任命劉仁恭為盧龍節度使。907年，劉仁恭子劉守光廢父自立，后梁乾化元年（911年）八月，劉守光自稱大燕皇帝，在契丹，李克用，朱溫等勢力之間搖擺不定，朝秦暮楚。乾化三年（913年）。晉王李存勖發兵攻打幽州。次年城破，乾化四年（914年），劉仁恭、劉守光父子被李存勖獻于晉國太廟，后被殺。幽州節度使滅亡。
唐朝與河朔三鎮的關系隨著時間的發展而變化，從最早的極力剿滅到后期的聽之任之，有戰有和，那么，這種關系是怎樣變化的？受到哪些因素影響呢？事實上，河朔三鎮不會也不可能主動發起叛亂，他們所謀求的不過是“戶版不籍于天府，稅賦不入于朝廷”的封建割據或世襲特權，，因此，在大多數時候，三鎮都奉唐朝為正朔，節度使謀求唐廷的冊封，很少主動挑起與唐朝中央的戰爭，更不會主動公開稱帝稱王，大量事實表明，唐朝的政策法令在河北地區亦有施行。比如，河北地區州縣行政區劃的改易和廢置（注：參見《太平寰宇記》卷五六磁州，卷六八寧邊軍，卷六一鎮州，卷五七澶州，卷五四魏州，卷六四德州，卷七○涿州；《唐會要》卷七一。），官吏員額的增減（注：參見《唐會要》卷六九，《州府縣加減官》。），唐廷的敕令就起一定作用。甚至河北官員也有從中央調進或征出的（注：參見《太平寰宇記》卷六四德州；《新唐書》卷一五一《陸長源傳》，卷一五七《樊澤傳》；《舊唐書》卷一三七《李益傳》，卷一四五《劉棲楚傳》；《全唐文》卷五九八歐陽詹《馬實墓志》，卷六一四王叔平《唐故監察御史里行太原王公墓志銘》等。）。決定唐朝與三鎮關系主動權，事實上更多地在唐廷手中。但是，三鎮的割據謀求，是追求中央集權的唐廷所不能容忍的，決心發動大規模對三鎮戰爭的，是唐德宗。（779-805在位）
唐德宗 779年，唐德宗李適上臺，決定勵精圖治，討伐藩鎮，恰巧此時，德宗建中二年（781）正月，李寶臣死，其子惟岳求繼。德宗新即位，很想改變這種狀況，拒絕了這一要求，于是李惟岳、田悅（田承嗣之侄）與占據今山東地區的淄青節度使李正己、據今湖北西北部的山南東道節度使梁崇義等聯兵抗命。唐朝派淮西節度使李希烈等率兵討伐。八月，梁崇義兵敗自殺。次年閏正月，李惟岳部將王武俊殺惟岳降朝廷，但唐庭未能給與其足夠封賞，致使其心懷不滿。唐軍包圍田悅。被圍困中的田悅派人去游說幽州節度使朱滔，向他直言唇亡齒寒的道理，田悅的使者對朱滔說道：“今上英武獨斷，有秦皇、漢武之才，誅夷豪杰，欲掃除河朔，不令子孫嗣襲。”朱滔也認為自己在平叛中出了大力，但卻沒得到多少實質性的好處。如果魏博等鎮都被平定后，接下來的目標很可能就是他自己了。于是朱滔決定改變立場，并聯合心懷不滿的王武俊一起出兵解救魏博。
唐軍 田悅、王武俊和參加征討的幽州節度使朱滔又相互勾結，聯兵反叛。朱，王二人叛變的主要原因，是因河朔三鎮地理相連，出于唇亡齒寒的朱、王引兵救田至魏州，十一月筑壇同盟，相約稱王：朱滔稱冀王，田悅稱魏王，王武俊稱趙王，又約淄青李納（正己子，正己此時已死）稱齊王，原本忠于唐庭的李希烈也參與叛軍，公然稱帝。與四王勾結。建中四年，李希烈圍襄城，唐德宗急忙抽調涇原兵五千人赴援。由于沒有賞賜出界錢糧及犒師飯菜粗糲，涇原兵士嘩變，并推原涇原節度使朱泚為帥，即“涇原兵變”將德宗包圍在奉天(今陜西乾縣)城中達一月之久，后被入關赴援的神策軍將李晟率部平定，朱泚兵敗自殺，德宗迫不得已，下罪己詔，停止對藩鎮用兵。田，王，李納三人去王號，向朝廷上表謝罪，李希烈堅持叛亂，貞元二年（786），被部將陳仙奇毒死，但三個月后，吳少誠又殺陳仙奇，自立為留后，朝廷被迫承認。第一次與藩鎮的戰爭失敗。這一次叛亂，史稱“四王二帝之亂”此戰過后。德宗心灰意冷，史載“德宗自艱難之后，事多姑息”完全喪失信心，對藩鎮聽之任之。唐德宗此次的失敗，主要原因在于沒有采取正確的戰略，德宗急于求成，操之過急，想一勞永逸解決藩鎮問題，一棍子打死，史載“德宗志欲清掃河朔。不使藩鎮承襲。”，這一騷操作使得本來彼此有矛盾的三鎮加上淄青節度使出于唇亡齒寒的目的，團結起來，共抗唐朝，大大增加平叛難度。此時，安史之亂結束不久，唐朝軍事，經濟實力尚未完全恢復，外有回鶻，吐蕃的威脅，難以集中力量平叛，唐軍對魏博，成德，淄青，淮西同時用兵，四面開花，而精銳部隊多在外，關中空虛，致使涇原兵變發生，局勢失去控制。總而言之，是頗為可惜的。
唐德宗平四鎮圖（圖片來源《中國歷代軍事戰略》） 貞元二十一年（805年），唐德宗的孫子唐憲宗李純繼位，決心繼承祖父的遺志。平定藩鎮。元和元年（806年），李純剛剛即位，西川節度使劉辟就進行叛亂。憲宗派左神策行營節度使高崇文、神策京西行營兵馬使李元奕等率軍前往討伐。劉辟屢戰屢敗，最后徹底潰敗被俘，被送到長安斬首，不久，憲宗又平定了浙西節度使李琦的叛亂。
唐憲宗 元和九年（814年）九月，淮西節度使吳少陽（吳少誠之弟）死，其子吳元濟匿喪不報，自掌兵權。朝廷遣使吊祭，拒而不納，繼而舉兵叛亂，威脅東都。元和十年（815年）正月，李純決定對淮西用兵。淮西節度使駐于蔡州汝陽（今河南汝南），地處中原，戰略地位重要。自李希烈以來，一直保持半獨立狀態。李純對其用兵，正是改變這種狀態的決心表現。 對淮西用兵，震動很大。淄青節度使李師道感到威脅，就采用聲言助官軍討伐吳元濟，實際上支持吳元濟的兩面派手法，派人焚毀唐軍軍糧，又派刺客刺殺力主對淮西用兵的宰相武元衡，企圖鞏固自己的地位。唐廷誤認為是成德節度使王承宗所為，下詔討伐，久攻不下。此時。元和十二年（817年）七月，李純命自愿親赴前線的裴度以宰相兼彰義節度使。裴度立即奔赴淮西，與隨鄧節度使李愬等，大舉進攻吳元濟。九月，李愬乘雪夜率軍突襲蔡州，即著名的“雪夜襲蔡州”大敗淮西軍。吳元濟沒有料到李愬軍快速異常，毫無防備地束手就擒。持續三年的淮西叛亂，宣告結束了。吳元濟敗死，李師道恐懼，初欲獻地歸順朝廷，并以長子入侍為質，后來舉兵叛唐。元和十三年（818年）七月，憲宗調遣宣武、魏博、義成、武寧、橫海諸鎮前往討伐。在大兵壓境的情況下，李師道內部矛盾激化，其都知兵馬使劉悟殺死李師道，淄、青、江州地為朝廷平定。淮西，淄青平定，唐廷威望大大提高，成德鎮不戰自降，魏博、幽州也相繼歸服，藩鎮問題短期得以解決。唐憲宗采取正確的戰略。先弱后強、各個擊破，先攻打實力較弱的西川，淮西節度使，而后再對河朔用兵，即使宰相遇刺，也不動搖。如李絳所說“西川、浙西皆反側之地，其四鄰皆國家臂指之臣。李琦、劉辟獨生謀狂，其下皆莫之與，大軍一監，則渙然耳。” 淮西鎮“處四戰之地，旁無應援”，以上的種種，使得平藩鎮戰爭得以成功，然而，好景不長。元和十五年（820年）正月二十七日，憲宗暴崩，穆宗繼位，河朔三鎮不久又重新割據。李碧妍先生認為。憲宗的中興，實際上是建立對河朔三鎮妥協的基礎上，憲宗及大臣認為“欲革河北諸鎮世襲之弊”已不可能，此次平定藩鎮，唐朝未對河朔大舉用兵，而是以牽制為主，將目標放在威脅唐朝財賦之地江淮而勢力較弱的淮西，淄青二鎮，河朔其實仍然大體維持原樣，這一思想，事實上為晚唐“河朔故事”的政策所延續。
（3）晚唐對三鎮的政策：基于實用主義考量的河朔故事到了晚唐，由于唐庭自身的衰弱，已無力量發動對三鎮的大規模戰爭，許多大臣也改變了對三鎮的態度，因此，文宗之后，唐庭對三鎮大多采取放任不理的態度。、史稱“河朔自艱難以來, 列圣許其傳襲, 已成故事” 。（被稱為河朔故事）朝廷視軍情所附, 因而授之。晚唐重臣李德裕認為，“河朔兵力雖強，不能自立，須借朝廷官爵威命以安軍情。”，只要三鎮可以“事體”，不妨放棄對河朔地區的干涉，與李德裕對立的牛僧孺在藩鎮問題上與李德裕看到大體一致，他也認為，“自安、史之后，范陽非國家所有。前時劉總向化，以土地歸闕，朝廷約用錢八十萬貫，而未嘗得范陽尺布斗粟上供天府。。。。。。。且范陽，國家所賴者，以其北捍突厥，不令南寇。今若假志誠節鉞，惜其土地，必自為力。則爪牙之用，固不計于逆順。”河朔地區本身不是唐朝的財賦來源，又不能幫唐朝分擔邊防壓力，因此，逐漸被唐朝視為“雞肋”，已屬半放棄狀態，除唐武宗曾對勢力較弱的昭義節度使用兵外，此后，唐朝與河朔三鎮甚至其他藩鎮也再無大的戰爭，河朔故事，可以說是唐朝基于實用主義的考量與河朔三鎮互相妥協的產物，黃巢起義后，唐朝統治秩序崩潰，局勢失控，藩鎮徹底割據，新一代藩鎮如朱溫，李克用等掌握實權，實力強大，河朔三鎮淪為晉梁爭霸的舞臺，最終在晉梁戰爭中均被消滅，只留下后人的嗟嘆。
唐后期藩鎮圖
唐與藩鎮的戰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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