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懷宏｜我們都是活在陀思妥耶夫斯基小說世界中的“問題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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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懷宏 | 文

▎思想者的孕育和誕生

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寫作可明顯地分為由在西伯利亞服苦役及兵役這一階段隔開的兩個時期，第一個時期包括（1845-1859），跨度約十五年，但只有前四年多構成陀思妥耶夫斯基創作的第一個高峰，隨后的四年監獄苦役期間他完全無法寫作，之后充當列兵及升為準尉的恢復寫作期也是緩慢的。在這第一個時期，陀思妥耶夫斯基寫作和發表的作品主要是中短篇小說：如《窮人》、《孿生兄弟》、《女房東》、《白夜》、《涅朵奇卡》、《舅舅的夢》、《莊園風波》。第二個時期或者說“后西伯利亞時期”是陀思妥耶夫斯基創作最輝煌的時期，才是一個使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作品具有世界經典意義的時期，也是一個使他不止是一個單純的藝術家，而且成為一個思想藝術家的時期。這后一時期的主要作品是長篇小說：包括《被欺凌的與被侮辱的》、《罪與罰》、《白癡》、《群魔》、《少年》、《卡拉馬佐夫兄弟》，在這其間，他創作的中短篇小說很少，但陀思妥耶夫斯基也嘗試了用印象、手記、《作家日記》（包括文論、政論、雜談等）等各種形式寫作。正是在這一時期的作品中，我們對其中人物所直接和間接表述的思想的關心逐漸超過了對這些人物的命運的關心，“思想的人”真正鮮明地出現了，不再像在早期作品中那樣只是一些隱隱約約的雛形。

我們下面要描述這種“思想的人”在陀思妥耶夫斯基作品中的孕育和誕生。陀思妥耶夫斯基的處女作《窮人》開首所引作家奧陀耶夫斯基公爵的一段反諷的話實際已經預示了陀思妥耶夫斯基后來全部作品的兩個重要特征：第一是不肯寫“令人賞心悅目”的東西，“卻愛把地底下一切埋藏著的東西翻將出來”；第二是引發和刺激讀者思考：“讀了這些東西，就不由自主地要思考”。最簡單的辦法當然是“禁止他們寫作，干脆完全地禁止他們寫作”，但即便人們暫時不被允許思考或缺乏材料思考，這些問題依然存在。于是人們終究要思考，或者就在行動中爆發。

《窮人》中的主人公杰武什金已經在開始思考了，思考的一個契機是因為憐憫而產生的愛，也包括被憐愛。杰武什金是一個抄寫文件的小官員，薪水微薄，受人欺侮，擔任公職三十年來一直孤獨地自己生活，后來住在一個從廚房里隔出的小間里，老是為自己的靴子、外套犯愁。但他即使這樣生活，也可能一直不會去思考自己的處境，如果他不是突然強烈地愛上了一個同樣貧困交加，比他年輕得多的弱女子瓦爾瓦拉，正是對她的憐愛引發了他的思考，他開始萌生起一種自我意識，知道自己并不低人一等；認識到“就算我外表上沒有出眾的地方，沒有風度，沒有氣派，然而我畢竟是一個人，拿我的心靈和思想來說，我是一個人。”

他開始以一個人的身份思考社會公正的問題，過去司空見慣的事情突然一下子變得觸目驚心，他說他整夜想到這些問題，睡不好覺。

除了憐愛的動力，思考的另一個契機則是文學，杰武什金在接觸到一些文學作品之后說“文學是好東西，是非常好的東西”，但他的文學鑒賞力開始并不是很高，直到普希金的《驛站長》與果戈理的《外套》等一流作品給了他第一次深深的震動。他發現書中詳盡地展示了自己的生活，有些事過去沒想過，現在看了這樣的書，一切都慢慢地記起來，對上號，看清了。然而，這同時又使他感到憤怒、悲哀和痛苦。他讀了《外套》之后感到自己受到了侮辱，感到自己外在的自尊心受到了傷害，感到自己窮困的生活被暴露無遺，而這正是他竭力想向他人，也向自己隱瞞的。

然而，他的思考是表現得多么地謹小慎微，多么地膽小如鼠啊！他甚至就把自己比喻為一只老鼠。他剛一有世道不公的想法，就馬上又覺得這是非分之想，是“不應有的念頭”，是“自由放肆的思想”。那時候的窮人還很膽小，很安靜，他承認自己就很膽小，而鄰居戈爾什科夫“比我更膽小”，更安靜，住在他們旁邊，卻簡直聽不見他們一家五口有什么聲響。這是一種默默的絕望。杰武什金的思想基本上還是停留在社會的層面，停留在就事論事的層面，他有時也會琢磨：“一個人有時是奇怪的，是很奇怪的。”說他猜不透“上帝的意旨”，但總的說，這些思想還沒有上升到哲學的層面，這不僅是因為缺少思想的才能，也是因為缺乏思想的勇氣。一個大范圍地刺激人們思考的時代也還沒有來臨。

《孿生兄弟》中的另一個小官員戈利亞德金雖然想闖進自己未被邀請的宴會，但他也承認：“我可是膽小得象只母雞。膽小是我們的本分。”在他闖入被逐出之后，他覺得自己徹底失敗了，“戈利亞德金先生被殺害了──在道德上被殺害了。”于是在幻想中出現了另一個戈利亞德金，一個厚顏無恥、膽大妄為的戈利亞德金，一個卑劣的、到處拍人馬屁，最后也侮辱大戈利亞德金的小戈利亞德金，最后戈利亞德金終于被醫生送入了瘋人院。

如果說前兩個人物被逼入邊緣處境后會有種種思考和幻覺，卻并未顯示出思想者的特具才能，那么，《女房東》中的奧爾狄諾夫則可以說是陀思妥耶夫斯基早期小說中最具思想者氣質和能力的主人公，他拿到學位后領到一筆不大的遺產，可以供他節衣縮食維持兩三年，于是他隨便找了個地方住下，過著與世隔絕的生活。在兩年之后，他簡直成了個孤僻的怪物，完全脫離了人世間那種喧囂、擾攘、激動人心和富于變化的生活，專心致志于自己的治學，而這種治學又完全沒有任何功利的目的，不構成任何文化資本，這在他只是一種癖好。他閉門從事的研究沒有什么條理和一定的體系，而只有類乎藝術家那樣的欣喜、狂熱、沖動。他自己為自己建立體系；這套體系在他頭腦里醞釀多年，一個還模糊不清的、但妙不可言的思想雛型已在他心中徐徐升起，這思想體現為一種新的、明凈的形式，在他心中折騰著，呼之欲出。盡管還沒有充分把握，但他能感覺到此形式的特異性、正確性和獨創性，因為他的力量已得到暗示：這是一項創造，它正在不斷形成和充實。但具體化和成功為期尚遠，也許很遠很遠，也許根本不可能！

然而有一天，他突然因為要遷居而開始注意街上的一切，并愈來愈覺得有興趣，于是破天荒頭一次痛感把自己活活埋在斗室之中多么不值。他愛上了一位奇怪的女子卡捷琳娜，但這一愛情卻遭到了失敗：這一女子最終仍然選擇了在精神上魔力般制約著她的專制老頭穆林。在經歷了這一變故之后他變得多思、煩躁、神經過敏，不知不覺陷入萬念俱灰的惡性憂郁狀態。他連接幾個星期也不翻開他原先酷愛的書本。未來向他關了門，錢即將告罄，而他甚至不考慮前途。以往孜孜不倦于學術研究的那股干勁、那份熱情、以往他自己創造的那些形象，有時也會從逝去的歲月中鮮明地重現在他的面前；然而，它們只會壓迫、扼殺他的精力。思想并不轉為行動，創造的過程停滯不前。所有這些形象仿佛在他想象中故意幻成龐然大物，為的是嘲笑他的無能。在郁悒的時刻，他情不自禁地要把自己比作那個好吹牛的巫師學徒：他偷得了師父的一句咒語，命令掃帚擔水，可是卻把怎樣說“停止”的訣竅忘了，結果幾乎給水淹死。他本來也許會產生一套別出心裁的獨特見解，本來也許會成為學術上的藝術家，出諸他筆端的好多見解充滿熱情，富有說服力。然而，現在一種類乎神秘主義、宿命觀念和不可知論的思想卻開始潛入他的心靈。這個不幸的人感覺到自己的痛楚，便祈求上帝醫治。

這里已經出現了一個思想者的雛形，然而，我們對他的思想的內容尚不得而知，他沒有明確表露過自己的思想，我們只是感到，如果他能順利度過他這一次走向人間的感情與生命的重挫而仍活下來，他也許會成為一個例如沙托夫、佐西馬長老那樣的思想者。我們目前還只是對他的思想的方法感到興趣：這是一種呆在某種邊緣、孤單的與世界為敵的處境中，通過形象來擠壓、來呼之欲出而使思想誕生的方法：

他忽然意識到自己目前的處境，忽然認識到自己孑然一身，與全世界毫無瓜葛，孤單單寄寓于別人家中，置身于神秘莫測、居心可疑的人們之間，仿佛有無數仇敵聚在他黑暗的房間角落里交頭接耳……他夢見自己所有的心思和理想，從兒時模糊的幻象起，包括他通過生活獲得的、從書本上讀到的、甚至早已忘懷的一切，無不活動起來，循序列次，現形具體，在他面前顯示大得嚇人的形相，在他周圍走來走去，集結成群；他夢見一處處瑰麗如仙境的花園在他面前展現，眼看著一座座城市興起又傾塌，一片片墳場把那里的死人紛紛送到他這里來重新開始生活，一個個部落和民族誕生又消亡；此刻，在病榻周圍，他夢見自己的每一個念頭、每一種虛無縹緲的幻想幾乎剛一產生就具體成形；末了，他夢見自己的思維不是通過虛無縹緲的想法，而是通過觸摸得到的世間萬物來實現；他夢見自己象一粒塵埃飄游在這個無邊無際、難以走遍的奇幻世界，而整個這種動蕩無著的生活對他來說已成為壓力、負擔和永無休止的諷剌；他感到自己在死亡、解體、化灰，萬劫不復；他想逃，可是宇宙之大沒有一個角落能容他藏身。

值得注意的是，這也許正反映出陀思妥耶夫斯基思想方法和創作方法。《白夜》中的“我”也是一個類似于奧爾狄諾夫的幻想家，雖然他滿懷激情和善意，他的愛情也同樣是一種失敗。他們同樣孤獨，不會巧妙得體地說話，沉溺于冥思苦想，與周圍人隔隔不入，卻全力以赴地奔向一個對象。這后一種幻想性的思考者不同于杰武什金與戈利亞德金的地方在于：杰武什金與戈利亞德金是尊嚴受到傷害的小人物，思想仍囿于實際的、經常是物質的、名分的遭遇，而這種幻想家的類型則在某種程度上超越了具體的個人境遇，更具有浪漫色彩，具有更高、更抽象的追求，而又常常不知道自己究竟要追求什么。

不過，這些陀思妥耶夫斯基前期小說中的主人公還不是典型的陀思妥耶夫斯基筆下的思想者形象，他們的思想還不具有深刻的時代和永恒的內容，他們的思想還是片斷的，或者是內容不清楚的，他們還不是哲學家，他們的思想也都還是在獨自行進，而沒有與其他作為人物的思想展開對話和交鋒。在此，思想還是單數而不是復數，甚至經常是片斷的、零碎的。但是，我們還是可以指出他們身上一些和后來思想者形象類似的特征：例如弱于行動，不易合群，似乎總是在他人的視線之下局促不安，緊張而富于變化，不斷轉折，提出一種想法之后又加以反詰，不敢自信，自相沖突，這種沖突有時甚至達到了瀕臨人格分裂的瘋狂地步等等。亦即，在他們身上，已經開始顯示出一種思想的曖昧性和問題性。

確實，陀思妥耶夫斯基作品中的主要人物作為思想者出現，陀思妥耶夫斯基作品形成為一種獨特的“思想小說”類型，并不是一開始就定型的，而是經歷了一個孕育和生長的過程。陀思妥耶夫斯基的早期作品基本上還是屬于傳統的、注重人物性格、故事情節的小說類型，深受果戈理風格的影響，并承繼了他對小人物的憐憫和同情。陀思妥耶夫斯基早期作品的基調只是憐憫，默默的、孤獨的憐憫，后期作品才加上了渴望，與時代、永恒對話的渴望。早期小說中的人物感覺豐富、感情細膩、意識流動、心理變化多端，但并沒有表現出很高的思想力，甚至并沒有表現出很高的才智，他們大都是相當普通、地位低下而又對自尊極其敏感，心腸善良而又有時表現怪誕的小人物。他們有時也表達了一些思想，如《窮人》中的男主人公杰武什金也表述過自己一些關于社會正義、公民德性的思考，但這些思想總的說來是散漫的、不連貫的、轉瞬即逝的，主人公主要是在傾訴自己的感情，敘說自己的經歷和感受，這里表現的主要是一種傾訴的風格，是向對方傾訴，而不是與對方爭論和對話，也不是把思想的過程或思考的結果告訴對方，不是發表哲理的議論，而主要是談自己的情緒和感受。確實，一個他人、一個對方總是存在的，這或者是一個可傾訴自己感情的對象，或者是一種異己的、嘲弄的眼光。陀思妥耶夫斯基筆下的主人公似乎總在他人的眼光下感到不自在，總是要不斷為自己辯解，不斷說明、交代、暴露自己而又試圖掩蓋。這些心理活動已經具有一些后來思想者的特點，但尚未上升到思考根本問題的層次。

陀思妥耶夫斯基1861年發表的長篇小說《被欺凌的與被侮辱的》標志著一種作者對自身的超越，標志著西伯利亞苦役之后的恢復期已經結束，他開始邁向新的更高臺階。他早期的處女作《窮人》出手不凡，使他一開始就可以躋身于當時（四十年代）俄國最好的作家之列；而這本書以及大致與之同時發表的《死屋手記》，則已開始使他進入世界最好的作家之列，《地下室手記》更穩固地奠定了他的這一新的世界文學的地位。也正是大致在這一時期，他和屠格涅夫、托爾斯泰等大師一起使俄國文學具有了一種世界性，使俄國文學的高峰同時也成為世界文學的高峰。《被欺凌的與被侮辱的》是他第一個長篇，其中也第一次出現了由“單線”到“雙軌”的情節，它還顯示出作者比起中短篇來更能夠駕御長篇，其中的人物也直接表述了一些思想，例如瓦爾科夫斯基公爵所表露的一種對美和高尚的憎恨，對天真、田園牧歌和席勒的厭惡、對道德的基礎在于利己主義、道德與使人舒適的禮儀沒有什么區別的思想。但這些思想明顯是反面的、是作者所不贊成的思想。對立一方的思想尚未直接出現，兩種思想沒有形成交鋒。陀思妥耶夫斯基在此主要還是一個故事的講述者，我們還是比關注思想更關心其中人物例如涅莉的命運。在《死屋手記》中，包含著大量作者在苦役生活中凝結成的深刻思想，由于它們是直接來自最底層應當說彌足珍貴。《死屋手記》的記述者“我”已經不僅僅是一個故事的講述者，而且是一個思想者，但仍主要是一個獨白者，是一個敘說自己通過痛苦所認定或肯定的思想的人，而尚非一個對話者，尚非一個敘說自己所感到的思想矛盾和困惑的人。

真正構成陀思妥耶夫斯基筆下的主要典型的思想者的誕生是在《地下室手記》中，只是在地下室人身上，后來思想者的一些主要特點才充分淋漓地表現出來：例如思想的轉折性，不斷跳躍，不斷地意識到他人在場（那怕在這里他人是采取“潛在的在場“的方式）；不斷把問題推到極端，言辭激烈、充滿挑釁性而有時又迅速、全盤地撤退……而其中心的意旨是強調人的極其陰深的復雜性，人的有限性和非理性，強調人的個性，向歐幾米德的的理性挑戰，向廉價的、蟻穴的幸福挑戰。這是一種“地下室的思想”，是一種“晚上的思想”。其中第一章“地下室”約數十頁完全是表達地下室人那相當混亂、陰郁，但仍有一條主線和一種隱秘的期望的思想。第二章“雨夾雪”則在回顧自己過去與人的交往，一次聚會對一個妓女的始救終棄、始善終惡的故事中繼續闡述“我”的感覺與思想。

但是，將地下室人的思想與陀思妥耶夫斯基本人的思想完全等同是不合適的，而且，這個思想者雖然已經強烈地顯示出陀思妥耶夫斯基主要的思想者類型的形式特征，也還沒有說出這一類型所欲說出的思想的全部甚至主要部分。地下室人的思想主要還是攻擊性的、否定性和破壞性的，它攻擊工具理性、攻擊功利主義，對人在理性方面的有限性的強調要超過對人的道德的有限性的強調，但正面的東西還沒有在絕望的背景中顯示出來。上帝的問題也還沒有直接出現。由它可以引向有神論，也可以引向無神論。這是夜的最深處，還看不見一點光亮，要看到光亮，還須再抬一點頭。然而，無論如何，一種新型的思想者確實可以說就此誕生了，以后我們在卡夫卡、加謬、薩特等一些二十世紀的作家的作品中將不會對這種思考者類型（如局外人，惡心者、空心人、K等）感到陌生，但在十九世紀中葉，這種思想者的類型卻是極其新穎的。考夫曼在其所編的《存在主義》一書中將這部作品列為首篇確實顯示出他的洞見。

▎思想者的特點

我們也許可以再仔細看一看出現在陀思妥耶夫斯基作品中的、如此獨特的一個思想者的家族，尤其是作為提問者的主要思想者類型，這些思想者有些什么樣的基本特點呢？

如前所述，在陀思妥耶夫斯基“前西伯利亞時期”的作品中，已經有了一些思想反省型的人物的雛形，但這些人物尚不足以使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小說明確地區別于其他小說而構成另一種獨特的類型，也尚不足以使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作品具有世界經典的意義。富于意義的變化是發生在1864年。陀思妥耶夫斯基幾乎是在妻子瀕死的病床前寫出了《地下室手記》，然后又失去了與之手足之情深厚并有共同事業的長兄米哈伊爾和朋友格里戈里耶夫。這是陀思妥耶夫斯基生活中最不幸的一年。但也正是這一年形成了陀思妥耶夫斯基作品前后期的一個根本轉折點。托馬斯·曼說《地下室手記》“是陀思妥耶夫斯基創作的轉折點，是他自身的一個突破。”

在《地下室手記》之后的長篇小說──《罪與罰》、《白癡》、《群魔》、《卡拉馬佐夫兄弟》中，主人公，甚至還包括一些次要人物就都是屬于思想者類型的人物了。這些思想者的一個最明顯的特點看來首先是他們的非功利性，他們不計算利害，不考慮得失，愿為自己的思想付出代價，愿為之受苦，乃至犧牲自己的生命。誠然，《罪與罰》的主人公拉思科里涅珂夫殺死女高利貸者的一個直接動因是金錢的壓力，是想發財而且馬上發財，而《少年》的主人公多爾戈魯基的思想也是一種發財的思想，而且是要發大財，即要成為一個象羅特希爾德那樣的巨富。但那是怎樣的一種發財的思想啊！拉思科里涅珂夫在拿到殺人劫來的錢財后幾乎立即就丟棄了，而且把自己的錢送給瑪爾美拉陀夫一家；多爾戈魯基在陳述了他的發財思想之后，在他后來的全部行動中不再見對如何實現他的發財夢有任何的實際舉措。而在他的陳述中，他也聲明他的要成為羅特希爾德決非是為了物質享受，說如果那樣的話，“思想”的全部魅力，它的全部精神力量都將會消失，伊凡·卡拉馬佐夫也是“不需要百萬家私而需要解決思想問題的那種人。”他們實際上是把那思想本身看得遠比它們要給自己帶來的效果、好處更為重要得多。拉思科里涅珂夫后來承認他實際上只是想“試一試”他的理論，他可能仍然是一個自我主義者，但卻不是一個功利主義的自我主義者，他仍是為了自己，但不是為了自己的物質利益，而是為了自己的思想、想弄清楚、想驗證自己的思想，他說：

“……我干那件事時，索尼亞，我想的并不是錢。我與其說是想錢，還不如說是想別的東西……現在我全曉得了……了解我吧！或許我決不會再犯謀殺罪了。我想弄清楚別的事情，正是別的事情在引誘我。那時我想迅速地弄清楚，究竟我象別人一樣是虱子呢，還是人。究竟我能不能越過障礙，究竟我敢不敢彎腰拾起來，究竟我是不是個發抖的畜生，究竟我有沒有權利……”

“……聽著：我那時往那個老太婆家去，我只是去試一試……你可以相信這句話！”

陀思妥耶夫斯基長篇小說中的主人公，那些第一等的思想者幾乎全是如此，全是為了思想本身而并非是為了思想所帶來的利益而思考，這里且不談那些正面的人物如梅詩金、阿遼沙、佐西馬長老，那些矛盾的，乃至否定的形象如《群魔》中的斯塔夫羅金也是一樣，甚至他們與其說是要為自己牟利，不如說是戕害自己。歐洲的評論者更容易注意到陀思妥耶夫斯基筆下的這類人物與歐洲作家筆下的人物的根本區別，茨威格曾經寫道：在歐洲每年要出五萬部的書，都是教人怎樣發財，怎樣成功，怎樣得到快樂，怎樣贏得朋友……，而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主人公卻全不類此，陀思妥耶夫斯基主人公的基本品質是他們的反資產階級，不追求小市民的幸福。我們也許可以進一步指出，這些思想者不僅不是世俗的成功者，甚至差不多都是失敗者。他們是罪人、囚犯、自殺者、發瘋者、病人、白癡……甚至連幾被視作圣人的佐西馬長老的尸體也沒有出現奇跡，乃至比常人更快地腐爛發臭。

巴赫金也談到陀思妥耶夫斯基筆下作為思想者的人物的“絕對無私”，他指出：陀思妥耶夫斯基的所有主要人物，作為思想的人，是絕對非利己的，因為思想確實支配了深藏在他們身上的個性的核心。這種無私，不是他們作為描繪對象的個性特點，也不是對他們行為的外在評價；這種無私表現出他們真正生活于思想的領域，“思想性”和“無私”在此幾乎成了同義語。在這個意義上，殺死并搶掠放高利貸的老太婆的拉思科里涅珂夫是絕對無私的；妓女索尼婭是絕對無私的；殺父的同謀者伊凡是絕對無私的。還有《少年》的思想，即要成為羅特希里德的思想，也是絕對無私的。

不過，我們也要指出，陀思妥耶夫斯基筆下思想者的這個特征，亦即一種不計個人私利，不計成敗地渴望獲取思想、追求真理、愿為真理獻身的精神，也同樣出現在其他同時代作家的思想者形象之中，反映了處在十九世紀轉變時代的俄羅斯知識階層的一個共同特點，從而也是一個最一般的特征。所以，在與陀思妥耶夫斯基同時代的其他作家筆下的思想者，也大致分享著同樣的特點。

屠格涅夫說，他的六部寫于19世紀50-60年代的長篇小說，就是“力圖把莎士比亞稱之為時代的具象和印記的東西，把作為我的主要觀察對象的俄國知識階層的人物迅速變化著的面貌認真和公正地描繪出來。”

他展示了一幅從羅亭、列日尼奧夫到拉夫列茨基、舒賓、伯爾森涅夫、英沙羅夫、巴札羅夫、李特維諾夫、涅日達諾夫、索洛明這樣急劇變化的思想者的系列群像。羅亭敏于言辭，弱于行動，到處流浪，碌碌無為，他不善經營，充滿孩子氣，依靠別人生活，但并不為自己的利益打算，而是具有獻身于真理的熱情，這種熱切地追求真理、不計功利的精神也是后來的新知識分子的特征：英沙羅夫獻身于祖國的獨立，巴札羅夫投身科學，冷靜的索多明獻身于他的事業，軟弱的涅日達諾夫也想獻身革命。客觀地說，盡管陀思妥耶夫斯基也多次談到追求進步的俄羅斯青年的寶貴獻身精神，《群魔》中的革命者形象卻不夠全面、豐滿，尤其彼得·韋爾霍文斯基有些被漫畫似地丑化了，這大概是引起民主派陣營憤怒的一個原因。而屠格涅夫則補足了這一點，也許，我們可以說他相當客觀準確地展示了一種勇于行動、急于變革的思想者形象，這種形象在車爾尼雪夫斯基的《怎么辦》中則表現得更充分，也更為理想化。重要的是，無論他們的思想傾向如何，這些思想者確實與那些卑鄙的鉆營者和渾噩的茍活者截然不同，他們為了思想和真理可以不惜利，也不惜命。

在托爾斯泰的作品中，也包含有許多深刻感人的思想探索者的形象，并且比屠格涅夫筆下的思想者更集中于生命與永恒的問題，而不止是時代、社會與愛情的問題。彼埃爾·別祖霍夫、安德烈·包爾康斯基以及列文、聶赫留朵夫等人物都是第一等的思想者形象。這些人物都極其珍視思想，珍視真理而不計較個人私利。陀思妥耶夫斯基曾在1877年《作家日記》中評論過托爾斯泰的《安娜·卡列尼娜》的思想意義，他引小說中一個打獵的夏夜列文和另一位貴族斯梯瓦·奧勃朗斯基的一次談話為例：奧勃朗斯基是個人主義者，享樂的行家，是機智的、生活舒適的，愉快的個人主義者。這類人一般都對妻子和孩子和藹，但很少想她們，他們喜歡輕浮的女人，但又喜歡一點優雅，喜歡海闊天空的談話。他們很能適應時潮而為自己謀利。他們實際并不是保守主義者而是機會主義者。從農奴制改革開始以來，這位貴族奧勃朗斯基馬上理解了問題的實質；他作了計算和考慮，由于鐵路家和銀行家已成為一種力量，他馬上便和他們發展關系和友誼。而列文則是另一種人，他也是一個貴族地主，他深為農民與地主的收入懸殊感到不安，竭力思考應該怎樣做才算公正，在他未解決這些問題之前他覺得自己不能安心享受自己的特權。陀思妥耶夫斯基指出：具有這后一特點的人焦急不安地、幾乎是病態地力圖回答自己的問題，他們有堅定的希望，熱烈的信仰，雖然幾乎什么問題都不會解決。這一特點在列文對斯梯瓦的回答中充分表現出來了：“不，如果這是不合理的，你就不能盡情享受這些特權，至少我辦不到，我最要緊的是做到問心無愧。”陀思妥耶夫斯基接著指出：

請注意，我又要重復并急于重復一個特點：這是一個多數，一個當代特殊的、這類新人──俄國人的新的根──的多數，他們需要真理，惟有真理，排斥任何相對的虛偽，他們為了獲得真理而不惜獻出一切，……最重要的一個特點還表現在：他們非常不成熟，暫時來自各個階層和屬于各種信念：這里既有貴族，也有無產者，既有神職人員，也有不信教的人，既有富人，也有窮人，既有老人，也有小姑娘，既有斯拉夫派，也有西歐派。信念上的分歧十分巨大，但對忠誠和真理的追求是堅定的，不可摧毀的，他們之中的任何一個人都能為真理的言論而獻出自己的生命和全部財產。

這揭示出當時俄羅斯知識階層多數人共有的一個特點，尤其是青年知識分子的特點。具有“社會良心”含義的“知識分子”一詞產生于十九世紀的俄羅斯確實不是偶然的。陀思妥耶夫斯基在他有關《群魔》的寫作筆記中，也指出了這一特屬于俄羅斯，尤其屬于俄羅斯青年的特點：

斯捷潘·特羅菲莫維奇臨終前說：“俄羅斯萬歲！它有思想。他們，虛無主義者們，也有思想。”

他們的思想處于隱蔽狀態。我們也是有思想的人。俄羅斯這種永遠渴望獲取思想的愿望，實在太好了。

為了真理不惜犧牲自己和一切──這就是新一代人的民族特性。愿上帝保佑他們并賜予他們平靜的真理吧！因為全部問題就在于要珍視真理。這部小說就是為此而寫的。

除了這個俄羅斯知識階層的一般特點，陀思妥耶夫斯基筆下的思想者又還有一些自己另外的特點。下面我們就來分析這些特點。

陀思妥耶夫斯基筆下的思想者經常被置身于一種極具悲劇性的情節之中，浮沉于一個兇險的世界中，處在一種邊緣處中接受考驗。伊萬諾夫因之把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小說稱之為“悲劇小說”，格羅斯曼強調陀思妥耶夫斯基小說與驚險小說的聯系，巴赫金指出陀思妥耶夫斯基小說的體裁與古代狂歡式的梅尼普體的淵源關系。陀思妥耶夫斯基的長篇小說往往都導向一個大災難，導向一個悲慘的結局，導向兇殺或者自殺。這樣，陀思妥耶夫斯基筆下的思想者就決不從容，決不詩情畫意，而是常常被逼著尖銳、坦率地發表意見，因為他們是在瀕臨罪惡、瘋狂或死亡的邊緣說話。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小說中總是充滿危機，隱含殺氣，氣氛兇險，隨時有可能發生最不可預測、最殘忍的罪行。其思想者在這種罪孽、悲劇的氣氛中也就有了一種深深的痛苦、緊張和不安。他們深深地為自己或他人犯下或可能犯下的罪孽感到痛苦，拉思科里涅珂夫為自己殺人感到痛苦，伊凡則為一種“思想的弒父罪”感到痛苦，梅詩金為他看到的所有罪行感到痛苦，佐西馬預感到可能發生的罪行而突然向米卡跪下。這里尤其深重的是一種道德的痛苦，是因人的罪惡感到的絕望和悲傷。這種極度緊張不安的特點在陀思妥耶夫斯基早期小說的主人公身上已見端倪，而在他后期小說的思想者身上更有充分淋漓的表現。

陀思妥耶夫斯基筆下的思想者還有一種生長性，或者說未完成性，甚至于是：一種永遠的未完成性。有時好象達到了一個終點，但這終點很快又變為新的起點。這一特點甚至具體表現在思想的主人公的年齡上，他們只是年青人，或者都有點孩子氣，連老一代的自由主義者斯捷潘也是孩子氣十足。而且，在陀思妥耶夫斯基的思想者隊伍里，還有特別的一個亞類：這就是一些“少年思想者”。例如《白癡》中的伊波利特、郭立亞，《少年》的主角多爾戈魯基，《卡拉馬佐夫兄弟》中的柯里亞、麗莎。這些少年往往敏感而自尊，穎悟而早熟，內心世界豐富多變，不可遏止地追求真理而又經常動搖不定，他們也不計功利，不計犧牲，極想行善但又常常做出蠢事來。他們也可以說是一些“問題少年”，當然主要是思想上而不是行為上的“問題少年”。他們也都極其珍視自己的思想和感受，雖然這些思想有的只是聽來的流行意見。這類“少年思想者”是陀思妥耶夫斯基特有的，在其他作家筆下很少見到的形象。

陀思妥耶夫斯基筆下的思想者還常常把思想的邏輯推到極端，最顯著的例子就是基里洛夫，他純粹是為了一種思想，為了一個問題而自殺的，他的自殺經過了長久的、甚至十分冷靜的思考，他覺得不能夠同時存有兩種不相容的思想，為了思想邏輯的徹底性，他必須自殺，這里容不得半點的妥協、怯懦、溫情和留戀。

這些思想者的另一個明顯特征是他們的反省性，是他們與活動家形成的鮮明對照。他們不是那種一往無前的人，不是那種看準了就直奔目標、一無反顧的人，活動家的思考常常只是要將這種思考迅速變為結論，又用這種結論作為采取行動的理由或者事后解釋自己行動的籍口。他們要把思想作為行動的武器或成功的利器，作為制勝的法寶，實際上，他們更喜歡理論、主義而不是思想。而思想者總要不斷停下來思考：疑惑、猶豫、惶惑、懺悔、自責、反省……他們常常不僅為思想痛苦，為思想而病，甚至死于思想。他們的思想變成理論，可能會成為別人手里殺人的利器，如波費利指出拉思科里涅珂夫的理論能殺人，而斯麥爾佳科夫則徑直運用了伊凡·卡拉馬佐夫的理論來殺人，而他們自己卻殺不了人，他們或者下不了手，或相當偶然地殺了人立刻陷入極度痛苦之中而不得不自首，這些思想的主人常常只會因這些思想傷害或殺死自己。

而且，這些思想者有時不僅似乎失去了行動或者說堅持行動的能力，糟糕的是他們似乎還是有意地無所事事。當然，這里的一個現成理由是他們要騰出時間來進行思考，思想本身成了頭等重要的事情，成了他們唯一值得嘗試的事業，而不管其成敗利害。他們中有些人我們根本不知其生活來源，有些坦然接受別人的施惠，有些無疑是在窮困中，卻仍然在餓著肚子思考。他們似乎只是靠思想活著，生計及其發達問題對他們不是重要的，發財成為他們思想的內容甚至理想似乎只是時代的一個印跡，提供給他們思考的材料，如若換一個時代，換一些問題，他們也仍然會緊張地思考，會通過這些問題直溯根本。他們似乎生來就是思想者，少年多爾戈魯基如此說到思想對于他的意義，他如何珍重自己的思想，即便那思想有時把他拖入惡行，并且肯定會拖入孤獨：

在“我的思想”里包含著一些我還沒有解決的問題；但是除了我以外，我不愿讓任何人去解決它們。最近兩年來我甚至不再看書，怕看到不利于我的“思想”的、會使我感到震驚的篇幅。……

……不，我是不能與人交往的；我現在也這么想；四十年以后我會講的。我的思想需要一個隱藏之所。

他又說：

簡單說來，我可以直言不諱，一個人頭腦里有了一個凝固不變的、持久的、不可抗拒的、并被深深地吸引住的東西，那他仿佛因此就會脫離整個世界，隱遁到曠野里去了，一切所發生的，除了最重要的以外，都會被遺忘。甚至留下的也是不正確的印象。除此之外，主要的是總是有個借口。當時我使母親那么痛苦，我又多么可恥地拋棄了妹妹：“唉，我有一種'思想’，而這一切都是微不足道的，”我對自己似乎是這么說的。我本人受了侮辱，受了極大的侮辱，──我受到侮辱，一氣走了，接著忽然對自己說：“唉，我出身微賤，可是我到底還有'思想’，他們都不知道這點。”

思想差不多總是要在隱蔽與孤獨狀態中成長，盡管它們又不可避免地要走向訴說和對話，但它們必須先在孤獨中孕育。在思想者看來，思想有一種至高無上的意義。同樣是這位抱有發財夢的少年說：“首先是最崇高的思想，其次才是金錢，光有金錢而沒有最崇高的思想的社會是會崩潰的。”51思想常常帶來苦惱，也帶來匱乏，那不是給個人帶來物質利益，使人在塵世成功的思想，但思想在他們眼里仍然至為重要，它高于快樂，高于溫飽。但偉大的思想卻使人苦惱了。“有思想的人活得很苦惱，而沒有思想的人卻活得始終很愉快。”這使陀思妥耶夫斯基筆下的這些思想者似乎在人類中構成了一個特殊的家族。他們一是區別于不去想這些事的普通人，一是區別于一心想成功的活動家。與第一種人的區別可形象地見之于女仆那思泰莎與拉思科里涅珂夫的一段對話：

“她是傻瓜不錯，正象我一樣。但是倘若你是個聰明人，你為什么象一只口袋樣在這里躺著，一點也顯不出聰明來呢？有一個時期你常常出去，你說是教小孩子。但是，你為什么現在什么事也不干呢？”

“我在干……”拉思科里涅珂夫愁眉不展地勉強開口道。

“你在干什么？”

“干工作……”

“什么工作？”

“我在思想。”他停了一會嚴肅地答道。

那思泰莎聽了笑得直不起腰。她愛笑，只要有什么事情使她開心，她便可笑到出不了聲，渾身又是顫又是抖，直到她覺得有些作嘔了為止。

“你的思想使你賺了許多錢嗎？”她終于能說出話來。

他們與第二種活動家的區別則可見之于一個一心只想往上爬，到處活動的神學生拉基金與阿遼沙的對話，拉斯金以自己的心思度量卡爾馬佐夫兄弟：“你們卡拉馬佐夫一家的全部問題就在于：好色，貪財和發瘋！……在這方面，米欽卡也有他的長處；他沒有錢，卻能娶她。是的，會娶她的！他會拋棄未婚妻，高貴有錢，上校的女兒，美貌無雙的卡捷琳娜·伊凡諾芙娜，去娶那個市場議長、淫蕩的粗人、老商人薩姆索諾夫以前的姘婦格魯申卡。從這團亂麻里，真的會弄出刑事糾紛來的。你的胞兄伊凡就等著這個機會，好吃到甜頭：得到他苦苦思慕的卡捷琳娜·伊凡諾芙娜，同時又弄到她的六萬盧布嫁資。”而阿遼沙的回答則是：“伊凡的眼光要比這遠大些。伊凡不會為了幾萬盧布受誘惑。伊凡追求的不是金錢，不是安靜。他也許是在尋求苦難。……他的腦子著了迷。他有重大的思想問題沒能解決。他是不需要百萬家私而需要解決思想問題的那種人。”

拉基金只能以自己的想法去揣測他人的動機，他只能想到這些，只能這樣解釋，而這種解釋也不全錯，問題是還有些更高的東西是他沒有看到的，而如果始終沒有一種思考的反省精神進入其心，他將永遠看不到這一點。自然，他也因此就難于預料和理解后來米卡的甘愿含冤受罰和伊凡的自首和發瘋。總之，與安于其分的普通人相比，陀思妥耶夫斯基筆下的這些思想者就已經是少數了，如果再把那些確有堅強意志和巨大才能，不安其分、不擇手段的活動者或野心家剔除出去，他們就更其是少數了。但正如陀思妥耶夫斯基所說，雖然普希金筆下的阿樂哥是少數，奧涅金是少數，“只要有些'優秀分子’，只要有十分之一不安的人，就足以使其余的絕大多數因為他們而不得安寧了。”他們都暗暗懷著某種偉大的孤獨的痛苦，不會有很多人理解他們，而他們自身內部也有激烈的爭論，他們甚至不斷地在和自己爭論，毫不計較功利和效果。當然，這并不意味著他們的思想不會在社會上產生效果，包括產生負面的后果。

這些思想不僅不能給思想者帶來好處，甚至可說是極其傷人的。常常還是致人死命的。我們在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作品中總是看見死亡，總是看見謀殺和自殺，思想真是要命的東西。《罪與罰》、《群魔》、《卡拉馬佐夫兄弟》在情節上都是圍繞著幾個謀殺的刑事案件展開，《白癡》的最后結局也是死亡，也是一個謀殺案件。拉思科里涅珂夫、伊凡·卡拉馬佐夫幾位主人公都是在生命與永恒、道德與上帝的問題上苦斗，令人感覺就像是一種垂死的掙扎。他們在難以破曉的黑暗中孕育的思想或者誘使他們自己去殺人（拉思科里涅珂夫），或者誘使他人去殺人（伊凡），然而，他們在傷人的時候也傷到了自己。拉思科里涅珂夫與米卡接受了不僅刑事的懲罰，更受到自己心靈的懲罰；梅詩金重新回到“白癡”狀態；沙托夫被殺；斯塔夫羅金自殺；伊凡·卡拉馬佐夫精神失常。我們還可以列出一串自殺者的名單：《群魔》中的基里洛夫、《少年》中的克拉夫特；甚至連《罪與罰》中的司維特里喀羅夫，《卡拉馬佐夫兄弟》中的斯麥爾佳科夫也自殺了，他們的自殺并不止是畏懼刑事的懲罰；《白癡》中的伊波利特、《一個荒唐人的夢》中的“荒唐人”也試圖自殺。

這樣一種只求真理、不計功利，不計成敗、不惜性命的氣質似乎更多地為十九世紀中葉俄羅斯人所具有。其它在俄羅斯西方或者東方的民族，當時或者因為過于發展，或者因為不夠發展，似乎都沒有以強烈的民族性表現出這種氣質。而這樣一種思想者的氣質又特別地為一部分俄羅斯貴族的后胄所具有，《少年》的主人公如此談論作為貴族私生子自己的及其父親的思想：

評論這樣的人應該有別于其他的人，讓他們永遠這樣過日子吧；這決不是不象樣；相反地，假如他們安份守己，或者一般地說，變得和普通的人一樣，那倒是不象樣了。他對貴族的贊美，還有他“我要死為貴族”這句話一點兒沒有使我發窘，我知道他是個怎樣的貴族；他是個這樣的人，愿意獻出一切，做個爭取人人享有政治權利和起著主導作用、主張“思想調和”的俄羅斯思想的提倡者，雖然這一切，也就是“思想調和”，甚至是無稽之談（當然是不可思議的），但是有一點畢竟是好的，那就是他一生崇拜思想，而不崇拜愚蠢的小金牛。天哪！我在構思我的“思想”的時候，我，我本人難道崇拜過小金牛，難道我當時是以金錢為目的的嗎？我敢發誓，我需要的只是思想！

當然，貴族已成余孽，從其他階層中涌現的思考和反省型知識分子也馬上要被精英中的活動家擠到一邊，這種境況是相當令人絕望的。即便是在俄羅斯這樣一個渴望思想和真理的民族中，這些思想者在人群中也仍然是處于極少數。精英在任何社會中都是少數，而思想的精英更是“少數中的少數”。而由于他們的無力、無暇，或者不屑于行動，他們還可能常常是處在這少數居于社會上層的人們中的下層，是“統治者階層中的被統治者”。他們也基本上是屬于那種從普希金起就開始愈來愈多地見諸形象的“多余人”范疇，他們在日后急劇轉變的年代將更加顯得“多余”，他們在即將來臨的時代數量也就會愈來愈少，以至他們常常自稱為“最后的莫希干人”，就象《羅亭》中列日尼奧夫對羅亭所說的那樣，陀思妥耶夫斯基在一封信中也說過類似的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