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馬踏湖中有一歷史人文建筑——漁洋軒。 傳說中，這“漁洋軒”原本是名門望族、享有瑯琊世家“王半朝” 盛名的新城王氏家族，為躲避兵難而修建的家塾，因王漁洋曾在此修習讀書，便被后人稱為“漁洋軒”。 這“漁洋軒”，恰像是在一個充滿了原生態氣息的迎客廳堂內，懸掛了一副詩雅風韻的名人字畫，便進一步提升了馬踏湖的精神格調，滋補給了馬踏湖一份足顯分量的文化營養，從而使得這一方水脈地脈，又厚重了幾多人脈、氣脈及文脈。 由這“漁洋軒”飄溢而出的文化意蘊，從容將王漁洋這位歷史人物，由數百年前拉向了今天，供當代人以膜拜的心態，觀照和解讀一段厚重的人文歷史，并從中品享出高雅的人生味道，接受到啟迪心智的精神芳香。 王漁洋（1634—1711），原名士禛，字子真，一字貽上，號阮亭，漁洋山人為他的別號，新城（今桓臺縣）人。他自幼便獲神童之譽，7歲讀《詩經》已生發朦朧的共鳴情感；8歲即貫通五七言韻語；12歲游大明湖初試啼音，曾即興作《明湖》詩；15歲刊成的《落箋堂初稿》詩集，已初萌“神韻”風骨；17歲應童子試，擷“縣、府、道三試皆第一”；18歲應鄉試中舉歡宴鹿鳴；22歲會試榮獲第56名；25歲赴殿試，居二甲。尤為稱道的是他與士祿、士枯兄弟三人金榜題名皆獲進士、均以詩才超群聞名天下，此賢能盛舉，終使新城王氏一族成功療愈明清王朝更迭的重創而雄風重振。此“三王”的強勢崛起，標志著一個峨冠博帶、累世公卿之家，猶如鳳凰涅槃浴火重生，再度扶搖騰飛而起。 當年的壬午之難，王氏家族慘遭清廷蠻兵悍將的剿戮，時值九歲的王漁洋親歷了這場幾近滅門的劫難，目睹了母親孫氏險乎縊死的慘痛。傳說，年少的王漁洋，曾在家族遭難后與家祖家父及諸位家兄避難在了馬踏湖中。再后來，他還多次賞游于馬踏湖中。于是，這方最顯本原風情的水土，便被添加進了最詩意的情愫。 從某種意義上講，這或許就是冥冥中的命運安排，上蒼將馬踏湖的湖光水色，與一代詩宗的智識抱負融合在了一起。 馬踏湖中，蓮荷接天、蘆荻飛白，稻浪送香，漁歌悠揚，本是無世俗喧囂的氣清境幽的世界。湖區豐厚的人文景觀、淳樸風情和文化底蘊，對王漁洋具有足夠的誘惑力，令他生發來一波又一波的怦然心動。或許他會以為，正是上蒼的偏愛，造物主的恩寵，才讓馬踏湖把川水秀麗，地理氣度，人文風韻的美妙全沾了個遍。 此，不僅撫慰著王漁洋的心緒，而且引燃起了他熾烈的詩情，即使在那些本該是陰霾的日子里，也能飛揚出一首首充滿激情與陽光的詩作。 可以說，這個小小的湖泊，曾在一定程度上孕育了他的靈性，發酵了他的詩情，滋潤了他的文魂，合成了他的精神。他剛滿十五歲時，寫成的詩作就編成冊集，取名為《落箋堂初稿》。 “鵝鴨城邊水映空，漁舟往來暮煙中。唱歌未斷神鴨起，荷葉菱花四面風。”此詩，就是編入此冊集的《錦秋湖二絕句》之一，人們賞讀而來，直覺遣詞工麗，氣韻婉轉，已頗近其成年之后的詩作，初步顯示出了漁洋詩的神韻特色。 當年游覽于馬踏湖中，王漁洋瞻觀青丘勝跡，緬慕魯仲連、顏斶和轅固等古哲前賢，感受先賢的氣場，培植心靈的氣象，寫下了《魯連陂》、《顏斶墓》、《轅固里》等懷古詩篇。他還在序言中引用《詩經·小雅》中的“維桑與梓，必恭敬止”詩句，表達了對故土一定要恭肅敬畏的情感。 在馬踏湖乃至古新城這方水土之上，他明讀書之指向，窮詩文之妙理，不僅吟詠出了字字珠璣、句句妙語、篇篇佳構的詩闋文賦，而且還基筑起了不負民，不負所學，不負祖宗教誨，立誓做清廉愛民之官的人生追求和抱負。 果然，王漁洋成為一個從齊國故土閃亮出世，最終躋身于清王朝的政體核心，且文名卓著和官聲顯赫的歷史人物。他二十六歲以新科進士出任揚州推官，三十二歲調任京官，從主事、員外郎、侍讀、少詹事、副都御史、左都御史，直至刑部尚書，官銜從一品，位列九卿，先后侍順治、康熙兩朝，長達45年之久，始終將“清、慎、勤”作為座右銘，涵育仁信道德的胸懷，展現大義倫理的氣度，留下了清正廉潔、體恤下情、寬政慎行、勵精圖治的品行官德，被世人譽為一代清官廉吏。 在揚州府推官任上，他掌管司法，勘問刑獄，公正嚴肅，冒著被冠以“故縱”罪名的風險，審理曾震驚域內的“通海寇案”，將一大批無辜平民釋放，并有理有據地反拘懲辦誣告者，直如青天再世。主張革除勞民傷財的“瓊花觀迎春會”積年陋習，以消眾怨，正世風，解民累，似久旱祈落了及時雨。揚州時為南北咽喉要道，達官顯貴穿梭不斷，但他概不曲意攀結、事媚逢迎。權杖此江南繁華的商業和文化中心，富可敵國的鹽商豪戶多如過江之鯽，但于俸祿之外不貪一錢，且不恥貧寒，常以囊中如洗為安然之樂。至卸此任時，除所賦詩作，竟“身無長物”，恰如他自題詩中寫道：“四年只飲邗江水，數卷圖書萬首詩”。揚州人感念功德，特將他與歐陽修、蘇軾同祠祀于平山堂，共稱“三賢”。 此后，他擢遷入京，任戶部右侍郎，曾掌管制造銅錢的寶泉局，革除了新鑄錢幣發行前向各部分呈“樣錢”的陋例，自身也未曾接收過一文“樣錢”，可謂衣襟清白染缸沿，樓臺近水鞋不濕。 王漁洋累官至刑部尚書后，常夙夜剖析案情，懲惡揚善，伸張正義，為民洗白過多樁冤案。 “心殊惴惴，輒猷思慮”，這是王漁洋知悉季子王啟汸初仕為官時的心境。他特書寫《手鏡》一冊，奉贈兒子。該《手鏡》開篇首語，就是“公子公孫做官，一切倍要謹慎檢點”，繼而訓導兒子“做官自己腳底須正，持門第不得……春秋課農，須身親勸諭鼓舞之，尤須減少騶從，自備飲食，令民間不驚擾”。由50條為政箴言組成的《手鏡》，主旨即是教育兒子傳承“道義” 家風，恪守“清、慎、勤”的為官準則。此《手鏡》，雖屬對后世的諄諄教誨與殷切期望，又何嘗不是對本人踐行于“道義做人，忠勤清廉”人生軌跡的一次概括總結、真實披露呢？ 想來，作為一名前朝顯族子弟、漢裔臣工，游走于滿皇族深似海壑的朝堂官場中，置身于拉黨結派、血腥傾軋的險惡漩渦里，卻能夠做到潔身清行，坦蕩豁達，包容理智，終至雖有驚卻無大險，他所依賴的精神支撐和護身符咒便是：以仁信道德為核心的胸懷，以大義倫理為準則的氣度。若照他本人的話講來，那就是“不負民即不負國，不負國即不負所學”的豐厚學養膽識。 王漁洋赴京會試得中后的次年，曾游歷濟南，受齊魯文壇名士之邀，組織“秋柳詩社”，并被推舉為社長。詩社集會于有歷下十六大景觀之一的大明湖水面亭上。 時，偎岸抱堤的柳行橫艮蒼黛，柔順垂拂的絲條時惹舫舟，乍染秋色的如眉之葉，寂寂之下輕顯搖落之態，甚或偶見之無語飄衰……王漁洋但覺一股悵惘情致潮涌至胸肋心際，于是即景賦成《秋柳》四章。 賞析該組詩，但覺其主旨雖集中物象于秋柳衰色，但通章卻未直白道出一個“柳”字，可謂用典玄妙，委婉含蓄，風韻悠遠，意境朦朧，不著一字，盡得風流，濃濃顯現出了一種感慨盛衰無常遷時序、韶華易逝別有秋的情致。此詩賦出，一時間被爭相傳詠，大江南北共鳴者似筍生，唱和者如云涌，包括顧炎武、徐夜等遺民詩人亦紛紛和韻，竟引來和詩多達上千首，如此集中時點的大規模酬唱，直令人生發嘆為觀止之慨。 現今，大明湖東南岸煙柳叢中，仍坐落有一處古色古香的院子，其牌匾上鐫刻著蒼勁有力的“秋柳園”三字，此景觀，便專為緬念王漁洋當年詠《秋柳》四章的詩壇盛事。 說道起來，怨就怨那《秋柳》四章招來的麻煩、牽出的閑禍——無論“莫聽臨風三弄笛”的哲思妙蘊，“萬縷千條拂玉塘” 的疏淡冷峻，還是“浦里青荷中婦鏡”的清幽潔雅，“眺盡平蕪欲化煙”的蒼涼含蓄，都簡直精彩得惹才子腸纏鄉愁，都簡直漂亮得奪佳人香魂薄命。時至當下，人們詠此詩句，仍易被其情韻所襲、意境所撼，但有游客文士置身秋柳園的蔭舍回廊內，在熏熏柳氣中，追想著，尋味著，醉浸著，共鳴著——當年王漁洋領銜齊魯文壇名士舉社攬勝、賞柳賦詩的意象風雅，那《秋柳》四章為大明湖永恒描摹出的秋韻柳煙，或許會禁不住驟生情致，濃發詩興，便漫然飄零來半湖如葉似絮的韻句。 可以說，此《秋柳》四章不僅是王漁洋詩歌的代表作，而且作為清代最早的神韻詩，已改良了當時整個文壇的生態土壤。 王漁洋為文長于詩賦，終生將精神寄托于吟詠，留下了卷帙浩繁的詩文。他在詩文創作中，力主革除重修飾、掉書袋、發議論、無生氣的流弊，講求古澹自然、清新蘊藉的情調，以神情韻味為詩的最高境界，體現清、淡、閑、遠的意境，開拓了新的詩風。他由此倡導的“神韻說”詩歌創作理論，作為中國古代詩歌的一個重要派別，影響了一代詩歌演進走向的重大轉折，奠定了自己“一代詩宗”的地位，終致主持清初詩壇長達半個世紀。 王漁洋的一生，勤于讀書和著述，不僅以堅持不懈的寫作，成就了數量豐富的詩歌作品，而且作為批評家和詩學家，撰著了令人矚目的詩學理論著作。他一生詩文著作達200余卷之多。其洋洋大觀92卷的著作《帶經堂集》，單收入本人詩作就達4000余首，另有詩選《漁洋精華錄》，有詩話《漁洋詩話》，有筆記雜著《池北偶談》、《居易錄》、《古夫于亭雜錄》、《香祖筆記》等，可謂著作等身。曾有一門人評說他：“以詩古文詞宗盟海內五十余年，海內公卿大夫文人學士，無遠近貴賤，識公之面聞公之名者，莫不尊之以為泰山北斗。” 王漁洋一生雖結交詩友眾多，但當朝的最高統治者康熙帝，顯然是其中具有特殊意義的一位。早在300多年前，康熙皇帝曾向人動詢：王漁洋的詩能否傳世？此語不應是生疑而問，而實屬有感而發。顯然，這位帝王已意識到，他這位臣工的詩歌創作和詩學理論，在中華文學史上將占據一個相當的地位，將會愈久彌新。 康熙與王漁洋的交往，同樣起源于詩。王漁洋因受人屢以“博學善詩文”之名舉薦，結果，被康熙帝“賦詩稱旨，改翰林院侍講，遷侍讀，入直南書房”，成由部曹轉詞臣第一人。康熙欣賞他的詩作，曾征錄其詩三百篇編成了《御覽集》。一代帝君開金口策劃，命王漁洋為自己輯稿編書以供圣覽，世所罕見，自然也就更進一步地穩固了他的詩壇領袖地位。此后，王漁洋受到康熙格外的恩龐和垂青，密切接觸長達27年間，屢屢得到賞賜，其中包括御筆“帶經堂”、“信古齋”兩堂額和臨米芾書體的中堂一幅、康熙題字的湘竹金扇一把。屢屢得到皇帝的贊賞褒揚和親筆賜贈，歷朝罕見。不過，從根本意義上解析，與其說是王漁洋獲得了一代帝王超乎尋常的恩寵垂睞，倒不如說是王漁洋用儒教文化能量與卓然人格魅力，影響、感染、熏陶和教化了一代帝王，導引了一個異族王朝主動向華夏正統文明躬身下拜、甘愿同化、和諧相融的文化發展走向。 王漁洋于康熙五十年（公元1711年）謝世。驚聞一代詩宗隕落，文壇名士莫不悲惋痛惜，前往吊唁或以詩挽之者眾多——著名戲曲作品《桃花扇》的作者孔尚任跪拜靈前老淚泉涌，《聊齋志異》作者蒲松齡含淚寫下四首挽詩。他的一眾朝中同僚、九卿重臣齊掛哀容，其中，康熙帝老師、吏部尚書、文淵閣大學士、《康熙字典》總修官陳廷敬作《悼王阮亭兼憶汪苕文》挽詩，文淵閣大學士王掞作《誥授資政大夫經筵講官刑部尚書王公神道碑銘》，吏部尚書宋犖作《誥授資政大夫經筵講官刑部尚書阮亭王公暨元配誥贈夫人張夫人合葬墓志銘》，分別表達哀悼、崇敬和緬念。 清王朝于1773年纂修的《四庫全書總目提要》載：“士禎(禛）等以清新俊逸之才，范水模山，批風抹月，倡天下以'不著一字，盡得風流’之說，天下遂翕然應之。”“談藝九卷，皆論詩文，領異標新，實所獨擅。”“當康熙中，其聲望奔走天下。凡刊刻詩集，無不稱漁洋山人評點者，無不冠以漁洋山人序者。”同時，《四庫全書》將王漁洋的大多數著作整理編入，從而進一步確立了其“一代詩宗”的地位。 民國初年，由北洋政府設館編修的《清史稿·列傳五十三》，為《王士禛傳》。與此同時期，學者胡懷琛所著《中國八大詩人》卷首，有一首寫給王漁洋的絕句：“敦厚溫柔三百篇，風入微旨憶當年。可憐多少談詩客，誰識漁洋是嫡傳。”此書將王漁洋與屈原、陶淵明、李白、杜甫、白居易、蘇東坡、陸游同譽為“中國八大詩人”。當時的商務印書館，在出版的一套國學叢書中，將王漁洋和“陶謝李杜”四位著名詩人并列，“均有單本”。 近現代的眾多學術名人，包括魯迅、周作人、蔡元培、聞一多、郁達夫、錢鍾書、臧克家、季羨林、喬羽、莫言等，均關注賞析王漁洋的作品，認同王漁洋的詩論，欽敬王漁洋的治學態度。 世人評價他“居廟堂之高清廉慎勤，處山林之遠樂善好施”、“英名洋溢于四方，美譽昭彰于鄉邑”，實在是亦官亦文亦風雅。 《辭海》條目也如此介紹他：順治進士，官至刑部尚書，論詩創神韻說，在生前負有盛名，門生甚眾，影響很大。 王漁洋為宦勵精圖治政聲清廉，為文長于詩賦，于清順康兩朝繼錢謙益而主盟詩壇長達半個世紀，具有清官、名士、學者、良師之賢名，集“立德、立功、立言”三不朽于一身，他的品行、學問和名望，足以流芳百世，榮耀梓里。 時至現今，早已逾過300余春秋，中華史冊還能顯明清晰地映照出，其一代詩宗的精神氣質與人格魅力。他的人文成就傳承至今，已成為了當代人美學眼光、人生情感和文化記憶的基本組成部分。 馬踏湖中的“漁洋軒”似乎有一種魔力，游人一旦置身其內，世間的紅塵欲海就悄然消退而去，心靈間便覺一派清凈澄明。 也或許，王漁洋當年從馬踏湖、古新城踱步而宦游出世，一定浸染了襟懷滿滿的白蓮蕙香。 有故土馬踏湖的文化底蘊、錦秋風情和精神血脈作心靈顯影，王漁洋他便對不同的文化形態，產生了更理性明晰的辨識，對世事人情也就有了更寬容豁達的心態。 他一生始終癖戀山水勝跡，從濟南大明湖、揚州瘦西湖到神州五岳，直至南海天涯，足跡幾乎踏遍了國內的名山大川，所到之處，以文覓友，賦詩作記，簡直將神州大地當作了一個抒發情懷詩意的場所。 縱觀史實，但凡清官，便多與詩人的秉性氣質相通相諧。忠勤清廉于官場，是王漁洋論文講藝的藝術延續，從政之余勤于筆耕精研學術，則是他忠勤清廉于官場的情操陶冶與道德凝練。精神世界的豐盈外溢、思想火花的激情飛濺、坦蕩襟懷的瀟灑展示，使他從容置身到了入世與出世的最佳平衡點上。可見，純潔不在于隔絕世緣紅塵而遁入空門，而在于不被利祿功名所誘惑而迷失心性。王漁洋廉明為官，解民于難，將報世與遺遁、高吟與低誦這兩種極端的人生風景兼于一身，并演繹到了極致。 王漁洋，將忠勤清廉的家風，都平仄對仗進了和諧的詩韻；將詩禮傳世的家訓，都凝練詠吟成了道義的華章。這筆文化遺產的價值與珍貴，遠勝過他本人官銜從一品、位列九卿的錦紫榮耀。 王漁洋先生的人生，其實就是一面“修齊治平”的鏡子，能夠照出許多當代人至骨的卑劣與入髓的俗氣。今天，我們敬仰王漁洋先生，膜拜王漁洋先生，不僅是一種緬念和收藏，更是一種疏浚文脈的尋根探源，一種對道義價值理念的薪火相傳……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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