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隨著中華文明起源考古探索的逐步深入，最早中國成為持續火熱的話題。我曾經總結過以往有關最早中國考古論述的學術觀點，有以許宏先生為代表的“都城考古視角下的中國”觀點，以韓建業和李新偉先生為代表的“考古學文化視野下的中國”觀點，以曹兵武先生為代表的“精神文化視角的中國”觀點，我們則堅持以地中觀念為核心基礎的“精神文化考古視野下的中國”觀點，因而陶寺遺址是“最早的中國”[1]。 孫慶偉先生認為，二里頭最早中國與陶寺最早中國的觀點，在論證時都是依據各自遺址中相關的特定內涵而立論的，都根據各自遺址考古發現而“量身打造”若干條都邑判別標準，就必然導致何為“中國”的各自表述與無序競爭。他認為，正確理解“中國”和“最早的中國”，必須回到相關的歷史語境中進行考察，而不能僅以特定的考古材料或學者個人標準為準繩。根據《史記·五帝本紀》的文獻線索，孫慶偉先生認為，黃帝及其部落的誕生，標志著“最早的中國”出現，然而在黃帝、顓頊、帝嚳在考古學上尚未得到確證的情況下，陶寺遺址“堪稱考古學上的'最早的中國’。[2]” 張國碩先生分析認為，古代“中國”一詞的含義比較復雜，主要有地域、都城、國家、華夏族群文明等四種意義，考古學界還有“文化圈”意義的“中國”概念，他認為，探討何為“最早的中國”的標準，應遵循“中-國-優”的思路，即地理范圍局限在黃河流域，社會形態須進入早期國家階段（包括邦國和王國），文化發展占優勢地位。那么從考古學文化的角度看，陶寺文明為“最早的中國”目前最具有說服力[3]。 韓建業先生認為，陶寺遺址“最初中國”實際上只是先秦時期“地中”或“土中”的含義，最早的中國只是文化意義上的，就是和現代中國傳統上綿延接續、地理上大體吻合的一個超級文化共同體或文化圈，不同于政治意義上的最早中國[4]。 各家觀點有不同的視角，以致對最早中國判定的標準各異，關于最早中國考古探索便很難形成共識。因而，在業已形成諸多最早中國考古觀點之后，亟需討論的最早中國判定的考古標準是什么。只有在對最早中國判定的考古標準形成共識之后，關于最早中國考古探索才能繼續下去。 已有學者提出：“紅山文化、良渚文化、陶寺文化、二里頭文化這些早期文明遺存處于當代民族國家——中國的地理范圍之內，……它們不能等同于當代'中國’，不能稱為'最早的中國’，也不能為當代中國所獨占、獨有、獨享，它們是東亞最早的文明，世界幾大古代文明之一，人類共同的財富。……我們如何能簡單直接地將某一考古學文化與當代民族國家——中國聯系起來呢！這種思維方式恐怕是具有太明顯的當代民族國家意識和特定國家歷史認同的傾向了！[5]” 我們認為，學界有關“最早中國”判別標準的討論盡管分歧很大，卻都很有啟發，考古探索的“最早中國”當然不是當代民族國家概念下的中國，盡管二者有著歷史發展的血脈聯系，因此，最早中國考古判斷的標準固然不能套用現代民族國家的標準。 另一方面，我們也并不認為中國概念僅僅是當代民族國家引入中國后才形成的，它有著漫長的孕育、誕生與成長、變化的過程及其歷史文脈，不同的歷史時期，中國具體概念存在差異。在中華民國成立之前，確實也沒有任何一個政權或王朝以“中國”為國號，但是，自西周《何尊》金文有“中國”之稱之后，“中國”一詞在歷代文獻中屢見不鮮，尼雅古城出土漢代織錦射褠“五星出東方利中國”，表明漢代依然認同“中國”概念。不變的內核是在精神文化層面中對中央政權和王朝的意識形態的認同。準此，最早中國是歷史的客觀存在，考古探索是具有理論依據和客觀依據的。而最早中國考古判別標準，不僅應當放到歷史語境當中去，更應當時的大歷史背景關系之中，不僅要回歸到政治與文化層面，更應從精神文化層面的意識形態角度去討論，由“已知推未知”。 一、西周《何尊》銘文“中國”含義 《何尊》銘文釋曰：“唯王初壅，宅于成周。 復稟（逢）王禮福，自（躬親）天。在四月丙戌 ，王誥宗小子于京室，曰：'昔在爾考公氏，克逨文王，肆文王受茲命。唯武王既克大邑商，則廷告于天，曰：余其宅茲中國，自茲乂民。嗚呼！爾有雖小子無識，視于公氏，有勛于天，徹命。敬享哉！’唯王恭德裕天，訓我不敏。王咸誥。何賜貝卅朋，用作庾公寶尊彝。唯王五祀。” 《何尊》銘文“宅茲中國”，是迄今出土文獻中最早出現“中國”二字，從上下文看，顯然是指周王“宅于成周”，也就是西周初年的東都洛邑。周人為何將成周即洛邑視為中國呢？這又必須借助《史記·周本紀》并結合《尚書·召誥》、《洛誥》、《康誥》、《書序》文獻線索，梳理出周成王時營建成周洛邑的大歷史背景，才能弄清周人稱成周為中國的理論依據，進而表明周人的“中國”概念的內涵。 《史記·周本紀》說：“（周武）王曰：'定天保，依天室，悉求夫惡，貶從殷王受。日夜勞來，定我西土，我維顯服，及德方明。’”《正義》曰：“武王答周公云，定知天之安保我位，得依天之宮室，退除殷紂之惡，日夜勞民，又安定我之西土。我維明於事，及我之德教施四方明行之，乃可至於寢寐也。” 武王接著說：“自洛汭延于伊汭，居易毋固，其有夏之居。” 《集解》：徐廣曰：“夏居河南，初在陽城，後居陽翟。”《索隱》：言自洛汭及伊汭，其地平易無險固，是有夏之舊居。《正義》：括地志云“自禹至太康與唐、虞皆不易都城”，然則居陽城為禹避商均時，非都之也。帝王世紀云：“禹封夏伯，今河南陽翟是。”汲冢古文云：“太康居斟尋，羿亦居之，桀又居之。”括地志云：“故鄩城在洛州鞏縣西南五十八里也。” 武王說：“我南望三涂，北望岳鄙，顧詹有河，粵詹雒、伊，毋遠天室。”《正義》：粵者，審慎之辭也。言審慎瞻雒、伊二水之陽，無遠離此為天室也。于是，周武王“營周居于雒邑而後去。” 《史記·周本紀》上述記述中，周武王表達的核心思想是周王朝雖已戰勝殷商，建立了王朝，但是由于偏居西土，遠離天室地中，畢竟顯得政權不正統。武王勘察山川地望后，覺得伊洛盆地乃夏王朝的中心故地，距天室地中不遠，比較理想。于是周武王在洛邑建一個據點而去。這段歷史，與《何尊》銘文周成王追述“唯武王既克大邑商，則廷告于天，曰：余其宅茲中國，自茲乂民”相呼應。足見，周人認同的洛邑為天室之位，是夏朝故居，這里就是中國。那么，天室與中國如何關聯？ 《尚書·召誥》: “王來紹上帝,自服于土中”。 孔傳: 言王今來居洛邑 ,繼天為治,躬自服行教化於地勢正中。 孫星衍疏: 土中謂王城于天下為中也。 武家璧先生認為，上古盛行蓋天說，以為大地是平坦的，故認為普天之下最高的“天頂”即“天之中極”只有一個。對應于“天之中極”的“極下”地區，就是“土中”或“地中”。《逸周書·作雒》“作大邑成周于土中”，《書·召誥》“王來紹上帝，自服于土中。（周公）旦曰'其作大邑，其自時配皇天，毖祀于上下，其自時中乂。’”所謂“自時中乂”就是躬自踐行“土中”致治之法，密近“天室”以“紹上帝”。于“土中”建國（都），稱為“中國”。武先生還梳理出周成王時營建成周洛邑的大致過程。周成王七年三月，召公奉成王之命，先到洛汭周居“相宅功位”，就是看洛汭周居的風水，并用正朝夕法定正南北方向，五日而成。召公定洛汭周居的正方向后之次日，周公抵洛，再次相宅，既定宅，即開工建設洛邑。歷時九個月完工，經歷夏至、秋分、冬至等重要節氣，因此只有周公才有可能最早踐行“土圭”圭表測影法，以“求地中”、“致四時”等。當然這已經是“邊施工、邊論證了”，顯然是為了確定成周的正統地位的政治需要尋找理論依據[6]。 唐代南宮説（音越）等人在河南登封告成實測得到1.5尺地中，建周公測影臺，附會周公測影的歷史故事，顯然是認同周公測影故事與周公相宅、定宅、營建成周洛邑之間的關聯。暗示周公相宅洛邑其實就是測影尋找地中。 《尚書·洛誥》隱晦稱為“卜”。 周公曰：“予惟乙卯，朝至於洛師。我卜河朔黎水，我乃卜澗水東，瀍水西，惟洛食；我又卜瀍水東，亦惟洛食。伻來以圖及獻卜。”經文中“惟洛食”之食，頗為費解。張道勤直解道：“服食，指可作服食之地。或釋食為食墨。據《尚書》偽孔傳：'卜先必墨畫龜，然后灼之，兆順食墨。’孔穎達疏：'求其兆順食此墨畫之處。’食墨則吉。后人多從其說。但孫星衍不同意這種說法。他說：'《偽孔傳》以為龜兆食墨，非也。食墨不必盡吉。且《周禮·占人》云：凡卜，君占體，大夫占色，史占墨，卜人占坼。此卜作洛，是王之事，宜占體，不宜占墨也。’他引用《洪范》'惟辟玉食’，認為'食為玉食此土’之義。茲從其說。[7]”對于“惟洛食”的解釋，貌似“食墨”說最貼近占卜行為邏輯，但是孫星衍的駁論似也有理有據，且出土的商周卜甲卜骨上基本不見墨線，足見“食墨線”的解釋不足為信。《占人》所謂的“史占墨”當非墨線，而另有指稱。根據古代墨塊制作方法，第一步就是焚燒植物得到炭粉作為墨的原料，可以推至“史占墨”有可能是將卜骨卜甲灼焦炭粉刮下來，據炭粉量判斷吉兇，稱為“占墨”。然而，若將“惟洛食”解釋為“服食”之地，顯然將洛邑等同于一般諸侯的服食之邑，與洛邑都城的地位不符。且經濟地理方面適合服食之地絕不可能只有洛汭一地，因此服食之地說難以服眾。于是我們認為“惟洛食”另外大有玄機。 《周髀算經》明確記載“古時天子治周，此數望之從周，故曰周髀。髀者，表也…（夏至）日中無影。” “日中立桿測影…周髀長八尺，夏至之日晷一尺六寸。髀者，股也；正晷者，勾也。”《周禮·大司徒》“以土圭之法測土深、正日景，以求地中。…日至之景，尺有五寸，謂之地中…乃建王國焉。”鄭玄注引鄭眾曰“以夏至之日，立八尺之表，其景適與土圭等，謂之地中。今潁川陽城地為然。”《考工記》“土圭尺有五寸，以致日，以土地。”注曰，土猶度也。武家璧分析認為，周公尋找地中的方法是制作一件長1.5尺的玉石“土圭”，夏至日平置八尺立表的正北側，當夏至日表影與土圭相等，土圭之外無日影時，稱為“日中無影”，由此判定地中[8]。我們可進一步認為，測量八尺立表夏至日正午陰影，被1.5尺土圭盡食，就是夏至晷影與土圭等長，即為“日中無影”。 南宮説建造的周公測影臺位于河南告成登封戰國陽城內，古稱潁川陽城，由石表即石碑及碑座組成，夏至日正午，石表的陰影與碑座北側底邊等長[9]，碑座北側底邊盡食石表陰影，做到“日中無影”，當地學者多年實地觀測結果確認，每年夏至午后北京時間13：06~13:08時段，周公測影臺處于無影狀態，圍觀者無不嘆服[10]。中國多地古代建造的“無影塔”，也是遵從這套原理，做到夏至正午時分，塔影盡食塔基實體。山西洪洞萬安鎮歷史上有座“無影塔”，近代圮敗，三十年前拆除。當地學者于2016年夏至日在萬安無影塔原址進行模擬實驗，證實塔身的傾斜面只要小于77.12度，基座直徑大于影長的兩倍，塔在夏至午后北京時間12：34就沒有影子[11]。 據此我們有理由相信，周公卜洛，實際上是分出若干測量小組，攜帶八尺立表與一尺五寸土圭（度量用的標準玉圭，簡稱度圭），同時到河朔黎水、澗水東、瀍水西、瀍水東諸地，測量夏至正午影長，唯有洛汭夏至晷影被土圭“盡食”即“其景適與土圭等”，此謂“惟洛食”。唯有符合地中的夏至晷影，才能將其他選址或其他政治中心排除在正統地位之外，才能服眾。 接下來我們要追問，周公是如何設立1.5尺晷影地中標準的？這就存在兩種可能。一是周公原本不知道什么地中標準，也不在乎什么已有的地中標準，唯揣摩周武王與成王的意圖，執意要在洛汭營建洛邑，于是實測洛汭本地夏至晷影幾乎接近1.5尺，對外宣稱1.5尺夏至晷影是地中標準，其余選址不合。二是周公知道夏王朝故都舊居原本就有1.5尺地中標準，但他并不知道是在今河南登封告成王城崗城址實測的，他實測洛汭基本符合這個既有的標準，于是判定洛汭為地中，定宅營建洛邑。 從嚴格的晷影測量技術角度說，1.5尺夏至晷影的實測地點在告成，唐代南宮説測量確定1.5尺實測點并命名和建立周公測影臺已足以說明問題，南宮説通過精測認為周公測量的1.5尺晷影地中是告成[12]，而不是洛陽，因為洛陽本地的夏至晷影實際上比1.5尺長一些，或正因如此，《隋書·天文志上》誤引《周髀算經》作“成周土中，夏至景一尺六寸”，馮時先生已指出過[13]。這說明，隋朝一方面認同成周即洛陽天地之中的地位，一方面認為洛陽地區的夏至影長不是一尺五寸，應是更長一些，而《周髀算經》確實記載了夏至影長一尺六寸數據，隋朝便誤以為是洛陽實測的數據。換句話說，周公在洛汭實測，不可能得到1.5尺晷影的地中標準，反倒有可能是先有1.5尺夏至晷影的地中標準，然后按圖索驥去“尋中”，再附會或湊到洛汭。陶寺城址的選址也是先有1.6尺晉南垣曲地中標準，再附會陶寺本地地中，通過測影時用圭尺上的玉琮游標內側刻度誤導觀眾，聲稱陶寺為地中[14]。而且，《周本紀》明言周武王已知伊洛地區是有夏故居，靠近地中天室，那么有夏故居的天室地中之所以被認同，必定是有一個明確的標準在先。這個標準其實就是告成王城崗實測的早期夏王朝地中標準——1.5尺夏至晷影。經上述分析，我們認為周公卜洛是先已知夏王朝地中的標準1.5尺夏至晷影，再套用在洛汭，以說服眾人，為洛邑的正統性與合理性，提供宇宙觀方面的理論依據。 通過周人營建成周洛邑的動機與過程，反推出以告成王城崗城址為基點的嵩山地區即天室地中“區域”，外延至靠近天室地中區域的伊洛平原，都曾是有夏之居，被周人視為“中國”，其理論基礎就是地中標準觀念，地中之都成周洛邑即為中國，天室地中區域也可稱之為中國。 一、商文化中的“中國”概念 偃師商城屬于商王朝的早期都城之一，在二里頭遺址的北側，仍然占據洛陽地中的核心區域。然而，鄭州商城作為商王朝早期最大的都城，卻偏離了洛陽地中的核心區，向嵩山東北麓偏移，緯度與洛陽基本相同，因而從理論上說，夏至晷影的地中標準，鄭州與洛陽差別不大，仍處在“嵩山文化圈”的東緣[15]。這說明商王朝早期也是認同洛陽地中的觀念，只是不那么嚴格局限在洛陽地中核心區，而似乎更青睞嵩山文化圈天下之中的大觀念[16]。足見，商代早期也認同在地中建都的意識形態。 商朝中期的洹北商城和晚期的殷墟，遠離了洛陽地中和嵩山文化圈，脫離了傳統地中區域，難以服眾，故作《尚書·盤庚》三篇以勸說。另一方面，殷墟卜辭中常有“王立中”言，肖良瓊先生早已指出“王立中”即圭表測量[17]，商代晚期商王屢次圭表測量立中，除了制定和校正歷法之外，很可能也還是為了反復演示地中測量，不斷宣傳殷墟為“地中”的正統性。可見，盡管商代中晚期，出于政治或環境原因，遷徙后所建殷都，遠離傳統的洛陽地中和嵩山文化圈，但是商王將“地中”意識形態強行套在殷都，“王者居中”的意識形態[18]沒有變。 《詩經·商頌·殷武》：“商邑翼翼，四方之極。”注曰：“商邑，京師也。《箋》云：極，中也。”這同樣表明，商王朝都城，被視為天地之中。足見，商文化中，“中國”概念雖非顯性，但至少遵從“地中之都”的觀念。 二、夏文化中的“中國”概念 許宏先生最早稱二里頭文化為“最早中國”[19]，他的立足點是二里頭文化為中原地區最早的廣域王權國家。從周武王和成王營建東都洛陽的地中理論依據和天室地中意識形態來看，顯然是因襲夏人既有的地中與天室觀念。二里頭遺址被中國考古界和先秦史學界主流觀念視為夏王朝晚期都城。我們也曾論證二里頭宮城內2002VM3出土的綠松石龍牌很可能在祭祀儀式中作為“禹”的化身儀仗；宗廟祭祀禹時跳萬舞時，龍牌又作為伶官舞動的道具，綠松石龍牌后簡化為綠松石銅牌飾，繼續作為“禹”的化身儀仗和萬舞的核心道具，為二里頭遺址作為夏王朝晚期都城考古證據鏈又增添重要一環[20]。位于洛陽盆地的二里頭遺址，不僅印證了周人所認為的“有夏之居”確有歷史根據，更說明二里頭遺址作為夏王朝晚期都城，其選址仍然受到洛陽地中標準的指導，坐落在伊洛地區。 然而，天文學計算和唐代南宮說等人的圭表測量實踐證明，八尺表夏至影長一尺五寸地中標準實測地點在今河南登封告成。南宮說實驗性的實測地點“周公測影臺”，位于戰國“陽城”城址內，東距王城崗城址約1.5公里。學術界許多學者認為，告成王城崗遺址為禹都陽城[21]。事實表明，西周初年，周人視洛陽為地中天室的觀念，秉承《周禮》中表明的夏至影長一尺五寸的標準，絕非周人自創的，而是繼承了夏王朝地中天室觀念與地中標準，這個一尺五寸的地中標準，是夏王朝早期根據王城崗“陽城”本地夏至影長制定的。正是由于周人對于夏人地中天室以及地中晷影一尺五寸標準的認同，才真正“表現出周人希望繼承王城崗-二里頭歷史傳統的政治理想”[22]。換句話說，周人認同的是夏人的“中國”概念——地中之都，天室中域。無怪乎《說文》曰：“夏，中國之人也。”從古文字字形角度分析，夏字描繪的就是跳萬舞或夏籥舞之人[23]，他們是洛陽地區地中天室、中域地區跳萬舞祭祀禹的族群，從特殊族群習俗指征角度稱為“夏”，從其所居天室中域角度稱為“中國人”。 三、陶寺文化的“中國”概念 筆者關于陶寺文化的“中國”概念，已有專文論述，在此不再展開。陶寺中期王墓IIM22圭尺第11刻度1.6尺長度，是一個特別標出來的刻度，符合《周髀算經》的數據記載。《隋書·天文志》說“成周為地中，夏至影長一尺六寸”，雖然堅持認同洛陽為地中，卻把數據弄錯了，暗示《周髀算經》所在夏至影長一尺六寸是曾經存在的另一個地中標準。那么這個一尺六寸的地中標準，在陶寺IIM22圭尺上得到印證。而陶寺早期中型墓M2200出土立表全長九尺，插入地下一尺，地表以上部分就是八尺表。圭表配套使用，不僅表明陶寺文化已經存在地中觀念，而且在都城選址的實踐中，利用圭表測量尋找地中。為都城的正統性尋找理論依據[24]。 需要指出的是，陶寺當地實際夏至影長并非1.6尺，而是1.69尺。這說明其一，陶寺圭尺地中標準夏至晷影尺六寸，是從其母體文化中心垣曲盆地（很可能是東關遺址）繼承來的；其二，陶寺統治者利用橫寬2.85厘米的玉琮游標 IIM22:129，遮擋標準地中刻度1.6尺與陶寺當地實際夏至晷影1.69尺近1寸（2.5厘米）的誤差，利用玉琮游標內側卡在第11號刻度標準地中晷影，演示給他人看，宣稱陶寺為地中，以圖將其他政治中心城市排除在地中正統地位之外；其三，陶寺當地實際夏至晷影1.69尺，既能滿足離開傳統地中垣曲盆地獨立發展的政治實際需求，又保證選址不超出地中晷影1寸以外，陶寺都城選址被限定在地中晷影1.6尺標準誤差的最北線，這一結果，只能是像周公測影確定洛邑選址那樣，通過圭表測量確定陶寺都城選址，“封邦建國”。顯然，陶寺文化“中國”的概念首先是“地中之都”。 盡管晉南地區沒有出土文獻明確稱為中國，中國傳統認知認同夏文化的地中標準即伊洛地區為地中，但是文獻中關于晉南“中國”還是有些蛛絲馬跡的。 《史記·五帝本紀》稱，堯去世后，舜避堯字丹朱于南河之南，“諸侯朝覲者不之丹硃而之舜，獄訟者不之丹硃而之舜，謳歌者不謳歌丹硃而謳歌舜。舜曰'天也’，夫而後之中國踐天子位焉，是為帝舜。”《集解》劉熙曰：“天子之位不可曠年，於是遂反，格于文祖而當帝位。帝王所都為中，故曰中國。”考古證據鏈已能初步證明陶寺遺址為堯都[25]，那么帝舜“之中國踐天子位”的“中國”就應是陶寺——帝王所都的地中之都。 根據陶寺圭表所具備的天文大地測量的功能，結合《尚書·堯典》分派羲仲宅嵎夷、羲叔宅南交、和仲宅西、和叔宅幽都，進行陶寺邦國所在歐亞大陸四表天文大地測量的歷史記載[26]，大致可以看出，以地中觀念為基礎的、中土為中方的政治地理五方天下觀誕生[27]，從邏輯上推導，中土之國亦可稱為“中國”。 蘇秉琦先生立足于考古學文化譜系區系類型分析提出，大致在距今五千至四千年間，華山一個根、泰山一個根、北方一個根，三個根在晉南結合，這就是陶寺。“夏以前的堯舜禹，活動中心在晉南一帶，'中國’一詞的出現也正在此時，……出現了最初的'中國’概念。[28]”這是考古學家根據文化譜系研究，首次提出晉南為最早“中國”的觀點。筆者則在此基礎上，根基陶寺圭尺地中標準刻度、陶寺都城性質以及陶寺文化國家社會，進一步明確陶寺為“本初中國”[29]。 四、結語 中國古代的“中國”概念，不是民族國家范疇里的“中國”，誕生于西周《何尊》銘文“中國”之前。在不同的歷史時期，“中國”概念的內涵與外延都有所變化，然而不變的基因是對地中、中土以及地中之都和中土之國的觀念認同。因此，判斷最早中國的標準，應當是地中之都、中土之國觀念的出現。從目前的考古研究來看，地中之都、中土之國在陶寺文化最早出現，故曰，陶寺是最早“中國”。 附記：本文為“中華文明探源研究·中原和海岱地區文明進程研究”課題、中國社會科學院“哲學社會科學創新工程”重大項目“中華思想通史·原始社會編”課題資助。 本文發表于《三代考古》第九輯 注釋： [1] 何駑：《史前經濟基礎考古視野里的最初中國形成》，《南方文物》2016年2期。20~27頁。 [2] 孫慶偉：《“最早的中國”新解》，《中原文物》2019年5期。44~50頁。 [3] 張國碩：《也談“最早的中國”》，《中原文物》2019年5期。51~59頁。 [4] 韓建業：《最早中國：多元一體早期中國的形成》，《中原文物》2019年5期。60~65頁。 [5] 徐良高，周廣明：《當代民族國家史的構建與“最早的中國”之說》，《南方文物》2016年4期。13頁。 [6] 武家璧：《讀清華簡〈寶訓〉（續）》，北京大學震旦古代文明研究中心編《古代文明研究通訊》總第42期，2009年9月。22~34頁。 [7] 張道勤直解：《書經直解》，浙江文藝出版社，1997年。136頁。 [8]武家璧：《讀清華簡〈寶訓〉（續）》，北京大學震旦古代文明研究中心編《古代文明研究通訊》總第42期，2009年9月。22~34頁。作者原文說將土圭埋在立表正南底面，應為正北筆誤。因為正午太陽在正南天，表影只能在正北。 [9] 董作賓，劉敦楨，高子平編著：《周公測景臺調查報告》，商務印書館，1939年。 [10] 曹書敏：《告成觀星臺天文測量與探究》，河南人民出版社，2017年。304~306頁。 [11] 王隰斌：《<無影塔舜帝故里的傲岸之作>后續：萬安無影塔真無影》,臨汾新聞網2016-06-23 09:46:19 . [12] 趙永恒：《〈周髀算經〉與陽城》，《中國科技史雜志》2009年1期，107頁。 [13] 馮時：《中國天文考古學》，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1年。200頁，注①。 [14]何駑： 《陶寺圭尺“中”與“中國”概念由來新探》，《三代考古》（四），科學出版社，2011年12月。85~119頁。 [15] 張松林，張莉：《嵩山文化圈初論》，《中華文明與嵩山文明研究》第一輯，科學出版社，2009年。79~99頁。 [16] 張新賦：《嵩山歷史地理若干問題探論》，《中華文明與嵩山文明研究》第一輯，科學出版社，2009年。68頁。 [17] 蕭良瓊：《 卜辭中的“立中”與商代的圭表測影》，《科學史文集》第10集，上海科學技術出版社，1983年。 27~44頁。 [18] 杜金鵬：《偃師二里頭夏都規劃探論》，《夏商周考古學研究》，科學出版社，2007年。129~133頁。 [19] 許宏：《最早的中國》，科學出版社，2009年。 [20] 何駑：《二里頭綠松石龍牌、銅牌與夏禹、萬舞的關系》，《中原文化研究》2018年4期。31~39頁。 [21] 河南省文物研究所，中國歷史博物館考古部：《登封王城崗與陽城》，文物出版社，1992年。 [22] 李旻：《重返夏墟：社會記憶與經典的發生》，《考古學報》2017年3期。301~302頁。 [23] 何駑：《二里頭綠松石龍牌、銅牌與夏禹、萬舞的關系》，《中原文化研究》2018年4期。31~39頁。 [24] 何駑：《陶寺圭尺“中”與“中國”概念由來新探》，《三代考古》（四），科學出版社，2011年12月。85~119頁。 [25] 何駑：《陶寺考古：堯舜“中國”之都探征》，《帝堯之都，中國之源——堯文化暨德廉思想研討會文集》，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15年12月。63~123頁。 [26] 何駑：《怎探古人何所思——精神文化考古理論與實踐探索》，科學出版社，2015年。167~180頁。 [27] 何駑：《從宇宙觀考古看中國文明形成》，《三代考古》（六），科學出版社，2015年。35~39頁。何駑：《從精神文化考古的維度看中原觀念的出現與形成》，《中原文化研究》2015年5期。45~46頁。 [28] 蘇秉琦：《中國文明起源新探》，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1999年。160~161頁。 [29] 何駑：《最初“中國”的考古探索簡析》，《早期中國研究》，文物出版社，2013年11月。36~43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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