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國近現代政治和文化中，有兩位美國總統最為知名和具備影響力，一位是華盛頓，另一位是林肯。發人深省的是，中國近現代的三位著名政治人物——孫中山、袁世凱和毛澤東，都曾被稱作或期待成為“中國的華盛頓”，這也堪稱中國現代政治文化的“華盛頓情結”。
首先我們不妨對比一下華盛頓年代的美國與中國。華盛頓的軍事和政治生涯，主要集中在1775年至1783年的八年，擔任美國獨立戰爭時期的陸軍總司令，以及1789年至1797年的八年，獲選美國開國總統，并連任兩屆。
在這同一歷史時期，中國是什么情況呢？據記載，1775年正值清朝乾隆皇帝當政，即處于所謂“康乾盛世”。到了1797年，嘉慶皇帝（清朝的第七代君主）當政，清王朝由盛轉衰，史稱“嘉道中衰”。
筆者一向推崇文明發展的多元性，同時又必須承認文明程度具備高低差異。譬如所謂“康乾盛世”，其“盛世”的標準為何？是不是把動蕩游牧民族向穩定農耕民族的過渡，當成了自我陶醉的“盛世”？同時期的西方世界正在發生什么？歐洲開始了工業革命，美國爆發了獨立戰爭，英國誕生了自由市場經濟理論。
“康乾盛世”不可持續，到了18世紀嘉慶年間就開始走下坡路，乃是因為農耕文明自身的格局、視野和思維限制及無法自洽。在21世紀的今天，華盛頓一代人所創立的美國依然笑傲世界，引領發展，前程遠大；而那個大清朝早已化作歷史的塵埃，并留下眾多腐朽、愚蠻和恥辱的記錄。歷史的反差和啟示，難道還不足夠清晰震撼嗎？
由此，可能也就不難解釋，為什么近現代中國社會的發展進步，不再寄希望于康熙或乾隆爺再世，而是特別呼喚“中國的華盛頓”。
但欲與華盛頓比肩，談何容易。華盛頓一生，有三大成就，樹三大楷模。成就包括領導美國獨立戰爭的勝利，參與創建美國并當選首任總統，以身作則維護美國憲法和體制權威。楷模包括任美國大陸軍總司令時，婉拒任何個人報酬；功成名就后，拒絕效法拿破侖利用軍權建立王國，在美國稱皇帝的建言和誘惑，解甲歸田；再之后，斷然拒絕連任第三屆總統，退休回歸平民生活。
看來，在這個世界為許多人視為命根子或終極追求的“錢與權”這兩大誘惑，都是被華盛頓當作次要甚至危險的。
華盛頓曾向美國人民解釋：“我的所作所為將可能成為以后歷屆總統的先例。你們再繼續選我做總統，美國就沒有真正的民主制度了?！?/p>
在中國近現代歷史上，孫中山最為崇尚和效法華盛頓，也因此贏得辛亥革命和國父的殊榮，但他不幸英年早逝，造成其在共和體制下執政和制度建設的履歷缺失。袁世凱和毛澤東曾有更大機會比肩華盛頓，但最后卻都在制度建設和權力傳承方面出現失誤和歧途，一個收場于“稱帝失敗”，一個謝幕于“十年浩劫”。
中國為什么難出華盛頓？不少分析研究歸結于文明根基，文化傳統，國情民情，氣候地理等因素，然而個人的素質和覺悟，也起到舉足輕重的作用。發展的最大挑戰，似乎不在于打江山、建政權，而是在于如何可持續地，讓國家民族長治久安。華盛頓的抉擇，是退一步海闊天空，制度必須比人強。執政者必須走出“當局者迷”，拓遠大視野，開萬古心胸，謹防一失足成千古恨。
難忘華盛頓最后歸隱首都近郊的弗農山莊，那里煙波浩渺，山高水長。開國總統漸漸遠去的背影，卻贏來美利堅國家和人民不斷走向強大、自由和輝煌的未來。面對一切可能的挑戰者，華盛頓似乎永遠從容微笑地作答：想超越美國，請從我做起。
作者是在美國的國際文化戰略研究和咨詢專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