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田兆元 | 論兩漢儒家神學與皇權的離合關系（一）

西漢的儒生及其所制讖緯從總體上是反對劉漢皇權政治的，所以西漢的儒學與皇權的關系是離而不是合。

傳統儒學大體不語神怪力亂，總是以理性從容的面目出現，可總是不得其用。戰國時尚詐力，儒學難以滲透到文化主流中去。秦始皇重法家，儒家更遭打擊。而漢初尚黃老，儒生屢遭絀貶，故自戰國至于漢初，儒生甚不得意。

儒生靠什么去與主流文化親近呢？秦漢帝王迷信成風，競好仙道，或好攻伐，儒生棄故術，而力投帝王之好。秦時儒生競以封禪說取悅秦始皇，已將自己置于方士地位。而高祖時的儒生往往操攻伐兵戰之術以見，如酈食其、陸賈等，可以縱橫家視之。陸賈一言詩書，則遭高祖詬罵；叔孫通因著儒服，即遭漢王憎恨，乃變短為楚制衣服，方得高祖喜愛，又“專言諸故群盜壯士進之”。漢初時儒生多以言鬼神方得近皇帝，他們被任用，多是問鬼神之事，文帝時的賈誼就是如此。漢儒早在讖緯大盛之前已跟鬼神結緣，儒學已開始神學化。

武帝時大尊儒生。董仲舒進儒學，將仁義與王霸刑名之學交雜，又裹上一層神學外衣，這便是神學化的新儒學。董仲舒講三統循環，講災異之變，講止雨求雨，都是神話與迷信。這些行為使董仲舒成了一個巫師。從此，“敬鬼神而遠之”的儒學時代結束了。

儒學之神化是一個把神化了的孔子及其經書同現實的符瑞與讖語相結合的過程，神化孔子和《春秋》是董仲舒竭力奉行的事業。他說：“有非力之所能致而自至者，西狩獲麟，受命之符是也，然后托乎《春秋》正不正之間，而明改制之義”（《春秋繁露·符瑞》）。又說：“《春秋》之中，視前世已行之事，以觀天人相與之際，甚可畏也。國家將有失道之敗，而天乃先出災害以譴告之，不知自省，又出怪異以警懼之，尚不知變，而傷敗乃至。”（《漢書·董仲舒傳》）。孔子得天命而作《春秋》，便是孔子本人和《春秋》一書都被神話化了。在他看來，《春秋》是一部充滿神性與啟示性的圣典，它不僅僅是用于記載往事，而是孔子為漢立下的法典。這些起初是為漢王朝幫忙的言論，后來竟成為動搖漢王朝生存的文化武器。

初看起來，儒生在漢武帝時因“罷黜百家，獨尊儒術”似乎獲得了勝利，但實質上書生們的犧牲更大。首先，儒生已逐漸改變了身份，武帝所重視的并不是恪守仁道德的原儒，而是史巫方士與儒生融為一體的新儒，書生們須變節以求生存，對他們的心靈打擊很大。其次，武帝時也并不全是在重視儒家，武帝后更是如此。宣帝稱漢家自有法度，雜王霸道而用之，并不獨尊儒術。儒生于是跟王朝形成對立，武帝后逐漸興起的讖緯學說便逐漸改了性質，成為一種異端文化。

讖緯神學之本質是漢王朝中央統治與異端勢力矛盾斗爭的產物，西漢時的讖緯及其神話是儒生們用以否定漢武帝時所建立的文化與政權特殊武器。讖緯及其神話向皇權挑戰集中地體現了這一時期的文化矛盾。

武帝在世時大展宏圖，文治武功均建樹卓越，但四處征戰，弄得國庫空虛，民眾也被整得精疲力盡。昭帝繼位時八歲，幼子不曉政事，人們對漢家天下失望，于是，一種漢家須讓出王位，新天子出于庶民的與論滋長出來，通過神話，這種反叛意識迅速傳播開來。曾跟從董仲舒授學的儒者眭弘便以讖語上書皇上，竟要漢庭選賢而禪以帝位。此事本末如此：

孝昭元鳳三年正月，泰山萊蕪山南匈匈有數千人聲，民視之，有大石自立，高丈五尺，大四十八圍，入地深八尺，三石為足。石立后有白烏數千下集其旁。是時昌邑有枯社木臥復生，又上林苑中大柳樹斷枯臥地，亦自立生，有蟲食樹葉成文字，曰：“公孫病已立”。孟(眭弘字)推《春秋》之意，以為“石柳皆陰類，下民之象，泰山者岱宗之岳，王者易姓告代之處。今大石自立，僵柳復起，非人力所為，此當有從匹夫為天子者。枯社木復生，故廢之家公孫氏當復興者也”孟意亦不知其所在，即說曰：“先師董仲舒有言，雖有繼體守文之君，不害圣人之受命。漢家堯后，有傳國之運。漢帝宜誰差天下，求索賢人，禪以帝位，而退自封百里，如殷周二王后，以承順天命。”孟使友人內官長賜上此書。時，昭帝幼，大將軍霍光秉政，惡之，下其書廷尉。奏賜、孟妄設襖言惑眾，大逆不道，皆伏誅。（《漢書·眭弘傳》）

這大石自立與僵柳復生的神話借助《春秋》之意，便煥發出強大的文化能量，直接成為瓦解漢家皇權的神學輿論，因而很自然要遭到迫害。顧頡剛先生稱眭弘是“一個民眾革命思潮中的犧牲者”（《古史辯》第五冊），肯定了他的革命性。然而，這場民眾革命實際上是書生革命。眭弘是個讀書人，企圖以讖緯推倒漢家天下，書生革命是場文化革命。

宣帝即位后，竭力抵制儒生們煽起的倒漢風潮。首先是訴諸武力，有反抗漢統者即殺戮之。如夏侯勝反對給武帝立廟便下獄遇害。同時，宣帝也作文化抵抗。尊武帝廟為世宗廟，且巡幸郡國四十九處皆立廟，目的要維護武帝這個漢家文化的代表的權威。宣帝謹奉傳統的祀典，定期禮神于甘泉泰、河東后土祠和雍五。宣帝是武帝政治與宗教的忠實繼承者，在他在位期間，不知有多少次“鳳凰祥瑞降集”，每次“鳳凰”降集，總是要下詔，先是自吹一通政治清明得天瑞，然后下令不得探巢取卵，彈射飛鳥，以免壞了鳳凰祥瑞。又修興太一、五帝、后土祠，或封賞吏民，救濟貧困，以得天瑞的喜訊布告天下。這種頻繁地發布祥瑞意在消除讖緯的負面影響，證明漢王朝是得天正統的。

元帝在位時，國勢日弱，而豪強漸起。老天也不幫忙，“災異并臻，連年不息”（《漢書·元帝紀》）。與宣帝下詔言瑞報喜不同，元帝的詔書總是語調陰冷地報告災難。他勤奮地到甘泉泰、河東后土祠及雍五去祭神，然大廈將傾，儒者又落井下石，皇家的日子實在不好過起來。京房治《易》，言陰陽災變，定《易緯》之基調。復又以《春秋》災異說攻之。京房對著元帝問：

《春秋》紀二百四十二年災異，以視萬世之君。今陛下即位以來，日月失明，星辰逆行，山崩泉涌，地震石隕，……《春秋》所記災難盡備。陛下視為治邪？亂邪？（《漢書·京房傳》）

京房不因眭弘犧牲而畏懼，繼續作“泰山石立”“僵柳復生”的文章，不同的是，他是以《易》推論之：“石立如人，庶士為天下雄。立于山，同姓；平地、異姓；立于水，圣人；立于澤，小人。”（《漢書·五行志》）又云：“枯楊生，枯木復生，人君亡子。”據《春秋》，漢已亂極當亡，據《周易》，則“庶士為天下雄”。似乎一場大革命即將到來，威脅著統治地位的存在。只因為儒生是口頭革命派，所以才沒馬上弄出大事來。

這種文化打擊并不遜于武裝斗爭，它不訴諸武力而最終達到了搞垮漢王朝的目的。這場文化斗爭可謂有條不紊。儒生們先是以《春秋》災異、《易》之陰陽為本以解大石自立與僵柳復生神話，拋出了改朝換代的輿論，其“庶士為天下雄”的讖語是民眾革命的根據。然而，在統治者政治文化尚未腐朽敗壞前，這種文化革命尚不能成功，首先還要進一步破壞漢王朝的文化。漢武帝是漢王朝形象的代表，他在位時期所建立的文化，是漢王朝文化的基礎，尤其是甘泉泰，河東后土祠，泰山明堂和雍五，這是武帝確立的皇家宗教圣地，幾乎代表了漢王朝文化的根基。這些天神加上歷代漢皇祖神，構成了皇家宗教的最基本的成份。元帝、成帝時，儒生們先是刮起了搗毀祖廟的風潮，這場運動的中堅力量是儒生匡衡，他把漢家祖廟毀去大半，其根據說是不合古禮，可究竟古禮如何也不可得而知，總之，是毀廟制弄得都城和郡縣的漢先祖廟大幅度減少，從而削弱漢皇在民間的影響力，其目的是倒漢。

在毀祖廟的同時，搗毀神廟的運動也展開了。匡衡、張譚等人不是不信神，而是要以自己的神話去擊潰武帝時的神學秩序。成帝時，匡衡、張譚上奏曰：

帝王之事莫大乎承天之序，承天之序莫重于郊祀，故圣王盡心極慮以建其制。祭天于南郊，就陽之義也；瘞地于北郊，即陰之象也。天之于天子也，因其所都而各餉焉。往者，孝武皇帝居甘泉宮，即于云陽立泰畤，祭于宮南。今行常幸長安，郊見皇天反北之泰陰，祠后土反東之少陽，事與古制殊，……甘泉泰畤，河東后土之祠宜可徙置長安。（《漢書·郊祀志》）

這就是說要把原來的圣地拆了。此論一出，群臣議論紛紛，博士師丹及眾儒與將軍五十余人附和，成帝只好同意。匡衡又以尚質為由，盡去原甘泉泰紫壇紋飾，泰壇周圍的五帝壇、群神壇、雍五皆不修，而建南北郊兆。匡衡再奏罷郡縣四百七十五所神祠，罷雍一百八十八舊祠，以及高祖、文帝、武帝時建立起來的形形色色的神廟，漢家的舊的神靈體系摧毀殆盡。

匡衡也如京房一樣，是打著儒典《周易》的旗幟來破壞漢皇家神統的。他的那套“少陽”“泰陰”之論，即是《易緯》諸書之根本。如《易緯稽覽圖》：“降陽見南，迎陰見北”。《易河圖數》：“東方南方，生長之方，故七為少陽，八為少陰；西方北方，成熟之方，故九為老陽，六為老陰。”（《古微書》卷十六，《緯書集成》本）《易緯》實際上就是匡衡這些人弄出來的。可見緯書是儒者干預國家祀典的工具。

匡衡改革祀典，也遭多方面的反對，“眾庶多言不當變動祭祀者”。漢宗室劉向維護舊禮，言：“古今異制，經無明文，至尊至重，難以疑說正也。”并引《易大傳》言“誣神者殃及三世”，成帝悔恨不已（《漢書·郊祀志》）。此時成帝已無大權，想恢復舊祠而無門，后因無嗣故，便令皇太后詔有司，稱武帝所興之神。如泰、后土祠及原雍五曾降福漢世，福流至今，今皇帝寬仁孝服，無有大愆，然無子嗣，思其咎錯，乃徒南北郊，有違先帝之制，失天地之心，以妨繼嗣之福。這樣找到一個借口，甘泉泰、汾陰后土祠及雍五、陳寶祠等都恢復起來，成帝親自去祭祀，于是，一場宗教神學復辟了。皇家以回復舊觀來表達對儒生議論的回敬。

成帝晚年好鬼神，聚集了一大批巫者方士于朝廷。成帝本人好色好酒，且親近小人，又外戚專權，江山已危在旦夕。雖其恢復神，然不見生育。這時，儒者開始了新一輪的攻擊。

這時的儒生對皇家的對抗呈現了新特點，除了一如既往地托“陰陽災異”攻擊皇朝外，儒生與外戚的聯合是導致西漢王朝迅速走向覆滅的重要因素。西漢末年，王氏成了勢力顯赫的外戚集團，儒者先是攻擊外戚專權的黑暗，既而見皇朝已不足恃，轉而依附王氏，成了推倒漢皇室的主攻手。

谷永既精《京氏易》，又善說《春秋》災異。《漢書》本傳言谷永“善言災異，前后所上四十余事，略相反覆，專攻上身與后宮而已”。建始三年冬，地震日食同時發生，谷永對成帝說：“凡災異之發，各象過失，以類告人。乃十二月朔戊申，日食婺女之分，地震蕭墻之內，二者同日俱發，以丁寧陛下，厥咎不遠，宜厚求諸身。意豈陛下志在閨門，未恤政事，不慎舉錯，屢失中與？內寵太盛，女不遵道，嫉妒專上，妨繼嗣與？”（《漢書·谷永傳》）。可謂單刀直入，毫不客氣。成帝召諸方正對策，谷永深為不滿，指責成帝“背可懼之大異”“廢承天之至言”“欲末殺災異”。跟皇帝針鋒相對。

時外戚王鳳為大將軍，專權，谷永對皇帝已失信心，轉而附王鳳，陰欲自托，故又在皇帝面前竭力稱說“不可歸咎諸舅”云云。王鳳遂擢谷永為光祿大夫，谷永奏書感激涕零，表示愿作死士以報恩施，儒生與外戚遂結為同盟。儒生欲掌管天下無此權力，外戚有力篡權而又師出無名。兩者結盟后，一個造輿論，一個去實施，在瓦解西漢統治者的過程中，二者配合默契。外戚王氏自王鳳起，勢力日大，王家計出五大司馬：王鳳、王商、王音、王根、王莽。他們要篡權，可總是在皇家祀典上作文章。

成帝以無子嗣故復漢祭祀舊儀，可儒生們認為，所謂甘泉泰及河東汾陰后土祠這些武帝建立起來的代表神實際上是“違陰陽之宜”的建筑，必予撤銷，堅持取締泰和后土祠，實行南北郊禮。杜鄴說大司馬王商“復還長安南北郊”。南北郊是匡衡等主張建立起的新的神范。成帝至死無子，于是，泰、后土祠得廢，而南北郊恢復。哀帝繼位又復甘泉泰、汾陰后土祠，廢南北郊。漢皇跟儒生與外戚就神禮儀問題展開了拉鋸戰，說明這是件關乎國家存亡的大事。

三年后，哀帝崩，平帝立。王莽再奏泰不合古制，欲恢復南北郊。這次王莽的發言有了根據，因為他發現了一部《周禮》。此書據說是周公所作，后來失傳，秦漢以來好長時間沒有露面，所以祀神禮制都沒法跟《周禮》相合。王莽說道：

謹尊《周官》“兆五帝于四郊”，山川各因其方，今五帝兆居在雍五畤，不合于古。……《易》曰：“方以類聚，物以群分。”分群神以類相從為五部，兆天地之別神：中央帝黃靈后土畤及日廟、北辰、北斗、填星、中宿中宮于長安城之未地兆；東方帝太吳青靈勾芒畤及雷公、風伯廟、歲星、東宿東宮于東郊兆；南方炎帝赤靈祝融畤及熒惑星、南宿南宮于南郊兆；西方帝少白靈蓐收畤及太白星、西宿西宮于西郊兆；北方帝顓頊黑靈玄冥畤及月廟、雨師廟、辰星、北宿北宮于北郊兆。（《漢書·郊祀志》）

皇帝沒話說只好同意。后王莽又奏立社稷，以夏禹配食官社，以后稷配食官稷。自此，由匡衡發起的宗教整頓已經完成，武帝時建立起來的神統已悉數顛覆。漢皇家神壇的這場變故實際意味著漢王朝的滅亡。

王莽幼孤貧，受《禮經》，博學，可謂儒生出身。作為外戚，他跟儒生劉歆聯手，較之谷永與王鳳聯盟，王莽與劉歆的聯盟對劉家天下的打擊更為致命。劉歆幫王莽“典文章”，后為“國師”。他們進一步以讖緯神話造輿論，直接威脅并逐漸奪取了西漢王朝的皇位。

到王莽時，漢為堯后有傳國之運，庶民將為天子的預言已滿天飛，王莽又大造符命，天下歸于王氏已大勢所趨。平帝死后，王莽選了一個只有兩歲的宣帝玄孫劉嬰為皇帝。這時，有人浚井得白石，上圓下方，有丹書著石，上書“告安漢公莽為皇帝”。這一符命使人們都推王莽如周公行攝皇帝之事，王莽已實為皇帝。劉氏見王莽這般作為，知沒安好心，遂起兵討之，然劉家江山大勢已去，幾番兵變均告破產。

儒生競附王莽。有儒生名哀章者好為大言，作銅匱為兩檢，署其一曰“天帝行璽金匱圖”，一曰“赤帝行璽某傳予黃帝金策書。“某”為漢高祖，書意王莽為真天子，把王莽朝廷的班子都排好了。王莽遂稱帝，改正朔，易服色，上黃，定天下號為新（《漢書·王莽傳》）。西漢天下就在符命打擊下滅亡了。看起來好象是滅于新莽，實際上王莽是在儒生長期文化打擊下才抬起了這枚勝果的。西漢的儒生是革命者，是西漢王朝的主要掘墓人。王莽的上臺全靠了儒生幫忙。

哀章所上書頗有意思：他尊高祖為赤帝，王莽為黃帝。可是，漢武帝時已將漢之帝德改成了黃統，新朝還行黃統干什么呢？這時我們便明白了王莽等竭力否定武帝神靈系統的用心，只要把武帝的所作所為說成不合制度，那么王莽的黃統就有辦法解釋了。王莽和儒生們精心炮制出漢赤統、新黃統的理論，把古史與神話重新排比了一陣。與哀章的上書相應，劉歆的《世經》追本溯源，為王莽的上臺大造神學輿論。

《世經》采用五行相生學說，以為從太昊木德始，木生火，炎帝繼之，繼炎帝者為黃帝土德，繼黃帝者為少昊金德，繼少昊者為顓頊水德，這是一個輪轉。然后從帝嚳、唐帝、虞帝、伯禹、成湯再來一個輪轉。周武王再從木德始，秦不算，漢高祖繼周為火德。這樣，漢與新就是火生土，所以王莽行的是土德，是黃統，便是黃帝。（《漢書·律歷志》）

漢火新土固然重要，唐火虞土則更為關鍵，它是王莽簒權最根本的神話依據。當時傳漢為堯后，王莽則稱虞舜后，這樣一來，漢傳位予新便只是堯舜禪讓故事的重演。王莽說：“予之皇始祖考虞帝受禪于唐，漢氏初祖唐帝，世有傳國之象，予復親受金策于漢高皇帝之靈。”（《漢書·王莽傳》）。這里指的是哀章所上銅匱之書，其來路是有根有據的。王莽是以儒家的禪讓神話在為自己上臺自吹自擂。

《春秋》一書也為王莽奪權幫了忙。王莽說：“自孔子作《春秋》以為后王法，至于哀之十四而一代畢，協之于今，亦哀之十四也。赤世計盡，終不可強濟。皇天明威，黃德當興，隆顯大命，屬予以天下。今百姓咸言皇天革漢而立新，廢劉而興王。（《漢書王莽傳》）。這就是緯書所謂孔子《春秋》為漢立法，魯運至哀而盡，漢運也至哀而亡，新代漢實在是不得已而為之。《書》之禪讓，《春秋》之氣數，都恰到好處地配合著符命成為王莽得國的工具。儒家的神話在政治生活中第一次顯示出巨大威力。

客觀地說，王莽得天下在當時也是眾望所歸。其敗主要在于經濟措施不當。新莽不全是被農民起義摧垮的，其勁敵更多的應是劉氏舊族和其他豪族勢力。王莽靠赤帝傳策得國，起初也尊漢高祖廟為文祖廟，但不久便派武士去毀了高廟，并將其改為兵營(《漢書王莽傳》)。王莽此舉意欲破壞高廟神性，掃蕩劉氏的神靈保障。讖緯神話幫王莽得了天下，結果，反對派也以讖緯來對抗新莽，兩邊的幫手都是儒生，于是，儒者便自然成了兩種人要么倒漢，要么護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