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80年前的美國時間12月7日，從6艘日本主力航空母艦上起飛的300多架日本戰機在事前未履行宣戰手續的情況下偷襲了美國太平洋艦隊的主要駐泊地珍珠港，一舉擊沉和重傷太平洋的全部8艘戰列艦，以及3艘巡洋艦和3艘驅逐艦，僅有企業號等3艘航母因為沒有停在港中而僥幸逃脫。  ◎ 1941年11月26日，日本海軍秘密艦隊從日本出發，開始潛入北太平洋，秘密艦隊包括9艘驅逐艦、2艘戰艦、3艘巡洋艦、3艘潛水艇、7艘燃料船以及6艘載著400多架飛機的航空母艦。圖為日本艦載機飛行員在起飛前集結。 從這個時候開始，日本走上了國家毀滅的太平洋戰爭之路，共約有780萬到800萬日本軍民為了軍國主義的狂妄夢想而殉葬。 然而，這條戰爭之路并不是一開始就鋪好的。 僅僅在20年前的1921年，日本還作為東亞國際秩序的維護者，站在一戰戰勝國之列，很多人士都預測，隨著世界霸主英國的勢力逐漸消退，未來的太平洋是屬于日本和美國兩個明日帝國的，這將是一個雖然波折但大致和平的交接過程。 到《華盛頓條約》簽署20年后，日本和美國應該已經攜手接過了英國在東亞的霸主位置，成為“斗但不破”的一對伙伴。但后來歷史演進的路線，和當時人的預測完全不同。究竟是從何時開始，日本走向了軍國主義的不歸路呢？  ◎ 1922年華盛頓會議現場 現代歷史學家多半將最初的分歧追溯到1921年的華盛頓會議。今天我們知道，日本政府正是由于對華盛頓會議的結果有所不滿，才誕生了破壞現有國際秩序的念頭。 第一次世界大戰結束后，日本政府認為新的國際體系必將遵循19世紀下半葉多次戰爭的慣例，對各參戰國實行“論功行賞”。日本在戰爭中奪得的青島應該以條約的形式固定下來。 然而，美國的威爾遜總統認為，以他國領土“分酬有功”的殖民地戰爭模式正是將世界推向全面大戰的罪魁禍首，在華盛頓會議上，威爾遜力主建立一個多國合作和協商體系，將弱國和小國吸納進列強建立的國際體系中來，并以經濟合作來代替武力對抗，這就是在當時赫赫有名的華盛頓會議精神。  ◎ 托馬斯·伍德羅·威爾遜（1856年12月28日－1924年2月3日），出生于美國弗吉尼亞州，在佐治亞和南卡長大，蘇格蘭裔美國博士、文學家、政治家、美國第28任總統。 為了實踐華盛頓會議精神，美國等八個世界主要列強和中國一起簽署了《九國公約》，聲明尊重中國主權和領土完整，并在稍后敦促日本將在山東的所占領土交還中國。 當時有觀察家指出，《九國公約》不僅僅是中國的外交勝利，也是威爾遜多國協作體系的第一個成果，美國試圖利用這種多國協商的模式和新興社會主義國家蘇聯倡導的殖民地和落后國家民族革命模式相抗衡。 然而日本國內的反國際主義者卻認為，美國是在用日本在戰爭中獲得的利益做順水人情拉攏中國，為實現美國在亞洲的經濟優勢鋪路。他們認為，將日本捆綁在一個多國協商的國際體系里是沒有前途的。為了打破日本的外交困局，必須首先清洗政府中的溫和派。 1930年，政治激進派獲得了一個寶貴的打擊對手的機會。 此時，日本正遭遇到世界經濟危機的影響，全球性的需求下跌嚴重打擊了日本的出口。面對危機，日本政府選擇了犧牲底層民眾的利益來維持金融穩定。  ◎ 昭和3年（1928），日本人最后的快樂時光。第二年，世界性經濟危機爆發。 從經濟原理的角度，不能說日本政府的選擇完全沒有道理。然而，對于一個采取民主體制的政府，都不發錢的效果絕不等值于都發錢。由于日本緊縮銀根政策，日本國內失業劇增，窮人家的女兒被賣為娼妓，兒子近乎于逃荒的跑到中國東北尋求機會，民怨沸騰，指責權貴不顧人民死活的聲音不絕于耳。 從這個時候起，經濟自由主義在日本國內的名聲一落千丈。日本的知識分子迅速轉向極左與極右的兩個極端，極左派的宗旨是發動社會主義革命，推翻君主政權。而極右派的主張是破壞現有國際秩序，從對外擴張中尋找生路。后者更加提出，從明治時代引進的西方自由主義已經被證明不適合日本國情，唯有普魯士式的軍國主義才能夠適合日本自古以來的國家傳統。 極右翼的極端分子從1930年到1936年陸續刺殺了幾名堅持國際主義的政府高官，嚴重削弱了文官政治的影響力。與此同時，軍隊里決心打破遠東國際秩序的激進派們制造了九一八事變。  ◎ 日軍占領吉林東北軍軍械廠 九一八事變對日本的意義，與其說是用孤注一擲的軍事冒險搶占了中國的東北三省，不如說是極右翼的激進派軍官通過主動破壞以中國為核心的《九國公約》體系，撕裂日本也參與其中的華盛頓會議國際秩序，將全日本綁架上對外擴張和武力壟斷亞洲利益的戰車。 對于極右翼分子極為幸運，而對整個日本極為不幸的是，他們發動九一八事變的時機選擇的極為巧妙，導致這場賭局的結果最后完全有利于極右翼。九一八事變發生的時候，九國公約的各個締約國都忙于應付各自國內糟糕的經濟形勢，無暇對日本右翼分子的“皇國夢”實施果斷干預。 按照威爾遜總統的設想，華盛頓會議設立的國際秩序一旦遭遇挑戰，需要由新設立的國際協作組織----國際聯盟來負責應對，它應該組織一支多國聯軍趕赴熱點地區，確保當地的和平穩定。 但九一八事變暴露了多國協商原則的弱點：若非涉及自己的切身利益，各國對費力干涉地區沖突并不積極。深陷經濟危機的美英法等國并不愿意在此時和日本大動干戈。國際聯盟最后只能以一紙李頓調查團報告匆匆結束了自己在遠東那不成功的調停。  ◎ 由于日本外交官對李頓調查團報告結論的強烈不滿，一怒之下退出國聯，圖為李頓等人正在調查柳條湖鐵路的爆炸點 這個結果和華盛頓會議設想的國際秩序大不相同。正是因為西方各國在九一八事變上的消極態度，直接宣告了華盛頓以多國協商合作維持國際秩序理想的破產。 英美的退縮也讓日本國內堅持國際主義的政治精英威望大跌。右翼極端主義者向日本民眾證明，不需要追隨英美維持既有國際秩序，而是果斷采用軍事措施打敗對手，才是保衛日本利益的唯一出路。在那些英美利益圈之外的地方，只要日本動武，英美就會退讓。 這就是九一八事變導致日本舉國上下產生的最大誤判，也讓日本踏上了一條走向毀滅的道路。 有趣的是，如果我們放眼上世紀30年代的國際局勢就會發現，原先作為國際秩序維護者的日本在九一八事變后日益脫離自己的角色，開始向一戰的失敗者德國靠攏。而原先被排除在國際秩序之外的蘇聯，卻開始推廣新的外交政策----國際反法西斯統一戰線。  ◎ 圖為：九一八事變后，日本國內的女性在京都西本愿寺廟進行軍費資金募集，為了支持日軍的侵略行為，她們打出了“每人少吃一頓飯”的口號。 通過展示自己作為潛在的遏制德日軍事擴張的盟友的意愿，蘇聯和西方國家的關系迅速接近，陸續恢復了和英美各國的正常外交關系，進而被吸納進了現有國際體系。蘇日兩國對維護國際秩序的不同看法，就是兩國日后不同命運的重要原因。 即使是九一八事變后日本已經有意無意的傾向于破壞國際秩序，它也并不是沒有回頭的機會。甚至在1937年中日戰爭全面爆發的時候，日本政府仍然存在著和蔣介石政府講和的可能性。 但在戰爭開始后，日本的陸海軍對國內的政治和經濟有了更大的發言權，日本的文官派系則因為戰爭的需要全部“靠邊站”。在日本軍隊的直接干預下，走強硬軍國主義路線的近衛文麿內閣走向前臺。  ◎ 近衛內閣合影 近衛內閣的整體戰略完全是軍隊意志的體現：他希望能用武力迫使國民黨政府屈服，然后在短時間內完成全國總動員和對蘇聯的備戰。如果這個戰略得以貫徹，意味著日本必須破壞遠東的多國合作體系，以自己為中心建立一個自我循環的區域經濟系統。 這個決心是很不容易下的。 因為自從明治維新以來，西方國家就是日本的技術輸入源頭和原材料來源地，摒棄英美主導的世界體系，意味著要在經濟上和英美完全“脫離”。這個代價能否承受，近衛內閣毫無把握。但恰在此時，德國從傳統合作伙伴中國倒向日本，進一步刺激了日本政界的“脫離”傾向。 以白鳥敏夫為首的一批日本官僚堅決擁護日本與德國合作，他們認為日本與德國同屬民族優秀、政治強大，但是無原料、無市場、無糧食安全的“一無所有”的國家，現在到了“一無所有”的國家攜起手來，推翻現有國際秩序，實現“最大公正”的國際新秩序的時候。  ◎ 希特勒會見日本駐德公使大島浩 在日本相信自己的國家利益只有通過破壞現存秩序才能實現的同時。美國也在絞盡腦汁思考著如何維持華盛頓會議建立的戰后秩序。在羅斯福總統看來，實施侵略的德意日三國就像是戰爭的“傳染源”，急需隔離。 這背后的寓意就是當華盛頓會議確立的多國合作協商的國際安全體系如果不能穩定運行，勢必有越來越多的國家選擇回到一戰之前的排他性軍事同盟體系中。 美國當時的軍事力量不足以阻止這三個國家的戰爭野心。老歐洲也擔心再次陷入一戰那樣的無情廝殺。 西方國家的主流看法是，隨著經濟危機的逐漸消退，各主要國家的經濟都有所恢復。現在可以使用經濟手段來約束三個“搗亂分子”的擴張野心了。三個軍國主義國家既然聲稱“一無所有”，不妨可以在其承諾放棄軍國主義路線的條件下，讓三國加入全球市場經濟體系，對其開放市場、原材料和糧食供應。同時，趁著這些國家的封閉經濟圈尚未形成，使用經濟制裁的手段，迫使他們停止迫在眉睫的侵略行動。 由于德國在稍后不久即發動侵略波蘭的歐洲戰爭，和英法等國陷入全面交戰，這套升級版“綏靖”方案沒來及用在對德意外交上，而主要用來應付日本。  ◎ 圖為日本在珍珠港前各年份石油，基本上90%依賴進口。由于日本本土沒有勘明的石油資源，所以完全依賴美英對日貿易，僅1937年日本就從美國進口了多達550萬石油。而整個1932-1939年，日本的石油及石油產物有75%來自美國、銅90%來自美國、廢鋼70%來自美國、鉛45%來自美國。 ◎ 1941-1945年，美國的鋼鐵產量為3.87億噸，而同期日本的鋼鐵產量為3018萬噸，美國是日本的12倍。我們換個角度想這個問題，如果日本的鋼鐵夠生產100艘航空母艦，那么美國可以生產1200艘，在任何年份美國的鋼產量都足夠對抗整個軸心國。 從1938年起，美國的亞洲外交戰略就是一面盡力為中國和英國這些在對日第一線的國家提供直接軍事援助之外的其他支援，一面用經濟制裁的手段脅迫日本重返談判席。 從今天看起來，這套方案略顯幼稚，軍國主義國家奉行強硬外交路線的目的并僅僅是武力吞并別人獲取資源，軍國主義者們還通過加強社會管控、宣傳意識形態和實行戰爭經濟來打造集權國家，為執政聯盟的長久獨裁鋪路。 用經濟上的好處讓軍國主義者們放棄已經占領的土地，無異于動搖了軍國主義政權自身的合法性根基。而讓其永遠放棄軍事侵略的企圖，就是徹底顛覆社會管控、戰爭經濟等一整套獨裁體制，這是日本軍國主義者們絕對無法接受的。 陷入軍國主義迷思的日本，只可能接受一種和平條件，就是在英美讓出大量經濟利益的同時，暫時停止進一步的侵略計劃，趁機鞏固自己的侵略成果，為下一輪的武力擴張做準備。 但是，當時的日本人有充分理由相信，這種虛假的和平條約完全可以締結。他們的判斷是，當時的日本是美國在亞洲唯一有價值的貿易伙伴。 ◎ 1830-1940年間世界財富的相對份額，1910-1940年，美國財富占全球財富份額沒有低于47%，最高達到了62% 沒錯，日本海軍是美國海軍在太平洋上的最大對手，但是日本更加是美國的第三大貿易伙伴國。日本的絲綢暢銷美國，而日本極度依賴美國的石油、鋼鐵和機械產品。1923年東京地震之后，美國為日本的重建提供了大量美元信貸。東京的軍國主義者對此耿耿于懷，甚至喊出了“華爾街一打噴嚏，東京就要感冒”的口號。 相比起來，到30年代中期，美國在中國的投資僅占全部外國投資的6%，英國和日本則分別占35%。美國在民國的全部投資不過二億多美元，而到開戰之前，美國對日本的年度出口額就已經達到3.5億美元。 日本咄咄逼人的軍事準備和工業建設，對國際秩序構成了嚴重挑戰，對美國的工業財團可是好事一樁。日本的工業基礎嚴重依賴美國，中日開戰之后，機床、光學設備、石油、鋼種、工業設備的訂單滾滾而來，成為美國工業集團渡過經濟危機的重要財源。美國政府會為了一個虛弱的天朝放棄日本這樣有重要價值的貿易伙伴嗎？ 更何況在美國國內不但有著強大的孤立主義情緒，更有不可小覷的親日力量。 不單單是華爾街，許多學術界和新聞界的著名人物都在為美日和平而大聲吶喊。 日本注意到美國國內除了國務卿科爾德·赫爾這樣的死硬派角色外，還有詹姆斯·沃爾什神父這樣私下為美日友好奔走的親日名人。日本帝國相信，美國互相矛盾的對日態度，正是“自私自利的個人主義”導致美國外交軟弱的最好證明。他們不妨大膽行動，用冗長的外交談判拖住美國的手腳，同時盡快用猛攻迫使蔣介石政府求和。 但日本人失算了，美國手中的經濟絞索一旦開始勒緊，對日本的打擊就是致命的。 ◎ 根據《美國戰略轟炸統計》，開戰后日本高辛烷值航空汽油絕大部分來自荷蘭屬東印度群島，不過，隨著美國海軍潛艇開始獵殺日本郵輪，以及美軍重新奪回菲律賓，日本在南洋的石油供應斷絕，日軍面臨的狀況每日愈下。根據戰后的分析顯示，1945年開始轟炸日本本土煉油廠其實效果不大。當時因為潛艇和布雷的封鎖，日本的煉油廠大部分已經“無油可煉”。液化煤產的油品質遠不如南洋，所以，日本本土提煉出來的航空汽油極為有限。沒有高辛烷值航空汽油的后果，不僅很難攔截B-29轟炸機，而且極大影響了日軍飛行員訓練水平。 1941年7月26日，美國宣布了凍結日本在美資金，以及對日石油配額許可證制度。到這時，美國仍然留有一絲余地，并非全面禁止對日石油出口，而是針對性的限制了高辛烷值石油的出口。 這部分石油的主要用戶正是日本海軍，限制高辛烷值石油出口，將使日本海軍的燃料在一年之內消耗殆盡。日本面臨著要么全面屈服現有國際秩序，要么奮起一搏打破英美霸權的最終選擇。 日本人最終選擇了代號“Z作戰計劃”的行動方案，即對珍珠港的美國太平洋艦隊發動不宣戰的大規模空襲。 在那一刻，東京的軍國主義者真誠的相信，那是給數億亞洲人民帶來“東亞新秩序”的第一步。而為珍珠港大捷歡呼雀躍的日本人民，他們中的800萬將注定成為日本破壞現有國際體系、建設新秩序的那個“代價”。 （END）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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