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國人類學家克勞德·列維-斯特勞斯(1908-2009)修正了索緒爾的方法,將其運用到自己的人類學研究當中。列維-斯特勞斯的興趣在于尋找非工業社會以及人類共同體的神話中包含的普遍的基本思想結構。列維-斯特勞斯的結構主義方法的典型特征體現在《野性的思維》(The Savage Mind,1962;英譯本,1966)等書中,它探索了能夠說明甚至是所謂原始文化的社會復雜性的一系列規則和“規律”。文化(以及文學作品)可以被看做符號的系統,我們通過與系統自身內部符合與符號的特定關系找到它的意義。這意味著單獨的個體是基本的、非人格的系統規則的一個組成部分。 雅克·德里達 從廣告標語到動物之間的交流,對不同類型的符號系統進行的分析現在都被稱為符號學;幾乎所有的結構主義方法論都可歸入這門“符號的學科”。但是這樣一門學科真的可能嗎?也就是說,語言或者文化系統中的意義真的如此穩定,足以為那些系統中的文本或者儀式提供一種確定的解釋嗎?在20世紀60年代末,法國的哲學家和文學理論家雅克·德里達(1930-2004)回答說“不”。他認為這樣穩定的意義并不可能存在,一個文本也不可能存在確定的意義。實際上“確定的意義”這樣一個概念暗示著某些關于文本、語言的未經過證實(和不可證實)的前提。 德里達的解構主義方法就是明白地列出那些和語言有關的前提,去“質詢”文可能存在的多重意義,通過這樣一個過程展示出了他所謂的能指的自由游戲。德里達在這里的意思是,作者對詞語只擁有暫時的“特權”;“享有特權”變成了能指的嬉戲的媒介 —— 延異(différence)—— 而不是一個固定的語言體系(在德里達眼中,它根本不存在)的背景。它承接了赫拉克利特“人不能兩次踏入同一條河流”這一傳統的余緒;只是它現在的意思是“人不能兩次踏進同樣的語言”。因為意義只有作為經驗才會發生,我們的經驗不斷地推翻(“重寫”),甚至抹去字典對詞語中的定義,而定義本身也在流變之中。一本出版的辭典常常帶給我們這樣的錯誤印象:語言有穩定的意義,然而那些意義卻在不斷地“嬉戲”和變化。使用一個詞語不僅會超越辭典的定義,也會“抹去”那些在我們意識之外活動著的各種力量。康德對自在之物的指述是再好不過的了。那么從結構主義的角度看來,不存在什么可以確定語言中的意義的超語言關系。 德里達的評論讓人想起了索緒爾的“差異”的系統,但是德里達把索緒爾的觀察推向了邏輯的極限:因為所有的人類能夠理解的事物都要通過他們的語言系統來實現理解,它們就不可避免地成了“文本”。因此,那就是說,只有通過探索能指的不斷游戲的才能找到超驗的理念的意義,因為柏拉圖被人一遍又一遍地加以闡釋。無法找到終極的意義 —— 柏拉圖到底說了什么,到底什么是理念 —— 因為如果人類所有的理解都要通過文本性來實現,那么也就找不到什么終極的意義。 德里達對結構主義語言學和結構主義人類學的批判只代表了他的一部分思想。他對哲學最深入的思考是和形而上學有關的。他的思想深受黑格爾、胡塞爾和海德格爾影響。他用他的解構主義方法有力地攻擊了胡塞爾的超驗唯心主義。 德里達一開始在形而上學被簡化成本體論神學(onto-theology) —— 這一形而上學認為所有存在都衍生于神圣的邏各斯 —— 這點上同意海德格爾的觀點,由此開始他的批判。本體論神學這個術語是海德格爾用來形容形而上學自柏拉圖以來的發展的。形而上學漸漸地將存在簡化成了存在者、最高和第一存在或者上帝。自尼采宣稱“上帝死了”以來,近代形而上學試圖在人類主體和邏輯中尋找絕對確定的結構。對于海德格爾來說,這意味著形而上學到了終點,因為它完全遺忘了存在,而無效的邏輯和人類的傲慢卻取而代之。德里達看到了這點,形而上學被人為地還原成假定先驗的、絕對確定的邏輯。你或許會回憶起先驗這個詞,它是伊曼努爾·康德的觀念:意識將感覺材料組織為時空中的客體,它們以因果關系及其他原則為媒介彼此關聯。胡塞爾試圖將人類的知識植根于邏輯的超驗科學或者意識的普遍現象學。德里達將這一發展過程詳細描述為邏各斯中心主義的過程,這個術語也適用于海德格爾的思想。邏各斯中心主義的世界觀建立在對完全的存在或在場這一源始狀態的懷舊上,這一狀態現今已經失落。人們認為存在者從神圣的邏各斯上,從類似赫拉克利特在公元前6世紀首先提出的邏各斯概念,衍生出了它們的結構和意義。邏各斯在古希臘有許多意義,比如道、言語、思想、理性,但是對于赫拉克利特以及其后的思想家來說,他是宇宙中秩序、必然和理性的原則和來源。邏各斯中心主義的建立在對穩定、有等級的必然世界的偏好上。這種世界的必然性和超驗性只對于能夠超驗地思考的少數人存在。德里達用解構主義方法揭示了邏各斯中心主義思想的基礎中沒有根據的前提以及人為的對立。 思維和語言永遠不能成為絕對確定、超驗概念的封閉系統,即使它們暫時地受限,它們的結尾應該敞開。它們必須以某種方式處理事物的獨特性 —— 它們的可變性、不確定和不完整。解構主義的主張要謙遜得多,但是它們卻能以更加積極的方式影響現實。德里達的哲學是對形而上學、人類學和語言學領域的理性抗辯。他將他的做法延伸到了哲學、倫理和心理學領域。在某種程度上,他是20世紀的蘇格拉底,使我們不得不承認,絕對知識的大部分主張都是充滿矛盾和站不住腳的。 吉爾·德勒茲
因此,德勒茲認為哲學的方法 —— 哲學研究事物的方式 —— 應該改變。德勒茲用了樹狀模型來批判傳統哲學。他經常說,哲學家總是把研究的對象當做樹一樣的東西。這是怎么回事?哲學家常常假設他們思考的對象總是清楚的、明確的和有序的。然而,德勒茲說這只是理想化的觀點,它忽略了事物的本來面目。這樣研究事物的方式不能正確地考慮事物中的多樣性。為了改變這種方法,德勒茲提出了以“塊莖”來代替樹狀模型。塊莖是水平而不是垂直生長的。塊莖會四處伸展、生長,覆蓋所有接觸的事物,并且和其他塊莖糾結在一起。請想一下草地,還有四處爬滿的常春藤。如果哲學家如塊莖一樣來看待事物,那么他們會對事物產生完全不同的眼光。 我們可以拿語言作為例子。德勒茲的塊莖方法指出英語實際上只是多樣的方言,所謂“正確的英語”只是一種方言 —— 更大的塊莖的一小部分。這樣的語言研究方法能夠說明德勒茲主要的哲學思想,德勒茲把他的方法運用到了文學、政治、電影、精神分析甚至藝術。他的作品被各個領域的學者付諸應用,如建筑學、城市研究、人類學、地理學、音樂學、性別研究,等等。 阿蘭·巴迪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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