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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文章能夠引發思考，有時候爛文章也能引發思考。 前日有學者群里轉了一文《曹德旺：科技不是第一生產力，信仰和自由才是》，雖然文章明顯并非出自曹德旺之手，有拼湊嫌疑，但它引發我關于“生產力”和“生產關系”的思考。 作者想表達信仰和自由的重要性，但結論過于輕率了。信仰和自由既不屬于生產力要素，也不屬于生產關系范疇，而屬于上層建筑，它影響著由生產力和生產關系組成的經濟基礎，也被它反作用。
小平同志1988年提出“科技是第一生產力”，不僅對國家、社會適用，也對企業適用。 組成生產力系統的要素，包括勞動者、勞動資料、勞動對象。除了科技，人才、土地、生產工具、原材料、以及信息、數據，都是生產力要素。 生產關系包括所有制形式、勞動者在生產中的地位和相互關系、產品分配方式三項內容。我們這些年常常討論的民營企業的活力、合伙人機制、賦能、“給火車頭加滿油”、“讓火車節節有動力”等等，都是在生產關系上的進步，讓組織更加有活力。 科學技術上的發明創造，會引起勞動工具、資料、產品服務和勞動者素質的深刻變革和巨大進步。科學技術既能夠滲透在生產力各要素中，應用于生產的全過程，提高生產力水平，也能為勞動者所掌握，可極大地提高勞動生產率。科學技術還能應用于生產的組織管理，大幅度提高管理效率。從這個意義上說，科學技術是先進生產力的集中體現和重要標志，就是第一生產力。 縱覽歷史，100多年前電氣技術、汽車技術興起時，愛迪生創辦GE、福特創辦Ford，如今的IT和移動互聯技術、新能源技術興起時，Google、Facebook、Tesla、BAT和美團滴滴等創辦。無論過去、現在，還是未來，每一輪的新科技產生都會推動新興企業雨后春筍般出現，這就是對“科技是第一生產力”的最好詮釋。同時，這些企業無一例外，注重管理，尋找到適合自己企業和領域的管理方式（生產關系），與生產力相互促進， 華為，曾經在1998年訪問GE，在GE面前就是一個“丑小鴨”，既無技術，也無資金人才，但不斷學習提升現代化管理水平（屬于企業的生產關系），歷經30年卻實現逆襲，發展成為世界級的技術驅動型公司。 字節跳動，不僅通過數字化技術，以新的生產力帶來行業的劇變；也通過“飛書”，讓組織溝通和管理、執行更加便捷高效，進而凝聚了生態系的眾多企業，對生產力也必將起到催化和促進作用。 “生產力決定生產關系，生產關系反過來也影響生產力”，這句話放在企業層面依然適用。生產力和生產關系是企業發展的“雙螺旋”，相輔相成，缺一不可。任何一條“鏈”發育不良，企業無法健康成長。
經營企業的過程，就是不斷發展生產力和生產關系的過程。 當數據成為變成了企業的新的生產要素和生產力，就呼喚與之相適配的生產關系了。因此，企業數字化轉型是一種由內而外的自我變革，變革的本質是更新生產力和生產關系。 數字化打破了原來的信息隔離和壟斷，使得人和人之間、部門和部門之間的變得更透明、通暢，推動組織變得更加扁平，有利于減少“公司政治”，產生了包括阿米巴、自組織、共創共享的合伙制等新的生產關系。 透明扁平的組織，又給新的生產力的醞釀發展提供了肥沃的土壤，也更容易形成更有凝聚力的組織信仰，包括使命、愿景、價值觀、文化。
任何一個有生命力的組織，既需要經濟基礎，也需要上層建筑。 近40年，無疑科技、管理已經得到了企業的重視。企業作為經濟體，經濟基礎固然重要，然而，絕大部分企業都忽視了企業的上層建筑，包括使命、愿景、價值觀和文化，簡言之就是組織信仰和“意識形態”。 組織沒有“魂”，怎么可能走得遠呢？正反例證都俯拾皆是。 看看宣布拆分的GE、被打壓卻越挫越強的華為、經歷跌宕起伏的阿里，以及正處風口浪尖上的聯想，就能明白科技（生產力）和管理（生產關系）、經營狀況（經濟基礎）和組織文化和信仰（上層建筑）的相互作用。 通用（GE），產業覆蓋航天、能源、醫療，我們不能說它缺乏技術，但是缺少了強有力的組織信仰，僅僅是追求財務成長，必然淪落到今天的地步。 華為，如果沒有當初“三分天下，華為得其一”的癡人說夢般的愿景驅動，以及“削足適履”般的學習西方先進管理，恐怕即便錯過了摩托羅拉的收購，也會將自己賣給另一個世界500強？ 阿里，起初并無什么技術，但靠著“讓天下沒有難做的生意”的組織信仰以及“三板斧”、“政委文化”等能力和文化建設，短短22年，在數據科學、云計算上的投入，讓生產關系促進生產力的發展，經濟基礎（經營狀況）和上層建筑（組織信仰和文化）相互促進，企業取得如今的地位。 奈飛（Netflix），從租售錄像帶，到今天的數字新媒體，幾次精準把握新技術的發展趨勢，成為世界領先的企業。但誰又敢說《奈飛文化手冊》所強調的愿景、文化、價值觀，以及先進的管理方式，對它的發展不是至關重要呢？ 聯想，既缺乏在技術的長期投入，也沒看到像華為、阿里那樣強烈的組織信仰和使命愿景，遭遇今天的境況，并不意外。
2002年，吳敬璉先生在《發展中國高新技術產業制度重于技術》（中國發展出版社，2002年5月）一書中指出： 一個國家，一個地區高新技術產業發展的快慢，不是決定于政府給了多少錢，調了多少人，研制出多少技術，而是決定于是否有一套有利于創新活動開展和人的潛能充分發揮的制度安排、社會環境和文化氛圍。 在中國改革創新進程中，制度創新和文化因素發揮的作用特別重要。因為我國原來是計劃經濟制度，抑制了創業人員的主動性、積極性，要把這個制度改成一個能夠充分發揮創業者的積極性、創造性的制度，這個任務非常艱巨，由誰來做呢？政府責無旁貸。好的制度建立了，人才、技術、資金等就比較容易具備了。 有人會問：那技術與制度，究竟孰重孰輕？小平同志和吳敬璉先生的話看似矛盾，其實都沒錯，因為吳老的話有個歷史背景。不從哲學層面思考這個問題，很容易放大吳敬璉先生這句話的適用范圍，誤以為“制度重于技術”在任何背景下都正確。 生產力和生產關系是相互制約、相互促進的矛盾統一體。馬克思在《哲學的貧困》中指出: “ 手推磨產生的是封建主為首的社會，蒸汽磨產生的是工業資本家為首的社會”。英國資本主義萌芽時期，由于先進的雇傭關系，引發了科技的進步，讓英國率先進入了蒸汽時代和電氣時代。 最后，還是回到企業層面。 人才、生產資料、生產工具、信息數據，都屬于生產力要素； 所有制、公司治理、人才的地位和相互關系、分配方式，都屬于生產關系范疇。 二者像一對雙螺旋，既能匹配、互補，又能分離、復制，企業才能持續健康成長。 企業，作為經濟體的重要組成，首先得活下去。經濟基礎一旦不能支撐，夢想再大，也是海市蜃樓。樂視，算是個例子。 如果組織僅追求經濟基礎，缺乏上層建筑，只顧經營賺錢，缺乏信仰和文化，就如同只有肉體、沒有靈魂的人。這樣的組織，像個沒有“靈魂”的賺錢機器，雖然也有其價值，但如果我們將組織視為生命體，它只能算是進化樹上的一種“低等動物”。?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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